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之父顾方舟的贡献（倾尽一生研究一颗糖丸）

“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

2019年1月2日，“糖丸之父”顾方舟爷爷逝世，享年92岁，以上是他的夫人李以莞写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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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当时他还有个哥哥叫顾方乔，源于他们住的地方叫作方桥镇，有桥有水必有船只，所以老二便取了一个“舟”字。

父亲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在英国海关工作，所以他们家还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船上感染了“黑热病”，辗转回天津医院，不治去世，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顾先生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刻。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所有担子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旧社会女人没有地位也没有本领，如何养活四个孩子呢？

顾先生的父亲去世以后，和顾家没有再多的联络，为了养活四个孩子，母亲将他们送回宁波老家，托付给外婆照顾。

父亲去世，得到了一笔保险金，母亲用这笔钱在宁波租了房子，剩下的钱交了学费，在杭州学了3年助产士。

所以顾方舟四兄弟都是在外婆的养育中长大的，那个年代四个孩子，其中的心酸可想而知。

为了生存，母亲这3年里勤学苦练，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助产士。

在宁波他们租住在弄堂里，人多复杂，弄堂里有人感染霍乱而死，当时四五岁的顾先生还不懂事，在葬礼上穿梭奔跑，不幸感染。

霍乱死亡率很高，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情急之下外婆只好天天坚持带他去医院打屁股针，好在他也痊愈了。

这个时候顾先生就萌生了一种念头，觉得感染病非常可怕，希望人类可以战胜它。

1935年，母亲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得到很多宁波老乡的帮助，宁波人非常团结，邓小平爷爷都评价过“宁波帮”，老乡帮老乡。在大家的帮助下，母亲接到很多的工作，同时也非常的辛苦，终于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

1938年，顾先生进入昌黎中学，这个时候的天津，被八国联军侵占，租界一片混乱，他们亲眼目睹日本人横行霸道，贫穷落后的国家，平民百姓没有尊严地活着。

所以顾先生很讨厌日本人，也不爱学习日文，他爱体育，喜欢篮球，网球，同学们都非常抵制日本课程，过后他们也曾后悔，讨厌是一回事，多掌握一门语言也不是什么坏处。

顾先生后来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关闭了很多学校，各国的老师也都回国了，顾先生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这一代的年轻人，不需要人教育，他们是时代的见证者，每个人都知道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因为他们知道，祖国不强大，人民腰杆挺不直。

北大的六年(其中两年是协和医学院)，是顾先生成长最快的，他当初选择学医是因为母亲，母亲作为助产士，能力有限，经常在顾方舟先生面前说，要学的多懂得多，才有更好的出路。

大学生活很丰富，顾先生还加入了戏剧团，他在剧中多次扮演蒋介石。

顾先生认识了医学院护士系的李以莞，两人一见钟情，志同道合，很快发展为情侣关系。

顾先生后来被分配到大连工作，在这里做病毒研究，他表现很出色，有一位苏联老太太，他跟着她学了不少俄语，后来他被派到丹东，没工作多久又被紧急叫回。

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实则是有天大的好消息等着他，祖国要派他去苏联学习，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很好。

听到这个好消息，他第一时间和家人分享，同时向李以莞求婚，他要完婚才能安心前往苏联学习。1951年，两人在祝福声中结成伉俪，他在结婚照背面写到：我们要在祖国建设工作中来培养我们的爱情，紧接着新郎便前往北京与其他374名同志汇合。

1952年，375名各界佼佼者齐聚北京，周总理亲自招待，下达学习任务，作为国内第一支出国深造的队伍，他们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两周年，物资短缺，但还是给他们准备了充足的装备，顾先生说，他们一个人的装备，相当于60名农民一年的收入。

培养人才，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经之路，也是根本。

经过七天七夜，队伍抵达了莫斯科。

顾先生来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他发现这个并不适合自己，于是自己摸索着来到了医学科学研究所，这才是他的目的，研究由蚊子传播的脑炎。

学习小组

一群年轻人，阅历有限，知识有限，来到陌生的国度生活习惯都要慢慢客服，最重要的是还要学习俄语，否则课上就会一窍不通。

他们成立了学习小组，互相监督，于第二年过关了俄语和哲学。

顾先生的论文是《乙型脑炎的免疫机理和发病机理》，为了这个命题，他必须不辞劳苦的奔波证实。

1955年结束了四年的进修，顾先生回到北京昌平，就任流行病学研究所，在这里继续研究工作。

1957年，苏联专家来到上海，顾先生再次被派到上海，负责研究脊髓灰质炎的研究，这需要初生牛犊的血，虽然1957年美国的罗斯福已经研究出salk，但是顾先生做了更大的突破。

1958年，顾先生团队来到云南昆明，建立研究所，因为实验需要提取猴子肾脏的上皮细胞，要大量养殖猴子，这可不像小白鼠那么容易养活，大家亲手建造基地，养殖猴子，做研究。

期中辗转多次，带着民族使命，顾先生奔走多国，终于得到了一小罐的液体。

1960年，顾先生背着妻子给出生不久的长子服用，这必须要年幼的孩子，办公室团体好几个研究人员都带头给自己的小孩服用了。

知道真相的顾太太并没有责骂和埋怨，他们既是夫妻，更是同事，同志，她非常理解丈夫的做法，小东长大以后也说，很幸运自己参与到了父亲的研究中。

因为文化大革命，顾先生的三个孩子小时候都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这使他非常遗憾。

液体的疫苗始终是没有那么方便，需要滴在饼干或者面包上给孩子吃，不然孩子总会对于液体带有抗拒心理。

1962年，顾先生的糖丸出世。

它是一颗小小的白色球形，外形好看又有食欲，微甜，很受孩子欢迎。

但是这个糖丸必须冷藏保存，在那个车马慢的艰苦年代，要想覆盖到全国的儿童，是难上加难。

从1960年-1994年，历经三十多年，中国终于结束了小儿麻痹症的摧残，顾先生的糖丸，造福世世代代。

但是边境国家没有得到控制，2011年，新疆14岁儿童被巴印国家感染，40年的努力，还是有漏网之鱼，从此更加加强了边境的覆盖，要做到不漏掉中国一名儿童。

顾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

见证了新旧中国颠沛流离的九十年，只有这一辈人，深刻体会到什么叫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

我们作为子孙，也应当爱国如家，爱自己，爱家人，把生活过的有滋有味，才不辜负前辈们的付出啊。

顾先生一生挚爱李以莞女士，为顾先生生育三个孩子，两人一生为伴，同在实验室苦心钻研。

他们的大儿子回忆说，小时候弟弟都是他带的，爸爸妈妈永远都在工作，没有白天黑夜。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女人，默默支持，不问西东。

92岁的顾先生弥留之际，交代儿子：照顾好你们的妈妈。

伉俪情深，携手并肩走过几十载风雨，不仅留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佳话，更有造福人类的成就，我们永远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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