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文学（越名教而任自然）

玄学发展到嵇康与阮籍时期，已经成了人们反抗政治的武器。而政治对于玄学的镇压，让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即使选择了放诞于世俗之外，也仍然无法逃脱政治的迫害。

在嵇康时代，对于人的“才华”和“本性”的讨论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持不同立场的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让即便想远离官场的人，也不免卷入其中。

阮、嵇之后的哲学家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但即便最贴近政权的人，亦不免在政治中颠沛流离。

玄学的思辨力量，在论证三个主题——“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时，发展到了高峰。

在三国时期，如果选择最虚伪的人，那么魏国的钟会至少可以进入候选名单。

钟会是曹魏太傅钟繇的幼子，钟繇则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受后来“书圣”王羲之的推崇。钟会也和他的父亲一样，以书法闻名当世，而且从他小时候，在魏国君臣之间就传颂着他如何聪明。

比如，他和哥哥钟毓跟随父亲第一次去见魏文帝曹丕时，哥哥吓得大汗淋漓，而弟弟却无事一般从容不迫，魏文帝问哥哥：你脸上怎么这么多汗？哥哥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魏文帝又问弟弟钟会：你怎么不出汗？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两兄弟又喜欢趁父亲睡觉时偷药酒喝。一次父亲装睡，看两人的反应。哥哥钟毓偷了酒之后，喝之前要先学着大人行礼的样子拜一拜，然后再喝，而弟弟钟会则拿起来就喝。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要拜，钟毓回答：根据礼法，喝酒是一种礼仪，所以喝之前不敢不拜。父亲又问钟会为什么不拜，钟会回答：偷本来就不符合礼仪，所以不用拜了。

这两件事反映了钟会的聪明才智，又带着很强的功利心态。

到了钟会的青年时期，学问更是与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齐名。钟会曾经学习过道家言说，并把刑名家的思想融合进道家。

当时，魏国文人讨论最多的是“才性”问题，即一个人的才华和他的本性之间的关系。由此演生出了四种说法，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

曹操之后的曹魏君主们大都认为“才”“性”是不同的，一个人有才，但不一定品格高尚，而君主重用某人，只要看到他的优点就可以忽略缺点。而司马氏崛起后，为了镇压忠于曹魏的大臣，强调品格和才华是关联的，把不忠于司马氏的人都划归到品格不好的行列中予以贬斥。

钟会本人是一个品格和才华分家的最好例子，他的品格低下，却有很高的才华。为了投奔司马氏，他提出的观点却是“才性合”，也就是才和性是同步的。为此，他写了一本专门的著作，叫《四本论》，将四种观点都进行了论述，并着重谈了自己认为的“才性合”。

写好这本书后，他决定将这本书送给当时最著名的学问家嵇康，请他来评判一番，于是带着这本书去找嵇康。从年龄上说，嵇康只比钟会大一岁，却早已是文坛领袖，又性格桀骜不群，喜欢辩论，绝不谬赞。钟会心怀忐忑地揣着书来到嵇康门外，却不敢进去，只好把书往屋里一扔，吓得扭头就走。

他之所以这么怕嵇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心虚，为了迎合司马氏，违心地提出“才性合”，嵇康如果看出来他的投机，一定会嘲笑他；另一方面，是嵇康的观点更接近于“才性离”，如果两人辩论一番，也不是对手。

不过，虽然钟会在嵇康面前显得渺小，在司马氏眼中却是很好的帮手。司马氏掌权后（篡位之前），曹魏旧臣有许多心怀不满的，其中位于淮南地区的毋丘俭开始反抗。大将军司马师决定率军亲征，他的弟弟卫将军司马昭则紧跟在后，钟会就在司马师军中。这次反抗虽然镇压了下去，但司马师也得病死去了。这时，洛阳朝廷里出现了一股反对司马氏的阴谋，皇帝派遣尚书傅嘏前往司马昭军中，以淮南刚刚平定为借口，请求司马昭留在许昌稳定局势，而把大军交给傅嘏带回洛阳。这样做，实际上是要剥夺司马昭的兵权。

钟会立刻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和傅嘏谈话把傅嘏争取了过来，请求傅嘏上书皇帝，要求和司马昭一起回洛阳。司马昭率领大军回到洛阳，由于他的兵权胁迫，皇帝只好任命他继任大将军，继续把持朝政。

随后，淮南再次发生了诸葛诞的反抗，又是钟会的计策让司马昭击破了吴国前来帮助诸葛诞的将领，从而赢得了战争。钟会在得宠后，成了司马氏集团不可缺少的人物，不时地参与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免，拥有着打击政敌的权力。

而真正让他扬名天下的，是魏国的灭蜀战争。在战争发生前，大部分朝臣是不主张灭蜀的，认为风险太大，只有钟会是极少数主战派之一。司马昭最终支持了钟会，给了他十几万大军，让他作为主将大举伐蜀。

然而，事情却向着对钟会不利的方向演进。他虽然借着蜀国防守汉中（秦岭以南的小盆地，四川和陕西的交通要道）的薄弱攻克了汉中，但在继续向四川推进时，却屡屡不利。从汉中进入四川的关键通道是金牛道，而金牛道上最重要的关口是剑阁，在这里，蜀国大将姜维千里跃进，堵塞了钟会的进路。钟会的背后还有蜀军的据点，魏军很有可能会被包夹。

在作战中，钟会的虚伪狡诈也暴露无遗，给军队造成了困扰。除了钟会之外，还有一支军队由诸葛绪率领，从甘肃赶过来。钟会为了获得指挥全权，秘奏诸葛绪畏懦不进，抓起来用囚车送回了国，接管了对方的军队。

内斗加上姜维的阻挡，这次远征看来要以失败告终。

但就在这时，著名的将领邓艾却打开了一条传颂千年的道路，捷足先登了。当两国大军僵持在剑阁时，邓艾率领三万人马开山辟路，从甘肃的阴平起，在大山里硬是开出一条路，进入了四川盆地，并逼迫蜀国皇帝刘禅投降。

蜀国投降后，邓艾采取仁政争取人心，同时等候魏国大部队到来。而阻挡钟会的蜀军将领姜维听说成都失陷，选择了投降钟会。钟会兵不血刃地率领大军进入成都。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成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伐蜀的最大功臣邓艾。他利用司马昭害怕将领擅权的心理，密奏邓艾谋反，获得司马昭命令后，将邓艾抓起来关进了囚车。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其实真正谋反的却是钟会本人。除掉邓艾后，钟会不满足于当臣属，决定以恢复曹氏权力为幌子，向司马氏开战。

可惜这一次，钟会碰到了更大的对手。司马昭在向钟会发布命令，逮捕邓艾的同时，就亲率大军向长安移动了，一旦司马昭占领了长安，不让钟会出川，钟会的计谋就告失败了。最终，钟会只好仓促起兵，但士兵不听号令，起事将钟会杀死。

在伐蜀途中的两次密奏，加上最后的谋反，将一位伪君子的形象展示于人。作为伐蜀最大功臣的战略家邓艾却含冤致死，直到历史进入了西晋时代，邓艾才得以昭雪。

然而，邓艾并非是钟会谋反的唯一受害者。在钟会伐蜀之前，还害死了他认为的另一个仇人，原因同样是妒忌。如果说，在武功上，邓艾超乎钟会之上，那么在哲学和文学上，钟会与嵇康的差距更是云泥，钟会又怎能忍受？

除了钟会第一次向嵇康献书之外，历史还记载了两人的另一次相会。[6]嵇康由于家境贫穷，常常和朋友向秀打铁糊口。一次，年少得志的钟会终于鼓起勇气，穿着时尚的衣服，赶着肥马拉的车，带着如云的宾客，一起去拜望嵇康。

当他们来到嵇康的住处，却发现嵇康坐在地上打铁。钟会恭恭敬敬地等着嵇康，嵇康既不说话，也不抬头，继续干他的铁匠活。钟会在众多的随从面前等待良久，大丢面子。离开时，嵇康终于开了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怀好意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如果说第一次拜访是因为钟会的胆怯，那么第二次拜访，则是嵇康对他直接的侮辱。嵇康一向对自己看得起的人热情似火，即便千里迢迢也说去就去，但对于他看不起的人，连一个字也懒得说。

这次拜访给钟会的心灵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他记住了嵇康这位不给权贵面子的狂人。当司马昭逐渐掌握权力，排斥忠于曹魏的人时，钟会不失时机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你驾驭不了他，但他言论放荡，诋毁圣贤，又有大批的追随者，是个心腹大患。

司马昭听信了钟会的话，开始制造冤狱，杀掉了嵇康。

司马昭找的理由是一个花边新闻。嵇康有个好友叫吕安，吕安的哥哥吕巽奸淫了吕安的妻子徐氏，为了防止吕安的打击报复，吕巽先发制人污蔑吕安不孝。在司马氏统治下，提倡儒教精神，不孝是大罪。吕安为了脱罪，引嵇康作证，嵇康作为朋友义不负心，将吕巽如何奸淫弟媳和污蔑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但既然司马昭决定除掉嵇康，就不会听他的证词，吕安不承想自己没有脱罪，反而将嵇康也牵连在内。两人双双被判死刑。

在临刑前，嵇康望着地上的日影，要过了一把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并叹息这个曲子从此绝迹了。三千名太学生请求当嵇康的学生，希望保下他的性命，但铁了心的司马昭还是除掉了这位才华绝世的高士，只是在事后，才假惺惺表达了后悔。也许钟会没有想过，他害死的是魏晋时期最具反抗精神的哲学家，也代表着魏晋玄学最自由最独立的精神。在这个时期，哲学家和文人们大都带着反叛的影子，反抗汉代以来形成的名教对人的压迫。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在反抗的同时，都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既享受名教带来的荣华富贵，又对名教采取嘲弄的态度。还有的人则寄希望于将名教和自然打通，享受政权好处的同时，也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这就像现代某些寄生在体制之中的学者一样，一方面想追求学问，另一方面又很在乎自己的工资和职称，不时地申请个谄媚的课题。

只有嵇康以一种决裂的态度来看待名教问题，告诉人们守着这玩意儿毫无用处，只会妨碍你对自由的追求。

但是，嵇康的死让人明白，集权的笼子里不会有自由的鸟儿，只要你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哪怕你想回归山林，不问政事，但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这个政权就会自动把你当作敌人。

嵇康死后，哲学虽还保留着反叛之名，却再无反叛之实。文人们那种故作超然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演，既要彰显独立性，又总是在谄媚着权力者。

那么，嵇康的哲学包含了哪些内容？他给魏晋这个动荡却反叛的时代做出了哪些贡献，才让现代人把他当作魏晋玄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予以纪念呢？

非汤武而薄周孔

大约在公元260年（曹魏景元元年），一次当官的机会突然出现在了嵇康的面前。这次机会是由他的朋友山涛举荐的。这一年，山涛从尚书吏部郎迁任大将军从事中郎，留下来的职位需要填补，他立刻想到了好朋友嵇康。

嵇康，字叔夜，在他年幼时就失去了父亲，跟着哥哥嵇喜长大。他身长七尺八寸，换算成现在的尺度，身高超过一点八米。他言谈举止优雅风仪，却又土木形骸，不加修饰，人们称之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他性格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在学问上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却不讲究师门，博览群书，而尤其喜好《老》《庄》。对嵇康，当时人形容他的风姿是“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山涛之所以想到嵇康，除了他的才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嵇康娶了魏国曹氏的宗室女子，是曹魏的女婿。他还因此官拜中散大夫，只是随着对政治的失望，才远离了政坛，放弃了职务。

但是，随着司马氏掌握了曹魏大权，司马氏取代曹氏已成定局，作为曹氏姻亲的嵇康就成了司马氏忌惮的人物，甚至有生命危险。如果这时候能够出山担任司马氏提供的一个官职，就相当于投靠了司马氏，也就获得了安全。山涛举荐嵇康，是想保护这位最好的朋友。

嵇康的哥哥嵇喜就很懂得这样的道理。他也是当时的名士，论做官，比嵇康更胜一筹，担任过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职位，自然也获得了安全。

但令山涛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片好心被嵇康直接拒绝了。不仅拒绝，嵇康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与他绝交。这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成了魏晋时期少有的好作品，也是解读魏晋风流人物的一个窗口。

在信中，嵇康首先表示他和山涛不再相知，之后，转入对历史人物的总结，评论了十一个历史人物，认为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各安本命。而他本人则仰慕那些不为官的人士，这样的志气不可夺。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懒散、孤傲、不喜约束的人，懒到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洗头不洗脸，更不通人情礼仪。

随后，他转入了最著名的段落，提出了自己不适合当官的九个理由，这九个理由又分为“七不堪”和“二甚不可”。所谓“七不堪”还简单，指的是生活上的七种习惯与做官格格不入，比如起得晚、不喜人跟随、爱动且不喜欢向上级行礼、不喜欢写字、不喜欢应酬、不喜俗人、不耐烦俗世。而“二甚不可”则显得离经叛道了。所谓“二甚不可”，是指他喜欢“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说话直言不讳，绝不替人掩饰。而“非汤武而薄周孔”一项，更是对自汉代形成的儒教文化的彻底否定。

从孔子开始，整个儒家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周代礼法体系之上的，特别是周公这个人，更被认为是周代礼法体系的鼻祖。这就好像现代共产主义者突然有一天对马克思开炮，或者穆斯林否定先知穆罕默德一样，一旦批判，整个体系就会轰然倒塌。

“非汤武而薄周孔”表明的是嵇康的生活态度，但在时人看来，却是他的政治宣言。因为如果周公失去了合法性，在当时受打击最大的就是司马氏。因为司马氏在篡权之前，总是以周公自居，这就像当年王莽以周公自居，到最后却篡夺了汉朝是一样的。如果周公没有了合法性，那么司马氏搞摄政就成了乱臣贼子，而不是功臣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还不是嵇康态度的终点，他除了否定这些人之外，还要替被周公镇压的人翻案。在周公时代，他有两个同胞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这两个人在儒教写成的历史上一直是反派角色。西周灭商后，他们最早被周武王派到了崤山以东原来商朝的土地上帮助周朝维持秩序，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成了摄政，这时管、蔡两人发动了叛乱反对周公。他们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他们也被打成了将近三千年的恶人，是冒犯中央帝国的罪犯。

但嵇康认为，管、蔡两人不是罪犯。首先，他们是周武王任命的，帮助维持了中原地区的秩序，如果不是他们，地处陕西的周朝是无法控制广大中原地区的。其次，按照儒教的看法，圣人不犯错，而周武王就是个圣人，如果管、蔡是坏人，就证明周武王的任命是错误的，这和周武王是圣人相矛盾。再次，从情理上讲，一个小孩子当了王，而另一个成年人虎视眈眈地摄政，自然会让人疑心这个成年人要篡位。所以管、蔡的叛乱不是叛乱，而是在勤王。

最后这条理由更是直刺司马氏。魏明帝曹叡死后，大将军曹爽和太傅司马懿摄政，随后司马懿发动政变，处死了曹爽，开始了摄政生涯。在司马氏摄政之后，发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淮南地区的三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征东将军诸葛诞）先后叛乱。他们之所以起兵，是不满司马氏的摄政，试图恢复曹魏的政权，赶走司马氏。嵇康对管、蔡的辩护，就仿佛是在歌颂三位将领的反叛。

嵇康这样的观点绝不会被司马氏所容忍，却让他成了文坛领袖。实际上，司马氏篡夺皇位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大量的人敢怒不敢言，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迫投降，而嵇康的态度则成了当时不屈服的标志。

在司马氏辅政的那段时期，文坛最著名、最具特色的是一个叫作“竹林七贤”的松散群体。这个群体中最年长、最具组织才能的是山涛，而最核心的人物有两位，除了嵇康之外，还有一位叫作阮籍的人。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人常在竹林中游晏，号称竹林七贤。除了七贤之外，还有一个他们的朋友圈，而在朋友圈中最显著的就是嵇康的朋友吕安，也就是导致他死亡的那位挚友。

竹林七贤代表了一种倾向，当文人们对政治不满时，就会寄情于山水之间，流连于诗酒之中。虽然后来七人的结局不同，但在某个时间，他们都对政治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在七人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为纯粹，两人兴趣相似，互相钦慕，成为双璧。嵇康更善于论理，而阮籍长于写诗。有后人品诗将阮籍列在了上品，而将嵇康列在了中品，大概因为嵇康不注重文采，写诗时，只是用极其冷峻的笔调记录自己的感想而已。

两人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于现实的巨大不满。

比如，阮籍最著名的非诗体作品叫《大人先生传》，就是对现实的批评。阮籍和嵇康都认为，古代的制度是一种无为而治的制度，所以人们相安无事，和平幸福。但是到了当世，由于皇帝推崇名教治国，强调人的德行和君王的有为，大量的赏赐和严苛的刑法不仅无力治理国家，反而让社会乱了套。而所谓的名教，实际上是“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

阮籍对于那些儒家君子最精辟的嘲讽，就是把他们比作一群裤裆里的虱子，追求功名利禄自以为安全，就像虱子在裤裆里，躲在棉絮里以为是大宅子，行动在布缝里以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动不动就吸人血，以为找到了享用不尽的美味佳肴。但是，一把火袭来，这些虱子就被烧死在裤裆里了。

嵇康对现实鞭笞最深的文字则来自《太师箴》，认为以前治国是为了天下，今天则是为了一个人而已。结果导致臣下仇恨皇帝，皇帝猜忌臣下，四处丧乱，国家倾亡。

正因为司马氏统治的残忍，嵇康和阮籍对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才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彻底放弃人们热衷的名教，彻底地拥抱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永远是政治压过科学，入世压过出世，名教压过自然。所谓名教，一般指功名利禄和儒家礼法，而自然则指政治之外的江湖之远。走得最远的人，也只能说要兼顾“名教”和“自然”，不敢将自己彻底置于传统的敌对面。

发明了“贵无论”的王弼本人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认为“名教”和“自然”是调和的，不管是“名教”还是“自然”，它们的最终特征都是“无”，把握了“无”，既可以理解“名教”，也可以理解“自然”。而理解了“无”之后，可以把自然界的“无”“无为”等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实现“名教”和“自然”的统一。

作者：郭建龙

来源：《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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