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与赵孟頫哪个好看（方波明代后期书品人品）

明代后期“书品人品”品评标准的变化

与对颜真卿评价的转向

■方波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书画文献研究所所长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流印社副社长

浙江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明代后期，随着对书家道德关注程度的降低，道德视角的书法批评所蕴涵的矛盾日渐显现。书法与道德关联的松弛甚至分离，是明代后期书法批评的一个特点。“书品人品”品评标准的变化，带来对颜真卿及其作品评价的转向。

万历前期不少评论者仍延续“书品人品”论，坚持“书如其人、心正则笔正”一类的观点和品评标准。但书品、人品的品评标准在实际的品评运用中经常遇到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方波 宽宏远瞩四言联

王世贞在跋《摹苏长公真迹》时，针对前人对苏轼书法的评价作了评点，认为无论是“墨猪”“画字”之评，还是“跛偃”“左秀右枯”之论，所评仅在表面，并未切入苏书精妙之处。王世贞最认可王履道和黄庭坚对苏轼的评论，并记录了自己对“以品胜”的理解以及所遇到的难以自解的矛盾。他说：

余于眉山苏长公无能为役……昔人之评公书者，或目以墨猪，或讥其画字，或病其跛偃，或谓其多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要之举不足以累公，舍此则所谓吃井水地，无不宝爱公遗翰，称赏不置口。而余最心与者二评，其一王履道云：“世之学公书者多矣，剑拔弩张，骥奔猊抉，则不能无。至于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萧散容与，霏霏如初秋之霖；森疏掩抑，熠熠如从月之星；纡余宛转，纚纚如萦茧之丝，恐学者未易至也。”黄鲁直云：“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公第一。”此二评者，诚为知言。然公故非当家，政自以品胜耳。品者，人品也，不尔请看吴通微、王著。或又曰否否，李丞相、锺太傅生身刀笔中来，闾井之侩魁耳，不中与会稽、吴兴作奴，而何以鼎峙万古也？余无以应，退而志于尾。

王世贞评苏轼时论及品德问题，“余无以应”正说明古人所言人品书品之关联的漏洞，亦说明书法评论中存在着缺陷。

方波 平则德能八言联

朱熹也记载有类似的故事，但内涵与王世贞所言并不一样。朱熹关注的是书法能否以道德、品行有亏者为取法对象，在取法中是否需要面对古今与忠奸问题，王世贞的困惑则是如何理解市井之徒与刀笔吏也能书写出被后人景仰的作品，也能成为光照古今的书法大家，书法的评价标准与作品的实际表现是否存在着矛盾。在书法品评中，这种矛盾的出现，在于明代后期批评者对批评对象各方面因素关系的理解更为全面，开始对将书品与人品简单联结在一起的品评方式产生疑惑，有了将书品与人品剥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针对颜真卿和蔡京的品评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莫云卿云：

自后人伪作右军之言曰“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张癫引以教颜鲁公，遂作千古谬论。末世又以出自鲁公，不敢置喙。鲁公而后，竟无一人超越自诣古人者。至米元章出，独见此意，而自运不足。然谓鲁公书真法入俗，可谓具法眼三昧语也。

在明代后期对颜真卿的品评中，认为颜真卿楷书入俗的评价较为常见。

颜体、欧体是宋、元、明时期日常使用的主要书体，无论是朝廷公文书写、科举考试，还是普通民众的日常书写，颜体、欧体楷书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颜真卿传世楷书碑刻颇多，但并非都得到了文人书家们的推崇，对颜楷端整、庸俗的批评时有所见。《多宝塔碑》是颜楷中最工稳匀称的一件作品。明代中期的何良俊曾自言最喜颜书，认为颜书妙在险劲，而《多宝塔碑》则是颜书中最下、但传播最广者，太过整齐、太刻板。王世贞评论《多宝塔碑》有佐使之恨，孙鑛也说“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多宝塔碑》过于工整，正是吏楷一路的范本，文人书家群体对《多宝塔碑》的评价也是最低的。但《多宝塔碑》或类似风格在普通学书者中却很流行，即孙鑛所言“字必带俗，乃入时眼，乃盛行”。

孙鑛“入时眼”的评论，正透露出在看待唐代楷书的视角、关注点和价值方面，文人书家和朝廷趣味、科举、实用需要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体现出文人书家品评体系和标准中所推崇的自然、韵味、雄厚、风神等方面，与科举、实用所要求的工整、匀称等之间的矛盾。

在北宋的书法批评中，颜真卿被视为与王羲之并峙的另一座书法高峰，虽然米芾对颜楷有非议，但米芾之论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成为书法批评的共识。到明代后期，对颜真卿楷书的评价则趋于一致，其中缘由即在于评价标准中对待书品、人品态度的不同。坚持书品、人品一致的评价标准的批评者，将颜体楷书方正、工稳的风格特色与人品的正直、忠义相关联，由对人品正直、忠义的崇敬延伸到对其楷书方正、工稳的推重。而一旦在书法批评中剥离了政治、道德因素的影响，更注重书法风格本身时，方正、工稳偏板滞、偏俗气的特性就凸显出来，这些特性与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审美趣味并不合拍，对颜真卿的评论就有所改变，批评者们发觉颜真卿楷书偏俗的特性，作出颜真卿“真法入俗”的评价。与之对应的，与科举、朝廷公文等相关的规范的实用书写也成为文人们竞相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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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将书家的修养与品行，与书法的高下分离，对因人品低下而书法被贬低的评论对象的评价也会发生改变。如莫云卿评论蔡京时所言“蔡京父子，人品别伦，不能不重其书”，对被视为奸臣的蔡京等人的评价，明显发生了变化，人品归人品，其书法的长处和特色，引起批评者的重视，使书法批评更倾向于书法本身的风格特色和审美趣味，不再以人品等因素来决定对书法的品评。

另一方面，批评者们也认可、接受人品佳但书法品格低下的情况。王世贞批评杨珂，论及翻刻的弊端，杨珂因只见翻刻《十七帖》而误读王羲之用笔、结字而形成“镇宅符”，但又指出，杨珂其书虽弱，但其为人潇洒食贫，有遗世之度，即人品之高洁、行为之隐逸潇洒，并不一定与书作的品位直接对应。

虽然在不少品评中，批评者在逐渐剥离人品因素对书法品评的影响，但书品、人品论影响深远，使得很多批评者、鉴藏家在收藏、鉴赏前代名家和时贤书法作品时，仍然会考虑到人品因素，即使是对书品、人品关系论有疑惑的王世贞有时也是如此。

王世贞在收藏时仍考虑到书家人品因素，他在编排《宋名公二十帖》时就淘汰了吕嘉问、钱端礼，原因就在于二人人品不佳，王世贞对自己能淘汰吕、钱二人颇为得意，自诩是“书家董狐”。

孙鑛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在《宋贤遗墨》中对品评分类另有看法，认为米氏父子品行、德行不能与其他人相配，但书法水平高于其他宋贤，以书法而论列入其中则又有不甘。

人品不佳者不得参与在贤者之列，无论其书法如何，这一点基本得到公认。但对于人品未有出色之处、亦非奸凶之人，但又以书法知名者如何处理，则陷入两难之中，即以人品列之则不堪并列，以书法列之则又有不甘。这种针对书家的分类方式和这种分类方式带来的两难问题，暗示着其时的鉴赏、批评分化的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