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师的故事（学术斗士任中敏先生）

看着任先生的遗迹，仿佛遥望先生远逝的身影，一幅画面浮出:个头不高，深度镜片，中装，呢帽，挥拳呼喊，“扬州人不是豆腐”“要抬得起头，过得了江”，声如洪钟。图为任中敏(1897-1991)，著名词曲学家、戏曲理论家、敦煌学家。原名讷，曾用笔名二北、半塘。江苏省扬州市人。 （作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

任先生说过：“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勇于争鸣，敢于战斗。

董理庋藏，得任中敏先生书信一通，其内容大致痛斥所居环境，而附言数句，诚挚动人。附言形式亦特别，粘八分邮票于纸上，希望对方寄回所需资料，并以钢笔书写附言云：“我脑贫血已十分严重！惟望最后一稿《敦煌歌辞总编》明春可以出版，过此便无留恋，可以撒手去矣！”任先生时年89岁。89岁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学术事业，学术是生命，学术结束，生命方可结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看着先生的遗迹，仿佛遥望任先生远逝的身影，一幅画面浮出：个头不高，深度镜片，中装，呢帽，挥拳呼喊，“扬州人不是豆腐”“要抬得起头，过得了江”，声如洪钟。“过江”在旧式扬州学者那里有特殊意义，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能有建树，过长江，到南京的人，非等闲之辈。卞孝萱先生曾对我说，学问不能妄自尊大，有些人是过不了江的，并勉励我要做过江学者、传世学问。

任中敏先生性格刚烈、倔强，俨然一位“斗士”。朱自清概括其为“憨”，他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曾介绍这位同乡同学：“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

披荆斩棘：从“二北”到“半塘”

先生名讷，字中敏，以字行，扬州人。1918年，22岁的任中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遇词曲大师吴梅。吴梅被誉为“曲学之明辨章得失，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领后来先路”的一代宗师，也是把通俗文学引入大学讲堂的第一人。吴梅对任中敏分外赏识，任先生亦专意于词曲，后遂寓居苏州吴梅家，历时两年，尽读奢摩他室词曲珍本。这是任中敏学术生涯的积累和起步期，由此，他开始了九十五年岁月中的第一个学术阶段：建立“任氏散曲学”。厚积而发，1923年到1930年前后，任先生迎来了学术上的首个丰收期。

凤凰出版社新出“任中敏文集”之《唐声诗》

1924年，以奢摩他室录得的大量资料，并学习心得，整理成《读曲概录》。1925年，编出第一部见于出版的元曲选本《荡气回肠曲》，署名王悠然（即夫人王志渊笔名）；编辑《元名家散曲六种》《元曲三百首》。1930年，编著《新曲苑》三十四种。1931年，编著《散曲丛刊》十五种，正式提出“散曲学”的概念。《散曲丛刊》与《新曲苑》广搜前人曲学研究资料，资料整理与理论创建并行，被誉为近代散曲学奠基之作。又著《词曲通义》，将词曲合并，作比较研究，由此奠定了近代散曲研究的基础。1935年，著《词学研究法》，一反传统词学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提出建立全面立体的文化研究路径。

一位披荆斩棘的学者，将勇往直前的斗士精神融入学术体系的建构。他的论著出手不凡，魄力雄健，全面整理了古代散曲文献，系统总结了历史理论，传统散曲学的研究模式由此转换，最终促成了散曲研究的现代转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任先生有两个别号，一曰二北，二曰半塘，可谓其研究范围与学术发展轨迹的凝炼反映。“二北”指北宋词与北曲。“半塘”则是1958年出版《唐戏弄》的署名。当时任先生被划为右派，著作本无望付梓，但出版社意识到这本书巨大的学术价值，便与任先生商议，以笔名付印。任先生说：“曹寅在扬州搞《全唐诗》，我不敢同他并比，且这本书只论戏剧，不论俳优、百戏，只是一个‘半边体’，就署‘半唐’吧。”出版社排印时又以“塘”代“唐”，遂定“半塘”之号。如果说“二北”指的是任先生作为散曲研究家的学术阶段，“半塘”则意味着他又迈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唐代音乐文艺学。

唐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学科，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研究范式，学者的工作很多时候只是在既有的研究框架内深耕细作。任先生的唐艺学研究则完全是颠覆性的。

1956年，年届花甲的任先生写下了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见《教坊记笺订》），展示了大气包举、架构齐备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总规划，提出包括敦煌文学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代燕乐歌辞研究三个部分共十五稿的研究计划。到1980年代为止，虽然社会风云变幻，历经动荡，任先生的计划最终完成的部分如下：敦煌文学研究：《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代戏剧研究：《唐戏弄》《优语集》；唐代燕乐歌辞研究：《教坊记笺订》与《唐声诗》上下篇。

任先生的超卓之处在于其研究视野与思路的整体转换，具体而言，体现于两点：“主艺不主文”与“歌辞总体观念”。

首先谈一下“主艺不主文”。“艺”指伎艺，“文”指文本。任先生试图扭转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路径，把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活动，联系其功能及其艺术表演的背景来研究其内容和形式。在他看来，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揭示各种文学形式得以形成的原理，以及某些文学样式得以繁荣的原因。文学研究常区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从文本出发的内部研究才能深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根植于音乐文艺活动的“词”或者“曲子”，其文体的外部特征是音乐表演形式的反映，决定文体形态的本质因素在于伎艺。若坚持所谓的研究分内部外部，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也是贯穿着任先生唐艺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思路。

其次是“歌辞总体观念”。此点在任先生的著作中被反复提及，但表述得最周至的还是《唐声诗》中的一段话：“两宋接近唐、五代，文化启承繁密，诗、词虽因乐分，而总体关系难割。……（《全宋词》）全集之中，不但诗、词、曲三体同见，仍然丛脞不纯，其虽取唐代诗调以为准则者，亦或明或昧自相刺谬，显然便是问题。倘与诗、词、曲三体个性之外，不忘其尚有公性在——同是歌辞，同为声、容而用，不当相排。……《全宋词》所失，在诗、词、曲三体之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词的兴起》章内所失，则在乐府、诗、词三体之间，亦正因缺乏‘歌辞’总体观念故。”这段话清晰阐述了“歌辞总体观念”提出的学术背景与问题指向。以诗、词之别为例，传统上，齐言为诗、杂言为词。但这个判定标准显然是不妥当的。比如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宋词》中，林逋存目词部分收入了《瑞鹧鸪》（众芳摇落独鲜妍），此作又被黄大舆《梅苑》收录，显然宋人亦目之为词，但从体式上看，它却是一首典型的七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时仅从文本入手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任先生非常善于寻找复杂事物间的联系，进而揭示其本质与规律。他拈出诗、词、曲三体的共同属性：皆为歌辞，在“歌辞”概念的统摄下，文本间个别字词增减造成的体式差异不再具有本质分判意义，研究的中心转向探索音乐体裁、伎艺表演形式与辞章文体样式之间联系，进而梳理、建构整个“歌辞系统”发生、演进之过程。

敢于争鸣：“唐词”与“唐曲子”

任先生说过：“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勇于争鸣，敢于战斗。在词学研究上，他坚持唐代“曲子辞”概念。中国现代词学史中，曾产生过一场激烈论争：“唐词”与“唐曲子”之争。论争的起点是任半塘先生1980年发表《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明确反对“唐词意识”，提倡“唐曲子”，“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名称已经存在近千年，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一种成熟文学体裁的正式称谓，有其固定的内涵。用“词”这一称谓来涵盖唐五代的燕乐歌辞（即“曲子辞”），客观而言，并没有偏离研究对象的本质。任先生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反对“唐词”之名，坚持使用“唐曲子”的概念，有其自足的学理。“唐曲子”是涵盖于任氏“唐艺学——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系统之下的一个概念。这一研究系统指向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探索燕乐杂言歌辞（词）与齐言歌辞（近体诗）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千古以来“诗余词变”观点的正确与否；二是歌辞的内容、形式与其功能和艺术表演背景有关，试图结合艺术表演背景来探索文体形态生成的原因。这正是“主艺不主文”的研究思路，把词当作歌辞之一体、结合其表演来加以研究。这也是任先生反对“唐词”，提倡“唐曲子”的根本原因：“词”这一称谓偏重于表现文辞的一端，而“唐曲子”这一名称则由音乐性、艺术性主导，它“既能反映曲子、大曲、谣歌等音乐体裁的相互关系，又能反映清乐、燕乐等音乐阶段的相互关系”。只有“曲子”这一名称，才能契合任氏“唐艺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路径。所以说，“唐词”与“唐曲子”之争，反映的是两种学术视野、研究路径之间的争鸣。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凭着勇气和责任，任先生完成了《敦煌歌辞总编》。任先生曾编著数百万字的《唐宋音乐集成》，惜毁于“文革”，但他以耄耋之龄，又发奋编著了煌煌巨著《敦煌歌辞总编》。此书共收录敦煌歌辞一千三百首，比《敦煌曲校录》足多一倍有余。

知道任先生经历的人，都会敬佩其坚毅刚正。任先生入川，定居成都，但长期没有工作。他便请夫人王志渊女士料理扬州口味的五香豆，自己亲自挑着上街去卖，特别是到附近的小酒楼去转悠，由于性格直爽、童叟无欺，销路竟然很不错。这样才暂时解决了生活上的问题。困窘之中，任先生仍坚持著述。每日放下扁担，便提起笔杆，“唐代音乐文艺学”的构想就形成于这个时候。

斗士，不仅敢战，还要斗勇斗智。他应战“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用缩微胶片完成了《敦煌歌辞总编》；应战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完成《唐戏弄》。

任中敏先生信笺 （作者供图/图）

任中敏先生书《题李阳冰玉筯篆辞》 （作者供图/图）

至大至刚：弃政从教 千锤百炼

任先生做胡汉民秘书，算是他的政治生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已是一位北大青年斗士。他参与五四运动。面对迟疑者言：“严惩国贼，还顾什么后果。”火烧赵家楼，被当局拘捕。不过，任先生天性正直，爱憎分明，胡汉民非常了解他这位秘书和助手，诚恳劝说：“你性格耿直，不宜服务政界，不若弃政从文。”

他选择了弃政从教，教育可以救国，并把斗士精神贯穿于教育之中。据说他办汉民中学，最初设想是和黄埔军校对着干的。九一八事变，他仍掌镇江中学，颁发“一切为民族”校训，并撰校歌“一息尚存，此仇必报，铁血撼扶桑”，后办汉民中学，一月后，日寇进逼，即从上海西迁，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桂林。对学生提出：“聪明正直，至大至刚。严格考试，严正做人。清白鲜明，临难不苟。刻苦耐劳，牺牲奋斗。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在寒冬，脱至衬衣，带领学生跑步，并大声训导：“抗日将士在前线冰天雪地中浴血奋斗，我等何惧天寒！”任先生全心投身教育，精诚感人。但于右任却认为任先生有学术研究天赋，感叹说：“你不干研究，搞教育，可惜了！”

沉寂三十年，当他回到故乡扬州，执掌扬州师院博士点，在化育英才上有了主动权，他的斗士精神再度释放。1981年，任先生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此时，他已经是八十五高龄，次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王小盾老师入学之初，任老就提出要求：“你跟我学习，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放春节三天假。”王老师后来回忆说：“我理解并接受了这些要求。因为他本人就是用小跑的步伐度过一生的，我必须适应他的生活节奏。另外，他已经八十七岁了，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确定，所以他有强烈的紧迫感。……他的本意是：每天给我一次鞭策，使我不至于成为宰予。”王老师没有辜负任老的厚望，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

最能反映任老“斗士”风格的是答辩现场。1985年12月1日，任半塘先生的首届博士生论文答辩，作为答辩委员参加论文答辩的有王季思、唐圭璋、孙望、金启华、王运熙、龙晦等国内知名教授。在答辩会前，任老用毛笔写了八页纸的“大字报”，“坚决反对‘唐词意识’”“‘唐词’的说法就等于‘宋帽唐头’，是‘明版《康熙字典》’”，并要求张贴在答辩会场。领导和工作人员左右为难，最后只好将标语贴在会场旁边的办公室墙上，供大家观看。这样的答辩场景大概是近40年来博士答辩难以再见的景观。

学人雅艺：篆书名世 傲视古今

任先生不以书法名，然书法为世所重。据传当年做胡汉民秘书，胡之题写，多有任先生代笔。

任先生工篆书，不让古人，亦无愧今人。他多次书写唐代舒元舆《题李阳冰玉筯篆辞》，是有期许的，舒元舆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舒元舆题辞大意是说，李斯去世后千年有唐代李阳冰擅写篆书，李阳冰之后又有谁能擅写篆书，再过一千年呢，如有人擅篆，那又是谁呢？如果无人，那篆书只能到李阳冰为止了，故持有李阳冰篆书的人一定要珍爱。任先生认为“元舆以牡丹诗名，不及此辞典重”，他借古人之辞，实际上是想说，李阳冰之后，谁擅篆书呢，如有人那是谁，如无人则止于我，主人也要珍爱。这幅书法作品落款“中敏书于成都，七五年春，齿逢七九”。于此，忽然想到韩愈《原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话。

斗士历经磨难，必有胜利后的喜悦。听听任先生86岁为《唐声诗》所写后记，其慷慨激昂之词依然令人震撼，深受鼓舞：“校事既毕，自我欣赏曰：善哉《唐声诗》！严限主题，穷原尽委，洵至‘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自会于沦肌浃髄’！诚无愧于其好伴侣《唐戏弄》，并无怍于其大家庭《唐艺发微》！堪为‘声诗学’作人梯之初阶，仰而攀登，何患不隮！后之来者，其有意乎？”诗情豪迈，音声铿锵，字里行间洋溢着斗士凯旋的自豪和荣耀。

魂兮归来，先生仍然是一位斗士！先生1897年6月6日出生，1991年12月13日逝世。谨以此文纪念任先生逝世28周年。

戴伟华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