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历史变迁（曲靖的历史地位与文化贡献）

曲靖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风淳朴的古老城市，未来的曲靖，会是一个让人类记住和向往的地方。

曲靖有两张世界级名片或者说独特标志：“古鱼王国”“二爨之乡”。

曲靖是原始脊椎动物——古鱼类的发源地，人类活动最早的地方，被中国科学院誉为“鱼的故乡”“化石圣地”。换句话说，曲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发掘于曲靖的大量无可争议的古生物化石证据表明：曲靖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是人类鱼形祖先的起源地，是4亿年前人类远祖的发祥地！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已写入国际通行的古脊椎动物教科书，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成就了两位中科院院士：张弥曼、朱敏。2021年3月，曲靖师范学院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在2018年5月成立的“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基础上，共同成立“曲靖古鱼王国博物院”，聘请“2018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获得者张弥曼院士为名誉院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所长朱敏院士为院长。

研究证实：曲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早泥盆世（距今约4.19亿年-4.07亿年）脊椎动物化石宝库，也是古脊椎动物学家特别是古鱼类学家开展野外科考、发现并研究化石的“圣地”，在全球古生物学术界地位极高，已发现的古鱼类化石种类位居全国第一。曲靖的古鱼类化石堪比世界级自然与文化遗产，极其珍贵和稀有，从精美性、独特性、时代性等方面来说，都是“唯我独尊”。曲靖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及其科研成果，一次次震惊了世界学术界，一次次揭示并告诉人类一个浅显朴素的真理：要正确认识生命的起源；对大自然要心怀敬畏；要珍爱生命，维护生态平衡，与大自然及各种生物和谐共处。

中原文化入滇，从地缘上，曲靖是必经通道。曲靖处在对内地开放的前沿，又是内地进入云南的门户，既是交通的枢纽和咽喉，又是开发最早的区域。生活在曲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历来能够较早吸收先进文明之成果。麒麟区珠街八塔台、富源县大河癞石山、宣威市格宜尖角洞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十万年前曲靖就有人类活动；麒麟区珠街扁窟坑出土的炭化稻，证明曲靖有三千多年的水稻种植史；曲靖各县（区）出土的春秋至汉代的精美青铜器，说明曲靖有三千多年发达的青铜文化。考古证实：曲靖的文明进程，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古代的曲靖并不蛮荒、并不落后。

曲靖二千年历史与云南二千年历史一样，简单说，分五个时期：1.远古至东汉（古滇时期）；2.三国至唐朝中期（爨氏时期）；3.唐朝中期至元朝初年（南诏大理时期）；4.元、明、清时期；5.民国至今。爨氏家族统辖云南近五百年（当时称“南中”），是中国历史上据地称雄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的家族之一。“爨龙颜碑”描述当时的曲靖：“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爨时代，是曲靖历史上、也是云南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云南文化发展史上，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属云南三大文化高峰之一，具有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的历史作用。

“二爨”即“二爨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俗称“小爨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墓”，俗称“大爨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上的大小差别。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二爨碑”皆在其中。天下名碑数不胜数，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重点保护的碑刻全国仅11块，曲靖占3块，极其罕见，另一块是“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俗称“会盟碑”，建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此碑开创了彝族与白族民族大团结之先河。若从书法类碑刻讲，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重点保护的全国仅7块，曲靖3块都是书法类！

发现“小爨碑”的是当时的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时间是1852年，发现地点是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村；发现“大爨碑”的是当时的云贵总督阮元，发现时间是1827年，发现地点是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小爨碑立碑早于大爨碑53年，却晚大爨碑25年才被发现。爨宝子与爨龙颜是同时代的人，爨宝子比爨龙颜大4岁，爨宝子活了23岁，爨龙颜活了61岁，爨宝子死时爨龙颜19岁。小爨碑被发现之前，被一户世代做豆腐的农家用作压制豆腐的工具，大爨碑被当地老百姓用来“掼谷子”。“二爨碑”被发现的过程以及之后的经历，似乎暗藏诸多天意，极富传奇色彩。

“二爨碑”名满海内外，是曲靖的骄傲，对“二爨碑”的欣赏，除了史学和文化价值外，主要表现在对其书法的推崇，多数研究者认为：爨氏时代，曲靖因距离中央政府太遥远，对中原日渐规范的楷体尚未完全了解与掌握，二爨碑正好记录了这种似隶书非隶书、似楷书非楷书的过渡书体。就历史角度讲，爨文化是东晋咸康五年即公元339年始（霍氏、孟氏两大姓内乱火并同归于尽后，爨氏乘势崛起独霸南中，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至唐朝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止（“南诏灭爨”），409年间爨氏家族统辖云南（当时称“南中”）所造就的文明，这是“爨文化”狭义的概念（爨氏集团实际控制南中的起止时间，是从三国时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经西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共计523年）；从源头上说，爨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外来文化”与南盘江流域及曲靖周边少数民族“本土文化”长期大碰撞大融汇大杂交后开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即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体复合型文化，这是“爨文化”广义的概念。

爨氏期间，由于中原王朝处于战乱之中，无暇顾及遥远边地“南中”，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爨氏政权乘之采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实际形成“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格局，也就是说，当中央王朝实力强大之时，他们拥护中央王朝，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而一旦中央王朝实力消退，他们就与土酋夷帅联合起来据地称雄，闹起“一国两制或者说相对独立”的游戏，依据是“南中”既接受中央朝廷任命的官职，又保留世袭头衔（即政治上的“双轨制”）。但笔者认为，此观点未免狭隘且不严谨、也不符合史实：爨氏十数代统治者，忠君报国，言行皆以维护国家统一、多民族团结和稳定边疆这个大局，从未出现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现象，至始至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至始至终没有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有别于后来的南诏大理）。东汉以来，中原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使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南中”（云南）。相反，“南中”战乱较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爨宝子碑”描述的“山岳吐金”“物物得所”“牛马被野”“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当时爨氏政权腹心区曲靖的经济与内地接近，史书原文是“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多名马”；“爨龙颜碑”描述的是“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从这8个字，可以想象当时曲靖在全国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可以想象爨时代曲靖人那种自信、豪迈与底气，可谓爨时代的“曲靖精神”，即：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民族和谐的精神）。

“南诏灭爨”后，迁徙到滇西的西爨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经济文化的代表，虽被迫西迁，却在客观上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并且与洱海区域已有一定发达程度的经济文化相交融，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南诏大理文化。仅从文化的角度讲，“南诏灭爨”是“文明的中断、文化的倒退”，就是说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因为南诏大理是农奴制政权，一直持续到元朝都是退化。换句话说，云南文化又成少数民族文化，从汉至唐推进了四百多年的汉文化戛然而止。

一座城市，只有深入了解它的过去，才能更好理解它的现在，并展望和开拓它的未来。

曲靖的城市建设，也有两千多年历史。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至曲靖，这是中原通往云南的第一条官道。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在今开发区三岔一带建成曲靖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味县，也即曲靖被纳入中央版图的开端，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设郎州都督府於味县，首任都督韦仁寿率军民筑成后世闻名的石城取代味县（之后的南诏、大理、元朝均在曲靖设石城治所），明朝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开始建造新府城取代石城（新府城即现在麒麟区仍然使用的明清老城）。

从明清至今，曲靖的城建都是在老城基础上辐射建构，即始终以老城为依托，逐步向外延伸扩展，老城是曲靖城市文明孕育生发的源头活水，反映了曲靖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发展情况，是曲靖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见证。史书记载，曲靖老城从1387年开始，由明代首任曲靖卫指挥使刘壁率军民建设，前后用时30多年，直到1420年完工；民间传说，曲靖老城是明代地理学家、建筑家、勘舆家汪湛海仿照西安古城设计的，其图纸后来又用于建造澳门，所以，民间流传澳门与曲靖是一对姊妹城。时过境迁，沧桑巨变，无数古迹随风而逝，澳门古城荡然无存，曲靖古城遗留几条残破街巷和两段城墙，历经数百年风雨，成为曲靖市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历史、有文化的例证。

古老的曲靖，作为曾经统辖云南500年的首府，云南曾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必然有大量文物古迹，可惜拆毁殆尽。城市发展，社会进步，拆迁没有错，一座旧城暗淡下去，新城会耸立起来，这是历史之道，人类文明之道，遗憾的是：拆迁过程中，保护没有及时跟进，致使很多祖宗遗留的珍贵文物随之毁灭。夹在各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孤独老街，是目前曲靖最具规模的活态的文化遗存。

纵观曲靖的历史，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是一部多民族融合史。城市文脉的保护与传承，体现城市管理者、建设者、经营者的智慧与远见，既要走出一条“保护与建设相得益彰、群众利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道路，还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实践考验和群众评说。

很多人知道大理段氏，但很多人不知道比大理段氏更古老、存在时间更长的曲靖爨氏。拥有“二爨碑”的曲靖以“二爨之乡”自居，世居爨氏政权腹心区的曲靖人自称“爨人”，无可厚非。爨人在云南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以昆明晋宁为中心的古滇文化，创造了爨文化，成为大理文化、南诏文化的渊源。民间流传的爨人使用的“蝌蚪文”被彝族认为是彝文的起源（唐朝时期位于今马龙的东爨纳垢部酋长的后裔阿轲，历时3年，将所创造的1840个彝文，编撰成《韪书》，因文字形似蝌蚪，被统称为“蝌蚪文”）。爨文化背景下的众多崇拜物中，蛇崇拜占有重要位置。爨人把蛇当作自己的神祗，把蛇看作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在古爨人后代彝族支系撒尼人中，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凄美故事流传于曲靖及周边，即阿诗玛与阿黑的故事，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勇敢、美丽，贫穷却不为富贵所动的男青年阿黑和女青年阿诗玛之间的不幸爱情和悲惨命运。“阿诗玛”，汉义就是“蛇女”的意思，而蛇女则是传说中的古爨人崇拜的图腾。撒尼语“诗”即“蛇”之意，“玛”即女孩之意，且阿诗玛是“蛇年蛇月蛇日出生”，集吉祥、善良、美貌于一身的撒尼姑娘。

提到曲靖的历史名人，可谓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譬如孟获，《华阳国志.南中》明确记载：“孟获，建宁郡人（即曲靖人）”，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孟获归附汉朝，曾任蜀汉御史中丞，可以说没有孟获，就没有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胜利，就没有蜀汉大后方的安定。

“恩威著于南土”的爨氏雄杰：爨习、爨谷、爨琛、爨宝子、爨龙颜、爨翫、爨归王、阿姹、爨崇道等等。

朱家民，明朝万历进士，因军功破格提升，官终从一品贵州左布政使，崇祯皇帝诰封朱家三代，《明史.卷二四九》为其立传。朱家民告老还乡回归故里，在城外购买良田500亩，以其全部收入用作省城“曲靖会馆”的开支，为曲靖籍贫寒学子无偿提供食宿，还拿出大量资金收购各类书籍，于曲靖学院街置“万卷楼”，供读书人免费学习、查阅，堪称云南最早、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私人图书馆，至今无人可及。1623年朱家民主持修建的盘江铁索桥，位于贵州省晴隆县北盘江上，不仅造福当世与后世，还为三百年后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直接贡献。

杨本昌，清朝嘉庆进士，官终三品两淮盐运使，以眼疾告老还乡，当曲靖连续三年遭受旱、涝灾害，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时，杨本昌急公好义、赈灾济民，百姓感恩戴德，知府率众上门悬挂“利及群生”匾，杨本昌还以个人之力独资治理南盘江，迄今无人可及，杨家位于曲靖西门街的私宅“忠义第”，被民间誉为“杨家花园”，若与建水“朱家花园”相比，按史书的记录比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子贞，清朝光绪举人，出生中医世家，因治好当时的云南巡抚林绍年久治无效的中风，被举荐执教于云南医学堂，20余年的教学生涯，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三迤（云南）名医，皆出其门”，“云南药学首推兰止庵，医学首推陈子贞”。其编写的《医学正旨择要》与《滇南本草》并列为医学著作之精华。光绪24年（1898年），曲靖鼠疫大流行，死亡人数之多，惨不忍睹，陈子贞力主采取“火烧地毒”，控制了鼠疫的传播。

孙光庭，中华民国成立时的国会参议院议员，因揭露曹锟贿选名动全国，一度出任广东军政府临时参议院副院长、云南省政府省务委员等职。

刘雨村，曾任贵州安南（今晴隆）县令，后任陆良县长，任满回乡，因为官廉洁，无钱购房，借住孙光庭家，曾写对联一幅贴于门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好鸟求友，栖借一枝。”民国22年（1933年）刘雨村感叹自己：“老刘老刘，今已白头。为官三十余载，只剩一领破裘，有时典去沽酒，也还自诩风流；有愧为民父母，未能为民解忧，唯不取有造孽钱，免为儿孙做马牛；空手而来空手去，可以对天复何求？”民国25年（1936年）病逝，未留下寸土片瓦，堪称清官典范。

西门街32号“赵樾故居”，是保存较好的一处老宅子，赵樾是民国时期振武军第三军中将军长、虎门要塞总司令，赵樾有三个义举青史留名：耗银18000余两，建成宣威可渡桥；购粮谷4万斤赈灾家乡；袁世凯、龙济光欲加害梁启超时，赵樾巧妙营救成功。

南门街人孙志曾，与唐继尧、李根源、刘云峰等人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云南高等审判厅厅长、云南高等检察厅厅长、军政府秘书长、政法学校校长等职，被黎元洪授予中将军衔，其侄孙桂馨曾任云南测绘学校校长等职，被授予少将军衔。

曲靖是云南最大的革命老区，近代以来，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涌现了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就不一一赘叙。

新中国成立后，南门街人王祖训，曾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永康也是土生土长的曲靖籍老街人。等等人物，不胜枚举。

曲靖打造“副中心城市”，就是要更好地展现曲靖历史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精神、开拓创新意志、开放包容姿态、民族和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