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逝世（尼采死了上帝）

我母亲信仰基督教，因为她不识字，常常让我读《新旧约全书》中的故事给她听。那时候，善良的母亲认为“上帝”是存在的，她相信上帝能保护我们全家，也能保护她。然而，1998年母亲突然感觉不适，肝部的疼痛让她不能忍受，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带她去医院检查，被医生告知，母亲已是肝癌晚期。

在只能保守治疗的情况下，我们安慰母亲，说吃了药就会好的。善良的母亲相信了我们，然而，比起对亲人的相信，母亲似乎更虔诚于她心中的“上帝”。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后，她依旧参加基督教的“礼拜”，后来母亲病重不能吃饭、不能下床，我家院子里，就会聚集一群和母亲一样的基督教信徒，他们跪在院子里为母亲祈祷。

那段日子，病痛中已经恍惚的母亲，说她见到了耶稣，然而没多久，母亲还是去了，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去了极乐世界，但她去世时很痛苦，因为我在她的眼角看到了泪水。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城市正进行市场体制改革，基督教也得到快速传播，而在农村像我母亲那样善良的人，成为基督教徒的初衷，只是希望家人平安。

基督教里是有“上帝”的，虽然它们的上帝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在西方人看来，耶稣依然成了西方人的保护神。其实西方的很多宗教里都有“上帝”，这也是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他们称“上帝”为“客观存在”。

19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谁要是挑战上帝，他就会被认为大逆不道。这一点，东西方社会是一样的，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传统或者某种固定的东西，都是“上帝”。

可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他的《快乐的科学》一书中提出“上帝死了”，尼采也因此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疯子。尼采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882年，我们知道，18世纪，西方社会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爆发了一次思想大革命，比如黑格尔、马克思，也包括尼采等一大批世界顶级哲学家，都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巨人。

人活着，就像需要一个家一样，他的精神也需要一个归宿。在社会的变革期，人们的思想是混乱的，因为工业的崛起，伴随着社会的革命，人的精神支柱最容易崩塌。因为在混乱的社会里，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时，却发现“上帝”是靠不住的。尼采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正是围绕着“上帝”展开了大辩论。

然而哲学家与宗教不同的是，宗教从来只回答“我是谁，我们该怎么做”，而哲学家要解决的是“我”与“世界”的关系。在哲学家的争论中，无法回避“精神”以及精神的归宿问题。在客观唯心主义者看来，“上帝”是一种客观的“意识存在”。

尼采则把客观唯心主义的“上帝”论，看作是“弱者的无能创造的彼岸世界”，用实用者的话说，就是“上帝”解决不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尼采是把人们从虚幻的世界中拉回现实世界的那个人，他让人们看清了西方社会那种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这一点，尼采似乎是对的。

人不能没有精神寄托，当人们把“上帝”作为精神寄托时，尼采却说“上帝死了”，这是尼采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批判的原因。这一点像极了中国的儒家社会，儒家之所以被作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社会架构，如果谁在皇权社会辱骂儒家，恐怕也会被扣上“反传统”的帽子。

也因此，在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同期，中国一直奉行着儒家治国思想。同样，“上帝”也成了统治者俘获民众的工具（然而对于像我母亲那样善良的人来说，上帝对于她的确起到了精神安慰作用）。尼采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不过是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揭露了“上帝”的本质。

幸好尼采只是一位哲学家，他从思想上开启了一个时代的门，并没有对社会做出实质的反抗。他宣布“上帝死了”的同时，提出人的意志论，这在工业革命之后，为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使得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而至少在资本主义精英阶层中，人的“意志”代替了“上帝”。

社会的进步，并非跨越式的，而是往复循环。尼采只不过是把身外的“上帝”，变成了具体的上帝，它可以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在，从此人又有了新的“上帝”。从这种意义上，“上帝”不但没死，它还变多了。

科学的最终命运都是被用来改造社会，哲学也是，如果哪种理论不能解释社会，它就不是成功的理论，尼采终究没逃脱被社会统治精英改造的命运。尼采没做到的事，他的“唯意志”理论做到了。目前西方社会的“丛林法则”，以及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就是唯意志论的硕果。因为“上帝”是平等的，虽然每个人的意志可能不一样。

在尼采认为“上帝已死”时，新的“上帝”又被尼采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出来。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其实都离不开“上帝“。无论社会文明进步到何种程度，“上帝”都会存在。尽管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个尼采，他们都会死去，但只要人的精神存在，“上帝”就会一直存在。

本文作者李鑫淼，源自公众号“思想者札记”（ID:SXZzh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