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捞服务员真实存在吗（女记者比海底捞服务员收入低很正常）

在信息瀑布流里，一则新闻标题《女记者年前被裁员，去海底捞打工：时薪比过去高，不敢告诉家人，买年货谎称公司福利》，吸引了我的目光驻足。

寥寥几笔简单叙事，就拎出了女记者、裁员、打工、时薪、年货、公司福利等多个吸睛热词，饱蘸着普通人的心酸与苦楚，逐个撩拨着2022年的痛点与神经。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互联网传播的范式标题，而我也要向《武汉晨报》九派新闻这位年关岁末还坚守工作一线采访报道的女记者马婕盈表达敬意。她笔下的这篇人物报道，不仅外包装相当漂亮，主题内核也相当厚重，很容易使读者产生浓重的唏嘘感和共情力。

而我之所以拥有更强烈的情感共鸣，皆因五年前，我也是一名报社记者，并且曾经在这个行当里浸泡了一十四年。

这位前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称，被裁后，她投了几十家公司都石沉大海，只好开始找兼职。“海底捞的时薪是21元，确实比我之前当记者高。”或许是记者出身，她的讲述有着“突出细节”的职业本能，“而且管两顿饭，油水很大，我还胖了一点。”

但女记者也诉苦说，她可能即将面临二次失业。因为海底捞店长已经获知了她的“记者身份”，觉得她是个卧底。

当打工人在“新闻记者”和“海底捞服务员”这两类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工种之间进行平移切换，事件走向就很容易变得魔幻和尖锐起来。

比如，在讲述中，她很自然地进行了“行业比较”，并会在无意间暴露出比想象中更为锋利的现实锐感——是的，海底捞服务员收入是高过新闻记者的。

但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吃惊。

从她所讲述的前一份工作内容来看，“记者”身份早已被异化为了“宣传员”，职业本身所应当伴随的成就感也已丧失，“议价能力”更是因丧失职业尊严而变得越发被动。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单位的记者需要自己去找项目，对方给宣传费，我们写报道，一个项目大概会持续半年。”有次她难得拉来一个项目，策划书写了十几页，结果对方却拿不出钱。

2022年，她因为几乎拉不来项目，只能拿底薪，月薪3500元。去年12月底被新闻网站裁员后，她多方求职碰壁，好不容易应聘上了海底捞。在这位“细节控”的眼中，新东家“极致服务”细节拉满。

首先是，戴着口罩也要笑：“我的眼睛是圆的，笑不笑不容易看出来，还经常被领班提醒。”

其次是，服务时眼睛不能偏离客人一寸，“一个人要看三到四桌，我们不能站、不能走，只能小跑。”

最后是，如果客人杯中水低于一半，就得赶紧续水。“锅里有一点浮沫就得给打掉，然后舀汤。”

女记者讲述中所展现的，恰恰是海底捞始终奉行的“服务至上、顾客至上”的极致理念。

餐饮江湖上流传着一系列海底捞的服务传说。

顾客只打了一个喷嚏，服务员就送上了一碗姜汤。顾客结完账，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有冰激凌?几分钟后，服务员气喘吁吁地递上来，并歉意表示，“店里没有，这是从对面超市买来的。”我有次在海底捞结账时只是无意提了一嘴餐前小食香脆可口，便立即获赠三小袋瓜子。

而女记者在新闻网站这份工作中所提供的“产品”，显然并不具备海底捞这样优质的“用户思维”和“服务意识”。正如她自己所言，有半年时间都在服务特定的项目客户。

而新闻报道真正应当服务的“客户”，恰恰是社会大众与芸芸众生。新闻在时效性和真实性之外，还应包含开放性和广泛性。

所以，当所在的行业货不对板，从“客观报道”异化为“正面宣传”，既无法响应社会关切，也无法给予人世间以现实关怀，更无法提供真正服务社会与公众的内容产品，甚至挖空心思、耗心费力地去赞美苦难、消费苦难时，那么这份工作很自然就会流失行业受众，丧失从业价值，进而沦为“底薪行业”。

于是，也就更为自然的，这位女记者的收入比不上海底捞服务生。

我注意到，这位女记者在讲述中，自怨自艾的占比居多，却始终没有谋划着从强大自身出发，提升自我谋生技能。比如她在采访结尾处说：“我现在比较迷茫，没想到之后会做什么工作。所以尽量把自己卑微到尘埃里，什么企业都投，什么公司都可以。”

但我觉得：那些杀不死你的挫败感，本应该让你变得更强大。

而我也相信，学习是终身的事业，而非大学毕业之后就应该终止的工程。

所以，我给这位女记者的建议是：试着向店长说明应聘原委，阐述自己确实是转行而非卧底，并认真学习掌握“甩面舞”，以证明自己的确是“干一行，爱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