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背后的故事（梵高诞辰170周年他的幕后推手是谁）

乔·梵·高-邦格尔（Jo Van Gogh-Bonger）

“文森特·梵·高就像一种病毒，一旦进入你的生活，你就再也无法摆脱，且无疫苗可预防。”研究这位传奇画家近30年的学者Hans Luijten说道。如果说“梵·高病毒”的最初传播者是其弟弟提奥（Theo），那么真正让他流行于全球的则是提奥的妻子——乔·梵·高-邦格尔（Jo Van Gogh-Bonger）。在梵·高诞辰170周年之际，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这位让他走向世界的女性。

01 天堂到谷底

1890年1月31日，提奥与乔的儿子在巴黎出生，两人为他取名为“文森特”（Vincent），与其画家叔叔同名。彼时，提奥正在筹划自己的画廊；梵·高的十件作品则于三月在独立艺术家沙龙展出——被莫奈盛赞为展览中最好的画作。

乔与儿子文森特

在小文森特出生后，梵·高写道：“我打算马上为他画一幅画，挂在他们的卧室，画中会有白色的杏花和蓝色的天空。”六月初，提奥与乔带着儿子来到巴黎郊区的Auvers-sur-Oise，在医生保罗·加歇特（Paul Gachet）家中的花园里，梵·高见到了小侄子。

文森特·梵·高《The Pink Orchard also Orchard with Blooming Apricot Trees》，布面油画，65×81cm，1888年

文森特·梵·高《加歇特医生肖像》（Portrait of Dr. Gachet），布面油画，67×56cm，1890年

生活看似一片光明，但一切即将急转直下。一个多月后，梵·高开枪自杀；六个月后，提奥因梅毒逝世。前者37岁，后者33岁。而此时，乔28岁，与提奥结婚21个月，小文森特即将满一周岁。或许，正如梵·高去世前对提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悲伤会永远持续下去。”

文森特·梵·高《Sorrowing old man ("At Eternity's Gate")》，布面油画，81×65cm，1890年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乔十分迷茫，尤其是公寓里还堆满了梵·高的画作，也是提奥留给她的“遗产”——200多幅油画、数百幅手稿、兄弟两人的大量信件——在当时基本上不值钱。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乔决定回到家乡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小镇布森（Bussum）开设一家寄宿旅馆。

文森特·梵·高《Ward in the Hospital in Arles》，布面油画，74×92cm，1889年

临行前，梵·高的朋友、画家埃米尔·伯纳德（Émile Bernard）建议她将艺术家的作品留在巴黎，他可以帮忙售卖。如果乔应允，梵·高或许仍将籍籍无名。但出于某种神奇的直觉，乔并未这样做，她将这些作品全部随身带回。

此后，她的生命几乎被两个“文森特”占据。一个是将儿子抚养长大，一个是将梵·高的作品推而广之。某种程度上，两者都算是提奥的遗愿。

提奥的肖像，由梵·高创作。

文森特·梵·高《The Sower》，布面油画，1888年

02 故事的魔力

如果用时兴的话来说，乔肯定是家中“特立独行的小姨”。她于1864年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富裕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名第五。与姐姐们早早嫁人、成为家庭主妇不同，乔被允许上大学，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曾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实习过几个月，在22岁时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

左边为乔·梵·高-邦格尔

她与哥哥安德里斯·邦格尔（Andries Bonger）最为亲近，后者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也是他将提奥介绍给妹妹，后来还差点与其一起开画廊。不过一开始，乔已有男友，而提奥却试图“挖墙脚”，直接向她求婚，被断然拒绝……直到两年后，乔恢复单身，在那个年代已算“剩女”。或许是迫于成家的压力，或许是出于喜欢艺术，她决定与年长自己五岁的提奥结婚。

乔与提奥

而作为英语老师，乔热爱文学，最爱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她曾在日记里写道：“艾略特是我自童年以来就爱戴且敬重的一位女性，她伟大、勇敢、充满智慧。”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书籍封面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书籍封面，也是乔最爱的作品之一。

文学中引人入胜的情节令她如痴如醉，也让其深刻意识到故事的魔力。这种体悟在她读到梵·高兄弟两人的信件后格外强烈。由于提奥基本完整保留了梵·高的所有来信（而提奥写给梵·高的信遗失较多），她得以深入走进这位饱受折磨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心灵世界，并被兄弟两人的情谊打动。乔敏锐察觉到：除了个人风格与技巧，故事将是梵·高的一大“卖点”。

文森特·梵·高《Self-Portrait》，布面油画，65×54cm，1889年

然而，一切并不顺利。艺评家们认为梵·高的画“粗俗幼稚”，并对乔的努力不屑一顾，认为将艺术家生平与作品相结合的评论方式很不专业，且她作为女性对艺术毫无鉴赏力。在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男人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我绝不会放弃，除非这些画得到认可。”

文森特·梵·高《Bedroom in Arles》，布面油画，72.4×91.3cm，1888年

在她的“不依不饶”下，当时声名显赫的荷兰艺评家Jan Veth和艺术家Richard Roland Holst终于改变了主意。后者还帮助乔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梵·高的第一次个展。而一开始抗拒将艺术家人生与作品并置的评论家也妥协了。看到梵·高的画，人们开始不自觉地联想到他经历的苦痛、折磨、割耳、颠沛与孤独。乔的目的达到了，梵·高的故事如病毒般传播开来。而攻克了艺评家，下一步则是进军市场。

文森特·梵·高《Self-Portrait With a Bandaged Ear》，布面油画，60.5×50cm，1889年

03 无问西东

如果穿越回19世纪末的荷兰，你可能会在大街上看到一个30岁出头的女性，身边跟着一个小男孩，胳膊下夹着一幅画，挨个拜访阿姆斯特丹有名气的画廊。不仅如此，凭借着自己的语言优势，她写信给整个欧洲的画商，试图开拓梵·高的艺术市场。

乔与儿子文森特

1895年，巴黎传奇画廊主Ambroise Vollard向乔伸出橄榄枝，将梵·高的20件作品纳入一场聚焦印象派的展览，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乔依然保持理性，一方面，在与画商谈价格分成时，她分寸不让；另一方面，她始终将梵·高最重要的作品握在手中，但会将这些画大量借展，将之与可出售的作品并置悬挂，克制而有策略地逐步打开梵·高在欧洲的市场。

画商Ambroise Vollard，保罗·塞尚所作肖像。

唯一的例外是《星月夜》，这件梵·高晚期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也是在当时最不被理解、受到激烈攻讦的画作。乔曾将它卖出又买回，后又再次卖出，最终几经辗转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明星藏品。

文森特·梵·高《星月夜》，布面油画，74×92cm，1889年

在开拓市场的同时，乔也不忘继续巩固其学术地位。1905年，在荷兰现代艺术的先锋阵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一场声势浩大的梵·高个展即将开幕。对于展览筹备，乔事必躬亲——邀请来宾、印刷海报，甚至工作人员的领带都是她准备的。这场彼时最大的梵·高展共呈现了484件艺术家作品，不仅是对其成就的阶段性总结，更是对乔近15年心血的回馈。

1905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举办的梵·高个展海报

此后，从欧洲到美国，她不断将梵·高推向世界。在54岁之际，她来到纽约，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联络、宣传。同时，她开启了其晚年最后一项宏大工程——将兄弟二人的信件翻译成英语。坚定、不退让，是乔不变的个性：由于书信篇幅太长，出版社希望只出删减版，但她绝不同意。

梵·高的书信集

最终，第一版完整书信在她去世后两年于1927年在美国出版。前言中，她再度提及梵·高坎坷的人生，并指出：“提奥是那个唯一且永远理解他、支持他的人。”这或许也是为何在去世前夕，她将提奥的坟墓迁至梵·高的葬身之地旁，在当时显得颇为惊世骇俗。

文森特·梵·高与提奥的坟墓

梵·高《Prisoners Exercising》，布面油画，80×60cm，1890年

在梵·高兄弟去世后，对于两个“文森特”的责任或是支撑她走下去的精神支柱。但乔的个人生活并未停下来——她后来曾有过两任丈夫。而对边缘人群的关心，让其在后期投身于荷兰的劳工与女性运动。她的名字中也始终保留着自我——“邦格尔”。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书籍《乔·梵·高-邦格尔：让文森特出名的女人》（Jo van Gogh-Bonger: The Woman who Made Vincent Famous）于2022年出版，作者为Hans Luijten。

对于乔的儿子和后辈而言，梵·高的艺术无疑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财富，但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们都有意识地选择了别的行业。1973年，梵·高博物馆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盛大开幕，乔的曾孙表示：“感谢乔，感谢她的儿子，这些画作不再只属于我们，而属于所有人。”

2019年，博物馆共迎来210万游客，是荷兰最受欢迎的艺术机构之一。同一年，乔的日记在其后代的再三考虑下得以公开，这位让梵·高火遍全球的女性终于开始为全世界知晓、铭记。

编辑、文张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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