广州的春色满园（柔韧中生猛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1927年5月1日，身在广州的鲁迅这样记录南国温度。他写南国栀子：“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

“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地”，对栀子如是，对鲁迅亦然——远离芜杂混乱的北京、辗转厦门后，于1927年1月18日下午抵达珠江边天字码头，展开比厦门生活略长——也不过8个多月的广州生活。时在腊月十五，不知他有没有见过今时羊城冬季随处可见、硕果累累的金桔树，在北方人的眼中，竟形似一对一对的大菠萝。

东湖春晓，五孔桥旁木棉花盛放。 （视觉中国/图）

大后方

起初打算“很想休息休息”、怀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弄几文钱，以助家用”目的来到广州的鲁迅，以首届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和文学系教授的身份，住进地处中山大学核心地带的明黄色大钟楼二楼的一间房，权作宿舍。这始建于1906年、原为两广师范学堂主楼的明黄钟楼，在蓝天艳阳下甚是耀眼，被细叶榕、木棉、银桦、罗伞、龙眼所围绕，满眼苍翠蓊郁。

老树见证过“在钟楼上”忙于教务和写作的鲁迅，见证过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于此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更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入学考试地，见证过从1200名考生中遴选的350名青年、组成“将星云集”的黄埔一期的起点。

也就在国民党一大期间，1月24日，孙中山命名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8日选定珠江中山丘起伏、树木丛生的长洲岛上原广东陆军学堂和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上建立军校，因此地“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这里扼守从水路进入广州的要地，历来为军事要塞。已近百年，奔流不息的珠江仍记录了这所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中壮大发展、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复杂环境和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长期办学的军事名校，百年前所经历的“铁血大旗、烽火狼烟”的时代。

军校校本部是如今游人参观的主要目的地，作为1924年6月16日正式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的主要学习生活之所。“日”字形二层砖木结构的校本部，东西两边各有四栋房子，其间以走廊相连，骑马可从楼下穿堂而过，俗称“走马楼”。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大钟楼并未曾留下几许痕迹的蒋介石，却是这里的“常客”或曰“主人”——走马楼二楼西向的一个角楼，即是校长办公室，木门木地板，织花地毯与风琴形办公桌颇具美感。

黄埔军校校长室 （张亚萌/图）

1924年5月被任命为校长后的他励精图治，日理万机，如黄仁宇言，“举凡军服军帽之设计、教官之选用、教程之内容，以及校舍内之经理卫生等，无不有他亲身切眼的参与决定”，清晨起床号一响就开始巡视全校出操及上课，晚上依例察看学生寝室，狠抓军纪。蒋介石任校长——不论是起初的“廖蒋配”还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后的“汪蒋配”，都是他政治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契机：珠江畔的黄埔长洲岛，成为了他的跳板，进而使他攀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

校长会客厅有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为于右任所赠。长洲岛上亦有1928年修建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烈士墓园；1929年为北伐阵亡军校生而建立的北伐纪念碑——1926年5月，国民革命先遣队自广东、广西出师北伐，已毕业的前4期军校学生全部编入北伐军各种部队，参加中、东路北伐。至1930年，军校的约1.2万名毕业生，成为革命生力军，在平定商团、统一广东、北伐诸役中声名远播，一如“登高立马”联语，展现了黄埔师生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抱负。

自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的10年间，广州成为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中心：国民党中央、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均设在广州，中共中央也曾在1923年5月至9月设在东山新河浦边上的春园。广州各项革命运动节节高涨，文化孕育革命，革命激扬文化，人才遂纷至沓来——1927年，以作家、教授、“名士”和一个虚岁47岁男人的身份来到广州的鲁迅，面对的是“人才引进”即将陷入低潮的局面：革命势力早已迅速由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已停止办公，分批前往武汉。以广州为中心的大珠三角地区，曾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三次剧烈政治地震的“震源”，而今已成为革命的“大后方”。

“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然而，4月8日，他还是“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应邀赴黄埔军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这是他唯一一次造访军校。彼时国民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距蒋介石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仅有4天，广州版“城头变幻大王旗”也已迫在眉睫——历史已经走进了一个极为敏感和躁动不安的时段。

国民党一大会址大暨鲁迅纪念馆大门 （张亚萌/图）

品杨桃

如今的明黄色大钟楼，是国民党一大会址与广州鲁迅纪念馆，钟楼在艳阳下颇具南方风情，楼内诸多展览、遗迹与复原展示，氛围亦整洁明快，让人绝难联想鲁迅居于其上时的倍觉困扰：“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的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到了清晨，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大抵是他所听不懂的粤语歌罢。

让鲁迅“敏感”和“躁动不安”的绝非仅有老鼠、工友、爱情与水土带来的生理焦虑。“在革命时期，一个地位稍高的人，整天忙的不外乎三件事：开会、演说、作文。”

尽管吐槽自己“奉旨革命”，8月余的广州生活，却是终生辛劳的鲁迅少有的休息与精神上的解脱时期。1月31日农历腊月廿八，他同许广平及孙伏园同游花市，想来也能见到今日北京路步行街上绿树与红灯笼相映成趣的热闹景致；2月4日又同孙伏园、许广平、学生廖立峨游毓秀山（越秀山），“午后从高处跃下伤足，坐车归”，简单的文字叙述中亦可见其高昂兴致。当时从越秀山下望，即可见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落成的“百粤冠祠”陈家祠，由19座单体建筑组成，庭院穿插，装饰极尽繁复——其上装饰人物、神兽、奇珍，亦多有南国佳果，还有鲁迅最爱吃的杨桃。“滑而脆，酸而甜”的杨桃，被他广而告之，“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1927年他于“食在广州”上的成绩，绝不止杨桃。1月26日，鲁迅就写信给韦素园，说广州“饮食倒极便当”。从百年前至今，“楼层高耸、地方通爽、座位舒适”的广州茶楼，迷倒众生，亦让人生颠沛的赵兽在1969年还在油画《饮早茶》中画下它“水滚茶香”的“现代派风貌”。广州饮食迷倒的亦有鲁迅——1927年4月前，他就去过荟芳园、北园、别有春、陆园、妙奇香、国民饭店、大观饭店、福来居、东方饭店、陶陶居、晋华斋、新北园等多家饭店茶楼，《国民新闻》报副主编梁式回忆，凡遇精美点心，鲁迅“样样都要试一下”；又曾去安乐园吃雪糕、去美利权吃冰酪……真正不亦乐乎。

赵兽创作于1969年的油画《饮早茶》 （张亚萌供图/图）

在广州期间，穿土布衣、塑胶鞋的鲁迅曾去高第街观七夕供物，游赏海珠公园、中央公园、上下九，去永汉电影院看电影《十诫》，在广州最早的西人租借地沙面欣赏过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群上落下的光与影；他去过长堤大马路，这里的广州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高楼城外大新公司，如今的南方大厦，亦是珠江边的标志建筑之一——今日自然不能和小蛮腰相提并论了。

彼时的赵兽，还是个叫赵伟雄的15岁广东少年，刚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自然无缘结识鲁迅。但那时的鲁迅已是众多文艺青年的偶像；3月1日，他在中大开学典礼上说：“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教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它们开火！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中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它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在他的鼓励和倡导下，李桦、陈烟桥、黄新波、赖少其、唐英伟等美术青年迅速成长；“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他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当时未及弱冠之年的欧阳山日后回忆。

名望既高，事务就多。“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身兼多职的鲁迅忙得不可开交，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我是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了”。

钟楼上的鲁迅居所里，两条木凳搁着两块木板搭成一张床，以竹竿撑起一顶麻布蚊帐，用一个藤书架和几个箱子装书，灰蓝色窗帘前放一张书桌，仿若能看见当年他在这里伏案写作《铸剑》时的情景。可是，原名《眉间尺》的《铸剑》虽然于广州完稿，但在厦门时期的构思和准备却功不可没——他在此地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多作见缝插针、灵活机动的杂文，是应付时局的无奈，亦可反映鲁迅在此时此地的精神焦虑。

创作方面的青黄不接，源于从“名士”被迫成为“战士”的革命者身份、主任与教授的忙碌导致的分身乏术：“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文章久不作了，连《莽原》的稿子也没有寄，想到就很焦急。但住在校内是不行的，从早十点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见客，或者可以看点书及作文。”

鲁迅纪念馆内，国民党一大复原场景 （张亚萌/图）

1927年3月29日，鲁迅、许广平、许寿裳三人移居珠江东堤上的白云楼。这是一幢建于1924年的三层旧式洋楼，三人合居三房一厅，许寿裳忆此地“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在这里，鲁迅写下名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至今还是网红梗。

看绿叶

鲁迅和广州政治的“革命蜜月”，未及三个月就破灭了。南方亦成“杀伐之地”——在他于黄埔军校演讲一周后，“四一五”事变发生，广州开始“清党”，一大批中大师生被捕。当天午后，他顶着风雨从白云楼赶到中大会议室，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各系科主任和部分教授出席的紧急会议。多种努力无效，“既悲且愤，复又感到落寞，这一段时间精神上是很为痛苦的”，加之他颇嫌恶的顾颉刚来到中大，使他愤而于4月21日宣布辞职，4月29日正式退还中大聘书，自此之后，彻底弃绝教职。

鲁迅纪念馆内，中山大学紧急会议室复原场景 （张亚萌/图）

早在1925年3月，鲁迅即写信给许广平：“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而初抵广州，在中大学生欢迎会上，鲁迅一方面批评“广东是旧的”，鼓动青年“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另一方面又表示并非一个斗争者，“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北方“思想界的权威”变成南方“革命的战士”的过程中，鲁迅既想革命又想独立、既想为人又想为己的“两种矛盾思想”萦绕纠缠。他“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来鼓动革命，在这期间，中大的教务、社会的关注、各方的利用与打压、青年的期待……诸多压力焦灼最终化为一句在“‘革命策源地’来做洋八股”。特别是“清党”之后的广州，“虽然沉默的都市，而时有侦查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最终让他选择不再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不再公开演讲撰文，而是回归最擅长的文艺创作，“看看绿叶，编编旧稿”——人们总在他4月26日写下的《野草·题辞》中寻求地火、乔木与野草所代表的深意，而其实他在广州编好的《而已集》的《题辞》，更是广州生活的直白小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在黄埔军校演讲时他即如是言。他曾感受到广州文艺状况之落寞，可读之书甚少；未几，他与孙伏园在芳草街44号二楼开办“北新书屋”，累计自掏腰包60元付房租；书屋3月25日至8月15日营业，关张大吉前结算，还要他补上约80元的亏空。

鲁迅所面对的广州文艺，主要伴随革命运动而出现，与广州特有的“生猛”一样，其时其地的革命文化也够“生猛”；但唯其“生猛”，鲜活之外，也就有不够厚实、深沉的一面，一如鲁迅所言及的，“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

沙面小洋楼 （张亚萌/图）

饮早茶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1927年9月，鲁迅在编好《唐宋传奇集》后这样写。9月27日下午，抱着幻梦而来的他，与许广平一起乘“山东号”离开广州，“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走去环境更为复杂的上海。

言“广州文艺落寞”，鲁迅确有些言过其实。上世纪初，美南浸信会广州分会在东山置地，建教堂、医院、慈善机构；民国年间，军政要人的别墅在此鳞次栉比，这里遂被目为权贵之地，“有权有势住东山”，知识分子云集，文化氛围浓厚。

在中大曾和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的傅斯年，请了他的同窗顾颉刚任教，并与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共同筹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尽管这两朵学术界“奇葩”只共事七个月就因性格冲突和学术分歧而交恶，矛盾更在日后年月中螺旋式深化，但1928年10月22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今恤孤院路12号）“柏园”正式成立的史语所，仍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举世瞩目的殷墟发掘筹划于此，开中国独立进行科学田野考古发掘之先河。如今修缮后的柏园，集回顾性展览与书吧于一体，三层清水红墙建筑上，西式柱廊与伊斯兰风格的拱券门廊相映成趣，光影迷人，当年的人事争端已经绝迹，成为学术史的茶余谈资。

午后光影中的柏园二层阳台 （张亚萌/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东山租得一房，其最上层风景甚佳，如在苑中。前临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云山，四周皆园林田野。”如今自是看不到傅斯年写给胡适信中所描绘的风景了，但东山仍如百年前模样，午后的光影中，大小网红在署前路、寺贝通津、龟岗马路、庙前街疯狂拍照，似乎无人在意史语所次年即从柏园迁至北平，又至上海、南京、长沙、昆明、四川南溪县李庄、南京，1948年12月东迁台北的岁月。

黄埔军校亦走过颠沛历程，1930年迁往南京，后四迁校址，八易校名。1938年长洲岛遭日军轰炸，军校原址被夷为平地，只有由谭延闿所书“陆军军官学校”正门牌匾保留至今。1965年由解放军南海舰队重新修建的大门非常朴实，没有任何华丽装饰，与门后生机勃发的古樟，一起在诉说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军校有古樟，国民党一大会址及广州鲁迅纪念馆引以为傲的，则是细叶榕与木棉，晴风吹绿树，更向后来人细语曾到清代广东贡院赶考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庄有恭、林召棠，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和那些出现在国民党一大会场上的群英。

广州的确不乏古树参天的所在，乾亨三年（919年）五代南汉开国皇帝刘龑下令开凿的园林药洲，置名石九座，宋时是士大夫泛舟觞咏胜地，如今在古树掩映下更成为一个微型园林，偏安北京路一隅，绝少步行街上店面云集的嘈杂吵闹——北京路步行街亦沉淀了历代大量考古成果，人们可以通过透明玻璃罩观赏考古发掘的历代道路遗迹，又能在晚间拐至簇新的大佛寺，看点灯后毗卢殿如同《千与千寻》中的汤屋。在这个场景下，当下、过去、未来浓缩在一条并不太长的步行街上，如同法国城市地理学家潘什梅尔（Philippe Pinchemel）所说，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一个灵魂。

中山纪念堂的早春，诠释了鲁迅笔下“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视觉中国/图）

鲁迅尝言：“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投身革命更反观革命、享受生活的同时更沉思人间——诸多人眼中的广州，都是一个文化的矛盾体，不仅有柔韧的一面，亦有生猛的一面；一如广州不仅有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岭南郡始的诸多历史遗迹，还有扑面而来的丰富美食——冬夜凌晨两点半，海珠广场附近还跑着送外卖的电驴。

食在广州，一盅两件里满溢着优哉游哉。似乎每家茶楼都充斥着让鲁迅印象深刻的吵闹，这不禁又让人联想起那位画《饮早茶》、因热爱马蒂斯而改名的赵兽，慢慢成为被遗忘在艺术史角落里暗自发光的西画前辈，一如每一家喧闹的茶楼端上来的虾饺里，都有的那一点芹菜碎的清香。

张亚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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