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孩子们 抗日战争中的孩子剧团

文/ 黄慧清

1938年5月，孩子剧团在武汉合影。最后一排左六为吴新稼；前排右二为张蔚

孩子剧团，是在周恩来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少年抗日宣传队。全国性抗战时期，孩子剧团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演出过很多儿童街头文艺戏剧。这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小生力军，为抗日宣传贡献了一份特别珍贵的力量。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国难教育社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经研究立即派共产党员吴新稼前往领导，从此吴新稼为团长带领孩子剧团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活动。

这个组织隶属上海文化界救亡会主管，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

孩子剧团的成员，大多数都是被日军入侵后搞得家破人亡、亲人失散的孩子。为了不当顺民，不当亡国奴，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组织起来宣传抗日，在城市、农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和《仁丹胡子》等文艺戏剧。

为了抗日宣传工作的方便，这个抗日团体取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孩子剧团。1937年9月3日，孩子剧团在上海正式召开成立会议。从此，孩子剧团名扬全国。

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奔赴内地宣传抗日。因缺乏经费，在地下党的关怀下，他们通过各种活动以及到电台播音等方式，获得许多热心的爱国人士的捐款。这个剧团22名成员，最大的18岁，最小的8岁，靠着募捐来的300元钱，分批化装成难民，冲破敌人封锁线，辗转苏北、河南等地，一路宣传抗日救亡，来到武汉。

1938年1月，孩子剧团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武汉。他们以为到了“抗战大后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武汉的国民党当局对孩子剧团百般刁难，说他们是一群小难民，要求他们立即解散，还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地难童收容所去。这群八九岁到十多岁的孩子，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怎么办呢？

正当孩子剧团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派邓颖超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雪中送炭。邓颖超深情地说：“我叫邓颖超，周恩来同志让我代表他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来向你们表示慰问。”这群孩子围着邓颖超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妈妈一样，欢呼雀跃，久久不愿离开。

1938年2月9日下午1点，周恩来派他的警卫员吴志坚，乘着一辆大卡车接孩子剧团全体成员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专门举办欢迎会。孩子剧团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时，邓颖超和办事处工作人员早就在大门口等待了。

会场设在二楼，沿路墙壁上贴着“欢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孩子剧团”“小孩子英勇的精神是大孩子的榜样！”“小孩子，大孩子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会场布置得很漂亮，各色的花绒线五彩缤纷地挂在天花板上，四壁挂了许多八路军战斗生活的照片，年轻战士还带着孩子剧团的孩子到处参观。

这时，一位身着灰棉布军装的中年人，神采奕奕，健步走了进来，后面还有几名年轻的警卫人员。中年人对小战士们说：“小客人都来了，你们要好好向孩子剧团的小朋友学习。”欢迎会的小主持人向孩子剧团介绍说：“这是周恩来同志。”孩子们热烈鼓掌，接着小主持人又介绍了叶剑英、博古、叶挺、郭沫若等。

周恩来十分关心孩子剧团的每一位小演员，了解孩子们的简单情况后，认真倾听了孩子们唱《孩子剧团团歌》。周恩来边听边点头，还为孩子们鼓掌。

当孩子剧团的领导介绍孩子剧团成立的经过和工作情况时，孩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流浪儿》。“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孩子们唱着唱着，在场的人们感动得泪水涟涟。

这时，周恩来挤到孩子们的中间，牵着孩子们的手深情地说：“孩子们，我们有共产党，曙光就在前头！”邓颖超也温和地安慰孩子们，并指着餐桌对孩子们说：“吃吧，这八样糖果看谁吃得多……”

欢迎会开得十分感人，很多人都讲了话。博古、叶挺、郭沫若以及从前线回来的青年战士等，都在会上愤怒痛斥了日军的残暴罪行，鼓励孩子剧团在艰难困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

最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孩子剧团在敌人炮火中诞生，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很不容易。周恩来要八路军的小战士向剧团的孩子们学习，孩子剧团的孩子们激动地高呼：“向小八路学习！”周恩来激励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小朋友，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自己斗争，自己创造，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

孩子剧团的孩子们激动万分，点头回答：“好！好！好！”

从那以后，孩子剧团不仅在生活上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还在演出、安全等方面得到了党组织的极大照顾和大力支持。

1939年1月，孩子剧团克服道路上的诸多困难抵达桂林。当时从全国各地来的文化人士都聚集到桂林，经常开展抗日活动，城市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跃。于是，孩子剧团的演员与聚集桂林的儿童，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如何开展儿童抗战工作，并进行了一次儿童联合大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之后，抗日孩子剧团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

剧团刚到重庆不久，恰逢重庆举行抗战儿童戏剧公演，团员们因此结识了很多少年朋友。剧团与其他的儿童团体联合开展宣传工作，成立了重庆市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4月4日儿童节（当时的4月4日为中国儿童节），孩子剧团和其他儿童团体及小学校一起举行了抗战儿童戏剧演出、演讲比赛、儿童歌咏大会等，沉闷的山城传遍了抗日的歌声，吹响了抗日的号角。为了深入开展抗日工作，1939年和1940年孩子剧团分成两支队伍，两次到条件艰苦的重庆各区县去演出。

孩子剧团在重庆参加了一系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决心的活动。1940年12月，应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的邀请，剧团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一起参加了一次对苏联的音乐广播活动。

1941年以后，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重庆话剧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孩子剧团也参加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棠棣之花》 《战斗的女性》等话剧。剧团根据自身特点，上演秧歌剧《农村曲》和一组自己创作的儿童短剧。并且在一些戏剧界前辈的指导下，上演了轰动一时的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和大型童话剧《秃秃大王》，深受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

孩子剧团在重庆两年多，除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外，还进行了自身业务素质的提升工作。一是剧团成员的继续增加及内部机构应时调整。随着人员的增多，增设了一般工作部，为了行政工作的统一，设立了团队本部。二是通过长期的战斗，孩子们的个人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保持了剧团的独立性，曾拒绝被编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及重庆卫戍司令部。

“皖南事变”之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向各地发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密令，当时孩子剧团也成为攻击目标。国民党委派李清灿任主任指导员，对孩子剧团进行控制和监视。为了保存实力，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冯乃超等人的大力帮助下，孩子剧团悄悄撤离重庆。当李清灿正式接收时，剧团只剩下7名中小团员。在只剩一个空壳子的情况下，不到3个月，剧团便解体了。

解散后，在这个亲如兄弟姐妹的革命集体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大部分都考上了江安戏剧学院、青木关音乐学院、育才学校、普通中学以至大学，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人们都知道：一般在发生天灾人祸时，孩子都是等待救济的对象。然而全国性抗日战争时期，孩子剧团的孩子们却冒着战火硝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文学家茅盾称孩子剧团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认为这“22个小的灵魂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后备军”。

周恩来对孩子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郭沫若鼓励剧团成员们：“你们就像树木，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成长起来。”

冯玉祥为孩子剧团写过一首诗进行赞扬：“孩子团，真能干，演剧歌咏助抗战。孩子团，真正好，不顾死活为国胞。孩子团，真正行，献身国家作长城。”

重庆社会各界人士对剧团都赞不绝口，认为孩子们的抗日宣传激励了自己抗战的热情。丁玲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我虽说感觉到你们的吃力和千万儿童的苦痛，但更使我不能静止的情感是对于你们的尊敬。”当时许多人拿出“孩子们应该在学校里读书”的理由反对孩子们的抗日宣传工作，但刘念渠认为：“孩子们演剧，不但可以扩大救亡工作的效果，演剧本身也是给予孩子们的一种教育。在流浪中工作了半年，孩子们所收获的，比把他们关进一间教室里读一年死书好。”

孩子剧团的成员除吴新稼外，年龄虽小，却热心抗日救亡，被人们称为“抗日小英雄”。孩子们的抗日热情更激励着成年人必胜的信念：“有了这种坚强的下一代，中国是不能够被征服的。”剧团的工作除激励了社会抗战热情、解除父母从事抗战工作的后顾之忧、减轻社会救济压力外，还让社会认识到孩子能力的重要性及孩子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成效性。

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无论是上海时期的萌芽，或是武汉时期的成长，还是重庆时期的花开，每一步都是在书写抗日童心的传奇。

在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中，孩子剧团只是其中一个十分微弱的小团体，当时还有许多宣传抗日的孩子群体，如新安旅行团、厦门的孩子剧团、武汉的七七少年剧团等，他们都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孩子剧团的成长，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孩子剧团的抗日宣传，是中国少年儿童最为珍贵的文苑奇葩，是中国少年儿童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具体体现。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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