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特色文化展示（俄罗斯文化粗野与细腻兼具）

文/利哈乔夫

俄罗斯人的粗野与细腻，军事与艺术，这些互相矛盾的层面非常奇异地并存于一体，这与俄罗斯文化的两大渊源——拜占庭基督教传统和北欧军事传统的奇异结合有关，本文将讲述这两大不可调和的传统对俄罗斯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像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那样，俄罗斯文化是在它之前的两种文化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新文化不可能在与世隔绝和彻底封闭的空间里萌芽和成长，如果有这种可能，那种自我发展的新文化也不会带来独特而持久的结果。从整体上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种文化与其他多种不同文化“之间”诞生的，是决不会在空洞无物的表层成长起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俄罗斯文化在诞生和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特点。

俄罗斯文化的两大渊源

首先，俄罗斯文化诞生于幅员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因此俄罗斯文化对无尽空间的自我意识，经常伴随着它的政治观念、政治诉求以及史学理论，甚至还伴随着美学观。

其次，俄罗斯文化是在多民族的沃土上诞生的。在北方的波罗的海到南方的黑海之间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其中包括东斯拉夫、芬兰乌戈尔、突厥、伊朗、蒙古等部落和民族。古代编年史作者多次强调了古罗斯多部族的特点并引以为豪。

在后来的岁月里，俄罗斯一直保持了多民族的特点。从俄罗斯国家形成迄今，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特点曾经是俄罗斯历史、俄罗斯贵族阶层、俄罗斯军队和科学等领域的典型特征。在俄罗斯军队里，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卡尔梅克人组成了单独的军团。在18—20世纪，俄罗斯贵族阶层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格鲁吉亚贵族和鞑靼王公。

最后，我在刚开始提到的两种文化的相遇，由于两者之间相距甚远，因此不得不消耗巨大的能量。与此同时，起到作用的这两种文化（拜占庭帝国文化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二者之间在文化形态上更鲜明地显现出各自的不同特点。

位于南方的拜占庭帝国崇高的精神文化对古罗斯发挥了作用，位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军事对古罗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拜占庭帝国将基督教传给了古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的留里克家族也在古罗斯扎下了根。10世纪末，这两种文化对古罗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俄罗斯文化起源的时间也应该从那时算起。

两种文化（来自南方的基督教和精神文化与来自北方的军事和国家政体）的综合最终也没有彻底融合。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一直保持了两种文化的两个来源，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围绕着俄罗斯文化的统一问题而争论不休。这种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与帝国的皇权密切相关，它最终也未能根植于古罗斯。出现在古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却由于留里克贵族家庭的迅速俄化，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斯堪的纳维亚特色。

这种新型的拜占庭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未能在古罗斯达到彻底交融，同时分别获得并强化了各自不同的特点：通过保加利亚语这一媒介，拜占庭文化只是被古罗斯人掌握了一半，并获得了非常明显的宗教特点；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却变成了古罗斯较为具体而实用的国家政体之基础，甚至是带有唯物主义特点的国家政体基础。

在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来源具有下列共性特征：一是紧张和不断地思考俄罗斯命运及俄罗斯所肩负的使命；二是在国家与宗教之间经常出现对立。

拜占庭帝国的精神文化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政体之间，存在着深刻而重要的区别，这些区别迫使两种文化分别从意识形态上保持自我。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文化证明了自己在古罗斯（国家和人民）宗教使命中的正确性，而古罗斯的世俗政权从“法律层面”证实了自身的权利，即证实了继承整个大公家族或其中某一分支的权利。

罗马基督教占优的时代

11世纪上半叶的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Иралион）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精神命运的预言家，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所有关乎精神生活使命的思想全部从他开始。伊拉里昂在《律法与神赐》一文中，明确指出了俄罗斯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在王公贵族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中，许多编年史作者先后成为某个王公合法身份的“法律”依据和证人。这些编年史作者仔细核查了古罗斯王公地位的变迁，证明了本公国王公的“合法权益”以及他们有权登上全罗斯最高王位的“合法性”。

“俄罗斯使命”的两种观念（宗教使命与谱系使命）曾在古罗斯境内广泛传播，从11世纪一直流传至今，同时发生了多次变化。伊拉里昂认为，古罗斯及其主要城市基辅是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使命的继承者，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13世纪鞑靼人占领基辅之后，并以这种复杂观念解释了基辅沦陷的原因，同时将弗拉基米尔城和莫斯科看作是基辅罗斯和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

而编年史的作者们则认为，从留里克开始的俄罗斯王朝的兴起就是与鞑靼政权媾和的结果。

毫无疑问，在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中，宗教倾向远远优胜于国家政权。

在古罗斯，远离尘世的修道院非常盛行，它们逐渐成为强有力的宗教启蒙发祥地。希腊静修思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自我意识和宗教自我意识开始在修道院里生根发芽。图书事业得以蓬勃发展，许多从希腊文译成古俄语的作品陆续问世。

从14世纪末开始，圣三一谢尔吉大修道院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一座座修道院拔地而起，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圣三一谢尔吉大修道院，同时为其他修道院奠定了基础。比如，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救世主-卡缅修道院、瓦拉姆斯基修道院、救世主-普利卢茨基修道院、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等，都是在圣三一谢尔吉大修道院的影响下建造的。规模盛大的新修道院星罗棋布，遍及古罗斯的整个北方地区。

随着蒙古鞑靼桎梏的衰亡（可以认为从1476年起），宗教倾向在俄罗斯文化中全面优胜于国家政权，当时的古罗斯国家正处于国力恢复阶段。

就在此时，在位于普斯科夫附近的叶列阿扎洛沃修道院里，长老和院长菲洛费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公开陈述了“莫斯科为第三罗马”这一理念。

国家倾向同样创建了准确的俄罗斯国家的王朝理念，但这只是纯“法律”意义上的王朝理念：通过鼻祖留里克，俄罗斯沙皇家族可追溯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大帝，莫斯科大公（沙皇）是俄罗斯文化的两大根源——留里克王朝和奥古斯都大帝的合法继承者。他们的出现未经因东正教（实际上是由于佛罗伦萨教会合并）而沦陷的第二罗马的准许……这种理论在莫斯科公国的外交实践中一度占了上风，这一事件甚至被刻画在俄罗斯主要大教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内的沙皇宝座的四壁上。

后来到了19世纪，上述两种理论（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区别逐渐淡化，甚至达到了二者合一的程度，当然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

十分明显的是，菲洛费长老的理论带有纯粹的宗教意义，其目的并非侵犯他国领土或吞并他国。这一理论证实，莫斯科只是从精神层面上依赖于它之前的两个基督教国家，也就是说，证实了上帝的恩赐从那两个国家向古罗斯的过渡这一事实。而斯皮里东-萨瓦在《弗拉基米尔王公的故事》中陈述的理论却带有纯粹的世俗意义，它证实了莫斯科对继承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大帝的一切权力这一追求的合法性。无论从直义上讲，还是从转义上讲，这一理论均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

非常典型的明证是发生在16世纪的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之争，这种斗争曾一度非常激烈，但它却一直在隐蔽地进行，因为从形式上看，宗教权力和教会占了优势，位于世俗政权之上。事实上，任何人都不曾为此而争夺，这种现象也非常符合俄罗斯文化的特点。

至于莫斯科国家的主要圣地，历史上一直是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几乎所有的莫斯科都主教都安葬在这座教堂内，而不是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天使长主教堂，在此安息的是历代的莫斯科大公和沙皇。

非常典型的一种说法是：鉴于最早的莫斯科大公都是从第一罗马派遣而来，而并非从第二罗马派遣而来，所以莫斯科在修建克里姆林宫教堂时，邀请的全部是意大利建筑师，而且都是来自承认罗马教皇权力至上的那些城市，包括来自拥护教皇统治的城市——比如米兰的著名建筑师亚里士多德·菲奥拉万蒂（A.Fioravanti）。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墙顶部的雉堞也与米兰城墙一样，这也是罗马教皇权力的象征。其实，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四周城墙上的雉堞犹如雄鹰的翅膀，它正是教皇党的标志（而俄罗斯人错误地将其称为“燕尾”形垛口）。

关于俄罗斯文化两大根源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至今，某些异教徒和他们所属的教派也参与了这场纷争。修道院也逐渐分为坚持国家意识形态的约瑟夫派和与国家疏离的禁欲派，后者带有宗教性和神秘主义色彩，其主张是放弃财富并脱离国家政权。

最终约瑟夫派获胜。伊凡雷帝对违抗他旨意的教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本人十分渴望亲自管理教会，并迫不及待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和重要批示。当时的俄罗斯教会首领——都主教菲利普在做礼拜时被捕之后，被发配到特维尔少年圣母升天修道院，随后就被活活勒死。

然而，留里克王朝却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王朝灭亡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时期，正如发生在12世纪的古罗斯国家割据时期和13—15世纪的蒙古鞑靼桎梏时期那样，混乱时期反而促进了宗教倾向的深化和发展。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教会和宗教倾向有助于拯救俄罗斯，激发全社会的宗教热情，还推动了集资活动和武器制造业。建立于1589年的宗主教专权是俄罗斯在宗教复兴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它加固了教会管理和国民精神生活中的个性化原则。

北欧军事文化与沙俄

在文化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个性化原则显得极为重要。

17世纪初，在俄罗斯开始复兴之后，引导文化发展的两个人物发挥了头等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宗主教，一个是君主。

由于强力人物——宗主教的出现和君主专制的复兴，17世纪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即在宗教权力与世俗政权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此之前，世俗政权所受到的重创多于教会权力所受到的挫折。教会为自己增加了世俗政权的多种功能。在少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执政初期，实际掌管国家的是他父亲——俄罗斯宗主教费拉列特。17世纪中叶和下半叶，宗主教尼康的奢望更大，他干脆自称“伟大的君主”。

尼康为了尽快在重新合并后的俄罗斯各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包括在小罗斯-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文化的两大根源在数百年来已经形成本民族意识和礼俗的乌克兰，甚至在受到天主教影响的部分地区实行自己的权力，尼康决定对教堂祈祷仪式进行改革，试图使国家新老地区的教堂祈祷仪式趋于一致。

然而，宗教权力取代世俗政权和教会改革的奢望不仅未能实现，反而给俄罗斯精神生活带来了连续300年的灾难。大多数俄罗斯人没有接受尼康的宗教改革方案，有些人怀着满腔仇恨接受了它们，宗教信仰遭到冷落，教会的权力开始被削弱。

由于旧教派信徒的对抗，彼得一世轻而易举地就取缔了宗主教制，并恢复了俄罗斯文化中的世俗政权优先的法则。彼得一世也因此而断送了教会管理中的个人独裁专制，创建了没有个人独裁专制的集体化管理机构——“主教公会”，这一组织完全服从他的意愿。

众所周知，在集体化管理条件下使人服从君主政权要比一人掌权时使人服从君主政权容易得多。事实果然如此，教会开始服从国家并变成一个非常保守的组织。罗马并没有变成与前两个罗马宗教联系的象征，而成为国家实力和国家尊严的标志，从此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满足帝王欲望的帝国。

18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家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有世俗政权、“唯物主义”思想和极具优越性的实用主义。

如同昔日，随着阿索斯圣山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修道院职能逐渐还原，俄罗斯的宗教活动得以复兴。第一个最辉煌的胜利便是在俄罗斯卡卢加市郊外，建造了一座奥普塔修道院，该修道院还逐渐强化了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东岸）一带的长老及其禁欲派的某些观念；第二个胜利是萨罗夫修道院的道德和宗教生活的恢复，19世纪上半叶，这座修道院曾使俄罗斯的宗教生活显得非常丰富，时任院长的是圣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

俄罗斯宗教原则的回归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和道路，旧教派信徒的宗教生活单独地发出了一丝微弱的亮光。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也分别独立开展宗教活动。只要回忆一下果戈理、丘特切夫、霍米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

到了20世纪，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帕维尔·弗洛连斯基、谢苗·弗朗克、亚历山大·梅耶尔、瓦西里·津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叶尔恰尼诺夫等大批哲学家，依然以俄罗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为主题进行创作。起初在俄罗斯，后来在俄罗斯移民期间，分别创建了俄罗斯思想家联合会，他们的专著和论文也相继出版。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在等待宗教-教会活动与主张国家唯物主义思想之间的对立呢？为了说明国家的文化倾向将沿着全欧之路发展下去，为了说明这条道路要求一个国家必须与其他国家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我们根本不需要成为预言家，因为国家正在渐渐地丧失自己的民族特征，已经无法表达人民的意志，许多人民代表已不能创建崭新的治国方略。若想创建崭新的治国方略，需要大批具有个性的人物和个人权力。

除此之外，由多位统治者构成的集体迟早一定会关心他们本身的个人利益，并极力捍卫本人拥有的地位。“代议制的沼泽地”将逐渐成为所有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的主要障碍。人民代表仅限于为自己的选民编写完美无缺但无法实现的方针政策，对低级趣味采取纵容的态度。党派已经不能继续表达人民的思想，他们只能以各种不同方式维护人民代表的利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能趋于所谓联合。

无力的集体化管理形式（主要是指议会、委员会、理事会等）可直接削弱国家的文化创意。

与此相反，精神文明可独立开展活动，而无须国家的干预，当然也不会得到国家的资助。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中世纪意识的遗迹，它们以某种形式为实质性的国务活动打上了不可容忍的古代烙印。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国家，根本无法捍卫人民的自由。与此相反，国家一旦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就不再会以知识分子为敌，也就不会产生压制知识自由的企图了。

如果社会上没有任何事物干扰自由和天才的个性发展，那么，社会中将会出现崇高的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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