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二虎守长安（二虎守长安1926西安围城始末）

位于西安城内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里的革命亭旁，竖立着一块书状的碑石，上面记录着关于这座城市一段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时间长达八个月，于11月28日解围，在西安被围期间，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达数万多人⋯⋯”

公园革命亭碑石后面是一圆形大冢，这似乎比碑石上的文字更能承载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据查档案史料考证：碑石后东冢埋的全是男性，西冢埋的全是女性｡当时，围城解除后，陕西当局决定将围城期间死难人员及阵亡将士改葬在这里，举行“陕西革命大祭及公葬”｡会后，每人背一袋土，共同堆积公墓｡1927年3月12日这天，西安党政军各界数万之众参加了大祭，背来两万多袋黄土堆成了这两座大冢，掩埋了牺牲的烈士和3043具无名尸体｡

西安被围

在西安作孽多端，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就是当时河南悍匪刘镇华｡1926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时，直奉军阀对全国的大革命形势恐慌至极，他们为了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广东革命政府，首选把矛头指向北方，联合向国民军进行反攻｡其中，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纠集10万之众杀入陕西潼关，凶猛地向陕西扑来，妄图在短时间内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其反动统治｡

1926年4月底，刘镇华部队抵达西安城东，随后从城北､城南两个方向推进；至5月15日，占领西郊三桥镇，完成了合围西安的行动，从此西安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断绝｡当时，西安城区原有居民10万多人，围城前后，四郊住户纷纷进城避难，加上守城官兵，又增添数万人口｡起初城里存粮尚多，到6月即告紧张，到了麦熟季节，刘镇华命令匪兵放火烧田，将城周10万亩小麦化为灰烬｡到了9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居民不得不以麦麸､油渣､酒糟､野菜等为食，甚至皮革制品和一些药材也用来充饥｡昔日繁盛的街市变为瓦砾场，大街巷尾，随处可见被饿死的百姓，白骨累累，满目疮痍｡

事实上，当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的危急时刻，城内守兵不过万人，且正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情况万分危急｡镇嵩军以十万之众围攻西安，陕军与十倍之敌应战，所恃者惟将帅之决心，与士兵卓绝之牺牲精神｡当时西安的驻军兵力是杨虎城部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李虎臣部的国民二军第十师和卫定一部的陕南陆军第四师｡其中李虎臣部的四个团和卫定一部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严重缺员，合计不足五千人｡

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有三个旅五千余人，实力最强，李虎臣当时兼任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官职最大，然而守城军既有国民二､三军之分，三部分属不同系统，并无上下级关系｡大敌当前之际，这三支部队如何团结合作，统一指挥，是最大的问题。

经过各将领会议商讨后，公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巩固城防，二人于5月20日宣布就职，史称“二虎守长安”｡在防御任务中，杨虎城果断承担了敌人攻击最激烈的东城和北城的防御任务，在他的指挥下，东城和北城的防御牢不可破｡

镇压投降派

外面十万敌军围定，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城内“和平期成会”( 即一些名流绅士政客组织起来的投降献城派) 却以西安南院门省议会和大湘子庙省通志馆为据点大肆活动，制造投降舆论，传播流言，蛊惑人心｡

其中有个叫褚小毖的曾在刘镇华当政时期，任陕西洛川县县长，后又充任省议员，对刘镇华有知遇之情，此时暗给刘写效忠信，被城门守兵当场查获，褚却并不知道，还自告奋勇去劝说杨虎城放下武器接受谈判。

杨虎城一听，勃然大怒，指着褚就骂：“我原以为你是来提供守城妙计的，哪知你利令智昏，为虎作伥，丢尽了我们陕西人的脸！”杨虎城果断以“暗通嵩匪，图谋不轨，扰惑军心”的罪状在西华门将褚公开正法｡从此城内主和分子噤若寒蝉，“和平期成会”也烟消云散，一时间无人再敢议论降刘一事｡

杨虎城为了防止刘镇华借用他母亲名义进行劝降活动(杨虎城的母亲住在陕西蒲城原籍，蒲城守将缑保杰已经投降) ，就传令全军：凡有关他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

后来，刘镇华又施一计，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抛散传单，称“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人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要放抢七天，鸡犬不留｡”然而敌人这些毒辣的手段反而激起全城军民的守城决心和仇恨，在杨虎城、李虎臣两位将军的统一指挥下，全城军民空前的团结，将士们决心一致对敌｡

在战事最危急的关头，李虎臣曾问过杨虎城：“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虎城回答道：“打完了再说! ”李虎臣又问：“打完了咋办? ”杨虎城又回答道：“用城墙上的砖打! ”李虎臣再问说：“城砖打完了咋办? ”杨虎城再回答道：“我们俩人上钟楼战死! ”

关于“上钟楼战死”的说法，并不止出现在和李虎臣的对话中，为了坚定全体官兵对敌作战的决心，在围城战斗刚刚打响时，杨虎城就向全体官兵宣布：“必须上下同心协力，坚守六个月，六个月期内失守，大家共同负责，谁出问题追究谁的责任，执行军法，严惩不贷；六个月后城陷，由我本人负责，与大家无关｡凡事不但要从好处想，还要从坏处想，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搂，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 ”

古城鏖兵

敌攻东关三月不下，遂精选敢死队千人，于1926年7月22日晨，猛攻东北城，集中大炮数十门，轰击城角，压迫守军，同时以敢死队架云梯登城，梯上悬白布赏牌，编有号数，敌师长署名盖章，并印关防；第几号梯第一名，赏洋1000元，第二名赏洋800元，第三名赏洋500元｡一面在护城壕内挖地道､架桥梁､输送援兵，直指城下｡

此时，城上守军为第三师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蔚如部，仓卒应战，以手榴弹､大刀相持肉搏，激战甚烈｡第一旅旅长姬汇伯，闻警率卫士数人，乘汽车运炸弹，亦赶往应援，血战整日，敌死伤甚众，犹顽强支持于护城壕中，以备夜晚再攻击｡

杨虎城命令营长孙友仁率兵由北城壕内向东攻击，王集生率兵由东城壕内向北攻击，直到下午五时护城壕内敌兵消灭，夺获枪弹云梯甚多｡这次战斗，阵亡参谋王俊生及官长数人，伤亡士兵数名，孙蔚如足部亦受伤，此为敌攻城中一次激烈的战斗｡

1926年7月6日晚，南院门市中心第一市场被敌探点燃，该市场房屋均系竹棚，极易焚烧，火势甚猛，且竹爆之声与枪声相似，市民们疑为敌已攻入城中，大为惊慌｡赖军警弹压救护，未致启事｡

敌乘火警，四面围攻，仍未得逞｡10月16日南城楼失火，火光冲天，市民又极度恐慌，敌又乘机猛攻四关，旋被击退｡是时因救火设备不全，城楼高大，直延烧两昼夜，七日余火未尽｡除此两次火警，敌虽日夜攻击，市民尚未受任何影响和惊恐。

敌军围城八月，无日不攻击，而最猛烈者，则为4月24日､7月9日的东郭门之役，7月21日､10月4日的北郭门之役与7月22日的东北城角之役｡此外城南小雁塔，初为刘文伯旅长驻守，该地为攻南城必争之地，敌军日思占据，以重兵猛攻，陷两次，复两次，敌终未得据｡

西安为西北之大城市，当时人口约十万余，平时三日不运粮进城，食粮即感缺乏，而围城时市民､军队､难民共十余万，竟能支持半载者，实因此前多年陕西农业丰收，粮价甚廉，故城内商民及殷实之家，多大批储粮，围城后，杨虎城在市内设总粮台，调查储粮，统计分配，足够5个月之用｡

虽然城外难民逃入城中者数万人，因设立收容所､粥厂，计口授粮，又耗去大半，以致未届秋季，粮已告急｡幸城内空地甚多，麦熟收获，尚可稍事补救，但城围日久，仓库粮尽，遂以素充肥料之油渣，作重要之食料，而价值数角之一块油渣，亦可值20余洋元，商民之私藏米麦，每斗价值百元，尚不易得｡牛皮､药材､草根树皮，罗掘几尽，军民形容枯槁，面带菜色，饿死者数以万计，惨烈至极｡

重获新生

守军困于城中，弹尽粮绝，急思突破重围，与三原县李子高､泾阳县田玉洁､咸阳姜伯范会师击敌，逐于9月20日由各部挑选精锐，分攻城北大白杨､城西潘家村，意欲突破重围与渭北各军联络｡李､杨总副司令为指挥督战便利，移即西北城角广仁寺，激战三日夜，攻克大白杨､潘家村等处，打退敌人，使防线始转危为安｡

国民一军军长冯玉祥，由南口退至五原，闻西安尚未失陷，即就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南下援陕，先后收复陕西三原县､乾县､咸阳､礼泉等地，与敌决战于西安城东浐河，陕军各部，齐起响应，敌不能支，逐于11月28日晚大举退却，城内守军，同时分途出击，截获敌方大批枪､弹､车､炮｡望见敌已退过西安东临潼县方向，刘镇华部已全逃窜，而重围八月之西安市民，得见天日，全城军民欢欣鼓舞庆贺｡

80年前的8个月，“西安围城”，惨烈悲壮，空前绝后｡十万大军压城，一万军死守｡杨虎城说：“城在，我在，城陷，自尽于钟楼｡”这种英雄气概，是敢于担当的大丈夫､大义气､大英雄､大气魄｡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援军解围，西安重见天日｡城内所见，树无皮，草无根，城周数里内无人烟，凡敌军所到之处，村舍为墟，鸡犬全无｡死体遍野，骨暴沙砾，甚为惨痛! 此为陕西空前未有之浩劫，亦军阀祸国之罪状｡守城期间，死难军民达五万多人｡

革命公园殉难军民合葬冢

1927年春，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主持陕政时，为了纪念西安城被围困时死难军民，修建了革命公园，并集骨安葬死难军民｡祭奠那日，西安城内，万人空巷，举城哀悼｡次日，男女老少，负土筑坟，从城郊北草滩到西五路之间，肩担车拉，人流滚滚｡在当时公园北段由西安各界负土修起了两个大冢，俗称“万人冢”｡

所埋遗骨按男左女右分葬，东是男冢，西是女冢｡两冢前原竖有《陕西革命殉难军民合冢铭》等碑碣多座｡两座坟墓所在之处，被命名为“革命公园”，以缅怀烈士｡于右任当时赋词一首，题为《中吕醉高歌》，诗云：“名城高挂残晖，燕子犹寻故垒，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西安军民1926年反军阀反“围城”斗争，不仅保卫了陕西的革命阵营，牵制住直系军阀的大量兵力，更有力策应了北伐革命军的胜利进军，同时也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提供了重要稳固的根据地｡正如杨虎城当时所说的16个字：“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陕西人民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来源：各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