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内心的雄心抱负（古代文人士子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在我国悠远绵长、传承广远，是中华民族饱经挫折磨难而形成的卓异生存智慧，也是古代文人士子以“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为人生信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价值准则的重要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主张居福安之境、虑危殆之险，倡导备豫不虞、防微杜渐，集中表现为对自我人生状态的深沉反思，对民愿民瘼民疾的深彻忧戚，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远洞察，对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的深执抗争。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厄的危殆时刻，忧患意识就会迅疾释放和强烈迸发出来，成为化解社会危机和破除自然风险的强大精神力量。生活在“天下无道”、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的儒学肇基者孔子，对“礼坏乐崩”的乱世变局有着切入肌肤的危机感，由其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多处记述和论及忧虑、忧患、忧戚、忧愤，特别是“君子忧道不忧贫”一语集中道破了这位儒学先祖的忧患意识，儒家忧患意识的核心就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忧患意识的演进深受历史际遇的影响和驱策，社会环境、政治气候不同，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那里的表现也有所不同。西汉中期以前，国运昌盛，民心安稳，几代以修齐治平为政治抱负的文人士子开始梳理和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汉高祖时的陆贾，还是汉文帝时的贾谊，抑或汉武帝时的徐乐，都把秦朝速亡的内外因素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思考和剖解，这表明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覆亡、顺治而不忘败乱，不仅是秦汉两朝更迭之际文人士大夫们所发出的深深忧虑，也是他们在太平盛世环境下所承负的政治责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忧患意识在内忧外患频仍、积贫积弱加剧的北宋文人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和极为明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曾经开创有宋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所发出的由衷感伤和深沉忧虑，是宋代文人集团的共同感受和普遍识见，这种感伤和忧虑不仅谱写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序曲，而且唱响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为北宋王朝“通变救弊，振兴时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指出：“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明清转换之际，以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为政治信条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篇》中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位被后人誉为清学开山鼻祖的清初三大儒之一，以深挚凝重的忧患意识撰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传世著述，鲜明地表达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主张和“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人文诉求。无论是肇基儒学大厦的孔子和孟子，还是传承践行儒学教义的陆贾和贾谊，抑或抉发赓续儒学思想的欧阳修和顾炎武，这些中国古代的圣哲大儒和杰出文人，均站在时代生存圈的顶端和社会发展链的中枢，以宏阔高远的擘划力和深邃敏锐的洞察力，钩稽和探赜中国政权演变的历史教益，力求为本朝和后世提供资政镜鉴，所以，忧患意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必然反映，是张载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理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既是一种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也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愫，历史上很多儒生把兴邦爱国作为政治抱负，将民胞物与作为价值操守，在岁月静好的承平时期历练“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智慧，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力图在安危存亡之际构建海晏河清、富足祥和的美好生活。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在作为“大道之源”——《周易》忧患思想的熏陶、涵育和启迪下，于《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匡世救民的永世励志格言，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典范和人格楷模。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不是像西方文人一样以揣测上苍意志为宗旨和归宿的，而是通过完善自身道德理想、展现自身本质力量而顺天应命、除旧布新、爱国兴邦、恤民惠民，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和对百姓生计的忧戚，是传统文人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和重要特点。从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初，我国历史上无数爱国文人以浓郁的忧患意识，写下了众多激荡家国情感和盈溢民生情怀的不朽诗词与璀璨文章，屈原、杜甫、张元干、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黄遵等就是其中耀古烁今的优异代表。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梁启超的“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到黄遵宪的“又愁风雨离合，化作他人仙境”，可以说以体国忧民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中薪火相传、绵延流布，成为传统文人所推崇的思想境界和所倡导的嘉德懿行。中国传统文人用纸笔状绘民族的艰辛坎坷，用文字述说国家的兴衰浮沉，用笔墨铺陈百姓的劳顿疾苦，用言辞指陈统治者的昏聩颟顸，诗词和文章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与神奇，它以一种别样形式将中国文人内心积郁的忧患意识传递出来传承下去，使时人和后人经常被这种忧患意识所激荡所震撼所触发。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忧患意识滋养着中国文人的心灵世界，培育了他们的治世精神和从政准则，诠释和言说其中的特殊话语和特定内涵，可以使人们分享和钦慕中国文人忧社稷忧百姓的高超品行。相对于佛与道两种意识形态而言，传统儒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入世”精神，而“入世”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则表现为忧患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重要精神特质，是中国文人固有的思想禀赋。自儒学创始人孔子以来，睽诸和俯察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子大都秉持“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忧患意识，将自身的利害、荣辱、功名弃之如草芥尘土，将民族、国家、百姓的前途与命运萦系于心怀，始终对内外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保持一种敏感、警觉和防范，力求为国家兴盛和苍生福祉贡献心智奉献生命。儒家这种“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促使中国历代文人在朝堂之上敢于向君王直言极谏，另一方面驱动他们统兵率将赶赴边关整修武备，超前化解潜在危机，竭力刈除不测祸端。由此，笔者认为儒家所奉行的忧患意识，可谓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审视思维和批判精神，正是有了这种审视思维和批判精神，一些文人士大夫才能够坚决抵制和着力抨击封建体制中那些不顾社稷不恤黎民的奸佞、邪恶和异端，才能够以犀利观点和恳切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改革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些文人士子由于受历史之羁绊和体制之框囿，只能通过“以身报国”、“杀身成仁”、“舍身求法”、“舍生取义”来体现忧患意识，实现内在超越和自我提升。儒家的忧患意识虽然对皇权专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和批判功效，但它毕竟与现代知识分子秉持的批判意识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产生在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环境里，建立在现代法治文明基础之上的。一般而言，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不是对某个社会个体进行批驳和否定，而是依照理性原则和法治观念对某种体制缺陷予以整体性甄别、检视和改进。今天，我们不应苛求那些抱有善良动机和理想良知的传统文人，因为他们的主观愿望只有也只能在打破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作者：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