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汉译本排名（译言王智量1928年6月）

本文转自：庄子江湖

2023年1月2日晚上十一点，惊闻智量师数小时前仙逝（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18：47），哀恸不已。

智量师（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翻译《奥涅金》的苦难历程，我听他亲口讲过多次，每次都没讲全，每次都有令人震惊的新细节。每次我都建议他一定要完整写出来，但他心有余悸不敢写，又说写了也不可能发表。我说别管现在能否发表，先写出来，留下见证。我每次见他，都追问写了没有。后来智量师终于打消顾虑写了出来，我高兴极了，比我自己写出满意之作还高兴。但我没想到，智量师送我的《奥涅金》译本新版扉页，居然写了一句题词：“这篇后记是远山叫我写的。”

智量师，不是我叫你写的，是历史要求你写的。只有记录悲剧，才有可能避免悲剧。

你这篇后记的价值，不亚于你翻译的《奥涅金》。

张远山

2023年1月2日智量师仙逝日

2001年11月14日

我和妻子陈林群看望智量师

《奥涅金》译本后记

王智量

1

《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的校订和修改工作结束了。这本译作马上就要以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时候，我想我应该在这里给读者朋友们说一些有关这本书的翻译过程的话。

说来话长。

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爱好者，也有幸成为了一个俄国文学研究、翻译和教学的专业人员。从1950年起我开始阅读普希金的这部《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后来研究它，给学生们讲它，又翻译它，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这也正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五十多年。在我和这本书的不解的缘分中，曾经有许多师长和朋友帮助过我。现在，每当我回忆往事时，脑海中总不由得会浮现出他们的面容和身影。因为，没有他们的教导、鼓励、帮助和支持，我就不可能做出这件直到今天还能继续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来。

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何其芳先生。

那是在1956年，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刚在中南海怀仁堂听过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文艺界与学术界人人意气风发，跃跃欲试。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酝酿创办两个刊物，一个搞散文，一个搞诗歌。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他当时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是他手下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他把办这份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所里三个都去怀仁堂听过报告的年轻人来做，我是其中的一个，他还叫我负责。后来因为形势陡生变化，这个刊物不让搞了，何其芳先生和我们几个人都白忙活了一阵。然而恰是在这个不曾问世的刊物从筹办到终止的过程中，出乎意料地萌生了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开端。

王智量先生人生中第一本俄语原文

《叶甫盖尼·奥涅金》

那时，我经常要拿着组到的稿件到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里去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一天，在谈论一份稿件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他最喜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说他在读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读过这部书的英译本，他说有些诗行他还记得，好像他还立即背出了几行。这时，因为我也非常爱读这本书，我便按捺不住地顺口用俄语背诵起其中的诗句来。其芳先生听了很是高兴，而且显得很兴奋，他对我居然能够背诵这部书的全文表示惊异和赞赏。有几行诗他要我再重背一次(记得是第七章第36节末尾的几行：“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说来，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之中！”)他对诗句原文中铿锵和谐的音韵赞叹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

这时，其芳先生忽然满怀诚挚的热情对我说：

“你把它，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

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已走上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是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曾译出过任何一部大的作品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碰它？我没有把其芳先生的话认真地听，以为他是在随便说说，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和心情如实地告诉了其芳先生。没想到他却又对我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翻嘛！你能翻！”

我被他的认真劲儿感染了，抬眼凝望着他。这时其芳先生又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停了一停，他又对我说：

“胆子放大，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接着他又说，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应该把原作字句的意思翻出来，还应该尽可能地传达一些原作的形式，让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也能从中体会到一些原作的艺术特点。翻译诗歌尤其应该这样，因为离开了艺术形式上的那些独特性，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其芳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鼓励给我的启发很大，从此我便开始了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的历程。

从这天起，我潜心思考、认真对待这件事。我首先做的是，从书中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中选出十节，用它们当试验，来确定我翻译这部书的方法和原则。（现在所采用的保持原诗诗节押韵规律和诗行节奏的做法，就是那时通过这种试验确定下来的。）我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悄悄地把这十节诗经过反复修改翻译出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在做这件事，也没给任何人看我的试译稿。然后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十节译诗抄清，送去给其芳先生，请他过目。

又过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北大中关村宿舍区的门房叫我去接电话。是其芳先生打来的。我一拿起听筒，只听他高兴地对我说：“和尚！你译的《奥涅金》发表咯！”

“和尚”是我年轻时的绰号，也是师友们对我的亲切称呼（我那时留着平头）。我正在对他的话莫名其妙时，他又说了：

“你看见今天的报纸没有？我的文章？”

我还在莫名其妙。他继续说：

“你快去看看！”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马上跑进北大校园，跑到哲学楼的三楼（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在北大里边，在新建的哲学楼占一层楼面），去资料室找到当天的报纸，大概是光明日报，看见了全文发表的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篇名文。读到中间，竟发现他把我翻译的那十节《奥涅金》当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了他的文章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节(“对于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这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光辉……”)，他用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的达吉雅娜的浓郁情感，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他还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而我读到这里，首先领会到的，是其芳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对我的莫大鼓励和关怀。

从这天起，我开始满怀信心地，按照其芳先生的指示，“大胆地，老实地，下工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王智量翻译的《奥涅金》手稿简影

几个月以后，当我翻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译出六十几节诗的时候，大难临头了。那是1958年的初春，我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是我的一个具体的罪证。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之中。面对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的处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更是不得不忍痛丢在一旁，不敢再去碰它。我被划为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生活费，去劳动改造。

这一年（1958年）的5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午，天气炎热，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这时文学所已经搬到科学院里）第三层里安静极了，好像除了我这个等待放逐的坏人以外，一个好人也没有。我坐在原归我使用的研究室办公桌前桌上和抽屉里已经一无所有，我面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记不得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写的，勒令我老老实实去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这张桌子和这张大字报在告诉我，我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我心中苦不堪言，万念俱灰。

我独自坐在那里，坐得实在无聊。我到厕所去小便。我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在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厕所来。原来这层楼里还有别的人。他也是来小便的。两个小便池并排贴着一面墙，这人和我也并排站立。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偷觑人家，只盼着他赶快结束走掉，我好把身体上难受的紧绷的弦放松。

忽然我明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不是别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我心中的苦味突然陡增，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因为我明天就要下乡去了。可是我不敢。他是所长，是所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好人们和我之间的界线是划得分明的，连楼里的勤杂工对我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两只手僵持在一个位置上，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而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走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十分紧张难受的状态。

他先结束，转身离开。我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听见身后他的皮带扣发出的声音。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向外走去的脚步声。

我有些奇怪了，没有再继续僵立，我转过身去。我发现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这时，我和他面对着面。我不敢对他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而先开口说话的是他。我万万料想不到，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说完这样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以后，他立刻昂起头做出似乎并不曾理睬我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去。在他临出厕所门的那一刻间，我见他先是探头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大步地走开。

我在听到所长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以后，身体才恢复动作。我好像忽然感觉到，我的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等于已经死掉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好的工作。当时我觉得，其芳先生的这一句话是世界上最亲切感人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的声音。他的这句话提醒我想到，我并不是像那些在大会上口吐白沫声嘶力竭痛斥我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从此“盖棺论定”。（那时，有人还给我画过一幅漫画，画上我躺在棺材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不！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没有错！其芳先生不是已经对我说了嘛：“《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他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的精神的支柱。我过后越来越深地理解到，在当时，对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在其芳先生又是多么地大胆，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啊。他不正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我不正是一个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吗？我觉得，其芳先生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忠诚，他为人处世的一颗善良之心，他对当时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也就是当时的政策）在内心深处的判断和评价，在他对我悄悄说出的这一句话中，全都坦率无遗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读到过不少专门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文章，但很少有人探入他心灵和思想深处的这一个矛盾的方面。我觉得，不如此深探，便不能研究出一个真实的何其芳来。

心头的激动催出我眼中汹涌的热泪。我从那个厕所里奔回研究室，俯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写字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以后，我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我下乡要带的行李中……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太行山麓那个名叫小米峪的山村外，在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为了把土踩实），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着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那时我每天都这样做，不管干什么农活，一边干，一边在心里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反正也没人跟我这个五类分子聊天说话。到夜晚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

后来当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时，我在初版的“译后记”中诚心诚意地写下这样一段：

……然而，在这件工作上，我首先应该衷心、诚挚地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尊敬的长者，何其芳同志，是他在二十六年前鼓励我译这部作品的。他还曾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红楼梦》中引用了一节我的译文。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从农村回来，从一片片香烟盒、包装纸和卫生纸上把译稿最初凑成一个整体时，我还能抄一部寄去呈在他的面前；而现在，这本书又经过上十次的重译、重抄，终于排印出来的时候，已不可能请他亲自过目了……安息吧，敬爱的其芳同志！请允许我以这份极不完满的成绩，奉献在您的灵前，希望您能知道，您为培育后来人所用的心血，并没有白费。我，以及所有经过您教育培养的后来人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学着您的榜样，永远忠实地为祖国人民工作。

这应该是后话。我的回忆还只到1958年。

在1958和1959这两年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高举“三面红旗”的日子里，我一边服从监督、老实劳动、认真改造，一边仍在悄悄译我的《奥涅金》。记得那一天，我从平山县（当时叫建平县）西边一处小山坡上把一块据说是含有铁矿的石头（大约有一百来斤重）背往县委所在地洪子店的炼钢场地的途中，我一直在心里反复推敲，寻找一节诗的韵脚，于是也忘记了脊背上的重负。

1959年底，有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第一个政策，我回到北京。这时我曾经见到过其芳先生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也没主动找他，一来避嫌，二来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还没有做完，不能向他交代。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揭发我改造的决心不够，例证之一便是我在农村仍然“念念不忘”《奥涅金》的翻译。再加上其他原因，这次我的帽子没有能摘掉。我被再次发配大西北，继续改造。我还是带上我的那本《普希金全集》第五卷和我的没完成的译稿。我被分配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里做勤杂工。每天夜晚打扫完办公室以后，我就利用那里的灯光和纸张，继续翻译我的《奥涅金》。还是悄悄地译，不敢让那位对右派分子非常严厉的编辑部主任知道。

1960年春天，在那个大饥饿的年代里，我被派到甘肃定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在吃着野菜树皮去拉犁种地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其芳先生的嘱咐，继续坚持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有些当时的情况和体会我把它作为创作素材写在了我写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里。1960年底，当我失去了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等等，只剩下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时，我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都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的手提包。

我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在病床上把已经全部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记得我用的是一种像土制卫生纸似的非常粗糙的纸，当时我只买得起这样的纸。我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就我当时的右派身份，我的译稿当然是不会出版的。其芳先生收到译稿后，让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平凡先生给我回一封回信，说他很忙，以后会看的，也会给我写信，等等。而后来，又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刚结束不久，其芳先生便离我们而去了。到1982年，我才能在那篇译后记里，写下上面引出的那段怀念他的话。

2

1961年，我在上海一个弄堂的居民小组中被表决通过，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带有幽默意味的是，主持会议的派出所民警，在谈到我应该摘帽的理由时举例说，我在农村劳动和在上海生病失业期间，还“念念不忘”（他也用了这四个字）翻译《奥涅金》，说明我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忠诚。

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来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师，从1950年便指导我阅读《奥涅金》的北大俄国文学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原来他在也被划右派以后调到上海，做《辞海》编辑工作。这时他也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他说，他早知道我到上海，知道我又失业又生病，但是直等到两人头上的帽子都摘掉了，他才敢来看望我。

余振先生见到我全部译出的《奥涅金》，非常高兴。但是他说：“现在要出版你的译本是不可能的。不要忘了我们头上曾经有过的那顶帽子啊。再说，我们头上现在还是有一顶帽子的，叫做‘摘帽右派’。”

在我们两人都黯然无语，过了片刻以后，他又说：

“也好，再多改几遍，好好磨磨，铁棒磨成绣花针嘛。”

余振先生喜欢用“磨”这个字来表示认真下工夫的意思。和其芳先生当年的指示意思是一样的。这一磨就磨了二十多年，而且现在我还在继续“磨”下去。

余振先生要我首先把原作再仔细阅读。为了鼓励和鞭策我，他给我看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亲手抄写的全本《奥涅金》原文，并且说：“我当时虽然这样用功，仍是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得好！再磨它几年，做得会更好的！”他见我一家五口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他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的第二编送去福州路卖掉，把几百块钱拿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和工作。

从这时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几年间，我每个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里去一两次，在他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不停地对我的《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后来又有一个摘帽右派参加进来，他是杜嘉蓁，北大俄语系1957年的毕业生，在他一年级时我给他上过俄语讲读课，他也是一个普希金的热爱者，我们师生三辈爱好一致，命运相同，我们相聚时惟一的话题便是普希金和《奥涅金》。那时我们曾经说，如果能给我们一间屋子，挂上个“普希金研究翻译室”的牌子，我们愿意进去坐一辈子，不给工资也行。那时，他们两人（主要是余振先生）帮我修改《奥涅金》，对俄诗韵律与节奏如何在汉译中表现的问题和我做过许多探讨。《奥涅金》的译稿在这几年里大约至少重译、重抄过上十遍。反正我还在失业，有的是时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们三个人各自在单位和里弄接受批斗和被监管，不敢再聚会了。我独自一人继续干下去。当时我每天主要的时间是被叫去批斗、扫弄堂、烧砖头、挖防空洞，我仍然早起晚睡地继续修改这份译稿，并在几年中把俄文《普希金全集》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有关别稿也全部译出了。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有重要意义。我又把别林斯基论《奥涅金》的两篇名文和普希金的继承人莱蒙托夫用“奥涅金诗节”的格律写出的长诗《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也翻译出来，想为我国读者、学生和教师尽可能多提供一些有关《奥涅金》的参考材料。这些译文现在全都发表了，起到了我所期望的作用。

1970年夏天以后，“文革”的大浪潮已经过去，我们这三个被称作“牛鬼”的人又悄悄聚会了。第一次，我记得，是在上海复兴路嘉善路口一家小面馆里。余振先生见我面的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你把《奥涅金》磨好没有？”从这以后，直到“文革”结束，我又在余振先生帮助下把译稿修改了几次。我的《奥涅金》翻译中其实包含了许多余振先生的心血。二十年之后，余振先生逝世的前几天，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对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把普希金全都翻出来了，印了一百万本！”他老人家就是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离开人世的。

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约在1980年前后，有关方面研究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考虑《叶甫盖尼·奥涅金》采用哪个译本时，我国研究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前辈专家，一向关心后来人的戈宝权先生为我力争，我的这个译本才得到其他同志的“那就拿来看一看”的允诺。据说当时有人想到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因而有所犹豫（这不怪人家，只是反映当时的时代和历史的特点），戈宝权先生坚持说：“既然有这个译本，就应该考虑进去，人家花了那么大力气！”他的这番热心话救了我的《奥涅金》译稿一条命。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蒋路先生，把他们终于从“文革”劫后的残余文稿中找出的、我当年投寄给他们的《奥涅金》译稿带到上海，在余振先生家里交给我，请我修改后再给他们。他当时的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请你重校和修改。这是你二十年前译的，就是当初出版了，现在也应该重校了。”现在，又一个二十年以后，我再重新校改这部译稿，其实也是按照他的这个意见在做的。

这时中央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正从《英汉大辞典》编辑部的临时工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已经多次修改的译稿再做加工，先把全书中的一章（第七章）仔细校改过，抄出五份，分别请老师朋友们和青年学生们提出意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全书。当时给过我帮助的有翻译家方平先生，前辈诗人辛笛先生，故世的诗人姚奔先生，余振先生，杜嘉蓁先生，故世的翻译家力冈先生和几位爱好诗歌的大学生。有两位大学生还曾热心地把全部译稿朗读录音，以便从听觉上去发现译文的优缺点。

译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又得到当时该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卢永福先生许多帮助。他亲自来当责任编辑，对稿子做了许多加工。卢永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俄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他怀着满腔对俄国文学的热情和对我的厚爱，帮助我让这个多灾多难的译本出版问世了。从1950年我在余振先生，还有曹靖华先生，刘泽荣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算起，到这时已经整整三十年。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普希金选集第五卷：叶甫盖尼·奥涅金》

从1982年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年。这是我们国家新生的二十年，真正繁荣昌盛的二十年。这个译本在这二十年间，曾在人文社的《普希金选集》，《普希金小说戏剧选》和《普希金文集》中以不同版本出现过，曾多次在电台播放，录制过录音带，并曾按照余振先生的意愿，由他参与执笔，改成每行十个字的整齐版本，以另一形式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普希金全集》中。二十年来，国内大多数文学选本和教材中，都采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普希金的论著中都提到或引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展览会上、纪念馆和图书馆中，都陈列这个译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展，这个译本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台湾省也买去了版权，印出当地的版本。

1999年，在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俄罗斯驻华大使在他的发言中因为这个译本和我的《上尉的女儿》译本，以及我在普希金教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把我的名字和其他几位先生的名字列在一起，表示感谢，俄罗斯政府文化部还向我颁发了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俄罗斯曾几次邀请我去参加有关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学术讨论会，虽然因为经费问题未能成行，但我也很高兴。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第二编辑室的主任刘开华先生和我商定，由我对这部译稿重新校改，再出新版，让它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俱进地进一步提高，让它能够配得上我们伟大祖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并且满足我国广大读者日益提高和增长的需要。我就是在做这件工作的同时，对于过去的五十年，心中涌现出不可抑止的回忆。

我把这些回忆写下来，作为这部重新校订修改的书稿的译后记放在这里。敬请读者朋友们指教。

智量

2002年2月

写于上海华东师大一村

可查看王智量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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