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帅的自然学家大卫爱登堡（90岁英国国宝大卫）

近日，知名电视编辑大卫·爱登堡爵士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他曾不畏艰险，去过南极、北极，甚至在深海中进行拍摄。他的作品让人类进一步了解了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图片）

【欧洲时报申忻编译报道】90岁的BBC电视人和自然学家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爵士是公认的英国国宝，是“最具影响力的100个英国人”之一。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参与自然与动物的节目制作，众多作品闻名于世。

本文作者、与他长期合作的阿拉斯泰尔·福瑟吉尔（Alastair Fothergill）讲述了大卫对自然不懈的探索。

在拍摄《冰冻星球》的时候，年过8旬的大卫挑战9301英尺海拔和极寒天气，依旧出现在了电视机前。

不畏艰险 磨砺造就优秀纪录片

我承认，第一次和大卫在旷野拍摄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而是因为较于他丰富的经验，我显得如此渺小。那次应该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合作，然而我却要安排他做一些与众不同事。我的脑海中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我计划让大卫和水下生物“亲密对话”，这意味着，他将被电鳗环绕。事实上，自从大卫和大猩猩那次众所周知的相遇之后，这样的危险的片段便成为他自然历史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的计划却出现了两个基础性问题。第一，大卫需要在潜水的时候尝试一种他从未尝试的全新头盔。第二，电鳗在猎食的时候会产生电流。我并不确保薄薄的橡胶潜水服会对电流有阻挡作用。

电鳗生活在亚马逊浑浊的水中，因此我们来到一个小城的河边，那里是巴西热带雨林的中心。当时是1988年，是拍摄大卫第三个代表作《生命之源》（The Trials of Life）的前期。他拍摄的第一部成名作是《生命的进化》（Life on Earth），讲述生命是如何进化的。我从上大学之前就开始看这些纪录片，我早就下决心做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电影制片人。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生物，是这些生物的存在促成了一部部精彩的纪录片。大自然最精彩的部分是进化论，我是何其有幸，受雇执导第三部有关生命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重点关注于动物的行为。

于是，大卫和团队其他人开始向亚马逊流域进发了。我知道，当时，大卫很怀疑那顶潜水头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大卫总是对新导演很有耐心。而此次拍摄是我人生头一次，我想他的耐心一定快被我消磨殆尽了。在拍摄时，对于制片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主持人在水下说话。通常，一般的水肺都需要佩戴呼吸器或调整器，穿戴者需要把呼吸器含在嘴里。但是，我们听说在北海石油钻塔中工作的人们佩戴了一种头盔，这种设备无需调整器。我们管这个叫泡泡头盔，因为带上这个头盔看起来有点像把一个圆金鱼缸倒扣在了头上。

在大卫真正潜入电鳗生活的水域中时，我认为最好让他先在我们的酒店游泳池里练习一下。于是，大卫耐心地坐下，带上泡泡头盔，并把头盔拧在铁领上，最后和潜水服安装好。大卫问我，这个铁领碰到电鳗的电击，难道不会导电吗？我告诉他不要担心，便推大卫下了水。

但是立刻，大卫就挣扎出了水面。因为刚一下水，头盔便进了一半水，这让大卫呼吸困难。我们赶紧把头盔拧开，接着，我们让他再试一次。“你呼吸的时候方法不当。”我说道。于是，大卫又勇敢地潜入水中，然而这次头盔中跑出来的空气喷溅除了更多的水花。我认为这是大卫的问题，头盔本身没有任何毛病，于是我决定下水，给他演示如何操作。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水立刻漫入头盔中，我差点被淹死，他看后，脸上挂着满意的温和笑容。“这个头盔一定有问题，我觉得我能修好它。”我说道，“你先去酒吧，一会儿吃饭见。”

凌晨2点的时候，大卫探进我的房门，看看我修的怎么样了。我当时正在用卫星电话，操着一口蹩脚的法语和北海石油钻塔的头盔设计师交谈着。上百个小零件从头盔上拆解下来，摊在地上的一条床单上。而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大卫也没能有机会和电鳗共舞。

在巴西出了这次状况之后，我下定最后决心，再试着调整一次头盔。在水下，海豚通常靠敲击声和其他声音交流。大卫和我决定，把海豚纳入动物交流的纪录片中。在巴哈马群岛，我们和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共同合作。海豚是一种好奇心强的动物，我们希望通过较大的敲击声，拍摄出很多海豚围绕大卫游泳的画面。这次，这个头盔终于奏效了，我们终于拍摄出了一组珍惜的画面，20来只海豚兴奋地围着大卫游泳。但是，如果你不移动，海豚就会立刻失去兴趣，但是在那个头盔的重压下，大卫并不是那么灵活。所以，接下来的几日，我们便采取了一般的水肺装置。这样，大卫可以自如的和海豚游泳嬉戏，差不多拍完的的时候，大卫游出了水面，摘下他的潜水设备，谈论起他刚刚拍摄的这组画面。一切看起来进展的相当顺利。但是有一天，当海豚正围着大卫游泳时，他正要开口说话，一个奇怪的海浪把他卷走了，大卫离开了设定的潜水区域，而是被冲到了船的后面。接着，似乎全部的重量都朝他的头部袭来，然后我看到水中尽是鲜红的血液，此时，大卫已经晕了过去。我立刻潜入水中，把他拉出了水面。几分钟后，他清醒了过来。

1958年1月4日，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见到了自然学家大卫·爱登堡。大卫向两位介绍了凤头鹦鹉，该画面出现在他的节目《Zoo Quest》中。

不忘初心 为梦想放弃升职机会

1990年，我们结束了《生命之源》的拍摄。我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制作自己的系列作品。于是，《冰雪的童话》（Life in the Freezer）便是第一个有关南极洲自然历史的纪录片。我知道大卫对我的计划至关重要。很多南极洲的野生动物并不怕人，所以这无疑给拍摄提供了大量机会。另外，我们认为观众也会对这次南极之行的挑战十分欣喜，摄制组在极寒的天气里拍摄，强劲的风呼啸着，放眼望去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而此次南极之行也是大卫最后一次拍摄纪录片。

在《冰雪的童话》之前，所有大卫拍摄的纪录片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另外，最初脚本也是由他创作的。大自然深不可测，只有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制片人才能规划好清晰的叙述方式。大卫独一无二的技巧在于他的写作。他总是能把故事描述得动人心魄，从而感染所有的观众。但是这次要拍摄的故事不是他的想法，我不确定能安排得和之前一样好，尤其是这次的脚本是我们团队共同创作出来的。其实，我本不必担心，因为南极大陆本身的诱惑就已经够多的了。

也许，我和大卫合作最愉快的一次便是这次的南极之行了。我们先去了南乔治亚岛，这是一个亚南极岛屿，距福克兰群岛东部1000英里，我们上了一艘铁质的游艇，游艇的主人是杰尔姆（J閞鬽e）和萨莉·蓬塞（Sally Poncet）。南乔治亚岛实在是太美了，就像一座冰山迷失在南大洋一般。人们只能通过坐船到达那里，岛上生存着很多野生动物。我计划自己一个人先去岛上观察几周。但是就当我准备往南飞的当日，BBC任命我为布里斯托自然历史部门的负责人。那时我已经32岁了，但是我不想放弃真正的丛林生活，而在BBC的管理部门做着有关规划丛林拍摄的工作。至今，我仍旧清晰地记得，我坐在游艇的尾部，当时游艇已经行驶到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岛中间的位置，一只信天翁突然闯进我的视野，把我惊醒，当时，我想为什么要放弃现在的生活，把自己绑到办公桌边呢？

当大卫抵达时，他立刻知道我为什么烦忧了。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时，他也同样放弃了一个BBC高管的职位。那天下午，我们一起漫步在南乔治亚岛上的一个偏远的山坡上，一边聊，一边享受着一些雏仔信天翁的陪伴，他们正在一堆杂草中筑巢。大卫总是这样，他不断劝慰着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我能有机会和最棒的、最友善的电影制片人再工作5年是何等的幸运。

接下来的5个星期里，因为有大量壮观景象和丰富且亲人的野生物，拍摄变得相当顺利。在结束了整天的拍摄后，每晚我们都能回到温暖的游艇里。杰尔姆是个很棒的主人，做得一手好菜。他到达那里后第一件事就是猎捕了一匹驯鹿。猎捕方法是挪威猎鲸人教他的，虽然这些猎鲸人现在成了无恶不赦的人。通常，我们晚上吃的都是驯鹿排和生草的根茎。船舱里储存了大量的智力红酒，我们可以边喝边聊到深夜，杰尔姆和大卫总是温和地争论着谁经历的故事更加勇猛一些。

南极之行中我们拍摄到最振奋人心的镜头是在南乔治亚北部沿海圣安德鲁斯海湾捕捉到的。这里栖息着20万只帝企鹅，他们被一个山峰包围着，住在山峰中间圆形平缓地带里。

和它们居住在一同海域的还有6千只海象，这些海象并排躺在岸边，形成一道坚固的鲸脂线。一个个重达4吨重的雄性海象精力旺盛地守护着自己的妻妾们，防御着其他的雄海象，然而像这样的残酷的战争每天都会发生。我们这次的拍摄计划是让大卫详细刻画一头体型最大的海象的行为。这可算是一件苦差事，尤其是当你涉足于一只生气的海象和他竞争者之间的斗争时，他们一定会更愿意追逐你。后来，杰尔姆想了一个办法。他给了大卫一把扫帚，并认为这样一个脆弱的武器足以保护电视机这位最知名的自然学家。

或许换做是别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一定会把拍摄重点转移到介绍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上，但是回看大卫的纪录片就会发现，他很少用第一人称。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动物们才是电视上的焦点，而不是他。所以他总是能镇定地用摄像机拍摄出一个个完美的镜头，比如，一头雄性海狮用力撑起全身，愤怒地咆哮着。

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海狮以超高速袭击，大卫差一点就被这4吨重的胖肉砸烂了。所幸的是，他和扫帚都幸免于难。

1992年，为制作大卫·爱登堡的蜡像，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工作人员对他的眼睛进行比量。

能主持也能配音 旁白升华整部剧作

1998年，我说服BBC负责人，让他们拍摄一部关于海洋的纪录片。我并不确信他们被说服了，他们并不认为在BBC一套的黄金时段播出一部8小时有关鱼类介绍的纪录片是个不错的安排。其实，我和他们一样担心，因为这将是没有大卫当主持人的首个标志性自然历史纪录片。与其联系其他主持人，不如请大卫当整部纪录片的旁白。他同意了，但是直到播出前的最后一分钟，BBC所有人都不相信没大卫出镜的纪录片能成功。所幸，《蓝色星球》（Blue Planet）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虽然观众只能听见大卫的声音，但是观众依旧认为这部纪录片属于“爱登堡”系列。

观众十分熟悉大卫的声音，这让原本艰难生涩的旁白变得恰到好处。每次他来布里斯托录制前几周，我们都会提前把脚本寄给他。这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对旁白经行润色加工，再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念出来。令我吃惊的是，大卫不到两个小时便可以录制好长达一小时的纪录片。大卫在念旁白的时候没人打断。透过录音棚的玻璃往里望去，你会看到他注意力高度集中，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画面，随着纪录片内容的跌宕起伏，他的双手会随之摆动。他就像一位伟大的演员，他的存在提升了整部剧作。

飞往南极 挑战9301英尺海拔

2006年，当《蓝色星球》拍摄完结的时候，我又想去极地地区了。于是，接下来又创作了《冰冻星球》（Frozen Planet），这部纪录片对南极和北极地区的自然历史进行了对比。制片人凡妮莎·波洛维兹（Vanessa Berlowitz）和我都认为是时候让大卫回归屏幕了。我们知道很多人搞不清南北极的区别，所以在第一集中我们决定来一场从北极到南极的旅行，而大卫来担当我们向导，同时兼任拍摄。其实，像这样的挑战，很少有84岁的老人能痛快答应的。

就两极而言，到达南极更简单一些。南极洲是个冰雪大陆，美国在此一直设有基地。即便是到了夏天，特质的飞机也不会载满乘客，而是为了迎接冬天做准备，为这里储备上足够的燃料。所以我们计划蹭坐这班飞机到达南极。但是，就当我和大卫刚刚到新西兰准备搭乘飞机抵达南极洲边缘地带时，便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主要原因是南极实在是太寒冷了，且海拔有9301英尺（约2835米）。美国人担心大卫快速的进入这么高海拔的地区无法适应。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一个84岁老人能付应付得来南北极的环境。当时，我设法说服一个新西兰医生为大卫提供体检。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手中拿着证明离开了，这份证明上显示，大卫是地球上身体最健康的80来岁的老人。

终于，这帮美国人安心了，很快，我们飞往了南极。郁闷的是，当我们抵达之后，天公并不作美。没办法，我们只能选择夜宿美国基地，基地的负责人给我们提供了住宿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7点，基地又给我们安排了早饭，但是奇怪的是，大卫并没有出现。我去敲他房门，房内无人应声。当下，我立刻担心，也许美国人开始的担心是对的。自从上次的海豚事件后，我总是怕最后我的简历中加上“害死大卫·爱登堡的人”这么一项。之后我不停地敲门，大卫终于醒了。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在低于50℃的环境下工作着，大卫、凡妮莎和我一起努力，以陆地和空中两中视角，拍摄了不少完美的镜头。

飞往北极 迎战暴风雪挑战极寒天气

而拍摄北极的时候面临更大的挑战。北极的中心是一片冰冻的海洋，在这片流动的冰冻海洋上建一个基地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年从3月底的几周内，当太阳第一次升起在北极时，会有一队勇于冒险的俄罗斯人便会乘坐大型飞机来到这里。飞机并不降落，他们会用降落伞，先往冰面抛下一个牵引机和一些燃料储存包。接着，跳伞人员降落，并根据牵引机定位为小型飞机打造一个较为平坦的滑行道，以便飞机降落，俄罗斯人要利用它建造一个小型的帐篷营地，这个营地大约距离北极点90英里。最后，两架俄罗斯直升飞机会停在冰面上待命。但是一切进展的都会十分匆忙，因为到了4月底，冰面开始融化的时候，这里便不再安全了。但是在最开始宝贵的几周里，整个操作将由科技支撑，是项高端的旅游项目。

我们在这里的前几天因为恶劣的狂风天气，我们一直住在俄罗斯帐篷里，无法拍摄。暴风雪实在是太猛烈了，人站在外面甚至无法蹒跚前行。然而第五天早晨，飞机就会来接我们，到了第四天上午，情况依然不乐观，我们越来越担心，这次的北极之行一无所获。不过，由于当时北极正处于漫长的极昼，太阳不会落下，所以我们还有24小时的拍摄时间，好在第四天晚上11点时，天气终于放晴了。其中一架直升机带我们飞了90英里，最终抵达北极点。凡妮莎和我一直在担心这平凡的景观不值得让大卫千里迢迢来到北极拍摄纪录片，现在终于放下心来。我们其实不用担心的。在北极拍摄时，我们并未看到太阳的日出和日落。太阳只是在同一水平线围绕着你旋转而已。在4月初，我们到达那里时，北极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因为强风，这里的冰面被吹成了各种美丽的形状。于是，我们连续拍摄了6个小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处在极寒的天气状况里。大卫干的出色极了，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俄罗斯帐篷里吃早餐。几小时后，飞机如期抵达，把我们带回南部。在飞机上，当我们低头看冰面的营地时，却在冰面上看到了一条小裂缝，这条裂缝就在帐篷下，后来，变得越来越大。不久后，我们得知，裂缝在帐篷下面正中间裂开，俄罗斯团队当时拼命想保住他们的帐篷、供给，确保客人的安危，让他们不至于掉入冰冷的海水中。如今想来，我们的时间正合适。

在每次拍摄结束后，大卫都会给团队中每个人一本书，这本书记录着拍摄纪录片时的花絮。在书的封面，他会认真写上感言，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特别珍惜：“献给阿拉斯泰尔，当我差点被淹死、累死、电死、冻死时，却奇迹般活了过来。这些都能见证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满心感恩的大卫。”

现在回想起来，对待曾经的失败我无比感激。我仍旧清晰地记得我们有次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盘坐在火炉旁的谈话。大卫给我讲述，他50年来，或是说，开始做电视以来，内心对“绿色”一词产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开始的时候，绿色意味着缺乏经验且无知，然而今天，绿色总是和环境联系到一起。我不禁总是想，是大卫的工作让绿色赋予了真正的意义。很难想象，还有能在了解自然地球之美做出更多贡献，还有谁能如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保护地球的概念。

（《欧洲时报》英国版与《英国电讯报》联合专版 原文作者：Alastair Fothergill 译者：申忻）

（编辑：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