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再造藩邦是哪一集 徐成再造藩邦

编者按：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新著《「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作为“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研究中的立鼎之作，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本文对该书进行了全面评价：指出该书在史料对勘方面用力颇深，重新审视了中日韩三国学术立场之迥异，条分缕析，揭示历史真实; 通过多重个案分析，建立起整体全局观，有助于对整个战争研究的深入; 从史学史研究角度，强调文本建构的过程，分析同一事件在不同话语中的差异，重回历史现场，分析文本生成背后的因素。最后，本文对书中日本史料运用尚显不足、相关将领论述疏漏之处，亦一并指出，客观地评价了该书的学术地位与意义。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1592-1598）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主流声音是日韩学者所发出，中国学者关注度不够。中文学界某种程度的失语，不可避免地将重要参战方明军的历史贡献之解释权拱手让人;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成果日益增多，情况逐渐好转。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新著《「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可谓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值得重视。下面就此书相关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东亚视野──三国史料与多元视域

中日韩三国学者对壬辰战争研究，呈现出各自迥异的面貌：日本学者重视日韩史料，偏重于技术性问题的研究，考辨扎实，梳理细致。但缺乏全局意识，对明军较为忽视，对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与影响基本不提，看似客观，却呈现了将历史事实扁平化、简单化、线性化的学术倾向; 韩国学者不能摆脱民族主义史学的窠臼，多只关注朝鲜本身，忽视甚至歪曲明军战绩，明军被扭曲为自私自利、军纪败坏、逃兵众多的恶性形象; 中国学术界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有学人开始研究，至今近百年，也积累了不少成果，但相对缺乏东亚史视野，国际学术对话意识较弱，有自说自话倾向（页1）。为了克服这些倾向，本书采取跨国史的东亚框架，全面梳理中日韩三国史料，客观剖析，诚为一大亮点。

在中国史料的部分，本书既能使用《明实录》及《明史》等官修史籍，又能参酌如诸葛元声（生卒不详）《两朝平攘录》、茅瑞征（1577-？）《万历三大征考》等私家史书; 既深入解读宋应昌（1536-1606）《经略复国要编》、邢玠（1540-1612）《经略御倭奏议》等当事人所编著的一手记录，又关注沈一贯（1531-1617）《敬事草》、申时行（1535-1614）《赐闲堂集》、赵志皋（1524-1601）《赵文懿公文集》等文集资料，征引全面，靡有遗漏。而对朝鲜史料的对勘、批判使用诚为本书最为成功之处：以《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官方史书为经，以柳成龙（1542-1607）、申钦（1566-1628）、李舜臣（1545-1598）、李德馨（1561-1613）、李廷龟（1564-1635）、郑昆寿（1538-1602）等壬乱亲历者的记录为纬，参稽《宣庙中兴志》、《 再造藩邦志》、《择里志》等后世朝鲜史家著述，构建起一个丰富坚实的朝鲜史料根基。不仅有助于「还原现场」，且尽可能吸纳朝鲜古代史家的意见，不虚美、不隐恶，含弘吐纳。同时参稽日本《岛津史料集》、《日本外史》、《征韩伟略》等资料集。着者以三国史料为据，摆脱国别史的局限，以东亚史视野，以明军将士为纲，对于战争相关问题，进行了多重层面的解读，纠正了许多错谬，深化了对战争的认识。

作者对石星（1537-1599）的考察，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石星作为主持万历间「三大征」的兵部尚书，是明军东征朝鲜乃至封贡之议的重要决策者，《明史》却无传，后世亦鲜重视。与明清绝然不同的是，在朝鲜半岛，石星却备受关注与感怀。作者针对这种差异，以明朝与朝鲜两方史料入手，自石星初入仕途的偏执「愚戇」性格说起，首先剖析了石星力主援朝的动机，对勘明朝史料、《通文馆志》及亲历请援的郑昆寿《柏谷先生集》等史籍，驳斥了韩国人津津乐道的石星报恩援朝说的荒谬，论证了石星力主出兵乃是因公奉职，非徇私情。之后再梳理石星坚持封贡日本的始末，利用中朝官私史乘及日方文书，证明石星之封贡乃出于沈惟敬之欺，也是石星偏执刚愎的政治心性所致，后面更有赵志皋等内阁枢辅重臣的推波助澜。最后从朝鲜官方关照「石尚书后裔」入手，跳出石星后裔本身的真伪疑问，点破其背后蕴含的朝鲜王朝「尊周思明」义理的所在。一以贯之地论证了朝鲜王朝施恩于「东征将士」后裔是出于感怀的观点，也为着者旧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提供了新旁证。

第二个案例是针对首次援朝经略宋应昌的探究。同石星类似，宋应昌在《明史》亦无专传，且亦颇受后人「自张其功而匿其短」（四库馆臣语）的讥诮。着者以宋应昌自著的、汇集大量一手奏疏书信的《经略复国要编》为基础，浸入斯书而又能脱于斯书，不拘泥于宋氏包含过多个人情感的一家之言，综合参稽朝鲜《宣祖实录》、《壬辰史草》、《龙湾见闻录》、《辰巳日录》等多种史料，还原出宋应昌在朝鲜战场的权力职责之重与参与程度之深──包括宋应昌久居辽东调划指授、拒见朝方引发的误解， 以及宋应昌与李如松（1549-1598）之间矛盾（南北失和、叙功不均等等）对战事的影响，所论皆钩沉深刻，入木三分。尤其是能用坚实的证据，澄清「宋应昌乃主和之辈」这样积渐已久的成说，将应昌极力贯彻石星策略、战和并用的形象昭著纸端，既认知到了宋氏所著的自辩性，又客观还原了宋氏真实的历史功绩，可谓为古人洗诬矣。亦为治史者如何取舍使用亲历者个人记录，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总之，不仅是中朝史料的对勘，日本史料，甚至是当时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活动的传教士所编文献，都应该划入学者注意的范围。本书既在全局上有中日韩三国的比较视野，又在具体细化研究时，综合使用质化和量化研究范式相结合、思辨和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的多元视域考辨。正如清儒所云「参伍众说，归于一是，乃可下笔」，这无疑是一种应该坚持的原则。

群体与个案──研究东征将士的范式

对东征明军将士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有不少学术成果，但如何凝炼出一个研究模式，仍然是众多学者所不断探索的。杨海英《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中，以上编写吴惟忠（1533-1611）传，下编写胡大受、王必迪、毛国科、葛峰陈氏家族及义乌兵将八十家的方式，通过对众多个案的研究，还原出「南兵」群体参与援朝的战绩。通过破解众多个案的方式，最终拼图成一个完整的「模块」，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指向。着者则通过深究石星、宋应昌、杨镐（1555-1629）、李如松等东征将士的个案，将战争历程融于人物探究之中，通过群体考论与个案细究相结合，以微观探索证明宏观纵论，细中有宏，宏微之间，相辅相成。

着者针对李如松的研究，灵活运用了这种方法。李如松历来为治抗倭援朝乃至整个明代军事史的热点研究对象，学术成果丰硕。着者在这一看似「老」的问题之中，窥出了「新」的问题意识──即李如松纷繁复杂、聚讼纷纭的援朝战史过程，还存在相当模糊之处，亟待澄清。比如其麾下军队来源、平壤大捷为何迟迟不颁功、传说中的李如松朝鲜后裔...... 着者详考中日韩三国公私史著，考证出李如松的部队来源有三：（一）最亲近的辽兵，（二）宣大山西、蓟镇等其他九边之将士，（三）以戚继光（1528-1588）之良法训练出来的南兵。可谓是倾天下之精兵东援属国，因此大军甫入朝，便取得了辉煌的平壤大捷。但此场大捷，明、朝、日三方各有言辞，着者钩沉索隐，澄清了此战乃奇捷，独具慧眼地从明廷主和主战两派政争、南北党争的角度，分析了叙功不平的背后原因。从辅臣赵志皋、枢臣石星乃至经略宋应昌等文官系统，都有战和两手准备，这和李如松为主的武官们乘胜追贼、立功绝域的要求，本质上存在矛盾; 而且在朝鲜前线，应昌偏南、如松袒北，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在《战争论》中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着者能深切地体认到包含平壤之战在内的抗倭援朝战争诸多问题，都与党争甚至明代文武制度性的矛盾难解难分，诚为确论。

首先，著者针对东征将士群体作全局性解读，第一章〈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东征将士群体〉，便是从明东征将士人数的考证、明东征将士群体来源的分析、明东征军事指挥体制的特点等三个维度，分别切入，层层推进，系统而条理地展现了东征明军的整体性面貌，奠定全书论述的基础。为显直观，运用了多幅图表来科学严谨地说明。表格的基础，是建立在诸多重要史料之上的，既有亲历者记录如申钦（1566-1628）《象村稿》，又有朝鲜王朝重要史籍如李肯翊（1736-1806）《燃藜室记述》、吴庆元（1764-？）《小华外史》，还对勘了同一系统的《宋经略书》等稀见史料。众多说法，信者直书，疑者亦不妄删，姑备存疑，阅之明白清晰。清儒崔东壁（1740-1816）在治史时对史料「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学人考证，此条信夫不诬也。着者又利用两次援朝的文官统帅宋应昌、邢玠的一手记录，分析出两次援朝中，将士们的三个主要来源：（一）九边兵，（二）京营兵和南兵，（三）川兵和夷兵（甚至包括外国人）; 从兵种上而言，则有骑兵（马兵）、步兵、水兵、火炮兵，丰富且全面。也能侧面看出明廷确实出动了全国各类精锐去救援朝鲜、保全属国。在随后章节中，依然关注明军部署、兵力、兵源的具体讨论，考证明军具体数目、兵源，以批驳日韩歪曲明军的说法，成为全书一大亮点。

着者对东征军事指挥体制的探索，颇有新意。作者把东征期间的军事体制，放到整个明中后期军事体制下讨论：明代文官牵制武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模式，这一套模式在战争中也不断调适。在壬辰第一次援朝时，文官最高指挥经略，武官则是总领军兵冲锋陷阵的提督，经略居于提督之上。但经略宋应昌长期居于辽东，远程调度，与前线的提督李如松往往发生冲突、掣肘; 因此在丁酉第二次援朝时，既有经略全局的文官总督──督臣邢玠，其下又有具体在前线的经理──抚臣杨镐，本来在丁酉初期提督南北水陆官兵的镇臣麻贵，在后来也按战况析解为四路 提督──麻贵（1538-1616）、董一元（约1536-1622）、刘綎（1558-1619）、陈璘（1543-1607），分工合作，互相独立又互相配合。着者动态地对此进行析论，其见解颇具匠心，亦相当有启发意义。着者对这一体制所进行的全局性考察，与具体人物行迹的个案性研究，是互为佐证、相得益彰的。

如何处理东征将士群体与个案之间的关系，是学者进行研究时必须斟酌的。壬辰战争中南北兵及文武官之间的分合，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歧异，更是由于各派系的实际利益冲突，因此仅依靠中国方面留下的史料，可能出现人言言殊的现象。有鉴于此，对三国比较视野下加强个案研究的同时，提高对群体全局观的认识，无疑有助于推动东征明军将士群体乃至整个壬辰战争研究的深入。

书写与建构──从史籍编纂中读到的壬辰战争

本书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便是从明清史籍建构的角度，来解读东征将士及壬辰战争。着者之所以能从这一层面加以考量，与其所具有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素养密不可分。历史编纂本身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史家认知史实，需要基于历史文本的生成、解读与传播，个人不可避免地影响历史文本，亦被历史文本所影响。明清史籍与朝鲜史籍对杨镐功过、丁应泰（1556-1605后）弹劾事件的不同叙述与不同立场，便是相当典型的研究样本。

以杨镐为例。在《明实录》乃至《明史》等明清史籍中，不管是其参与领导的丁酉援朝蔚山之战，还是萨尔浒之战（1619），杨镐一直是一个败军丧师、毫无功绩的形象。这种认知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被史家默认，可谓习焉不察。但矛盾的是，在《朝鲜宣祖实录》等一系列朝鲜史籍中，杨镐却又是另一种功臣的形象。究竟孰是孰非，本书以异域之眼对勘考察，说明蔚山之战实是大捷，而非明清史籍所言大败。杨镐被认为蔚山战败撤职，实际有三个深层原因：第一是内阁赵志皋与张位（1538-1605）的党争结果，赵志皋令丁应泰弹劾张位所支持的杨镐，并借杨镐之罢，使张位失势; 第二是主和派与主战派的矛盾，赵志皋本身是主和派，其因封贡失败，闲住居家。再次得势后，必然贯彻自己主张; 第三是久已存在的南北兵矛盾，杨镐袒北抑南，军心难稳，南兵将领陈寅（？-约1622）等为杨镐下台亦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后来杨镐在萨尔浒之战的大败，也使得明廷盖棺论定，彻底否定了杨镐。《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史官，不可避免地一否再否，对援朝与萨尔浒之战两次战役，完全选择了攻讦杨镐一方丁应泰的奏疏，而根本漠视东征将士、朝鲜君臣在内的为杨镐辩护的材料，从而奠定了《明实录》否定杨镐功绩的基调，也成为以后明清史籍的主要史源。萨尔浒之败影响了明清史家对杨镐的书写，但不会影响朝鲜史家，因为杨镐援朝的功绩，朝鲜是亲身体会最深的。所以利用朝鲜史籍与明清史籍综合对比分析，力求探究史实真相，成为本书一以贯之的原则。

丁应泰弹劾事件是另一场搅动中朝关系的政治混乱。丁应泰在主和派首辅赵志皋的怂恿下，以一兵部主事之职，两次赴朝，两次弹劾，弹劾对象包含东征将官及朝鲜君臣，波及范围之广，引发影响之大，实属罕见：丁应泰劾邢玠、杨镐等人隐瞒实情、丧师欺君，又劾朝鲜方面不尊中国、勾结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杨镐因此罢职，而朝鲜方面反复三次辩诬，才大致消释影响。但可惜《明神宗实录》纂修时，杨镐领导的萨尔浒之战方败不久，舆论汹汹，士民激愤。诚如上文提到，丁应泰的攻讦之词反而被《明神宗实录》采纳，以至于流传后世，难以挽回。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曾（1629-1701）仍如此评述：

东征之役，老师费财，凡七年始竣事，仅收功于关白之死。摧丑虏而委于天，可见非人力也。当日枢中阂外，张皇奏绩，贪天以为己功，献俘疏图，不几为属国之所笑乎？世之纪录者，传闻异词，一时功罪失实，俗语流为丹青。公（钱谦益）尝以丁应泰《东事始末》手稿示余，故余知东征之事为信而有征。

可见丁应泰的说法传袭久远，清官修《明史》依然见其影响。与此同时，东援朝鲜的明军将士们，后来在辽东成为后金的对手，为了塑造清朝的正统性，必须对他们采取否定态度」，这也是导致清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否定性书写的两个主要原因。而清修《明史》作为明史研究的重要正史性著作，其具有到的话语分量是不可忽视的，后世史家便在这种层叠积累的误说之上，一直否定杨镐战绩乃至万历援朝整个战争。

这些积非成是的误解提醒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审视史料的建构、史学文本形成时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正如艾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反思后现代主义史学时所说的话：「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贴近地阅读文献，更严肃地对待文献之表面渲染，在新的方面来思考文本和叙述; 它还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领域，同时将以前看来许多已难做出新意的旧课题重新提上研究日程; 它也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 我们也应该从文献的表面呈现中，尝试「回到历史现场」，将其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思索其说法形成背后的深层原因。本书阐释明清史料对于本次战争的建构，展示了一个相当成功的实例，看似考证的背后，实际上蕴涵了理论的诉求。

几个问题的献疑

纵观本书，考论翔实，笔力纵横，基本结论令人歆服。宏观上来看，着者选取了石星、宋应昌、杨镐等高阶文官，李如松、陈璘等高级武臣，样本集中在高级指挥身上。但一场战争的执行，除了高层指挥的运筹帷幄、高屋建瓴，中层下层将校兵士令行禁止、严格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本书对中观层面的中下级将领关注不足，或可注意。而且即便是高阶统帅，亦尚不全面，缺少邢玠（1540—1612）、万世德（1546-1602）、孙镤（1543-1613）等人，总显遗憾。而从微观上来看，本书中亦有几处瑕疵或可商榷，有几处所论未尽之处可进一步申明，笔者谨此管陈，以补苴罅漏：

其一，有关日本史料的问题。本书尽管注意到了日方史料的对勘，但相对中朝史料的比重而言，利用程度尚显不足。日方史料有一手文书，如《浅野家文书》、《小早川家文书》、《岛津家文书》等参战者文书档案; 还有亲历者文集、日记、觉书、军记物语等，如玄苏景辙和尚（1537-1611）的《仙巢稿》、天荆（生卒不详）的《西征日记》、吉野甚五左卫门（生卒不详）的《吉野日记》、梨羽宗景（生卒不详）的《梨羽绍幽物语》等; 参战者家族或者后人所修谱系家史，如对马岛宗家的《宗氏实录》、萨摩岛津家的《岛津国史》、贝原好古（1664-1700）所编的《菅氏世谱》、藤堂高虎家族的《高山公实录》等。这些史料都是可以进一步参考、挖掘的。再如作者已经利用过的川口长孺（1772-1835）的《征韩伟略》、赖山阳（1781-1832）的《日本外史》等后世日本史书对历史事实产生的歪曲，也可以进一步从史源角度、这些史书成书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解析其历史书写和历史文本形成歧异与扭曲的深部根源。

但笔者也认为，日本文献即便是文书档案、亲历者日记、觉书等一手材料，其利用也需要相当地审慎，比如参与了泗川之战的渊边真元（生卒不详），在其回忆中便夸炫，满纸空口大言，称三路之战中明朝与朝鲜联军总共有56万骑之多，在第二次蔚山之役时围困加藤清正的联军有18万人; 再如泗川之战日军参战者的一手文书，岛津等人汇报声称自己面对「二十万骑」的明朝朝鲜联军，总共斩杀了38717人。但问题是中路打泗川之战的明朝朝鲜联军总共也不过两万九千多人，岛津等人纯属欺谎。这一数字后来也被川口长孺的《征韩伟略》所采，记为「三万八千七百余」，谬误沿袭可见一斑。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日军的不少觉书和阵记虽然是当事人的一手叙述，但它在讲述日方自己的战争部署上的价值，要大于其在描述对方人数尤其是明军人数上的价值，需要审慎对待。

其二，第二章有关石星的几个问题。着者对石星生卒、早年经历以及其后裔等情况的考察，还是稍显简单和遗漏，若补齐相关证据，论证想必更坚实。根据赵南星为石星所撰墓志铭，石星生于嘉靖丁酉年（1537）十二月十五日，卒于万历己亥年（1599）九月七日，妻郑氏、魏氏、高氏，妾李氏、袁氏、周氏、何氏，有二子茂岐、茂恩，茂岐早卒。因此石潭兄弟自称星子一事，事实真伪明朗可见; 又据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八年登科录》所记，石星仅有一兄石昱。因此石汉英、石汉俊自称石星弟石奎子这件事不攻自破。但正如着者所称，朝鲜王朝对所谓石星后人的恩抚寄托了尊周思明的大义名分所在，具体的真伪细节或许已不是朝鲜王朝官方所深究的了。

其三，第四章论李如松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小问题，书中称李如松于万历三年（1575）荫为都指挥同知（页129），此处不确。按明朝官制，都指挥同知系流官，不可荫授。着者此处史料来源于《明史》「李如松，字子茂，成梁长子。以父荫为都指挥同知之记录，《明史》此处史源，乃《明实录》荫辽东总兵左都督李成梁男李如松为都指挥同知世袭的记载。惜覈南氏辑校本《起居注》，无此条记载，《实录》乃最早记录李如松荫袭都指挥同知的史源。但《实录》成于天启，史源晚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志皋撰文、常胤绪正书的《李如松墓志》，其载李如松于「乙亥（万历三年）以父任授指挥同知」。志中又载，此志乃李成梁（1526-1615）亲自请赵志皋所写，意即史源是李家人自己提供的行状，可以说相当权威。因此李如松在万历三年荫任的是指挥同知。《实录》此处大抵出于史官纂修时误增之衍文。第二个小问题，按清代铁岭李树德修康熙《李氏家谱》，如松子世忠、性忠，世忠子顺祖、遵祖; 如梅生纯忠、宪忠，纯忠生明祖。又按李如松墓志，其有二子一女，长子李世忠，次子李懋忠。对勘之下，李懋忠与李性忠大概就是同一人。由此可见，铁岭李氏辈分比较明确，所以李成龙自称李如梅孙，李应仁自称李如松孙，即便是朝鲜妾室所生，或许也还需进一步考证。

其四，第五章、第六章论杨镐、丁应泰的几个问题。本书称杨镐生年未详（页157），笔者此前读《万历八年登科录》，知杨镐当年为二十六岁（25周岁），即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读此登科录，还可以顺带解决另一位万历援朝重要人物──监军御史陈效（1552-1599）的生卒问题。陈效当年二十九岁（28周岁），即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陈效与杨镐为同榜进士，且名次仅相差两名。万历二十七年（1599），陈效积瘁得疾，病逝于朝鲜战场，宣祖国王亲临其丧。陈效作为明廷派往朝鲜的监军御史，其实也是指挥系统中的重要人物。据本书指出，万历援朝中指挥体制有文官经略、经理运筹帷幄作大决策，武官提督冲锋陷阵。但笔者认为，陈效作为御史巡按战场，其监军督察、勘验巡行的「按臣」角色不可忽视，这也是指挥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朝鲜方面也称伏见抚臣杨镐...... 与督臣邢玠、按臣陈效，协谋宣力， 殚竭思虑」，丁应泰弹劾时也说：「督臣邢玠、按臣陈效与提督麻贵，以及自司、道、将领等官，何乃未勘之先，今自商计一疏，扶同欺罔？」 明后期巡按等按臣、道臣在军事系统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陈效在壬辰战争中的角色问题，也值得重视。

本书在研究杨镐被弹劾事件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一个缘由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并称提督麻贵是主和派。但据笔者研究，麻贵也是坚定的主战派，这一点综合参稽多种中朝史料都可以证明，而且麻贵在亲自援朝之前，就因为坚定的平倭立场，被倾向于防倭备战、怀疑封贡的孙镤建议调来一同备战。关于麻贵的抗倭立场乃至抗倭事迹，笔者亦另有专文探讨。

另外，有关史料、既有研究以及本书皆言丁应泰为湖广江夏县人，且不详其具体生卒。据天一阁藏《万历十一年登科录》，丁应泰是湖广都司武昌左卫军户，其祖上世袭武昌左卫指挥，当年登第时年三十一岁（30周岁），即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其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吏部会同都察院考核评定为罢软，《江夏县志》云其弹劾杨镐等人未成，后来罢官归隐不久卒，则当卒于1605年以后不久。又《登科录》此处仅言丁应泰之军籍，未言祖籍。笔者查找《武职选簿》，惜武昌左卫选簿已佚，无法再次查明其祖籍。武昌左卫与江夏县同城，但该卫军户和江夏县民户的区别还是应该分清。

笔者也赞成丁应泰弹劾事件的党争性，及杨镐萨尔浒之败后所有功绩一笔勾销的论点。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多面性的论述：丁应泰早年其实亦是一能臣干吏，「专精吏事」，在地方任职时，培养儒士，鼓励文教，修葺祠宇，「讲乡约，息狱讼，四方流民归者如市，置学田三百亩，邑人肖像祀之」，其任职之休宁、登封等处，后来皆对其立祠祭祀。所以由此可管窥历史的复杂性，一个历史人物是有多面性的，我们在论述时亦不宜将其脸谱化，因为每部史书的编纂者都无法脱离其固有立场，治史者当警惕之。丁应泰出于党同伐异之心弹劾杨镐，干扰援朝大计，其历史罪责无容可逭，应予谴责。但朝鲜史料一味否定其为彻底的奸邪谗人，称其是毫无可取的鬼蜮之辈，这种极端说法也应辨证对待。因为朝鲜君臣亦曾在杨镐、麻贵初到朝鲜时对其产生质疑甚至阻挠、诋毁，而后来却又改变说法，这些痕迹在史料中斑斑可见。

此外，对比阅读三国史料会发现日军记载日期与明朝和朝鲜史籍记载有一天的差别，比如杨镐等人领导的蔚山之战中到达城下的日期，日方史料如《朝鲜物语》记载为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朝史料如《东征记》等书则记载为二十三日。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十六世纪末期日本使用的是唐朝的《宣明历》，而明朝和朝鲜使用的是明初在《授时历》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大统历》，有明一代《大统历》其实因其有误差而屡兴议论。读者如有兴趣比对两种历法差别，可参读《宣明历》、《授时历立成》、《大统历法通轨》等书进行研究。

当然，白璧微瑕，固所难免。总之，本书是一部兼采实证考据、历史书写等多元方法，从横跨中日韩三国的东亚视野为视角切入，透过群体观照与个案探研的综合研究，来重新厘清抗倭援朝明军史实的重要著作。可以说不仅完成了为古人洗冤、还历史真相的基本目的，也为学界研究东征将士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

文章来源：《明代研究》第39期，2022年12月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