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则赏析（德才兼备才能做官）

第十九篇第13章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仕：会意字。从人，从士。本义：做官。如《孟子-梁惠王上》：“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又如《论语》：“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仕还有学习政事，见习试用的意思，如《说文》：“仕，学也”。

仕还有检查、审查的意思，如《诗-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

仕还可以通“事”，如《诗-小雅》：“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仕也通“士”， 指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之一。指以道艺、武勇谋求仕进的人。如《孟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

仕也指官员，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仕女往住夜游。”

古代称上层贵族女子为“仕女”，以社会上层妇女为题材的中国画叫“仕女画”。

优：形声字。《说文》：“优，饶（富裕、富足）也。一曰倡也。”按：倡者本训，饶者假借。

优从人，忧声。繁体字写法为左边是人，右边是忧的繁体字。现今简化声旁，左为人，右为尤。优的本义：古代表演乐舞、杂戏的艺人。

宋元以后，亦泛称戏曲艺人、演员等。如《汉书·灌夫传》：“所爱倡优巧匠之属。”

现在日本依然称演员为“优”，女演员叫“女优”。

优后延伸为富足、富裕等意。如《荀子》：“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优也指优良、美好。如诸葛亮的《出师表》：“优劣得所。”

优也指安逸、悠闲，如“养尊处优”，又如《诗-大雅》：“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

全文理解为：

子夏说：“要不断地学习才能更好地做官服务社会，学生要德才兼备了才可以去做官。”

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章句》中说：“优，有余力也。”“仕而优，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优，则所以验其学者易广。”

后学者包括现代的李零、杨伯峻等基本都沿用朱熹此解，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解读为“做官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学问，学习还有余力就去做官”。

以上解读不够准确！

1，做官了，为何还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交代清楚。

2，学生有空就去做官？难道做官没有门槛？谁都能做官？

儒家思想是要求学生“出仕”的，子路曾说过“不仕无义”。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先做德才兼备“君子”。孔子曾告诫子夏要做“君子儒”。

子路曾经引荐师弟高柴去季府做官，被孔子训斥“贼夫人之子”。很明显，孔子要求每个第一先有“圣心”，再出去服务社会。

孔子还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在这里孔子的意思十分明显：他更愿意任用先进礼乐的“野人”，而不愿意任用后进礼乐的“君子”。

孔子还说过，他不愿和患得患失的“鄙夫”一起共事，他是看不起那些心术不正、品德败坏的为官者的。

其实，我们只有把“仕而优则学”中的“优”理解成“闲暇”，而把“学而优则仕”中的“优”理解成“优秀”，才是正确的。

另外，本文还告诉我们：学习是伴随终生的！

中国学统演变史

学统是伴随着道统而产生，道统滥觞于孟子，他曾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在孟子这个传道的谱系中，承载圣“道”者有两类人：一是尧、舜、汤、文王、孔子一类的“闻而知之”者；二是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一类的“见而知之”者。

这“闻而知之”者一类，大体上都是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一种新时代或文明新局面的开创者；“见而知之”者一类，则基本上属于儒家所说的贤人或智者，是一种既成事业的继承者。

这里，既开列出了一个圣道传承的谱系，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圣道传承的方式。乃积渐构成一种圣道传承的谱系和观念。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承续尧舜、孔子之道自任，在这一点上，具有特别显著的自我意识与责任感、担当感。

孟子以“孔学”正统自居，孟子之后道统断裂，儒家思想发生了微妙变化，荀子的儒家显然带有法家色彩，被称为“异统”。诸子百家中其他学术流派被称为“杂统”。

随着儒家的“异化”，儒家学统也跟着“异化”，比如邹衍把儒家文化夹进了“五行”学说，儒生兼有术士两重身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的儒就是这种。

不管儒家怎么异化，这时儒家学统基本还是在践行孔子的“报国”思想。

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把孔孟思想掺进了“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神化孔子，儒家思想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儒生读书的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民间的说法就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儒生文人气节不减，孔子“无道则隐”的思想影响了管宁、郑玄这样的大儒，他们拒绝出仕，一心传授儒家思想。

魏晋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儒生们用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玄学！

玄学是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的背景下而产生。

蔡邕在民间得到了一本禁书——王充的《论衡》后，《论衡》快速传播，王充用科学的态度，首先揭露“天人合一”的虚假，攻击神话孔孟的丑恶用心。

《论衡》的传播，加速了人们对儒学的厌倦和不耐烦。

儒家的“礼法”、“名教”、“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这时的儒家学统基本是对统治阶级的“不配合”，他们崇尚“清谈”、“越名敎而任自然。”是“学统”向“治统”的挑衅，结果玄学领袖嵇康被杀。

南北朝时期，儒家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被明确地宣布为“匡时吉时”。儒生们试图发展自然科学来改变世界。

数学家刘辉首先提出《易经》的一阴一阳是总算术的根源，祖冲之受其启发非常深刻。

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儒家出身的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水利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都非常深远。

隋末文中子王通（王勃祖父）河汾之学，是唐代新儒学的开山。唐代学统的代表人物，是唐初的魏征，盛唐的杜甫，中唐的韩愈。

王通门人及问学者，参与唐初开国创业及达成贞观之治并作出杰出贡献，文献确实可考者，有薛收、魏征、陈叔达、杜淹等人。

魏征依据由王通所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主张采取儒家民本仁政。唐太宗采取了魏征的主张，实现了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贞观之治。

唐代的杜甫不但是个大诗人，也是个大儒，杜甫提出：恻隐之心，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乃是仁政的根本。

唐诗有了杜甫，才有如泰山之重，如北斗之高。杜甫以实践的品格，体现了正直、独立自由的儒者品格。

韩愈提出的新儒学主张复兴儒家思想，以回应藩镇胡化割据、君主带头佞佛、佛教势力喧宾夺主的现实挑战。

韩愈的《原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

韩愈猛烈地批评当君主举异质文化凌驾中国文化之上，是批评君主失去合法性。《原道》提出中国文化传道系统的道统学说，表示道统高于君统，是对儒家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的重大发展。

经过五代十国长年混战之后的宋代，急需重新构建道德体系、礼仪文化，匡复儒家思想刻不容缓。

李唐宗室以老子后人自居，把道教定为国敎，唐代中后期佛教非常盛行，为了协调各种思想，宋代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大儒们不得不在儒学上融入佛、道成分，创造出“理学”。

张载提倡“立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 “去人欲、存天理，”均是受佛、道禁欲思想影响的结果。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自诩为继孟子之后的儒学正宗，他编校订《四书》、《五经》，创办书院，到全国各地传道授业。

理学的辉煌一直延续到明代，朱元璋尊朱熹为先祖，奉理学为“国学”。明末，王阳明又提出了和“理学”相悖的“心学”，他认为“心即理”。

清代，学统和道统都被压制，文人学子的自称奴才，他们的脊梁彻底被打断。

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儒学，学子们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都以“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为己任。

正因为这种思想贯穿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才能在几次危难之际，屹立不倒，傲视天下。中华文明成为全球唯一没有断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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