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安荆东小镇最新规划（京畿旧事徐城北）

回家啦

《骆驼岭）剧本寄出之后，很久没有消息。我有些急，但也无奈。大约三个月之后，接到范钧宏先生一信，说让我下次回北京时，到他家里谈谈。

我去了。那房间、那环境真是出人意料，地点在北新桥北边的一条小胡同，是个大杂院，杂院门口正对着个厕所。范家是南房两间，低矮而潮湿，下雨肯定会进水。这样的居住条件，当年的《杨门女将》《满江红》《强项令》一些戏是怎么写出来的？

范钧宏

“对不起，回信晚了，”范先生满脸是笑，“你愿不愿意调到我们剧院来？”

大惊异，我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个结局。

“是这样，文化部正在重新组建下属的各个艺术表演团体，京剧院是其中的一个。看了你的剧本，我拿给艺术室的负责人郑亦秋，他又拿给剧院负责人张东川和阿甲，大家部很高兴。现在让我问你一声：愿不愿意到我们剧院求？”

这还有什么说的？心情就有些如同《三不愿意》当中那个小丫头（好像叫做周蜡梅吧）所说的“我们愿意呀”。

“不过，你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调动走手续，慢是绝对的；二是文化部这次要调一百多个外地中青年同志进北京，民政部不一定全批。”

果然如范先生所料，调动就在一点一滴中缓缓进行。我把自己的经历和作品正式呈报给京剧院，他们签署意见后报到文化部，文化部由若干位部长讨论后，又加了个意见，转给民政部。民政部是管户口的，果然嫌文化部报的人太多（据说报了110人，加上随行的妻子、儿女，总数字要三倍不止）。听说这一消息之后，我的心就凉了。周围的“知情人”都安慰说，“不要紧，你爸你妈1957年的事儿很快就要‘改正’了，你是独子，凭这条你也能回到北京。”

我心稍安，但立刻又转躁。为什么？一是名分上“不好听”，是靠父母平反回来的；二是在安排工作上，绝对不会让我一步迈进中国京剧院，我很可能又要在一个未必喜欢的工作中磨练若干年。

真要这样，天天和不喜欢的工作见面，也够烦的了。

焦急。沉默。

陡然间有一天，我正在固安中学，刚下课回到教研室。县委机关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组织部去一趟。我握住听筒不敢撒手，“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准备请客吧——你的调令到了。”

我出门推车就跑了，身后的学校也喧腾起来，老师们知道了，我教的学生们也知道了。

县委领导和学校打了招呼，因为调令限时报到，所以要学校即刻另派别的老师接我的课，以便我如期返回北京报到。这时，我才又从北京的知情人处得悉，文化部此次共调的110人当中，民政部只批准了11人。为什么比例这么小？就因为被调的大多数人拉家带口在外地，一回来就是一家子，民政部接受不了。因此像我这样妻子、女儿已经有了北京户口的，自然就占了便宜！

正式的欢送会。私下的吃吃喝喝，在我的宿舍中，在别人的宿舍中，或在办公桌上摆几瓶各样的酒，摊开几碟子花生米以及各类的熟肉，几双筷子散乱地扔在桌上，“抄”起哪双算哪双。

到了走那天，学校干脆派小吉普送我回北京，这是辆破车，但又代表了学校殷切的心意。我的行李散乱堆在后边，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校长、老师和部分同学出来送。我真有点依依不舍。上课钟响了，同学们急忙跑回教室，老师们也走了几个。校长无言和我握手，“照顾不周，多包涵吧。”

老师们则更多在讲：“别忘了我们，有空儿回来玩……”

最后是校长一挥手，“让城北走吧……”

吉普车缓缓开动，我从车窗探出了头。

车出县城。几个摆小摊儿的农妇认出了我，连连扬手招呼：“徐老师，他徐老师——还买鸡蛋不买？”

车子登上永定河大堤。这是我写《骆驼岭》的地方，南堤那一排排高大的柳树，夏口树荫浓密，我半倚半靠在这树下，浮想联翩，“攒”出了这个戏。

车过大桥，进入北京境内、我的心头一震：意识到我自己的户口马上就要变更——我不再是固安人了，马上就要变成北京人啦！15年前，我从农垦部办理占新疆的手续时，一个女办事员告诫我说，“你可想准了再办，北京可是出去容易进来难！”

过了桥，就是大兴县最南边的几个公社，土地上含沙量大，沙子甚至时常“漫”到柏油马路上来。见到了沙子，引起我对新疆8年的回忆。新疆8年，河北7年，我在新疆和基层一共呆了15年！

15年，在人生当中不算是一个小数字。我吃过许多苦，尤其是精神上的苦楚。我的青春就在苦楚中度过。

我渐渐闭上了眼睛……

我想起父母，以及1957年和他们同命运的人。一共有多少人哪？当时，我还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后来，我才晓得了是55万人。父母在这部分人当中，肉体吃到的苦不算是最厉害的，但精神苦楚的级别，却肯定属于最深刻和最高级的。我知道他们正在参加“改正”，他们能活到今天，活到“改正”的这一刻，应该说是幸运的。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人呢？

我想到我自己。我是在14岁上高一的时候，硬给“摊上”了这么个“家庭出身”，一下子就从波峰跌到了浪底！我不知道有我这种经历的究竟有多少人，但能够像我这样挣扎着，不让自己沿着“破罐破摔”的路往下滑的，大概不会很多。我始终勇敢面对生活，而且越是痛苦就越是热爱。究起原因，大概也有两点。第一，我父母给我做出了榜样，他们不自暴自弃，我也得奋发努力。第二，是我幼年和青年时期较多接触了传统文化，因此我或许更能够忍耐痛苦，咀嚼坎坷。于是，我就一直背着这“家庭包袱”，虽然挺沉重挺窒息，但从不让自己喘口气大撒把。

吉普车进入大兴县的中部，土地质量明显转好，路旁可以掠见的楼房也多起来。

家，终于快要到了。家，自然也变了不少。

家，欢迎着我父母历经磨难归来。我父母已满头霜雪，即使给予他们再工作的机会，估计他们也干不了多久啦。

家，也欢迎我经磨历劫归来。我幸亏干的是文艺，是“穷而后工”的社会科学。所以这15年的磨难屈辱，事实上可以成为我的财富。我已然37岁，岁数老大不小。当然，从干京剧这一行讲，也可以说是不大不小，正好。所以，真得像贝多芬所说的“扼住命运的咽喉”那样，拼命干，而且要干好，我不仅是为自己千，还要替我父母来干。

回家啦！什么也别说啦！赶快“抄家伙”干活儿吧，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吧！

车已临近永定门。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和我的父母，以及那千千万万经历过“有家难回”境遇的人，都知道这名字的可贵。

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和工作，都笼罩在吉祥的“永定门”下面吧。当然，从辩证法的观点（这又是从长期的“无定”带给我们的一点进步）看问题，永久绝对的“永定”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执著地期望，不要再人为地搞什么“无定”，即使是真正的“无定”来到，也通过渐变来缓解矛盾，不要动不动就“急风暴雨”，弄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

请相信我，到了家之后，也绝不会日上三竿、高枕无忧的。我这15年永远不会白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还没到“家”的人，我要把所有来自人民的全部营养，都汲取、升华起来，为我今后的工作服务，为让所有还没到“家”的人，都尽量早些到“家”。

这就是我此刻的心声，也将是我明天的誓言。

作者简介：徐城北(1942年10月20日-2021年10月11日)， 笔名塞外、品戏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生于重庆，长于北京，求学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曾在新疆和河北工作了15年，"文革"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粉碎"四人帮"后专业归口，调回首都，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后转入学术研究，曾任该院研究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成果:多年专注于对京剧艺术及其背景进行学术研究。著有《梅兰芳与20世纪》《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各类著作共4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