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神分裂症多发病在青年（难监护易反复多误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北京报道“我们希望患者病情能够得到稳定控制，正常回归社会”10月10日，在第3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马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患者正面临着难监护、易反复、多误解、回归社会难等多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为什么精神分裂症多发病在青年?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为什么精神分裂症多发病在青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北京报道“我们希望患者病情能够得到稳定控制，正常回归社会。”10月10日，在第3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马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患者正面临着难监护、易反复、多误解、回归社会难等多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障碍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根据柳叶刀精神病学横断面流行病学研究，按中国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计算，截至2022年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约为688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司天梅也指出，服药依从性低、弱监护、高复发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管理的几大难题。

与此同时，尽管证据表明，规范治疗后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够完全康复，但由于公众对精神分裂症缺乏科学的认知，对患者存有歧视和偏见，导致患者即使康复后仍难获得理解与接纳，甚至会限制其获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回归社会之路面临重重阻碍。

发病早、依从性差、易反复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慢性疾病，多在青壮年缓慢或亚急性起病，临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患者一般意识清楚，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过程中会出现认知功能的损害。病程一般迁延，呈反复发作、加重或恶化，部分患者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但有的患者经过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后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状态。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影响着超过2300万人，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在3.8‰-8.4‰。在中国农村，我国一项长达14年的追踪研究显示，男性患者的长期状况比女性差很多，各种原因死亡、自杀、无家可归、缺乏社会援助的比例更高。

马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精神分裂症目前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发病比较早，青壮年发病，过40岁精神分裂症发病较少见。而家里可能有直系亲属，例如父母有精神分裂症，孩子的患病风险就比正常的孩子要高2.5倍。

在马弘看来，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通过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位的关怀与帮助，除了治疗外，康复以及被接纳对患者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社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康复的重要场所。为了更好地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国建立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精神分裂症社区管理模式。其中也联动了精防、公安、民政、残联等各方力量。

据了解，2004年国家启动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2009年，将重性精神疾病社区随访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随着国家整体经济能力的提升，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管理，逐渐从机构化管理转变到人性化管理，从以管控为主的治疗模式，转变到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

不过马弘也指出，自2005年开始相关部门就在搭建医院社区一体化的体系框架，但框架搭起来后“砖墙楼板”并没有逐渐填充。

“这主要是因为咱们国家的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存在绝对和相对不足。绝对不足就是人数少，人力资源不足、一些专业培训不到位；相对不足就是队伍非常单薄，大部分都是以医生与护士为主，康复师、社工、心理治疗师以及稍微有点轻奢的艺术治疗师几乎没有。”

与此同时，精神分裂症患者还面临着被社会接纳的问题。马弘举例称，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回归社会时会面临被歧视的问题。“工作单位若要进新人的时候，总是希望是能干活的人、健康的员工；或者我们交朋友、找对象，也希望是一个健康的人。”

探索长效针剂使用社区管理模式

实际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一个家庭来说影响巨大。《临床心理学年度回顾》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死亡的可能较普通人群高出2-3倍，一旦发病会摧毁患者本身和家庭原有的生活秩序。

马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中国，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其实很高，约1‰，这是很庞大的群体，其中包括诊断的、未诊断的，治疗的、未治疗的。“虽然目前没有彻底治愈的药物，但只要坚持服药，病情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早期患者，基本不影响其人生。我有很多患者都正常上大学、结婚生子。”

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差，经常有不断停药、不断反复的情况出现，马弘无奈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复发两次的患者，基本没有太多信心治好，医生写简历也只能遗憾地写“本次愈后比较好，长期愈后不良”，“再好的药如果不用，那也没有用。”

据了解，精神分裂症作为被纳入社区康复中六类精神障碍疾病中的较为严重的疾病，在实现社区康复的过程中较其他5类疾病困难更为突出，针对患者“依从性差”“家庭监护能力弱”等挑战，近年来，以长效针剂治疗方案为基础的精神分裂症社区管理模式在我国多个城市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目前，广东、上海等部分地区通过推广长效药物，在完善精神分裂患者社区管理方面取得较显著的成效。

“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中有超过18个地级市政府将长效针剂费用不纳入该病的支付限额，直接计入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医生也得到标准化培训。上海嘉定区通过‘医保报销、财政兜底、政府补贴’等方式推动长效针剂使用，规范患者治疗提升依从性。” 杨森中国副总裁王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称。

事实上，从全球治疗理念和趋势来看，长效制剂的使用已成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

根据《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刊登的《精神分裂症治疗的费用分析》研究，由于反复发作需要再住院或加强照顾所造成的直接成本, 较治疗单次发作的治疗成本高出约100倍；《精神分裂症的经济负担研究》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与间接经济负担之比为1:31。

为此，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在结合国际治疗前沿和自身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于2020年推出《抗精神病长效针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专家共识》，呼吁在精神分裂的治疗中，将长效针剂的使用作为重要策略。

王玉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进一步指出，从上述一些地区看，推广长效针剂使用有利于提升疫情防控下的社会治理与公共卫生安全，能够降低患者社区随访管理负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创新精神卫生社区治疗管理路径和新模式，有效提升公共卫生安全。

不过，王玉也强调目前广泛推广尤其是基层方面，仍有很多困难。“主要难点还是在基层医生的能力上，基层很少有专门的精防人员，另一个难点在于基层药物的配置，这需要财政支持，比较好的地方财政才能支持长效针剂的免费治疗。”

在马弘看来，上述问题确实都很现实，基层管理需要能力提升，但使用长效针剂推广的精神分裂症社区管理模式的应用在科学管理疾病、提供情感支持、帮助恢复社会功能等方面正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相信在未来，该模式在更多区域都会有更广泛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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