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骨子里的狂傲之气（铁肩辣手邵飘萍喋血张作霖枪口）

邵飘萍（1886-1926）

当代记者节确立于2000年11月8日，至今是第17个年头。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可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存在一个记者节。1933年1月，江苏镇江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以“宣传共产”的罪名杀害；次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不少地区的响应和认同。于是从1935年开始，9月1日成了民国时期的记者节。

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独裁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京报》社长邵飘萍，宁死也不收张作霖的30万“封口费”；以“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为信条的林白水，慷慨被杀也不为军阀唱赞歌；秉承“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毅然叫板蒋介石；“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最终在美国被暗杀⋯⋯

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许，东方未白，北京天桥东刑场传来一阵低沉的枪响，《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轰然倒在血泊中，年仅40岁。“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一个追寻言论自由与人格独立的灵魂，为何于茫茫乱世中沦亡，历史曾有过怎样残酷的血雨腥风，以致轻易便终结了一条充满正义的生命？邵飘萍之死，与张作霖有直接关系。

“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直奉联军入京，张作霖和吴佩孚早早地放出消息，要缉捕并杀害邵飘萍。张作霖之所以必欲除邵飘萍而后快，其中不无渊源。早在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

期间，《京报》推出过一大张两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全是关乎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评语，“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袅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报纸传到前线，军心甚至为之动摇。

由于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相信暴力的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三十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其数额之巨，远超当年袁世凯企图收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银元。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退回，同时宣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最终郭松龄兵败被杀。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随即，直奉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

“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京报》不但见证了民国历史的血雨腥风，也是邵飘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写照（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藏）

此时，邵飘萍对于直奉联军进京之后的险恶形势已有预感，为防万一，他暂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并在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接待来客。避居数日，邵飘萍心中十分焦急。联军人城后，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主动为邵飘萍承担了联络、斡旋之责，实际上他已被张作霖收买，以诱捕邵飘萍作为换取“造币厂厂长和大洋二万元”的条件。

4月24日，邵飘萍接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事情。他先与张翰举联系，询问外面形势。张翰举诓骗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张学良已被疏通，同意飘萍在京继续办报。邵飘萍轻信了谎言。当日晚5时许，天已擦黑，他在薄薄的夜幕掩护下，乘私人汽车回报馆与夫人汤修慧商议《京报》馆近期维持办法。一小时后，又乘汽车匆匆离去。

孰料他的行踪已被监视。当汽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邵飘萍遭侦缉队拦阻，并由两名荷枪者押至警厅，夜8时左右警察厅侦缉一队队长南保祥又率50余名探兵包围《京报》馆，并搜走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张学良

捕捉进行得十分诡秘，汤修慧及家人竟毫无所知，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才得知消息。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当天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当即决定由上海时报社驻京记者、北京晚报社等十三家新闻单位各出一名代表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出面接见时，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

“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随后又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秘密判处他死刑，“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关于邵飘萍的死，当时的报道不尽相同。《顺天时报》报道说：“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部射击一弹，邵遂倒地毙命。”《北京晚报》在飘萍牺牲的当天即发布了消息：下车后，邵向监刑官一笑，身旁士兵即向脑门一枪，子弹从后脑进去，从右眼下部穿出。

邵飘萍被害后，当时有媒体控诉这是“军阀压迫舆论蹂躏人权之露骨的表现，”因此，邵飘萍之死，“全国民众所当同声一哭者也。”

邵飘萍之死，无疑是民国动乱时代的民族悲剧，如此追求自由的灵魂，若不在军阀的屠刀下超脱，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亡。只是这样的悲剧，不久又降临林白水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