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十大盛世（开元盛世与姚崇十事）

大唐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经济、文化等方面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开创这一盛世的李隆基用过几位好宰相，尤其是初期的姚崇、宋璟，与贞观朝房玄龄、杜如晦并称大唐四大贤相。

【开元盛世和姚崇的十个条件】

姚崇上任之前和李隆基谈了十个条件，满足这些条件他才可以出任宰相，李隆基全盘接受。姚崇没有辜负李隆基的信任，在任三年多时间解决了诸多问题，被称为“救时宰相”。之后的宋璟在任三年，同样以劝谏李隆基为首要工作，巩固了姚崇诸般措施的效果。

二人在任前后六七年时间，兴利除弊、选任人才、整治吏治、抑制权贵，这才能够战胜开元初期的连年自然灾害，取得对武则天以来政治局面拨乱反正的效果。开元八年大唐“五谷丰登”，开元十二年“年谷屡登”，开元十四年人口达到七百余万户，虽然军事上并未取得开疆拓土决定性的胜利，但李隆基在文治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越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历史高度。

此时，姚崇已经在开元九年去世，宋璟也被罢相，虽然能劝谏李隆基，但也无法像之前一样天天在李隆基耳边聒噪。

【朝堂之上，要确保政治清明】

武则天以来，唐王朝的帝王权威达到了顶峰，皇帝成了王朝长治久安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限制帝王权力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所以，姚崇十事当中有四件直接就表明了这方面的观点，包括依法治国、接受逆耳忠言、尊重臣子等，皇帝尤其不能因自己的喜好决定国家大事，这是对武则天以来已经败坏的唐王朝政治风气的拨乱反正。

开元时期，李隆基基本上没有对大臣下过毒手，也能接受大多数劝谏，一方面是姚崇、宋璟二人先后在位，底子打得好，另外也是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等人流毒太甚的结果，朝野上下人心思安，普遍意识应该改变过去几十年的混乱政治风气。

加上姚崇是个能办实事儿的人，李隆基前期也能够放权，双方经过了互相试探完成了初期的磨合。一次姚崇请示官员任免事情，李隆基不置可否，弄得姚崇“惧”。高力士劝谏李隆基应当多与宰相沟通，李隆基说：“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新唐书》）

大事儿皇帝和宰相商量着办，小事情宰相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有了李隆基这句话，姚崇就敢放开手脚大干了，“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新唐书》）

这是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

【限制宗教与国争利，限制奢靡之风，关注民生】

武则天时期推崇佛教，权贵们就大肆营造寺庙、争取佛门僧尼人数指标，既在政治上迎合武则天，又可以钻国家律法漏洞逃避赋税在经济上得利。此风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富户依托寺院逃避赋税，唐王朝税赋流失严重。

开元二年，姚崇上奏，提出对寺庙人员和田地进行严格审查，同年又发布了禁造佛寺的赦书，“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资治通鉴》）。另外，又拾起了当年唐高宗李治时期的“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旧唐书》）规定，开始对宗教佛道两门进行抑制。

效果还行，“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唐会要》）。这个数字对几十万的僧尼队伍来说比例不算很高，但刹住了武则天以来宗教人士成为新的特权阶层的歪风，对原有权贵阶层也是一次打击。

姚崇的这些措施相对温和，并非晚唐武宗时期的极端灭佛举措，虽然效果不如灭佛来的酣畅淋漓，但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且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小。

姚崇明确提出，杜绝除国家规定赋税之外的一切“贡献”。所谓“贡献”，就是地方官吏和权贵阶层以上交皇帝为名向百姓征收的额外财货。

多年在地方为官的姚崇深知其中隐情，自武则天掌权之后，地方官员进献“祥瑞”和各种珍惜物品，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无数幸进小人以此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结合整治吏治，姚崇彻底杜绝了这种陋习，保证了开元时期唐王朝行政体系廉洁、高效。

李隆基对此也非常支持，开元二年，“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旧唐书》）。同年九月，又对厚葬之风进行了限制，明确了下葬必须简俭，送终器具不得用金银装饰，地方官员严加察举。

当时的李隆基，真的是个不错的皇帝。可惜到了天宝时期，李隆基自己就已经开始追求奢侈享受，安禄山等地方官员凭借进献各种奇珍异宝维持与李隆基的亲密关系，开元初期崇尚节俭、整治吏治的成果已经基本失效。

有了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唐王朝诸般经济上的改革措施得以有效推行，常平仓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常平仓制度在隋炀帝时期被破坏，本来是用来平抑粮价、救济灾民的常平仓成了皇帝和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加速了隋帝国的崩溃。唐太宗时期重建常平仓制度，在初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再次被皇帝和地方官员滥用，五十年来天灾频繁，常平仓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姚崇在开元二年提出再次重建常平仓制度，明确了常平仓储粮的征收办法和使用办法，之后开元四年、七年、十六年又几次重申，保证了开元盛世的粮食安全和百姓基本生活保障。

这些是开元盛世的经济基础。

【务实稳重的军事策略】

自唐高宗李治平灭了百济和高句丽，唐王朝的对外扩张就已经彻底停止。武则天在军事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对吐蕃、契丹、后突厥数次大战失败，造成了唐王朝军事实力在开元初期降到了谷底。

中原弱则蛮夷兴，周边吐蕃、后突厥、契丹和奚族、渤海国开始兴起，当时唐王朝面临的外患要比想象中严重的多。

姚崇很清醒的认识到开元时期的唐王朝与贞观时期不同，已经不具备对外扩张的实力，只能采取对内恢复经济、对外“持重安边”的策略，再依靠唐王朝的国力来消耗周边异族的锐气。

开元二年，李隆基不顾朝臣反对，接受了薛仁贵之子薛讷的建议，命薛讷统兵六万讨伐契丹和奚族，结果战败，薛讷被剥夺官爵成为庶人。好在随后薛讷戴罪立功，在陇右击败了吐蕃入侵，挽回了薛家的荣誉。

之后的李隆基理解了姚崇的对外政策，再也不好大喜功的贸然对外开战，开元年间基本上保持了对外防守反击的稳重策略，周边异族也没在开元年间占到什么便宜。

这些是开元盛世的军事基础。

到天宝年间李林甫掌权、十大节度使建立，开始“对外开边”。但既无战略目标也无战争决心，强盛的国力没能转变成军事胜利，还埋下了安史之乱的巨大隐患。

【取得了部分效果的限制外戚、宦官】

姚崇十事中明确提出“宦竖不与政”、“戚属不任台省”。

唐王朝对外戚、宗室在朝中任职并无限制，武则天掌权期间尤为严重，并延续到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

外戚方面，李隆基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开元初期外戚势力得到一定限制。开元四年，因殴打御史大夫，李隆基下令杖毙了皇后的妹婿等人，对外戚势力是一次沉重打击。

“四年春正月癸未，尚衣奉御长孙昕恃以皇后妹婿，与其妹夫杨仙玉殴击御史大夫李杰，上令朝堂斩昕以谢百官。以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请，乃命杖杀之”（《旧唐书》）。

但李隆基之后宠信武惠妃和杨贵妃，彻底忘记了姚崇的谏言。

唐代宦官势力始于武则天，喜欢排场的武则天增加了大量的宦官，虽然少有干政记录，但皇帝最接近的这批阉人早晚会成为国家祸乱。

李隆基掌权过程宦官群体帮了大忙，高力士就是其中的代表，因此李隆基对宦官势力并没有做太多的限制。开元初期，高力士为首的宦官群体一直保持了对李隆基的忠诚，虽然手握重权但还算是正面力量。

天宝之后，随着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越来越多的宦官参与了军政事务，宦官逐渐成为一股对唐王朝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安史之乱后更加难以遏制。

宦官问题是开元盛世给唐王朝之后百多年留下的最大祸患之一。

姚崇十事简明扼要的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点，并通过开元盛世的到来证明其可行性，只要内外安定、上下齐心，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勤劳的先人们自然就会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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