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青年们请安心厌世）

“活着有什么意思”、“世界怎么那么无趣”，生活中我们好像总会遇到一两个厌世的亲友。今天我们推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陈建守的文章，讨论距今一百多年前的近代中国青年人的厌世情绪，追寻“厌世”这个概念的近代起源。也许正是这种“厌世”，部分成就了五四的传奇，因为百年前的厌世其实很正面。

古今“厌世”大不同

知名的时尚杂志《美丽佳人》曾调查最“厌世”的星座 top3，在公布答案之前的引文是如此说的：“我们活着到底要干嘛”、“这个世界怎么那么无趣”。不知道大家身边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两个极度厌世的亲友，好像已经看遍人生百态，或是遇到了所有不平等的对待，让他们遇到任何事都充满厌恶。上榜的前三名分别是：处女座、双子座和金牛座。这三个星座是否真是十二星座中的厌世专家，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厌世”这股风潮已经在台湾的舆论界卷起千堆雪。

歌手田馥甄 2016 年推出的《无用》，歌词诉说人生过着无用的日子也不见得多差，被认为是厌世金曲。

事实上，只稍在 Google 键入“厌世”，随即出现一连串与“厌世”相关的结果，比如说“十大厌世特质”、“厌世影展”甚至是充满负能量的“十句厌世金句”。身旁的朋友，也不时发出这样的哀嚎：“我是负责任但厌世地活着。”我不禁好奇这种伤春悲秋的情绪，究竟是当代社会的产物？还是人类共有的情怀？因此，这篇小文章想要追索的就是“厌世”这个概念的近代起源，限于篇幅，讨论范围局限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的近代中国社会。倘若我们以“厌世”作为关键字进行搜寻，可以发现“厌世”一词最早可能出现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

帝尧巡于华，封人曰：“请祝圣人，使富寿多男子。”帝曰：“辞。”“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封人）曰：“多男子，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分之，何事之有。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何辱之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1833 年在广州创刊的杂志。该刊不仅是第一种以汉语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传教士刊物，同时也是晚清知识人汲取域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这段话的原型出自于《庄子》的〈天地〉，原文是：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僊，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这是《庄子》里头的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在“华”这个地方，守备边疆的“封人”劝说当时的天子“尧”。所谓“千岁厌世，去而上僊”，用白话来讲就是指既然已经活了数千年，那你就离开人世，飞升成仙吧！

以程度来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引用《庄子》的故事，比较接近尧对于所身处的环境感到厌烦，与当今社会谈论的“厌世”尚有本质上的差距。当代社会的“厌世”是失去希望，尧的故事则是不怀持希望。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尧的故事是人超越环境（处境）所以厌世，现在则是人被环境（处境）折磨所以厌世。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厌世”一词自古有之，在传统汉语的范畴中亦可觅得踪迹。当然，此“厌世”的内涵与今日大不相同。然而，近代中国的知识人如何使用这项词汇来表述身处的境地，如何透过这个概念表达其经验、预期和行动，“厌世”是否产生概念上的变异，则要透过考察“厌世”的相关论述才能加以验证。

“厌世”比“不厌世”更正面？

一项词汇从浮动游移乃至底定的过程，正好可以说明语言的变化。社会中的任何新事物、新现象、新行为方式都会催生很多新词汇。有些可能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使用的时间很短，霎那间便销声匿迹；有些则在使用频率较高，进而逐渐进入日常生活，而被固定下来成为习以为常的用语。

观察一项词汇如何在当时的社会中确立，“辞典”是绝佳的入手之处。辞典是揭露“词汇与概念”对应关系的稳定文本，以词汇串连而起的一个稳定的概念网络，全都体现在辞典的条目之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耗时多年所建置“英华字典资料库”，这是一项可供全文检索的资料库，收录 1815 年至 1919 年间极具代表性的早期英华字典。该字典由外籍宣教士及语言学家，如马礼逊、卫三畏、麦都思、罗存德、井上哲次郎、邝其照、颜惠庆、翟理斯、赫美玲等人编纂而成。我们可以利用这套资料库检索“厌世”。“厌世”一词在这套资料库中，可以在 14 个条目底下，搜寻到 18 笔解释。

“厌世”一词最早出现在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1908）中，被归类在“Life”的字词底下，释义为“to be weary of life”。在同一本辞典中，还有七项词条与“厌世”产生关联：“Pessimist”（厌世家）、 “Apanthropy”（厌世主义）、“Aphilanthropy”（厌世心）、“Asceticism”（厌世之行为）、“Pessimism”（厌世教）、“Eremitism”（厌世）和“World-weary”（厌世的）。

这些词条的解释都集中在于对社会生活或现行制度的不满或逃避，比如说“Pessimist”的释义是：“One who regards the present system or constitution of things as radically bad”。而在 1916 年出版的《赫美玲官话》中，“Pessimism”成为教育部所规定的、统一的翻译词汇：“厌世论派”。由此可以略为推估的是，“厌世”作为一个消极或逃避的概念，至迟在晚清的思想界中就已经出现，嗣后更进一步成为官方认定的翻译词汇。

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被认为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标准辞典”。

梁启超（1873-1929）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丛报》第 5 号（1902.4）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及先秦学派学分南北两股思潮，其中南学因为气候合宜、土地丰饶，世界观与北学不同，抱持“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且“不屑于实际”的态度。

对于礼法和经验的不拘，是来自于南学尊尚老庄和杨朱之学的缘故，杨朱之学所提倡的为我主义和纵乐主义皆起源于厌世观，厌世的极致追求是要服膺顺应于自然之性。梁启超于此使用的“厌世”，尚不及当代社会那种莫可奈何而生的厌世感，仍处于前述《庄子‧天地》故事中的范畴。

同属《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蒋智由（1865-1929）在《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辑（1903.12）上以笔名“观云”发表〈厌世主义〉一文，开笔就拈出厌世的真义：“以世界为恶土，以人类为秽物，潇然作别一天地之想而绝人避世，不与社会相接触者，世称为厌世主义之人。”蒋智由认为厌世主义一词是尚未厘清来龙去脉的概括名词，要判别厌世主义的对错和存在与否，先要问的是“这世间是否存有厌世之果”让人设法逃避。

对于蒋智由来说，人世间一切欺诈、野蛮的负面情事，导致志气清明之士发出厌世之叹。就算是同样抱持厌世之心者，也有“厌世而弃世”和“厌世而救世”这两种差别。蒋智由进一步批评，世俗的观点指责“厌世者”逃避现实，却忽略“不厌世者”汲汲营营，庸碌营生，而这是不对的情况。

蒋智由的理由在于两者以功过相较，“厌世自了者，仅可谓之无功于世，而此不厌世之徒非特无功，而又有过何也。”这些厌世者所背负的“厌世”负面标签，是由这些不厌世者所打造而成。而且世间之所以有可被厌弃者，皆是不厌世者所造出之孽。两相比较，厌世者审慎自处，气节反倒略胜一筹。

在该文的最后，蒋智由又以佛陀为例，说明当时佛教被称之为厌世教，这毋宁是非厌世教者偏颇一端的理解。佛陀作为古今最高尚之人格者，正可证明“不知厌世之人，其人格又多失于不高尚”。在蒋智由的笔下，厌世的论述沾染了佛教的气息，且懂得厌世之人其情操是高过于不厌世之人的。

李大钊（1888-1927）在《甲寅》第 1 卷第 8 号（1915.8）上有《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一文，该文是针对陈独秀（1879-1942）《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回应。李大钊认为当时政治的恶化态势，令厌世之思潮隐伏于社会之中。李大钊提出陈独秀该文厌世之词太多，而自觉之义太少，对于国家的改革不得以消极的宿命说画地自限，而需以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发展向上。

李大钊还批评当时有许多来自湖南的学生自杀殉国，这是极为不智的行为。李大钊认为这些自杀少年是未甚明了自觉之义，行为虽然悲壮可悯，但充其量只是“亡国之少年，非兴国之少年也”。李大钊进一步申述，自杀的现象在清末早已有之，民元鼎革之后，新生的共和国政治局势益发危急，有志之士万念具灰之际，再加上佛教天堂说的影响，造成“自杀是解脱”之说不胫而走，社会上便兴起自杀以救世救人的论述。因此李大钊认为若是耽溺于厌世之思，不但无法唤醒社会罪恶的迷梦，还会造成悲愤自戕的情况。

1932 年，梁启超的学生潘光旦（1899-1967）创办《华年》杂志，该刊提出当时中国问题的重点是青年问题，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生活要进展到什么地步，端看当时青年的培植能够进展到什么程度。在该刊第 2 卷第 8 期（1933.2）中有一篇名为《厌世与积极生活》的文章，正好可以回顾“厌世”一词的词汇史。该文作者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说明人们为何会厌世的原因：

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值得我们高兴，所以不得不厌世了。

但是，厌世并不必然是悲剧消极的成分。对于这位作者来说，厌世与消极是两码子事，极端的厌世者如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司马迁和佛陀，虽然以厌世为立足点，却仍是努力完成其人生的大事业。所以厌世的人不必然就是消极的人。“厌世”是人生中最容易遇到的事情，若因此走上自杀一途，则是“非愚即诬”之人。相反的，充分理解厌世主义的人，便会寻求精神意义的享乐，来调剂其厌世观。

透过前述的说明，我们大略可以得知晚清民国社会对“厌世”的两股态度，一股是以“厌世”比“不厌世”者更为正面的论述，另一股则是将厌世与自杀等同起来的负面论述。这两股论述彼此并不相矛盾，出发点也不尽相同，是同属当时社会的两股思潮。蒋智由着眼于厌世者对于世间之恶的逃避无力感，反倒较之不厌世者更为可贵。李大钊笔下批判的青年厌世自杀情状，则是“精神丧失，薄志弱行”的不够自觉举动。

近代中国之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

当我们提及“厌世”一词时，脑中浮现的关联词汇肯定有“自杀”一词。譬如 1933 年的《玲珑》杂志上，就有“粤女李文芳，……不料归途李忽蹈海自杀，遗书谓久已厌世，不愿偷生。”1929 年的《生活周刊》邀请当时的心理学专家张耀翔（1893-1964）分析 1925 年上海的自杀人数问题，文中提及自杀的人口不减反增，特别是当时青年的自杀问题。

对于青年自杀这个现象，《新潮》杂志第 2 卷第 2 号（1919.12）载有罗家伦（1897-1969）的《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蒋梦麟（1886-1964）《北大学生林德扬君的自杀》和李大钊的《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三篇文章。他们共同讨论厌世、自杀问题源自一名北大学生林德扬跳水自杀的事件。该名学生是一位热心国事的青年，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自费开设国货店。林德扬临死前告诉朋友妥善经营国货店，毋庸挂念其生死，字里行间，语多悲观。

林德扬投水自杀后，第一国货店在报纸上发表的哀告。

从林德扬身后的遗书可知，他的自杀意志坚决而非临时起意。罗家伦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的大问题，因为当时的青年缺乏美术的生活，所以在百忙之中，经常产生厌世的观念。这种消极的人生观与外在的五四运动有关。罗家伦提出五四把过去的偶像打破，但未及建立新的人生观，这使得当时的青年顿失思想上的凭依，加上缺乏适当的导师引领人生，便流于自杀这样的消极人生观。热心青年的自杀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麻木不仁。

蒋梦麟讨论的面向同样涉及到青年人生观的重建。蒋梦麟提及当时青年的人生观正在改变，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对于万事万物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样的人生观恐怕会造成青年的自杀问题。相较于罗家伦对自杀的态度，蒋梦麟认为自杀是一种不道德的态度，要改良社会是要从个人改良起，如果青年的自杀成风，那社会终无改良的一天。因此，青年的自杀是社会上的一大罪恶。

李大钊则将青年的自杀与社会勾连起来，他认为“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积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的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带有缺陷的社会存在。李大钊认为当时的社会与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逐渐破产一样，因为物质文明走入颓废的气氛，连带引导人类走入死路。人们对于生活的失望和怀疑，再加上青年的神经敏锐，促使青年成为“自杀时代”的牺牲品。

就如同章士钊（1881-1973）对于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一文的回覆，当时青年的自杀问题来自于污浊的社会与政治，令富有理想精神的青年对这种黑暗的社会，了无趣味。失望和悲观交织的情绪，让青年自杀成风。

“厌世”与青年的自杀问题，章士钊认为重点在于“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的是“真厌世者”，因为真厌世者一方面可以由极而反入世，成为舍己救人的榜样，另一方面则可以收取廉顽立懦之效。李大钊最后对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的总结，十分铿锵有力。他是这样说的：

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关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命。…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制造者。

小结

2017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厌世代》的书，书本的介绍是这样写的：

他们是九〇年代前后，啣着滑鼠出生，素质最优秀的一代，也是在变化剧烈的年代中，彷徨、不安，疲惫地寻找光亮的“厌世代”。这样的厌世感，是一种对处于贫流层低薪生活的自我嘲讽。低薪、贫穷与看不见的未来，是厌世代们共同的困境。

这本书要剖析的就是台湾的青年如何在低薪的经济压迫下丧失梦想和斗志，因而成为了所谓的“厌世代”。“厌世”不仅是网路的流行词汇，更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这是一种无可奈何，不知如何改变，走钢索般的人生，仿佛只要一个断裂，生活就会陷入困顿。

《厌世代》

当代台湾社会与百年前的社会都让青年顿失所依，失去了追寻梦想的力量，造成“厌世”的情况丛生。不过，相较于当代台湾充满负能量的“厌世”，百年前的“厌世”论述似乎较为正面。就如同前引《厌世与积极生活》一文所云，“总之，我们不妨厌世，但却不要因厌世而消极，也不应该无目的的生存着。这样，我们的生命才真能有意义。”下次，如果朋友在你面前唉声叹气地说他们很厌世时，先不要被他们的负能量所影响。因为，“厌世”是每个人都很容易遇到的情况，试着告诉朋友历史上的“厌世”其实是件还算正面的事，只要他们可以“由厌世而救世”，而不是走上“由厌世而弃世”的道路。

本文经“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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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田也

图片来自网络及电影《猜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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