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蒙娜丽莎露出微笑（给蒙娜丽莎戴上口罩）

艺术中的美丑与生活中的美丑不同，生活中的“丑”可以成为艺术中的“美”。美的根源存在于思维概念中，而不是在具体表象中。丑则是肤浅表象的问题。二者是相互依托而存在的。在《现代艺术的美与丑》中，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周至禹以10堂现代艺术课的方式，解析80多位国际顶级艺术家的艺术理念和作品，用近300张精美插图展现一幅幅极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独到的方式来谈论其对现代艺术的感受和理解；探究众多艺术家的共同问题，启发观者的直觉观看和理性分析，寻找艺术关键词及艺术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欣赏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的美与丑》

周至禹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新冠疫情中的艺术名画

文 |周至禹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当代艺术家总是能对社会事件做出敏锐的反应。加拿大女艺术家吉纳维夫·布莱斯（Genevieve Blais）则是利用数字技术为古典名画中的人物加上了口罩，名之“新冠病毒时代的艺术史”。吉纳维夫·布莱斯是一位以照片为创作基础的艺术家，她的作品涉及艺术历史和理论叙事，曾经赢得了艺术界的高度赞扬。吉纳维夫·布莱斯的作品受国家级机构（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安大略科学中心）委托，在加拿大展出，并在韩国的《美丽 / 衰败》《今日秀》《照片》等媒体出版物上展出。

家喻户晓的名画人物被戴上了口罩，便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蒙娜丽莎被戴上了口罩，遮掩了她那著名的微笑，看上去也平庸了。著名的肖像多是脸部特写，被遮蔽了脸的主角因此也丧失了灵韵。

伊丽莎白女王也被戴上了口罩。不知道查尔斯王子戴不戴口罩，疫情中，查尔斯王子也被感染了。在巨大的宫殿阳台上，他孤独地和家人保持社交距离。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了在位68 年以来第 5 次电视特别演讲，鼓舞民众自律坚定地战胜疫情。

在这场疫情中，无论贫富贵贱都无法彻底免疫。荷兰风俗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于 1665 创作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以黑暗为背景，衬托着画中少女侧身回眸的情貌。少女欲言又止、似笑还嗔地转头一看，唯蒙娜丽莎的微笑可与之媲美。而如今戴口罩的蓝头巾女孩，看上去似乎是隔离在家，又似乎是未穿防护制服的护士。这时候，女孩黑黑的眼珠里似乎失去了微笑的感觉，只露出一丝哀伤的神情。

加上口罩后没有什么违和感的还包括另一位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的《圣母怜子》（1498—1499）。这是米开朗琪罗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之一，也是唯一一件有他签名的作品，创作这件作品时米开朗琪罗才 23 岁。我曾在梵蒂冈的更衣室里参观过这座雕塑。而现在戴着口罩的圣母身上躺着仿佛因感染病毒死去的基督，流露出难以言说的悲伤。口罩的材质、颜色和雕塑很接近，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在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小教堂天顶画里的《创造亚当》一景一看，唯蒙娜丽莎的微笑可与之媲美。而如今戴口罩的蓝头巾女孩，看上去似乎是隔离在家，又似乎是未穿防护制服的护士。这时候，女孩黑黑的眼珠里似乎失去了微笑的感觉，只露出一丝哀伤的神情。

加上口罩后没有什么违和感的还包括另一位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的《圣母怜子》里，上帝与亚当互相向对方伸出手臂，生命之火从上帝右手指传递给了亚当。这个情节也许是来自中世纪圣诗《轻叩心扉之门》。而现在，在这幅著名的画面中，只有赤身裸体的亚当戴着口罩，上帝和一众天使则没有戴。这表明上帝是免疫的，亚当作为人类似乎显得脆弱。上帝伸出的那一根手指，是要表达他肯于拯救人类的勇气，还是传达出一种片刻的犹豫？最终，上帝的手指和亚当的手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距离，虽然这距离远未达到安全的社交距离。

相比起来，戴着口罩的《大卫》（1504）就显得有些一般。这件著名的雕塑被放置在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的中央圆厅，本是佛罗伦萨自由的象征，而现在，赤身裸体的大卫被戴上了口罩。哪里有彻底的自由呢？这也是受到外界约束的结果。

就如同亚当戴上了口罩一样，象征性的人物戴上了口罩，就有了象征的语境和指向。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喜欢表现忧郁与焦虑，而“呐喊”系列则以强烈的“存在性焦虑”压倒了“儒雅的忧郁”。蒙克在 1892 年 1月 22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呐喊》（1893）的灵感来源：“我跟两个朋友一起迎着落日散步 —— 我感受到一阵忧郁 —— 突然间，天空变得血红。我停下脚步，靠着栏杆，累得要死 ——感觉火红的天空像鲜血一样挂在上面，刺向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 ——我的朋友继续前进 —— 我则站在那里焦虑得发抖 —— 我感觉到大自然那剧烈而又无尽的呐喊。”如今，《呐喊》中的人物也被戴上了口罩。从口罩中发出的呐喊依旧惊天动地，仿佛疫情非常恐怖，让人们害怕得不由自主大喊起来。人们在隔离的时候远离了自然，或许只能对着自家的窗口或者在阳台上歇斯底里地喊叫。《呐喊》中的人物的姿态与情景刚好吻合了非常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疫情时期，这特别具有象征性的《呐喊》便被赋予了相当具体的意义和联想。

在 15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的《维纳斯的诞生》（1487）里，从海中生起的维纳斯也被戴上了口罩。激动的春神在岸上迎接，她张开红色绣花斗篷，准备为裸体的爱与美的女神披上新装。可是这次疫情就是暴发在春天到来之前，隔离的人们只能在家里欣赏春天的花朵。画面左边的风神泽菲罗斯在朝着维纳斯吹风。维纳斯的两只手一手护在胸前，一手摁着长长的金发，将其护在下身，眼神迷茫呆滞，满脸都是忧郁惆怅的神情，这表情在现在有了更加具体的解释。看来，女神也是需要防疫的。所以自由女神也戴上了口罩。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罗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是为纪念法国七月革命而作，当时的法国民众以暴力抗争的方式反对查理十世的统治。这张画最早在 1831 年的巴黎沙龙展（Salon de Paris）上展出，而后被巴黎卢浮宫收藏至今，其曾经被印在法国 1980 年的邮票上，也曾经被印入 1983 年版的 100 法郎钞票。在布莱斯的作品中，自由女神是唯一的戴口罩者。她右手上扬，挥动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自由女神正跨过这些尸体，向前迈去。这也会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冲锋看作对病毒的宣战。可是，当时的起义持续了三日（1830 年 7月 27—29 日），而此次疫情影响的时间之长则难以估量，因此相形之下便显得有点悲壮了。据说，自由女神右侧头戴黑色卷边圆礼帽、身穿白色衬衫与扣紧的黑色夹克，双手握着一把长火枪的男子就是德拉克洛瓦本人。为将展现孤独与疏离的绘画人物戴上口罩，最容易还原一种现场性。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1882—1967）喜欢描绘空旷冷寂的城镇、街景、住宅、旅馆、加油站，置身其间却孑然独处的男女，笼罩在强烈的光影明暗之中，现代人生活的孤寂和疏离溢出画外，给人以不尽的“伤感”。这种描写现代生活景观的绘画，突然在疫情下具有了当下的意味。他的《夜游者》（1942）里的人物也被戴上口罩，寂寞而又间隔相坐的人，仿佛因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而显得有些寂寞。置入现实，这疏离就显得无比真实自然了。可是艺术家只是为一对情侣戴上了口罩，而没有给柜台里的服务员也戴上口罩。或许，那便是一个大胆无畏的服务者？就好像是疫情期间我在日内瓦当地超市里看到的收银员，也没有戴口罩。背坐在角落里低头看着什么的顾客，似乎也没有戴口罩。但是大家都沉默着，陷入一种极致的孤独中。

霍珀的画总是能表现出人的落寞和无言，所以他的很多画中的人物都适合戴上口罩。如《幕间休息》（1963）里，剧院里一个女子孤零零地坐在蓝绿色的椅子上，看着空无一人的舞台。似乎因为疫情，所有的演出都取消了，也没有观众亲临现场。戴口罩的人成为了唯一的观众，一边想象着舞台上的演出，一边低头陷入了沉思。

大凡表现寂寞和沉静的绘画，里面的人物也适合被戴上口罩，如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的《画家母亲肖像》（1871）。惠斯勒特别钟情于黑灰的色调，浅灰色的墙面，结合灰绿色的地面，衬托出前景中的一袭黑衣的老妇。她的黑色袍子占据了大部分画面，最左边是大片的缀花黑色布幔。墙上的黑色高踢脚线与右边延伸到地面的浅黑色椅子腿相联系，而墙面的黑色画框又平衡了画面。最终，画中人也因此几乎成为美国母亲的象征。而现在，母亲侧坐着，戴着白色的口罩望着前方 ——也就是画面的左边，放在黑色长袍上的手里拿着白色的丝巾。画中的母亲此时给人患病的感觉，像被居家隔离了。黑灰色在这时候形成的寂静是绝对的，仿佛地上掉下一个病毒都可以听到。这幅画的象征在今天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的局势前，突然有了更深的意味。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 在《自画像，绝望的男人》（1843）中以自画像的形式画了一个绝望中的人。此人现在戴着 N95 白色医用口罩，像是忙碌在抗疫一线的医生。可是除了口罩之外，他没有穿防护服，这便使他抓狂，眼睛瞪着，两只青筋暴凸的手抓乱自己浓密的头发。可是也有人解读，“这不是真正的恐惧，而是高度的自信和亢奋” 。

在文森特·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的《自画像》里，梵高也被戴上了口罩，这完全是高度自律防止传染他人的做法。面色绿黄的梵高，像是已经到了病情的中期。皱着眉头的梵高，也厌恶般地看着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有着修长的手指、几乎连在一起的两条标志性浓眉，以及她在自画像中突出强调的充满男性气息的“胡须”。在改编的自画像《带刺的项链和蜂鸟 》（1940）里，口罩似乎在画中人的呼吸下轻轻起伏。女画家绽放着连字眉，瞪着无言的眼睛，背后有以绿色植物为背景的猴子和野猫。

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1917）的《夏洛特夫人》（1888）描绘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叙事诗：囚禁在孤岛上的美女夏洛特只能从镜子里看大千世界，而当她离开织机在窗前亲眼看到真实世界的时候，诅咒显灵，镜子破碎，织机断裂，丝线缠绕着夏洛特，她挣断缠绕，毅然撑着死亡小舟去找心爱之人。此刻，坐在小船上的女人戴着口罩，仿佛小船上载着病逝的人，在静谧的河上无目的地漂荡着。船头还燃烧着的象征生命的蜡烛，也即将在黎明中熄灭。这深深的哀伤，也会引起人们共鸣吧。

美丽的女人是注重自己的容貌的，可是戴上口罩就无法孤芳自赏，也没有办法让悦己者看到。安全凌驾于美丽之上，恐惧让审美的心理也散淡了。女艺术家用几张肖像画来表现这一点。其中有捷克籍装饰插图画家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ucha，1860—1939）的美人海报画，有法国 18 世纪洛可可艺术风格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的《荡秋千》（1806）。在《荡秋千》里，戴着口罩的女郎在秋千上扬起脚，鞋子飞了出去；在花园雕像下的纨绔子弟戏耍着；躲在阴影中的老人牵拉着秋千绳子。一派欢乐的景象，似乎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给这种轻松的嬉笑赋予了某种沉重的矛盾对比，隐隐显露出一种讽喻。

在荷兰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的《吻》中，画中的一对恋人甜蜜缠绵，女子紧闭双眼，在花丛中全然陶醉在爱的气氛中。但是现在男子捧着女子的头，想要亲吻戴着口罩的恋人。似乎女子显得绝望而矛盾，努力地避开对方的嘴唇，一手搂着男子的脖子，一手像要拨开男子的手，就好像自己是感染者，怕把病毒传染给对方，演变成一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也或许，《吻》因此暗示了镀金外表下污秽的现实。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举办过许多关于克里姆特的展览。馆长利奥波德（Diethard Leopold）解释：“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个男人的脖子非常丑陋，象征他勃起的阴茎。这个男人是性欲的化身，但表面上这是一幅非常吸引人、可爱的绘画。”这个解读又引发了人们更多联想。

同样，在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杨·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1434）中，面无表情的新人戴着口罩，站在隔离的房间中。新郎举起右手，宣誓矢志不渝的爱情和家庭责任；新娘把右手放入新郎的左手，手心向上，宣誓做丈夫永远忠诚的伴侣。室内的所有细节，如蜡烛、刷子、扫帚、苹果、念珠，以及两人之间的小狗，都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暗示着对婚姻幸福的联想。这次疫情给家庭与夫妻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是难以估计的。有的人说，因为居家增进了夫妻的感情；有的人说，还未解封，民政局便已收到了数目众多的离婚申请。在隔离期间，即使是一家人也要相互防范，一切不正常的在这个时候正常起来，而一切正常的在这个时候又显得分外不正常。疫情岂止改变了家庭关系，更改变了世界格局，从社会政治到经济盛衰，从国家关系到个人关系，甚至影响了人们对全球化的认知。

在法国新古典派宫廷画家雅克 - 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的《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中，潇洒倜傥的拿破仑戴着口罩骑在马上，蓝色的口罩与红色的披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因此非常醒目。拿破仑右手指着前方，好像在对自己的将领们说：“那边是病毒的原发地？让我们去寻找躲在那里的 0 号病人。”在他的指引下，士兵们翻山越岭地行进。

而大卫的另一张《马拉之死》（1793）描绘的是法国革命家、记者让 - 保尔·马拉被夏绿蒂·科黛刺杀在浴缸之中的场景。木浴桶里的马拉戴着白色口罩侧躺着，胸上的刀口流着血，像患病者被刺杀一般。在瘟疫流行的古时，患病者常常因人们的恐惧而被隔离，被杀。

在另外一张佚名画家的《伊丽莎白一世》（1603）里，前景中坐在椅子上的伊丽莎白女王戴着口罩，一只手撑着脸，眼睛望着前方，头上方的两个小天使捧着王冠，右边后面则是咧嘴大笑的死神。这让观者联想到女王正在思考时间与死亡的关系。

生命无常。在这次疫情中，每个人都会感到距离死亡是如此之近，这也包括最底层的人们，如美国画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1891—1942）的《美国哥特式》（1939）中的人物。这幅画作展现了一位老农民站在他的单身女儿身旁的场景。男人手里握着象征艰苦劳动的三叉钉耙；位于女子右肩处的一盆鲜花表明他们十分爱家。直直呆立的两个人，现在也戴上了口罩：女儿戴的是白色的；父亲戴的是蓝色的。

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的《宫娥》（1656）描绘了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的马德里皇宫内的情景。而现在画中的宫娥、护卫、一名侏儒与一只狗，以及被环绕的德雷莎小公主都戴上了口罩。

具有保暖、面具、防护等属性的口罩，在疫情暴发后似乎与人类的面孔成为一体，成为未来识别 21 世纪人类的一种标记，也可以被视作一种面具和牢笼，阻隔着亲密与言说，这便给艺术提供了某种应许之地，或许口罩艺术化的应用也是一种应时短暂的言说。“我们都可以用微笑来代替最近的事件，所以我决定更新2020 年的艺术史。”给名画人物戴上口罩的吉纳维夫·布莱斯这样说。吉纳维夫·布莱斯重新构思了著名的画作，看看它们在疫情期间重新呈现，能带给人们什么启示。对名画的利用，并不会影响名画的历史地位，而是借助它的影响传播新的理念，引发人们更多思考。通过这种挪用，制造新的阐释，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方式。

（文中插图为吉纳维夫·布莱斯改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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