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有什么影响（破除传承两千年的取材制度）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在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

（科举考试）

维新派对科举一直都是持批评态度。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

光绪曾在维新变法时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只不过变法失败后，慈禧又恢复了科举制。

时代的洪流是挡不住的。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谕令，称：“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这道谕令宣告自隋朝以来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的终结。

（科举放榜）

科举制作为士民的晋升之道，一直是国家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汇集点。科举的废除也就意味著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科举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废止，却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

科举的科目类包括：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副榜（副贡）、恩贡、岁贡、生员（廪生、附生、增生）、教习、誊录；捐纳类包括：廪贡、增贡、附贡、贡生、廪监、增监、附监、监生等等。

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还是一种选官制度。清代入仕主要有科举与捐纳两种途径，科举是其中最重要的选官方式。

然而清末中国士绅阶层内部起了分化，由科举入仕的比例下降，由捐纳入仕的比例上升。甚至出现了捐官多于科官，形成异途压倒正途的奇怪现象，科目正途出身者难以获得实职。

（清代贡院）

同治元年顺天府尹蒋琦龄上奏：“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至有追诲不应会试中式者”。在清末捐纳大开的背景下，科举的最后自然不能引起社会的较大轰动。

科举对普通士子来说，还是他们上升的唯一路途。科举的废除，学堂得到发展，“科举废矣，而出身皆在学堂，则入学堂既有前途之望，复无后路之歧，故入学堂者亦不患其不多。”

清政府在废止科举的过程中，也注重如何将传统的功名与新式的教育相配合，使读书人在新的学校体制中找到出路。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人就力陈科举之弊，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废止八股取士，但随着变法失败，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1901年4月，袁世凯建议变通科举，增考实学一科，经年以后，取的士多实干之士，实学之人。张之洞与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折》中，提出科举改章，分科递减科举名额，用学堂取代科举，并最终废除科举的意见，使“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

他们设计了一套对应规则，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的毕业生分别对应于附生、廪生、贡生、举人、进士。张、刘认为这是“兼顾统筹潜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碍难行”的办法。

1901年12月5日，清廷批准了《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正式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出身。

（新式学堂师生）

废除科举使传统士子的仕进之路断绝，但士子获得功名的机会比以前更广阔了。《申报》就评论学堂本与科举无异，学生毕业后，中学比照生员、省学比照举人、大学比照进士，是“学校仕进并合为一”的大好事。

科举与学校结合，则学校将大兴，因为“利禄之途，众所争趋也”。

科举废止后，如何安排旧日士子的出路呢？

慈禧也就此问过张之洞：“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

张之洞认为：“取士非由学堂不可，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力富强者皆可以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

况科举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

正是张之洞的一番解说打消了慈禧的顾虑，“遂面谕即与政务处妥议具奏”。

（张之洞）

科举废止后，清政府于1906年提出有解决读书人出路的几条办法：一是广设中小学堂，使诸生入堂安心习业，二是省城设立师范传习所，为老年诸生入学，三是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一律添设学额，为年二十以上诸生考选入学，小学程度未足者，令其补习。

由于措施完善，很好的解决了读书人的后顾之忧。

科举废止后，清政府要求各督抚、学政 “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裁节官中不急用之费，捐募绅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时并举”。

尽管士绅集团反对废除科举制，但是废除科举后，他们迅速送子弟入学堂，同时热衷开办学堂。如江苏省，除了官立学堂外，其他学堂都是由士绅创办的。

（清末新式学堂）

据清政府的统计，废止科举前的1903年，67%的现代学校是由官方设立的，1904年，这一数字是85%， 废除科举后的1906年下降到37%。

私立学校的比重则迅速上升。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一带，私立学校的数目远远超过官立学校。仅上海一地，1906年共有125所小学堂，官立为27所，民立与私立有98所之多。

这一时期，士绅阶层利用科举废除的机会，与官方进行合作，使下层士绅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社会。

从秦汉到晚清，虽然王朝有更替，但整个历史和文化都是连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

中国人一直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仕”，废除科举，不再产生“士人”，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基础也被改变。

老照片：清末士绅富人阶层家庭

随著科举的废止，精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精英阶层整体趋势是向边缘走，最终边缘力量崛起。

而边缘力量的代表——地方士绅不仅利用学堂等来为自己和宗族获取地位，而且大量介入地方公共事务，引起地方社会的阶层的分化和重组。

在科举废止后的士绅阶层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通过学堂迈入士绅阶层，这也是科举废止后给中国阶层带来的新的变化。

参考资料：

《奏定学堂章程》、《定国是诏》、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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