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奴婢生活是这么的充实（盛世的枷锁二）

文/蠡湖夜谭

前一篇介绍中国古代是隐形的奴婢制大国，以及奴婢的法律地位。本文说说奴婢的来源渠道。古代奴婢的规模以晋朝和唐朝为最，西晋首富石勒被抄家的时候，有苍头（奴仆）800人，隋朝权臣杨素有“奴仆数千人”。那么多奴婢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奴婢制度除了《唐律疏议》有大篇幅的介绍外，分散于史书各处，古代奴婢有很多来源渠道：

罗马攻破迦太基，把迦太基剩下的5万居民全部没为奴隶。跟罗马一样，战争也是中国古代奴婢的重要来源。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司马炎曾赏赐群臣“东吴生口”，生口就是奴婢，虽然没说这次的赏赐数量，推测应该不小。司马炎从东吴的后宫就收了5000宫女，充实自己后宫，奴婢也不在少数。石崇、王恺在酒宴上肆意杀死陪酒的婢女，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晋奴婢数量多、命同草芥。在五胡乱华、南北朝乱世之中，割据势力互相攻打，掳掠对方百姓，将其变为奴婢（“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成为普遍现象。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唐高宗时代征服高句丽，为了永久灭其国，把该国30万贵族富户全部移民到江淮地带，其中也有部分沦为奴婢，中书舍人郭振一就得到了一个高句丽女婢，后来差点被这个婢女毒死，成为轰动长安的大案。唐太宗征辽期间，有1万4千名高句丽降人，本来要按照惯例作为奴婢赏赐将士，太宗仁慈，专门为他们赎身，还他们自由，这些高句丽人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感谢唐主的宽厚。（辽降口万四千，当没为奴婢，前集幽州，将分赏士。帝以父子夫妇离析，诏有司以布帛赎之，原为民，列拜欢舞，三日不息。）唐朝攻灭东突厥后，突厥的敌对民族薛延陀曾建议唐太宗将突厥人全部“收为奴婢，以偿唐人。”但太宗未采纳。当然，更多的战争中是按惯例把俘获人口没为奴婢了。

这也是古代奴婢的一大来源。在先秦时代，有些罪犯直接充为奴婢，“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到了秦汉以后，凡是谋反、大逆等重罪的，妻女家属都被没为官家奴婢。梁武帝时期法律“其谋反、大逆已上皆斩，无少长皆弃市，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隋唐时期法律有了一些人性化的改良，但对于谋逆犯罪，依然规定：“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隋文帝杨坚曾临幸了反叛被杀的尉迟迥的孙女，于是发了慈悲，将三家叛乱的大臣家属从奴婢提升为编户，编户依然是贱民，但在法律地位上比奴婢高了一级。（“诏免尉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杨坚晚年刑罚尤重，边境的官吏贪污一点粮食，就要斩首，家属没为奴婢。（“是后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隋炀帝末年，以重刑治天下，将盗窃者的家属充为奴婢，妄想让治安变好，（“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结果事与愿违。

最著名的外国奴婢是“新罗婢”和“昆仑奴”。“新罗婢”就是新罗来的奴婢，在唐朝宪宗、文宗时期曾经遍布中国，《旧唐书》载“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自从征伐百济后，中国与朝鲜海路贯通，来往频繁，也导致很多走私贸易和人口贩卖。唐中晚期，来往于唐朝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奴隶贩子十分猖獗，来自新罗的奴婢很受欢迎。当时在大唐当武官的两个新罗人张保皋、郑年，看到这种现象，就回国向新罗王反映和请示，主动要求镇守清海这个要道，保护国人不被掠卖。“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通过这两人的努力，唐朝来自新罗的人口贩卖中止了。“海上无鬻新罗人者。”昆仑奴是来自东南亚的奴隶，皮肤较黑，性格温顺，在唐朝也是较为多见的，见于《唐传奇》。

古代向中国敬献奴婢最多的国家是倭国，也就是后来的日本。从东汉到魏晋时期，日本列岛三十多个国家常年来进贡，几乎每次都要敬献生口（奴婢），这里列举一些：东汉安帝时期，倭王一次敬献160个生口，“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时期，倭女王派使者难升米敬献男女生口10人，“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正始四年，倭王派使者八人“上献生口”。不久，又来“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殊五千孔”等。对于倭国的进贡，东汉、魏晋政府一般都以十倍以上的价值进行赏赐。推测当时日本列岛各国尚处于奴隶时代，互相打仗，所以俘虏生口较多，到大国换取赏赐。

这个可以从历史的边角料看到一些端倪。《旧唐书》记载，长沙郡公、广州都督赏仁弘曾经率领两千人跟随唐高祖李渊起事，所以开国做了广州地方官，在任上横征暴敛，还抓少数民族为奴婢（“没降獠为奴婢”），他任期结束，从广州回来的时候，带了几船的珍宝和奴婢，被御史弹劾。估计当时镇守边远地区的官员，不少有捞一票的嗜好，欺压奴役少数民族。

这个也是奴婢的重要来源，古代一旦发大水、大旱灾，蝗虫什么的，某个地区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贩卖人口的牙婆们就开始集体出动了。《晋书》“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发生了大灾荒，晋朝政府都不禁止人口买卖了，毕竟让人活下去有口饭吃最重要。著名的“奴隶皇帝”羯族人石勒在灾荒中，曾被转卖多次，也是很苦的出身。所以他对穷奢极欲的西晋贵族是彻骨痛恨的，他后来带兵消灭了西晋最后一支主力十多万军队，把西晋的王公大臣全部“排墙压杀之”，一次就杀了西晋36个王。这大概是中国奴婢史上最惨烈、最快意的复仇。

在有些朝代，那些因为兵灾或自然灾害被迫逃离家乡的人，被抓到就要充为奴婢。晋文帝司马昭为了收揽人心，规定：“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这说明，古代的人身管控制度非常严厉，脱离户口、军籍被抓就成奴婢，司马昭改变这一法令较人性化。到了北周宣帝时期又回潮，规定“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后来这一“恶法”在隋唐又开始缓和。

古代以孝为先，穷苦的家庭，父母身亡，或父母有难，有“卖身葬父”、“卖身救父”的传统。在汉文帝时期，淳于公犯了死罪，他只有五个女儿，于是哀叹没生儿子，大难临头没人帮他申诉。他12岁的女儿缇萦向汉文帝上书，请求自己没为官府奴婢，换取父亲的性命。汉文帝收到这封信后，宽赦了淳于公，下诏书改良刑罚制度。缇萦这类例子在古代其实挺多的，中国古代的刑罚残酷无情，很多百姓的小故事却体现了人间温情。

本文是《盛世的枷锁》系列第二篇，待续。欢迎关注蠡湖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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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汉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魏书·刑法志》

《隋书·刑法志》

《隋书·杨素传》

《唐书·刑法志》

《后汉书·东夷传》

《三国志·东夷传》

《晋书·东夷传》

《晋书·石勒载记》

《唐书·东夷传》

《三国史记》

《唐律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