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草堂记历史背景（四十年前草堂会议的记忆）

1981年4月下旬，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师从傅庚生、安旗先生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一天忽然接到系上通知，要我随武复兴老师去成都杜甫草堂参加“成都杜甫研究学会首届年会”。会议邀请函是发给傅先生和安先生的。傅先生是知名杜甫研究专家，有《杜甫诗论》《杜诗散绎》《杜诗析疑》等著作行世。1962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国内文化界、学术界空前热烈地开展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的活动，傅先生在《光明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探杜诗之琛宝·旷百世而知音》等文章，成为纪念活动最活跃的专家。我当时是中文系本科生，多次聆听傅先生关于杜诗的学术讲座，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安先生当时已从西安调回故乡成都，她在《四川文学》杂志1962年第6期发表了论文《“沉郁顿挫”试解》，将历代论者借用“夫子自道”语概括杜诗风格的“沉郁顿挫”四字，诠释为“忧愤深广，波澜老成”八个字。我当时读了安先生的文章，心头顿觉豁然开朗，遂把这八个字牢牢刻在了脑海中。但是，当1981年春草堂开会之际，傅先生已卧病不能出行，安先生也因事先另有安排而不能分身，系里就决定派武复兴老师和我分别代表傅先生和安先生赴会——事后想，人们习惯性地把参加会议的人员称为“代表”，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代表”。

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环境十分清幽，是我向往已久的“圣地”。朱德有题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郭沫若有题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两副联语是原先背熟了的，看到实物倍感亲切。行走在“花径”的小道上，体验“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诗意，令人陶醉。草堂多竹林，竹子茂密而高大，忽然想到杜甫“恶竹应须斩万竿”的诗句，不禁哑然而笑。

那次会议不似后来我们常见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主办方安排的大会发言，至于参会者的论文报告和讨论交流，我则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当时虽然写有一篇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提出商榷的文章，但没有带到会议上去，后来也没有发表。我只能写下记忆中的一些片断，作为对四十年前的草堂会议的纪念：

最美好、最深刻的记忆，是万里迢迢从加拿大回国赴会的叶嘉莹先生。她在大会上朗诵了为这次回国而作的一组七绝，其中两句是：“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倾诉海外游子的乡国情怀，无比真挚感人。叶先生1979年起已经开始在南开大学讲学。她敏锐地感知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的信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回到祖国，从此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员，四十年后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会议上见识了四川学术界的诸位名家，印象最深的是马识途、缪钺、杨明照。马识途是著名作家和老革命家，威武的身躯与他别致的姓名相得益彰，令人钦仰。作为成都杜甫研究学会会长的历史学家缪钺先生，是会议的主角，发表了主题讲话。杨明照先生是古代文论专家，以《文心雕龙》研究鸣世，他蓄着美髯，看上去古貌岸然。此外，如刘开扬、钟树梁、屈守元、陈昌渠等先生，无不气度儒雅，体现着蜀中学人的风神。还记得李国瑜先生捧来一只“大邑碗”，杜甫有《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现在看到的实物，应与唐代之物没有太大差别。颇为人们关注的中年学者是曾枣庄，他出版了一本《杜甫在四川》，这是八十年代较早的杜甫研究成果。

草堂的女馆长杨铭庆，个头不高，穿一身朴素的蓝衣，忙前忙后为会议服务，极为尽心尽力。还有濮禾章等草堂同人，也是那次结识的。会议的食宿，记忆中都安排在草堂（或许是草堂隔壁的公园）。住宿是简陋的木板房，躺在铺上能清楚地听到隔壁讲话的声音。餐厅中有一道小小的水流穿过，颇有诗意。

会议上给大家赠送了刚刚创刊的《草堂》杂志，绿色封面，还没有正式刊号。后来改名《杜甫研究学刊》，一度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早期的刊物我一直订阅珍藏，后来赠给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资料室。

草堂会议结束后，我随叶嘉莹先生一行数人前往江油，参观考察李白故里。赴草堂会议时我随身带了一部《杜诗镜铨》（全二册），这部书是1963年3月我在西北大学读本科四年级时，同窗好友周绍祖君买了赠我的。在江油，我记得是在粉竹楼前，我拿出《杜诗镜铨》下册，请叶先生签名留念，叶先生用蓝色钢笔在扉页上写下了“葉加莹一九八一年四月廿六日于江油”。

2020年12月25日晚于京东八里桥寓所

薛天纬，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原创 薛天纬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1期，总第1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