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道捉拿白素贞（陈仓再见白素贞）

【编者按】

近日，陕西作家陈仓喜获鲁迅文学奖。与获奖散文集《月光不是光》同期出版的还有中篇小说集《再见白素贞》，通过四个故事，四个姓陈的男人，四个姓白的女人，讲述大移民时代，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怀疑，充满着防范，充斥着失语，呼唤缠绵浪漫、一见倾心的千古爱情。

小说集开篇同名小说《再见白素贞》参评了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入殓师白素贞与报社记者陈小元因机缘巧合碰撞出了一系列故事，呼唤平民英雄的出现。

“文學陝軍”分两期推出，邀您共读陈仓的小说力作。

中篇小说《再见白素贞》，《十月》2020年第4期首发，《小说选刊》2020年第8期、《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9期、《小说月报》中长篇小说专号2020年第3期分别转载。小说集《再见白素贞》，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01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鲁迅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雷峰塔终究又建起来了，而且我这个侏儒式的许仙也会命犯桃花。

不妨告诉大家吧，我姓陈，原名叫陈小元，昵称“第七个小矮人”。具体有多矮呢？我测量过几次，每次从身高测量仪上下来都非常羞愧——仅仅只有155.5厘米，都不好意思运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说我160厘米。我的身份是上海一家机关小报的记者，每周还兼一两天的编辑，按照别人的说法，我管天管地又管柴米油盐，我利用这份工作确实也管了不少闲事，比如像许仙一样救救保护动物啊，比如给残疾人征婚啊，比如为含冤受屈的人抱打不平啊。最近一次，我卧底一家火锅店，在里边当了一名洗碗工，偷偷地把他们使用泔水油的过程都给拍下来了。因为我的连续报道，这家火锅店被查封，后来就接到好多电话，莫名其妙地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警告我，小心头顶掉砖头。每次接到电话，我就呵呵地笑着听他们骂，说我不怕，别说掉砖头，有本事你掉下个林妹妹让我看看。

遇见白素贞之前，我去雷峰塔溜达过一圈。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报社拿到相关研究部门的检测数据，说几味中药里含有有毒成分，估计与原材料有关，所以派我回老家那边采访。我的老家在陕西秦岭东麓，那是药材主产地，尤其我们大庙村，满山遍野都是天麻、茯苓、天冬和柴胡。我曾经回去探亲的时候，看到大家为了卖个高价，耍了五花八门的花招，比如用硫黄熏天麻，用双氧水漂白核桃。我从上海回大庙村没有直达车，必须先乘坐高铁前往杭州，然后转乘K466次绿皮火车，这趟火车是下午4点38分的，中间有四个小时的空当，我趁机去附近几个景点转了转，看到雷峰塔的介绍，我就琢磨一个问题，既然1924年的时候雷峰塔倒掉了，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的白素贞，说不定已经跑出来正在西湖边游荡着呢。

从雷峰塔出来，我并没有许仙那么幸运，不过，一低头，在草丛中发现一条小蛇，有七八寸长，通体雪白雪白，从我脚下经过的时候，似乎有意放慢了速度。我拿起手中刚刚喝空的易拉罐，希望把它收起来，带回家养着。它会不会以为是法海招是搬非的钵盂，所以回头盯了我一眼，似乎说了一句“小样”，哧溜一声爬上一棵柳树不见了。

五天之后，我便在返回的绿皮火车上遇到了白素贞。

02

那是八月初，上海虽然已经出梅，依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而陕西那边的天气十分晴好，我忙着采访的时候，被父亲逼着相了次亲。父亲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安排的相亲对象非常漂亮，不过是个小寡妇。我说你儿子长得再丑，也不会和寡妇结婚吧？父亲说寡妇怎么了？生起孩子来多方便呀。我说人家已经有个孩子，你直接认作孙子不是更方便吗？父亲说你都三十多了，耽误不起了。我安慰父亲说，缘分来了老天爷也挡不住，回上海的时候自己继续坐那趟慢腾腾的绿皮火车绕道杭州，说不定在火车上睡一晚上就能给他抱个孙子回来。

十分凑巧，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我返程的下午5点36分发车的K468次火车，已经没有硬卧了，我就狠狠心花了五百多块订了一张软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软卧，我拿着那张车票坐在候车室的时候，像拿着某个女人闺房的钥匙等着天黑一样兴奋。我猜想，每个软卧包厢里仅有两张床，两个人处于独立封闭的十分狭小的空间里，在炎热单薄的季节，吃饭，洗漱，更衣，入睡，呼吸，醒来，一起穿过暧昧的夜晚……这多么像发酵面团或者酿酒，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不过，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比如遇到和我一样糟糕的男人，或者五大三粗的会打呼噜的女人。

这一切想象都过于美好或者过于悲惨。当我推开自己的软卧包厢，发现共有四个床位，有一扇可以关闭的门，除此之外与硬卧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照样是需要爬上爬下的上下铺，照样铺着破旧的遗迹斑斑的白色被褥，照样有个拉着绿色窗帘的透明度不高的窗户，关键是有股刺鼻的混合型的气味。我失望地拍了拍硬邦邦的床，正要发牢骚的时候，突然看见包厢里还有点色调——这色调来源于一张脸，首先因为她是女的，性别特征十分明显；其次因为她和我年龄相仿，三十左右的样子。

我已经查过K468次火车，它的起点是西安，终点是宁波，途经商洛、丹凤、商南、镇平、唐河、信阳、潢川、固始、合肥、巢湖、芜湖、宣城、长兴南、德清西、杭州、绍兴、余姚，所以，她肯定是从前边的西安或者商洛上车的。她是这间包厢里仅有的一名乘客，静静地坐在上铺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站台。

窗外正是黄昏，夕阳鲜红鲜红的，把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乘客拖得很长，像是被她拉扯着的不愿意松开的一根根橡皮筋。她穿着一条白色纱裙，又把白色被子搭在腿上，而且绝对忽略了我的到来，所以我开始并没有看见她。当我看见她的时候，立即给她起了个名字——白素贞。因为她看上去尤其像赵雅芝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边饰演的白娘子，至于具体哪里像白娘子我不清楚，只觉得她的目光有几分冰凉，穿着的白裙子像蜕下来的一张蛇皮，上边布满闪闪发光的鳞片。我不明白给她私下起的这个名字代表着白娘子还是代表着演员赵雅芝，反正那是我对她的第一反应，她们三个人确实挺像的。她真实名字叫什么也不清楚，当我和她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她会不会就是从雷峰塔下跑出来的蛇妖。

整个晚上，白素贞并未走出包厢，仅仅下了几次床，每次都非常短促，似乎翻看自己放在床下的行李，或许寻找什么东西，还幽幽暗暗地说了几句什么。后来，我听到偶尔有虫子吱吱的叫声——火车正在穿过夏季的山峦，能听到虫子呢喃并不奇怪，只是那声音隐隐约约，也许来自火车内部，也许来自火车外部。我猜测，白素贞频频下床寻找的，也许就是一只鸣叫的虫子。在我们秦岭山区，虫子非常多也非常普遍，从春天一直会叫到初冬，但是我对虫子认识不多，分不清蛐蛐、蝈蝈和蚂蚱。我也大大咧咧地巡视过两遍，还是无法判断那声音来自何处，有时候都怀疑那不是虫子的叫声，而是火车某个部位的摩擦声，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耳鸣。那声音微弱、孤单，甚至有几分凄凉，节奏也越来越慢。我躺在床上，仔细地辨认着虫子的方位，想象着它的类别，体会着它的处境，这样的过程无异于催眠，让我很快也进入了梦乡。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几天前看见的那条白蛇，它已经长大了，盘在我的胸口，张着嘴，吐着芯子，在不停地蠕动着。

当我醒来的时候接近第二天十点，白素贞已经洗漱完毕，仍然盘腿坐在她的上铺。

再过两站就是我要下车的杭州。我终于壮了壮胆子开始搭讪，问她是不是陕西人？白素贞说，差不多。我说下一站是不是德清西？白素贞说，不知道。我说大概几点到杭州？白素贞说，应该快了吧。我说你出差还是旅游？白素贞说，我回上海。我说，我们竟然是同路的，千年修得同船渡，是不是毛爷爷他老人家说的？白素贞说，可能吧。我说，你是不是姓白？白素贞说，为什么？我说，你长得这么白，不姓白真是天理难容……白素贞并没有被我的幽默逗乐，我只好言归正传地说，我觉得你很像赵雅芝或者白娘子，更像我小学同学白素贞，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叫白素贞。

父亲中间给我打了个电话，仍然在追问小寡妇的事情，我故意把声音提高了几分，说男人三十有什么关系，个子矮点有什么关系，娶个个子高点的，不影响下一代就行了，反正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委屈自己。放下电话，我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白素贞，然后又掏出手机说，我们扫一下微信，回上海请你吃饭。她接过名片，随手装进了裙子里，眼睛盯着窗外淡淡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微信。我尴尬极了，恨不得把手机扔出窗外。

我明白，我被无情地拒绝了。

我说，这年头，你没有微信？

白素贞并没有解释，微微地闭上眼睛，很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行驶着。半个小时过后，突然，白素贞的呼吸急促起来，两片薄薄的嘴唇颤动着，像落入蜘蛛网的一只蝉的两只翅膀。她似乎在和谁亲热，又遭到一条恶狗的追赶……我想，她应该做噩梦了，便拍了拍床板，摇了摇她的胳膊。她醒了，睁开眼睛，开始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后来又死死地盯着我——她第一次正面看我，朦朦胧胧地问，我刚才怎么了？

我说，你做梦了。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做梦了？我说，因为我钻进去了呀！她说，你从哪里钻进去的？我说，我忘记了，反正梦就是公园，都是有入口的。她说，你别瞎掰了，我是说你到底干什么了。我说，我只是叫醒了你。她说，你老实交代你都干什么了。我说，我只是摇了摇你又拍了拍你。白素贞的语气越来越重，说你到底干什么了，快点告诉我，不然……我说，不然怎么了？

她说，不然我就告诉我妈。

我以为她要说的是警察。她说出“我妈”的时候，我松了口气，不免有些想笑。我说，你觉得我干什么了？她掏出一张湿巾纸，擦了擦自己的脸，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亲了我！

我愣一下说，亲是什么意思？

她说，你说什么意思？

我说，是吻吗？

她说，你说呢！

我说，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

这时候，列车员推门进来，说杭州站马上到了，应该收拾行李下车了。白素贞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爬下床，从床下边拉出自己的行李。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只黑色的拉杆箱，还有一只竹编的绛红色的提篮。她慌乱地打开提篮，在里边翻了翻，然后趴在地上，朝床底下张望。白素贞有些失魂落魄地说，你还动了我的行李对不对？我说，我什么时候动过你的行李？白素贞说，还有什么时候？当然是昨天晚上！

我感觉事态有些严重，说你什么东西丢了吗？

火车到站了，我提起行李开始下车。我本想等一等白素贞，也许可以乘坐同一辆高铁返回上海，方便的话还可以打车把她送回家……但是现在，我必须赶紧离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白素贞左手提着拉杆箱，右手轻飘飘地提着篮子，已经迅速地挤到了我的身后。她说，在她睡着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进来？我说，除了列车员之外，只有风。白素贞说，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从包厢里跑出去？我说，除了列车员之外，还是风。白素贞说，我说的不是人，也不是风，你又看不见风。我说，那你说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睡着了还没有醒啊？白素贞说，请你认真地听我说，我有重要的东西不见了。我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白素贞说，那个包厢除了你就是我。我说，你认为我是小偷对吗？白素贞说，当然，你的嫌疑最大。我说，包厢里还有你，难道你没有嫌疑吗？白素贞说，我自己也有嫌疑。我说，你到底丢掉了什么？是手机还是金银首饰？白素贞说，是一只蛐蛐。我说，蛐蛐是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已经走上了站台，白素贞还是紧紧地跟着，说蛐蛐又叫蟋蟀，它们会吱吱地叫，这个你懂吧？我本来有两只，成双成对的两只，但是另一只不见了。

我知道这是个捕捉蟋蟀的季节。我们报社楼下的保安，每年秋天的时候都会请假回家半个月，专门捕捉蟋蟀带到上海卖给那些以斗蟋蟀取乐的人。我说，半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叫声，还奇怪火车上怎么会有虫子呢。白素贞说，所以你动了我的提篮，然后把它放掉了对吧？我说，我为什么要放掉它啊？白素贞说，你觉得它可怜，或者嫌它吵闹，所以就把它放掉了，我看到你鬼鬼祟祟地起过两次床。我说，你也起过几次床，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放的呢？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不知道它在床下，也不知道它是蟋蟀，从后半夜直到今天早上醒来，就再没有听到它的叫声了。白素贞说，那是它们睡着了。我说，蟋蟀也会睡觉吗？白素贞说，你都会睡觉，人家蟋蟀为什么不会睡觉。

我回过头，盯了一眼这个被我命名的白素贞，她迈着细碎的步子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她已经不像赵雅芝，也不像修道成妖的白素贞，真像条不停地吐着信子的蛇。我说，如果蟋蟀就是蛐蛐，它们还有另外一种消失的方式你知道吗？白素贞说，什么方式？我说，它们会吃掉自己的。白素贞说，它们怎么吃掉自己？我说，它们先吃掉自己左腿，再吃掉自己的右腿，它们还可以相互帮忙，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她说，胡扯！它们为什么要吃掉自己，为什么要吃掉对方？我说，也许它们饿了。她说，你饿了会吃自己吗？我说，当然，在非常孤独的时候。

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也许真的见鬼了。好在杭州是个大站，有着浩浩荡荡的人流，把我这个小矮子迅速地淹没了。我加快脚步，迅速拐进地下通道，重新检票进站，坐上了返回上海的高铁。时间还处在一个初秋的下午，江南的天气已经变了，除了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还起了大雾，据说能见度不足一百米，高速后退的树木、水塘、房子，更增添了几分朦胧和神秘的气氛。

03

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上海几乎进入秋末冬初，关于白素贞以及我们共同乘坐的那趟绿皮火车，我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那阵子，我又忙完一个漂亮的新闻策划，帮助了陕西老家那边的一所贫困小学，小学校长在一次暴雪当中，为村里抢修高压电线的时候，不幸遭到电击失去了双臂。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讲台，每次上课的时候，由值日生把粉笔递给他，他用嘴叼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用嘴叼着钢笔备课，给学生批改作业……即使如此，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学校有个电脑室和图书室，自己还想到上海来听听课，看看人家大城市的老师都是怎么教书的。我被校长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慈善活动，首先给学校捐献了二十台电脑和一批图书，其次联系了一家假肢厂免费给校长安上了假肢，最后让父亲牵线搭桥，把那个漂亮的寡妇介绍给了他，如今两个人正在甜蜜地恋爱呢。

所以，我们报社在中层干部公开竞聘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部主任的人选，经过演讲、答辩和民意测评，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快就进入了公示环节。按照大家的看法，公示只是哄哄人走走过场而已，同事们在楼上楼下见我，已经不再直呼大名，而是提前改叫陈主任了。

正当我雄心勃勃地准备就职社会部主任之时，分管我们的李副社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和我谈谈。当我推开他的办公室，他笑眯眯地说完“坐吧”，就不再吱声了。他这是在期待着什么，于是我开始表态说，请李社长放心，我会好好干的，争取策划更多的慈善救助活动，采访更多的舆论监督报道。我进一步暗示，我不会忘记他的提携之恩，等事情结束了，我要好好地谢谢他。他似乎并不满足，仍然使劲地盯着我不放，我干脆狠狠心，肉麻而直接地告诉他，我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以后就是他的人了，他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他让我杀人我绝对不会放火，他让我抢劫我绝对不会偷盗。

他的眼睛终于眨了一下，说陈小元啊，我什么都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胡说八道，我们是报社又不是黑帮，我们只会救人救火，怎么可能杀人放火，而且我必须纠正你的话，你不是我的人，你只是报社的人，你还是党员，所以你根本上是党的人。他停顿了一下说，你既然是党的人，就必须注意作风问题……他说完之后，从抽屉里取出四封信，沉重地推到我的面前。

我感觉气氛有些不对，问公示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投诉了我？他不等我伸手，又把信收了回去，然后说，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值得人投诉的吗？我说，平常采访的时候，基本会有几百块钱红包，这是行业内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但是我每次都退回去了，有几次是政府部门发的，我不好退，回来就请同事们喝了咖啡，或者直接投进了爱心捐款箱；有一些报道对象，他们感激我们，会表示表示，比如那个无臂老师，他从上海离开的时候，偷偷地留下两张交通卡，总共一千块，我知道他正在谈恋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就花了一千多块买了一套雅格尔，给他寄回去了。前些天，他又从老家寄来两箱苹果，是他自己家产的，退回去肯定不合适，我就和同事们一起分了分，你当时也分享到了，感觉我们陕西的苹果是不是挺甜的？

李副社长说，你的意思是你完美无缺？我说，我又不是神仙，我就老实交代吧，我们收到很多求助线索，大多数根本没有办法报道，我就利用记者的关系，私下帮忙给解决解决，比如给穷孩子找找工作，比如帮助被骗的消费者维权……另外，我还拿着记者证免费地进过不少公园，最脸红的就是利用记者身份花花人家小姑娘，你说说除了记者身份还有点光环之外，我这个丑八怪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李副社长说，男人嘛，比的是心灵美。我说，如果比心灵美，我卖力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尽量积德行善，又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差不多就是天下第二美男子了。李副社长说，第一美男子是谁？

我说，还能有谁，李社长你啊。

李副社长说，我是副社长，马屁不要拍过头了。

李副社长继续笑眯眯地说，你是不是美男子，你自己说了不算，现在我说了也不算。

我说，那谁说了算？

李副社长说，白素贞。

当李副社长说出白素贞三个字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还是赵雅芝和她出演的那条蛇妖，并没有立即联系到绿皮火车软卧包厢里偶遇的那个人，她与自己早就是毫不相干的了，何况那个名字是我私下的称呼，仅仅在搭讪的时候提起过一次，当时并没有得到她的确认和认同。

我说，哪个白素贞？他说，你认识几个白素贞？我说，如果你指的是妖精的话，我起码认识一百个，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十分可疑。他说，我也可疑吗？我笑着说，当然可疑，不过你不会是蛇妖，你应该是法海。我想问一下领导，到底是谁投诉我？我不就竞聘一个社会部主任吗？又不是陈世美竞聘驸马爷。他说，这个投诉和竞聘无关。我说，那我就无所谓了，谁爱投诉就投诉去吧。他说，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啊，不仅仅是个主任了。

我一头雾水地说，不为主任，谁会写匿名信啊？李副社长说，人家不是匿名的，人家是实名的，我都说了，投诉人的名字叫白素贞。我说，白素贞这个名字很明显是假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我说，除非她爹妈有毛病，不然怎么会取个妖怪的名字呢？他说，投诉的人有两个，另外一个是白素贞她妈，你知道叫什么吗？我说，白素贞是蛇变的，估计她妈叫蛇蛋。他说，什么鸡呀蛋呀的，人家叫骊山老母。我说，那不是她妈，应该是她师傅，白素贞的法术就是骊山老母教的，还有樊梨花、穆桂英这些厉害的娘们都是骊山老母的弟子。

李副社长说，你能不能严肃一点？

我说，我怎么不严肃了，这些都是神话故事里记载的。反正我行得端走得正，不仅仅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路上遇到蚂蚁都是要绕道的。

李副社长仍然笑眯眯的，但是他不再盯着我看，所以笑眯眯的味道已经变了。他说，你想得简单！你没有踩死蚂蚁，难道你没有放跑人家的蟋蟀？蟋蟀你认识吧？人家说那可不是普通的蟋蟀，那是她的男朋友……现在的人真变态，养只狗吧，叫儿子，养只蟋蟀吧，叫男朋友。

我的脑子里顿时吱吱地叫了几声，那个穿着白纱裙的姑娘立即草蛇灰线地浮了出来。我说，我真不认识蟋蟀，不过我明白了，我确实认识白素贞。他说，你们怎么认识的？我说，在绿皮火车上。他说，挺浪漫的嘛。我说，而且在软卧包厢里。他说，所以你就动了邪念？放走蟋蟀只是人家的投诉内容之一，人家主要投诉你趁她睡着的时候亲了她。我说，那是她在做梦，她做噩梦的时候，是我把她叫醒的，如果说我亲了她，那也是在她的梦里，如果在梦里亲了她，这是怪不得我的。

李副社长说，那怪谁？

我说，反正我是清白的。

李副社长说，人家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投诉你？

我想了想说，只有一种可能，她对我有意思，在坐火车的时候，她很少说话，一直看着窗外，似乎十分孤独。李副社长说，看着窗外就孤独了？我说，当然了，反正你没有见过她，你不知道她的孤独是多么可怕，她的神情酷似修行千年的一条蛇妖。他说，如果是蛇妖，人家就会看上你？你又不是许仙，虽然许仙家贫如洗，和你一样相貌平平，但是人家上辈子是有救命之恩的。我说，但我是童男，起码我是单身，她发现我是单身。他说，你就吹牛吧，单身是真的，童男肯定是假的。我说，当然不是吹牛，你如果是女领导，或者我是女记者，我就让你开包检查。

李副社长板起面孔说，你这么矮，又这么低俗，我看人家不像冤枉你的样子，你还是老实交代吧。我说，这么无中生有的事情，你让我怎么交代？你能把投诉信让我看看吗？我想看看她是怎么说的。他说，投诉信是随便看的吗？不过，我告诉你也无妨，这四封信其中两封署名是白素贞，还有两封署名是白素贞的妈妈骊山老母，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我就奇怪了，如果不是你告诉人家的，她怎么知道你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单位地址呢？我说，她有我的名片。他说，你发给人家的？我说，是啊，我想让她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李副社长说，你把单身也写在名片上了吗？我看你是想花花人家对不对？

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投诉信。

李副社长说，你觉得是什么？

我说，是情书。

李副社长说，有这样写情书的吗？我说，人家毕竟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为了显示她的含蓄和矜持，把情书写成投诉信多有创意啊，不然的话，莫名其妙地投诉别人，除非有病。他说，如果是情书，她为什么不直接写给你，而要写给报社领导呢？我说，就是啊，她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呢？

李副社长像橡皮筋，把脸上的笑收了回去，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你别自作多情，也别一味地狡辩，对于几封投诉信，我也没有对外声张，我今天私下叫你过来，就是和你了解一下情况，商量商量怎么处理。报社的复杂性你是清楚的，按照你的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当个副主编也不过分，但是为了提拔你这个主任，我顶着天大的压力，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出什么岔子。我说，我这个主任是不是当不成了？他说，这要看你的态度，关于你非礼人家的事情，对方说“被迷迷糊糊地亲了一下”，其实这都什么年代了，一夜情啊，漂流瓶啊，摇一摇啊，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没有？亲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人家母女二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口口声声说是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要我们必须给她们一个说法。

我说，她们有什么要求吗？李副社长说，她们没有具体的要求。我说，那怎么办？难道她的目的是以毒攻毒，也来亲我一口？他说，你做什么白日梦我不管，但是我建议你买些东西，先去登门拜访一下，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好好地道道歉，不让她们闹到社会上去，那就好办了，真的闹出去了，你的主任是一方面，关键害怕有人就此大做文章，无限地上纲上线，把矛头指向我，问题就严重了。我说，我怎么道歉啊？我一道歉，那不就承认自己有问题了吗？他说，对于男女关系，从来都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也没有讲道理的余地，你说自己没有问题，她说你有问题，这样的事情传出来，你说说大家会相信谁？恐怕其他人都会相信她——她毕竟是女人，又是漂亮的女人。

我说，妈的，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动手，如果真动手了，别说去低个头，就是给她下个跪，也是值得的。李副社长说，到底有没有亲，差别也不大，你就当是把她给那个了。我说，那个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睡了！你权当自己把她给睡了，你以睡了人家的心态去负荆请罪，保证什么事情都摆平了，而且你还是单身，你怎么讨好她，其实都不丢人，韩信你知道吧？他不钻人家的裤裆，就过不了那一关，在他荣华富贵之后，大家都以为他要报仇，但是他不仅没有杀屠夫，还感激不尽地给屠夫封了官。如果你这次表现得好，不仅仅是主任的问题，说不定还真能降服她的心，把她变成你的老婆。

李副社长说，你别当成道歉，权当是去约会吧。

我叹了口气，说我都不知道人家的门朝哪里开，我到什么地方去约会啊？李副社长说，人家投诉信上写着，在普陀区的真如镇，你不是也住在真如镇吗？那边有座真如寺对不对？你们说不定还是邻居，甚至就是隔壁的老王，那也算是天意了。

我拿到李副社长抄过来的地址一看，竟然是曹杨十二村，这地方位于上海西北部，确实离真如寺不远，离自己也不远，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从那片社区的大门前经过。那是一片老式居民小区，比较破败，也没有太高的建筑，大门坐西朝东开着，向西边远远地望过去，能看到真如佛塔的大半截身子。北边是一家老年医院，南边是一家精神卫生中心，其实就是一家精神病院，时常会有行为怪异的人站在门口，手中挥舞着一根筷子，在指挥交通或者指挥交响乐。

我和李副社长谈完话，当时正是下午时分，秋末冬初的天气不错，天空蓝蓝的，阳光黄黄的，风已经冷丝丝的，梧桐树虽然还是绿的，但是叶子已经耷拉着，露出一副萎靡不振的表情。我没有什么采访任务，于是早早地离开报社，钻进了回家的公交车，打算从中途下来，去白素贞家那边走一趟。虽然她对自己的投诉有些荒唐，但我还是想认认真真地对待一下，以免玷污了自己的清白和误了李副社长为自己争取来的大好前程。自己从秦岭山区来到上海，从一位农民变成记者，这之中受了多少委屈，经历了多少煎熬，不就是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混出一官半职吗？有了这一官半职，自己就可以利用这点权力，更好地为遭遇不公的人抱打不平，给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帮助，而且自己这个小矮子，已经过了三十而立之年，要相貌没有相貌，要钱财没有钱财，要靠山没有靠山，如果再没有一官半职，或者干脆丢掉了饭碗，那自己不仅仅是喝西北风，恐怕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想到马上又能见到白素贞，我不免还有一丝兴奋，毕竟她的漂亮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在心里盘算着，当她打开门看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呢？她那清凉的如蛇芯子一般的目光会不会燃起一股哀怨的欲火呢？她投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财吗？是要一句道歉吗？或者说她确实想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接近我吗？那好吧，我真是求之不得，我这个单身的丑陋的男人，如今最需要的不就是女人吗？

在精神卫生中心门前的水果摊上，我称了几斤苹果和几斤香蕉，又狠狠心花费两百块钱买了一箱猕猴桃，然后打听着进入曹杨十二村，在小区西南角找到了白素贞的家。那栋楼没有电梯，她家住在顶层的六楼，在楼梯口安装了一道铁栅栏。铁栅栏关着，很难确定有没有上锁。我从外边敲了半天，里边没有任何反应，五楼的人家把门打开条缝，只见其声不见其人地问，你找谁？我说，我找602，她们还没有下班吗？五楼似乎有些惊讶地关上门，再没有什么回音了。

我下了楼。在对面的裙房里开着一家理发店，我钻进理发店准备象征性地理理发，顺便打听下白素贞家里的情况，比如她是不是上海人，家里还有没有父母兄妹，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只有了解清楚底细，才能更好地与她进行沟通，不仅仅可以消除误会，说不定还真有进一步发展下去的机会。

理发师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他边帮我理发边主动地问，你是来看望朋友的吗？我说，是呀，我的朋友好像不在家。理发师说，你的朋友是几楼的？我说，是602的，你知道她几点下班吗？理发师停顿了一下说，有时候晚，有时候早，不过都在天黑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们刚刚认识吧？我说，其实也不算认识。理发师说，那是不是网友？我说，也不算是网友。理发师说，你不会是她新找的男朋友吧？我说，你看看，我这海拔，有可能是人家的男朋友吗？理发师说，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吧？我说，不知道。理发师说，你又是干什么的呢？我说，我是报社的，我是来采访的，你能说说她吗？

理发师也许看在记者的面子上，向我娓娓地讲起了白素贞。

04

理发师说，她已经三十多了，还没有结婚呢。

我第一反应是十分庆幸。首先庆幸白素贞和我一样属于大龄青年，对于女人而言三十岁是一道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像过季的衣服是需要打折促销的；其次庆幸她还没有结婚，自从在绿皮火车上遇到她，我认为她未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仔细一想，如果她已经结婚了，我这么莽撞地登门道歉那是多么危险。

大家掌握的信息都很普通，白素贞的名字当然不叫白素贞，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叫什么，就像不知道一条蛇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一样。她妈更不叫骊山老母，只是响应号召去陕西临潼的骊山下当过知青，恰恰又姓丽，大家就叫她丽妈。丽妈在骊山那边嫁了个当地的普通农民，生了个女儿就是白素贞，多年以前从一家造纸厂下岗，才带着白素贞回到了上海，在曹杨十二村买了房子，把户口迁回了上海，恢复了上海人的身份。那时候真如地区还比较偏僻，房子不到两千块一平方米，不像如今已经涨到四五万了。白素贞是在上海参加的高考，原想着考上上海的大学，以后在上海找个工作，从此也就正正经经地成为上海人了，但是高考的时候成绩不好，勉强考上一家卫生学校的大专护理专业，毕业后没有进医院当护士，而是进了一家档次极高的美容院。

白素贞似乎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没有人见过她爷爷奶奶，也没有人见过她爸，有人问起来的时候，白素贞总是一脸茫然，而丽妈只有一句话，她爸呀，早走了。大家不明白到底是跑掉了，还是死了。母女两个过得不好也不坏，起码是平平安安的，但是在白素贞毕业那一年，丽妈突然患上一种怪病，每次发病的那几天，整天整夜不睡觉，总是冲向小区附近的广场，嘴里像煮米粥一样咕咕嘟嘟的，绕着广场不停地转圈子。那个广场十分空旷，位于某区政府办公室大楼前边，丽妈每次去广场上转圈子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者因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才去广场上转圈子的。久而久之，大家已经分不清，丽妈先去转圈子，还是先发现了问题。反正许多问题，在大家眼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比如踩到一脚狗屎了啊，比如路上有个坑把人绊倒了啊，比如小广告把公交站牌给遮住了让人坐错车了啊，有时候是关于自己的，有时候是关于别人的，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扯来扯去就变成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情。

丽妈带着问题回家之后，开始一笔一画地写投诉信。丽妈在投诉信中总是抱怨说，那不是一堆狗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坑的问题，更不是小广告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是有没有人管的问题。每次一模一样的投诉信要写四封，前三封分别寄给居委会、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最后一封直接寄给某某区长。具体要寄给哪位区长，也根本不看他们的分工，而是看当天的新闻频道，如果谁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那么丽妈的投诉信就会寄给谁。这些信，不管寄给谁，层层批示下来，最后转一圈子，又会回到镇政府或者居委会。

据看到过投诉信的人说，丽妈的信有理有据，没有错别字，行文工整，思路清晰，给人的感觉是，丽妈还是挺有文化的，并非胡搅蛮缠之人。其实，丽妈只有初中毕业，又那么大一把年纪，是没有多少文字功底的，但是遇到不会写的字，丽妈就一个个去查字典。丽妈毕竟是绞尽脑汁的，所以边写信边撕扯自己的头发。丽妈的头发总是被撕扯得七零八落，像遭到了恶人的欺凌，或者像个患病的疯子。

病情每次发作的时候，丽妈都像梦游一样，过后有人问起来，丽妈只记得自己写过信和投诉的内容，很少记得自己去过广场，也不记得围着它转过什么圈子。有人怀疑丽妈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建议去小区隔壁的精神卫生中心看看心理医生，可是遭到了丽妈的拒绝和严厉指责。丽妈曾经怀疑自己，脑子里是不是长虫子了，不然也不会那么撕扯自己的头发，于是跑到医院里拍CT，做核磁共振，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丽妈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病，是你们大家都病了。

大家猜测，丽妈的毛病可能是少女时代落下的，因为有一年国庆节，丽妈作为青年学生代表，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本来可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但是丽妈那天偏偏感冒发烧，被一下子烧糊涂了，从而错失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从北京回来之后，丽妈就背着行李爬上火车，到陕西上山下乡去了，从此只要见到英雄们的雕像和画像，丽妈便会痛心疾首地到处乱窜。每次在外边乱窜几圈回到家，丽妈就要坐下来边撕扯自己的头发边开始写信，那时候她写的还不是投诉信，而是向自己心目中仰慕的英雄前辈汇报思想，反映自己热烈的上山下乡生活。后来，新的时代开始了，记忆也随之慢慢地模糊了，所以丽妈的病就慢慢地好了。尤其迁回上海开始的那几年，丽妈的身体不仅没有出现异常，而且还活得相当快乐，天天早晨去公园跳舞唱歌，直到白素贞参加工作之后的那年暑假，丽妈和几位老知青一起，回陕西曾经工作过的造纸厂游玩。当时造纸厂关闭了，正在进行大肆拆除，昔日热火朝天的设备被抛弃在河边，像一块块锈迹斑斑的废铁，厂子中央有一座英雄人物的雕像已经不见踪影，从推倒的墙壁里露出几条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丽妈发现这一切，受到了强烈刺激，病情又复发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第五套人民币流通了，上边印着伟大领袖的肖像，这种新版人民币总会引起丽妈无限的回忆。丽妈常常像财迷一样，直直地盯着钞票两眼放光，她似乎顺着那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了炮火连天的岁月，看到了英雄们前赴后继的身影，看到了血液染红的旗帜，也看到了如今在金钱面前各种各样扭曲的表情……看着看着就迷迷瞪瞪地向附近的广场冲去，然后带着个看似针尖那么大的问题，开始不停地写信，反复地投诉、纠缠。丽妈为了避免受到刺激，交代白素贞尽量把纸币藏起来，专门准备一些硬币放在家里供她们花销，因为一元、五角和一角的硬币上边没有人物，分别印着菊花、荷花和兰花。但是丽妈的病情越来越厉害，因为在生活当中，人人都在挖空心思捞钱，什么事情最后都会归于钱，所以接触到钱的机会非常普遍，而且有些人知道了丽妈的弱点，比如买菜呀购物呀，比如诈骗呀推销呀，他们一旦与丽妈发生纠纷，或者伎俩被丽妈揭穿之后，就故意掏出新版人民币，在丽妈的眼前使劲地晃个几十秒，就把丽妈给逼疯了。

还有一种更加可信的说法是，丽妈的病情之所以复发，与白素贞毕业之后不去医院当护士，而是为了追求高工资进美容院上班有关。在丽妈那一代人眼里，去医院多好啊，工作稳定，不吃青春饭，自己看病又方便，而且救死扶伤，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如果遇到战争或者大灾大难，还可以上前线报效祖国。何况白素贞长得漂亮，穿着白大褂应该更漂亮。但是美容院是什么地方？是腐朽的堕落的生活场所，放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要被批判的。于是，丽妈看到白素贞就像看到阶级敌人一样，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老毛病就复发了。

据大家观察，白素贞在美容院里的工资非常高，每月至少有一两万块，即使丽妈隔三岔五就去外边折腾一番，她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挺宽裕的。白素贞穿衣打扮非常讲究，经常穿着的那件蛇皮似的白裙子估计需要一千左右，肩上挎着的那只黑色背包估计是意大利名牌；她自己在美容院上班，对美容一点也不含糊，要么把头发焗成棕色的，要么把头发焗成浅红色的，多数时候是焗成黑色的，显得时尚又美丽。

白素贞到底在哪家美容院上班，没有人说得清楚，每次问起她上班的地方，就像当初问起她爸一样，白素贞同样一脸茫然，似乎她不是上班，而是做梦。大家不敢问丽妈，一旦有人唐突地问起来，丽妈就会撕扯自己的头发，就会朝广场那边跑。她们如此神神秘秘，或者神神道道，引起了更多的猜测，有说白素贞根本不在美容院，应该是在洗头房，洗头房是干什么的，大家都是懂的；有说她仅仅是个大专生，只能在小诊所当护士，小护士是干什么的，不过消消毒打打针而已。那她宽裕的消费从何而来呢？有可能是哪位大老板给的。大老板为什么给她钱呢？自然是她长得漂亮。大老板给她钱干什么呢？大家也是懂的。再怎么议论，对她当面还是挺尊重的，因为她毕竟孝顺乖巧，而且对左邻右舍也相当客气。

直到有一次，白素贞有个女同学结婚，才把她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她的女同学家在曹杨八村，由于两家离得比较近，两个人关系又特别好，那天结婚的时候，就请白素贞给她当伴娘。同学的男朋友姓吉，家住虹口区景祥路，准确地说是与景祥路交叉的西宝兴路。因为提起西宝兴路大家都不陌生，立即会联想到一家特别的又是人人绕不开的单位，那就是宝兴殡仪馆。吉先生提醒说，请她当伴娘不合适吧？同学说，你是不是嫌我胖，羡慕人家长得苗条？吉先生说，我就喜欢胖的，吃肉我也喜欢肥的，只是怕她抢了你的风头。同学说，这是结婚，新娘是我，有什么风头好抢的？

这位同学长得五大三粗也就算了，偏偏嫁的这位吉先生玉树临风，留着一头卷发，活脱脱是一副徐志摩的样子。在结婚当天，当白素贞穿着一袭白纱裙站在新娘新郎旁边的时候，大家都把白素贞当成新娘来起哄，说白素贞与吉先生才是型号相同的一对，问司仪是不是把人弄错了。正当真正的新娘被冷落在一边有些生气的时候，突然冒出个男人自称是吉先生的表姐夫，这位表姐夫端着一杯酒走过来，冲着白素贞说，这位弟媳妇，我好像认识你。新娘站出来说，你弟媳妇是我，人家只是伴娘，你别搞乱了。表姐夫说，我怎么会乱说啊，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白素贞说，你怎么会见过我呢？表姐夫说，你在西宝兴路上班对吗？新娘说，人家在美容院上班，西宝兴路有殡仪馆，怎么可能有美容院呢？表姐夫你是不是喝多了？白素贞说，就是的，我连西宝兴路在哪里都不清楚。表姐夫说，难道你是双胞胎吗？新娘说，人家是独生子女，怎么可能是双胞胎呢？表姐夫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她如果不是双胞胎，那我遇到她就不止一次两次，好几次是在西宝兴路公交车站，她在那里上车下车。新娘说，在那里上车下车又怎么了？吉先生插话说，我说表姐夫，你看到美女想套近乎，也不用这么老土吧？小心回家被我表姐罚跪啊。表姐夫说，我和她套近乎？还不把我吓死了！

表姐夫把杯子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指着新娘问，这个伴娘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新娘说，她是我同学。表姐夫说，你的妆也是她化的？新娘说，是呀，人家在美容院上班，免费给我化化妆，并不比专业的差吧？

表姐夫还没有听完，就哗哗啦啦地吐了一地。大家纷纷说，少喝点吧，别喝醉了。表姐夫提起酒瓶子，咕咕嘟嘟又喝了几口，然后把酒瓶子往桌子上一扔，说你们以为我喝醉了？！老实告诉你们，不是我喝醉了，而是我觉得太恶心了，你们知道这个伴娘是干什么的吗？我彻底想起来了，她不在美容院上班，而是在殡仪馆上班，她是给死人化妆的，竟然还给人家新娘子化妆，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缺德了？有人说，你真的喝醉了，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表姐夫说，证据是我爸，我爸前几年去世的时候，就是她给我爸化妆的，我爸是发生车祸去世的，鼻子下巴都被撞歪了，是她想办法把鼻子给隆起来的，把下巴给矫正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她戴着口罩，不过脖子上有两颗痣，都是三角形的。

脖子上长痣并不奇怪，但是长成三角形的却十分罕见。大家一齐转过头，发现白素贞雪白的脖子左边，真有两颗三角形的痣，红小豆那么大，呈暗红色，像贴上去的贴纸。大家一下子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有的说自己儿子去世的时候好像就是她给换的衣服，有的说自己老妈去世的时候好像就是她给化的妆，有的说自己老公去世的时候似乎就是她给整的容。本应该是感恩戴德的事情，大家说着说着，反而开始呕吐起来，连司仪也手足无措地坐在地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场出现了可怕的沉默，并不像参加一场婚礼，而像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几分钟过后，新娘似乎明白了什么，冲上前对着白素贞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冲进厕所把脸上的妆给卸掉了，再出来已经素淡得不成样子，无论如何都不像结婚，倒像是披麻戴孝。

白素贞从头到尾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她确实是在殡仪馆上班，也确实是给往生之人化妆的。当时，新娘要她做伴娘，同时求她帮忙化化妆的时候，她认真地推辞过了，但是新娘说，我们是老同学呢，你怎么还想收费吗？白素贞说，不是收费的问题。新娘说，你不是美容师吗？难道你不会化妆吗？白素贞说，也不是化妆的问题。新娘说，那你啰唆什么啊？我们是同学，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不帮忙还要同学干什么啊？

白素贞还是答应了。其实她犹豫的，不是钱，更不是技术，而是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身份毕竟不同。人家那是喜事，无论当个伴娘，还是给新娘化妆，自己看得都是挺淡的，但是并非人人都能看得开。

当年，白素贞没有选择去医院当护士，而是选择进殡仪馆当化妆师，确实是看在高工资的份上，在这个视钱如命的社会，似乎只有钱能改变命运。在进入殡仪馆之后，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高工资，几乎是小护士的好几倍，但是她还是无法适应，甚至有一些后悔，有几次险些就辞职了，看在钱的份上才支撑了下来。后来，随着送走的人越来越多，她看到的死因五花八门，知道的悲剧千差万别，高大的弱小的，富裕的贫穷的，好的坏的，什么样的人生都有，她的心就变了。她明白，那不是给死人化妆，而是在给死神化妆，只有把死神化美了，那些离去的人才有尊严地离去，那些活着的人才会减轻悲伤，才不会恐惧死亡，继续活下去。所以她每次面对死神，都像面对英勇就义的英雄，必须一丝不苟，需要充满敬意，自己也生出了许多英雄气概。她觉得，在美容院就不一样，你面对的是活人，你可以嘻嘻哈哈，也可以浮皮潦草，客人不满意的话，大不了不来而已，何况最好的美容师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最好的美容术不是胭脂红粉而是精彩地活着。只要你好好活着，你就会红光满面，就会精神抖擞，就不会腐烂。

等理发师讲完了关于白素贞的故事，我抬起头朝着镜子里一看，发现自己原来留着的用来增加身高的一头长发，被他不知不觉地剪成了光头。理发师也许发现了我的惊讶，主动解释说，你还是留光头好看。我说，我这么矮，好看在哪里？理发师说，光头显得比较酷，矮点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惦记着白素贞，问那场婚礼泡汤了吧？理发师说，婚礼还没有结束，客人们都纷纷而散，说是觉得晦气。不过，那桩婚姻后来也泡汤了，据说结婚前为了逃离西宝兴路，两家合资在大华地区买了一套婚房，为了分割那套房子两家人打得不可开交，吉先生没有进洞房倒是进了监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说，当然不是真的，婚礼是不欢而散，但是人家过得好好的，第一胎生了个儿子，如今又生了二胎是个女儿，算是儿女双全了，关键是夫妻恩爱，不仅没有离婚，反而和新婚一样甜甜蜜蜜。理发师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记者啊，有什么东西能瞒得住记者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请了这么个伴娘，无异于请了个保护神，还有她化的那个妆是辟邪的，什么小三呀小四呀阿猫呀阿狗呀，谁还敢近身啊？

理发师说，原来这样啊！你这样解释也挺有道理的。

我说的，其实只是我的美好想象而已。

我离开理发师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还是没有见到白素贞回来，也没有见到丽妈回来。白素贞也许还在殡仪馆里吧？丽妈也许又去广场了吧？反正她家的那扇窗户依然是黑乎乎的。我问理发师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白纸，简单地写了一段：

白素贞同志：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做梦，我也不知道梦的出口和入口在哪里，我更无法阻止别人的梦和我进入别人的梦。我想我们之间，如果有误会的话，可能都是因为梦，梦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也可能是一切希望的所在。但是我不怪做梦的人，要怪就怪我这个梦中人，或者是我这个把梦叫醒的人。反过来说，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又是梦的一部分。天马上就要黑了，又到了人人都想做梦的时间，此时谈论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了，无论从梦中来还是外边来，我都会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顺便申明，你的蟋蟀真不是我放走的，如果它真的不见了，自然有它不见的理由，比如回归自然。

给你敬礼！给丽妈请安！

X年X月X日

绿皮火车上的乘客陈小元

我把信折叠成一只燕子，然后再次爬上六楼，连同几样水果一起，放在铁栅栏的外边。在离开的时候，我忍不住嘴馋，拿出个猕猴桃捏了捏，发现还是硬邦邦的，享受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放了回去。

05

又过了一个半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社会部主任迟迟没有得到任命。从理发师那里听到白素贞以及丽妈的信息之后，我对于主任的事情想开了不少，所以还和往常一样，要么背着包外出采访五花八门的民生新闻，这里帮人解解忧，那里替人出出气，偶尔待在办公室里编辑花花绿绿的报纸，在楼道里碰到李副社长的时候也只是朝他点点头，简单地打个招呼而已，并没有多少探听消息的欲望，也没有心情向他汇报发生在白素贞身上的故事。

有天晚上，忙到凌晨一点多，当我紧张地编完当天的版面准备下班，突然接到李副社长的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李副社长仍然是笑眯眯的，开始并不主动说话，只是盯着我等着什么。这么僵持了几分钟，他给我倒了杯水，然后无关痛痒地说，今天版面内容不错，尤其是那个标题很温暖。

在报社，除了暗访类的舆论监督之外，我主要联系的条线是民政、妇联、残联和慈善，我采访的新闻或者编辑的版面，几乎全是温暖的和有帮助的信息，我不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太猎奇的东西，我认为新闻对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有用的，我要拨开阴云和忧郁，让人看见阳光和雨露。我当天编了两个版，至少有七八个标题《环卫女工正在扫马路时，有人捧着九十九朵玫瑰向她求婚》《六旬男子抱着八旬母亲，坐在医院大厅里排队候诊》《公交司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车稳稳地停在路边救了一车人的命》……我不明白李副社长指的是哪一条，所以我说，领导想说的恐怕不是标题吧？

李副社长低头喝水，似乎要把整个人都埋进水杯里，说你去见白素贞了对吧？我说，你说的是哪个白素贞？他说，你又开始装了！你给人家买了不少水果，有香蕉，有苹果，还有猕猴桃，花了不少钱吧？我说，奶奶的，好几百块呢，我这辈子对自己也没有这么大方过，你看看是不是应该让报社给报销一下？他说，你还说了“对不起”是不是？我说，不是说的，是写的好不好！他说，人家说你留下的信，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不愧是个诗人，我就奇怪了，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诗人？我说，人家是谁？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人家来信了，表扬你了。

我说，你说的是她还是她妈？李副社长说，和上次一样，既有她，也有她妈，人家说你还在百般抵赖，什么梦里梦外的，虽然没有多少诚意，但是接受你的道歉，关于你非礼人家的事情就过去了。我说，我再次申明，那不是事实。他说，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你道歉了，那页就算翻过去了。

我说，这还差不多。

李副社长说，不过嘛，新情况又来了。

我说，什么新情况？李副社长说，你想想还有什么新情况？我说，不会哪辆火车脱轨了，也要怪在我的头上吧？他说，火车脱轨还轮不到她们来投诉你。我说，还是她们？你说的新情况还是白素贞？

李副社长说，除了小白，你难道还有小青？我给你说吧，这次你这个主任，我看有些玄乎了。我说，反正我也看淡了，玄乎就玄乎去吧。他说，你以为仅仅是个主任吗？如果你破罐子破摔，或者不负责任的话，不是我吓唬你，恐怕连我也会受到牵连的，你知道我们报社的老社长马上退休了，按理说应该由我这个副社长来接替，可是许多人盯着这个位子，这个轻重你应该懂吧？我说，我们小记者懂什么呀。

李副社长说，放在平常，你亲一口白素贞，就是睡了白素贞，也不算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哪怕是一根针，也会被人放大再放大，把它变成千斤顶，把我给活活地顶到半空。前几天党委开民主生活会，有一位副书记知道投诉信的事情，说人家除非吃饱了撑的，不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诉你？要么说明你真有非礼人家的问题，要么说明我这个分管领导在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时的态度不积极、不实诚、不公开，对于投诉，如果查证属实，这不仅是党员的作风问题，也是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是我们选人用人的问题。这话的意思，你听出来了吧？你是谁招聘来的？是我招聘来的！这次主任是谁提出来的？是我提出来的！那么你出了问题是谁的问题？自然是我的问题！

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上纲上线吗？而且白素贞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李副社长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五封信推到我的面前，笑眯眯地说，人家在表扬你的同时，又变本加厉地投诉了你。我说，还是说我非礼她？他说，当然不是的。我说，那说我睡了她？他说，你没有那个本事！我说，是不是投诉我买的猕猴桃太硬了？他说，人家说放两天已经软了！我说，是不是投诉我买的苹果不甜？他说，人家说陕西洛川苹果甜得很！我说，那投诉我什么？他说，这次啊，人家回过头投诉你在绿皮火车上，把人家的蟋蟀给放走了。

我气愤地说，又是诬陷！

李副社长说，人家诬陷你？你真没有见到过她的蟋蟀？

我说，我听到过吱吱的叫声，以为是什么虫子钻进了火车，你知道那正是虫子到处乱窜的季节。李副社长说，人家没有说错啊，人家有两只蟋蟀，原来是成双成对的，那只“男朋友”不见了，另一只就太孤单了。我说，蟋蟀难道没有长腿吗？不见了就得找我？他说，软卧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不是你放走的，就是她自己放走的。

我说，不管怎么样，不就一只蟋蟀吗？用得着写这么多信搞我？李副社长说，上次四封，这次五封，有一封直接寄给了区长！我说，写给区长的信怎么跑到你副社长手中了？他说，按程序一级级批转下来的。我说，领导那么忙，为一只蟋蟀批来批去，也太无聊了吧？他说，信访无小事，这怎么是无聊？！而且别小看一只蟋蟀，最贵的有几万元。我说，你吓唬我吧？这些破虫子，在我们乡下，拉屎的茅坑里都是的，我给她捉几只回来不就行了？他说，你有点常识好不好？当时是夏季，现在是秋末冬初，捡几片树叶子方便，捉一只蟋蟀可不容易。

我说，那就等到明年夏天，我保证还她一百只。李副社长说，等到明年夏天黄花菜都凉了，我暂时捂一月两月可以，终究要闹到报社层面的，其他领导一插手就复杂了，而且人家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人管，她们还会继续信访。我说，让她们信访啊，上海不行还有北京呢，北京不行还有中南海呢。我的脑海中，突然浮出了理发师讲述的故事——白素贞她妈在写这些信的时候，也许在她妈的潜意识里，信不是写给区长的，而是写给英雄前辈的，目的并非投诉，而是汇报思想，说白了就像呓语，和自己向自己汇报思想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李副社长说，人家还说了，不排除去广场拉横幅。我看这母女两个不像是说着玩的，到时候横幅一拉，上边不管是谁的责任，到时候有些人就会拿着鸡毛当令箭，责令你公开赔礼道歉是轻的。我说，那严重的呢？他说，严重的，是给你真真假假地整一堆材料，不管你在梦里还是梦外，亲了人家一口还是十口八口，给你安一顶猥亵妇女的帽子，也不管你放走了一只蟋蟀还是偷走了一头牛，再给你扣一顶盗劫财物的帽子，到那时候你百口莫辩，哭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太夸张了吧？

李副社长说，你是记者，你认为我夸张吗？

李副社长说得有些夸张，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案例也并不少见。

我伸手去拿信，被李副社长给挡住了。他说，信你就别看了，我给你一周时间，早点处理早点安心，不然夜长梦多。我说，他妈的，真是倒霉透了，领导你有什么建议吗？他说，第一个方案是，你先去西藏南路、中山北路、灵石路、武宁路，在几个大的花鸟市场看看，据我所知，在夏天的时候，蟋蟀的生意都很兴旺，如果你的运气好的话，碰到一只两只长寿的，就买回来给她送过去。我说，万一真像你说的，几万块一只怎么办？他说，现在不是斗蟋蟀的季节，真有人养那么一两只，也只是自己玩玩而已，所以不会那么贵的，万一有人故意哄抬价钱，那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要紧，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我说，万一她们较劲，非要原来那只，那又怎么办？他说，那说明她们精神有毛病。

我真想说，她妈的精神确实不正常，想想还是把这句话咽下去了。

李副社长说，最好是启动第二方案，你就打感情牌。我说，什么叫感情牌？他说，你天天上门，今天给她妈买点水果，明天给白素贞买束鲜花，后天给她们家修修下水道，大后天给她们家清理清理空调，天长日久不信她们还好意思投诉你。我说，还有第三方案吗？他说，当然了，最理想的，就是打亲情牌，必要的时候以身相许。我说，以身许谁？他说，当然是女儿了，反正你是单身，她们孤儿寡母的，你随便追一个。我说，李社长啊，你还说我低俗，你们这些领导不仅低俗，而且缺德。他说，听我把话说完！追上小的，当媳妇；追上老的，当干妈。

两个人聊完天，走出报社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三点了。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有一弯下弦月悬挂着，清清淡淡得像即将融化的冰块，夜风由凉爽早就转为寒冷，不禁吹得人有些发抖。往日骑着共享单车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注意着两边的夜行人，或者是稀稀落落的灯火，这天晚上，我留意的却是街道两边的绿化带。我在仔细地倾听着绿化带，哪怕是已经躺在床上了，似乎仍有吱吱的噪声似的声响，隐隐约约地含含糊糊地传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虫子的鸣叫。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我草草地吃过早饭，迷茫而又兴致勃勃地出发了。我要照着李副社长提供的几个地址，逐一地去逛一逛。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真正地逛过花鸟市场，因为对我们这些外来人而言，花鸟鱼虫和我们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我的生活就像一只瓶子，只适合用来装水，而不适合插花。装水是为了在口渴的时候喝上一口，而插花是为了在悠闲自得的时候慢慢地欣赏。

我专门买了一张地图，百度了几家花鸟市场的具体地址，然后由远及近地一家家地跑过去。我去西藏南路的时候，人家摊主正在侍弄几盆菊花，有些鄙视地说，现在几月了啊？！我去中山北路的时候，人家摊主正在喂养几只小鸟，有些冷冷地说，你是玩蛐蛐的人吗？我去灵石路的时候，人家摊主正在擦拭几只花瓶，有些漫不经心地问，你想要蛐蛐？我说，是啊，你这里有吗？人家问，你能出什么价钱？我说，价钱可以商量。人家就拨通电话问，你那只蛐蛐还在吗？怎么不在了啊？呵呵，好可惜啊。摊主放下电话告诉我，那只蟋蟀是他八月份从山东宁津县收购来的，当时八百块卖给一位姓黄的玩家，哪知道那只虫子生性好斗，可以说是百战百胜，给黄老板赢了几十万，所以比赛结束之后，黄老板把它当成退伍的英雄一样，给它治伤，给它洗澡，买鳜鱼和大龙虾之类的美食，捣成肉泥给它养老，天气转凉之后，在阳台上专门建了一间玻璃房，安装了空调，但是毕竟虫子的命，还是逃不过节气，立冬不几天就死了，黄老板把蛐蛐埋在公园里，还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葬礼。

最后一次，我来到武宁路花鸟市场，原来做蛐蛐生意的一家门店，已经改做乌龟王八生意了。摊主笑着说，你买乌龟吧。我说，我要买蛐蛐。摊主似乎不明白我的话，还是笑着说，乌龟寿命长，又便宜，而且好养。我有些沮丧，在离开这家门店的时候，我想起了李副社长，又想起了白素贞和丽妈，不过这次想起的白素贞，已经不在奔驰的绿皮火车上，而在一间安静的房子里，她的面前摆着一具尸体，身上覆盖着雪白的床单。

我转身买了两只小乌龟装进蛐蛐罐里。我认识这种乌龟，它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停地长大再长大，足可以大到我们无法预料的程度。我毫不犹豫地又买了一箱葡萄和一箱橙子，然后打着出租车向曹杨十二村赶去。

节选自《再见白素贞》

摘选自：十月，版权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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