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国家地理特刊（国家地理百年组织重焕新生）

导读

Foreword

国家地理学会是一个以“照亮和保护我们世界的奇迹”为使命的组织，其发行的杂志《国家地理》已成为引人注目摄影作品的代名词。本文纵观该组织的发展历程，向读者呈现了其领导者如何直面存在的问题，不断找到适应社会发展的组织生存路径。目前国家地理学会已实现领导力多元化，完成了内部文化升级，并打造出一个媒体巨头。其组织重塑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国家地理学会首席执行官吉尔·蒂芬塔勒（Jill Tiefenthaler）（左）和董事会主席简·凯斯（Jean Case）同台。

2014年4月，苏珊·戈德堡（Susan Goldberg）成为《国家地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编，该杂志自19世纪末创刊以来持续出版，成为新闻行业中把对科学的好奇心和人文关怀相结合的黄金标准。

四年后，在戈德堡的领导下，这本有着悠久历史的杂志迎来了第二次突破。在其2018年4月期的文章 《黑与白（Black and White）》中，她公开承认该出版物在描绘有色人种方面一直存在种族歧视问题，无论是关于美国境内的还是境外的。从对主题的选择、摄影图片的选取，到故事的呈现，该杂志都再现了种族等级制度。年复一年，白种人位居顶端，而棕色人种和黑种人则被降至最底层。

“直至20世纪70年代，《国家地理》几乎一直在无视生活在美国的有色人种，极少赋予他们除了劳工或佣人之外的身份标签。”戈德堡在当期杂志的主编寄语中写道。一对异卵双胞胎姐妹，一白一黑，是那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同时，它把别处的'本地人'描绘成外来异类，因不穿衣服而闻名的快乐猎人，以及高贵的野蛮人——用尽各种陈词滥调。”

这两个事件标志着现在的国家地理学会与其130年前发轫之初已大相径庭。1888年1月的一个寒夜，33名白人男性在华盛顿聚会，他们作为这个在此刻一路高歌猛进的国家中的佼佼者，共同探索、理解和主宰世界。尽管这些人拥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学者、商业领袖、地图测绘师、地理学家、政府官员、发明家，年龄在20岁到60多岁之间，但他们对自然、科学和探索有着共同的热忱。当晚休会前，他们把怀表塞进各自的背心和马甲，然后这33个人成为了创始人。他们联合起来，不仅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亦是一个极为长寿的组织——国家地理学会。

“照亮和保护我们世界的奇迹”是该组织最初定下并一直沿用的使命描述，尽管传递信息的形式一直在演变和发展，无论是通过印刷杂志、有线电视频道，还是通过其近1.9亿的Instagram粉丝（持续增加中）。虽然今天《国家地理》是引人注目摄影作品的代名词，但它起初却并非如此。当杂志的早期编辑之一、新闻摄影先驱，吉尔伯特·H·格罗夫纳（Gilbert H. Grosvenor），决定将自然科学家和美国议员乔治·希拉斯（George Shiras）的74张野生动物照片纳入其中时，一位理事会成员决定辞职以示抗议，认为收录这些照片无异于自降身价。尽管如此，格罗夫纳依旧坚持最初的决定，认为学会应该敢于报道 "世界及其中的一切"。

1913年，包括编辑吉尔伯特·格罗夫纳（Gilbert Grosvenor）在内的国家地理学会成员共同参加晚宴

格罗夫纳更偏爱使用摄影图片来配合讲述杂志中基于事实的故事，学会第二任主席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亦有这样的偏好，这也奠定了杂志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里的编辑方向，并在与迪士尼建立可赚取丰厚利润的盈利性媒体合作关系时达到顶峰。但是，无论从财务还是其他方面来说，身处这样令人羡慕的高位，并不能让这个组织在所有情况下都十拿九稳。该组织，就像其报道的动物和植物那样，一直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其核心使命保持不变的同时，国家地理学会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成长阵痛——在一个个关键时刻转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经久不衰、蓬勃发展的全球性机构。

该组织最近不仅对有关种族和性别的报道进行了谨慎细致的考量，也努力使内部人员构成更接近社会人口的多样性，当然仍有许多工作需要推进。

▍新的领导

早在《国家地理》开始聚焦种族问题的几年前，该组织的内部经历了一场难以察觉却影响深远的转变，而这次转变远远超出对戈德堡富于历史意义的聘用。

2014年，苏珊·戈德（Susan Goldberg）堡成为了《国家地理》历史上第一位女主编。摄影：马克·蒂森

“《国家地理》同许多组织一样，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和演变，要么就等待消亡。”国家地理学会首席故事官凯特琳·亚纳尔（Kaitlin Yarnall）说。亚纳尔于2005年以地图绘制师的身份开始了她在该组织的职业生涯，现在她领导的团队专注于运用各类形式讲述故事，通过电影、新闻报道、摄影作品或其他媒介。

16年前，亚纳尔刚刚加入团队，频繁的日常会议中，她往往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她说："说实话，我没太在意这件事，因为这太正常了。然而，事情慢慢地开始变得不一样，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在2016年，简·凯斯（Jean Case）成为国家地理学会第一位女性理事会主席。由22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目前包括14名男性和8名女性，其中36%的高管是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

2021年2月，凯斯在给学会成员的一封内部信中写道：“正如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适应和发展，拥有133年历史的国家地理学会亦是如此。”虽然这封信向先驱们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也强调了学会在引领追寻探索与创新的曙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它和许多机构一样，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确保一个更加 "包容和公平的未来，通过多元的视角进一步照亮世界的奇迹"。

在幕后，凯斯的领导为变革起到了必要的催化作用，特别是聘请吉尔·蒂芬塔勒（Jill Tiefenthaler），使她于2020年成为该非营利组织的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

2019年秋天，蒂芬塔勒接到了猎头的电话，邀请她成为国家地理学会的首席执行官。当时54岁的她已经在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担任了近十年院长。她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或探险家，我只是一个无聊的经济学家。”

她很快回忆起她在爱荷华州西北部农村的童年时光。在那个仅有一个房间的校舍里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里总是存放着《国家地理》，上面有标志性的黄色边框，引人注目的照片，以及早就被翻旧了的用光滑纸张印刷的书页。她说：“作为一个在爱荷华州长大的农场女孩，它是一个让我与世界连接的窗口。”

蒂芬塔勒在高等教育领域几乎度过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最后的工作邀请也带来了一个适时的福利。这个极具吸引力的机遇可以让她考虑重塑这个同时拥有国际知名度和两党支持的历史悠久的机构。又或者，如她自己所说：“我保守的爱荷华父亲和我22岁的女儿都很喜欢《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学会首席故事官凯特琳·亚纳尔（Kaitlin Yarnall）在2019年探索者节（Explorers Festival）上发言。

尽管最初对于离开学生和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一些顾虑，但她的新同事们让她耳目一新。这次的学习曲线让她回想起了自己攻读研究生时的经历。她一头扎进去，以制定非营利组织第一个获得理事会批准的战略计划作为大胆的目标。

内部运营工作则由香农·P·巴特利特（Shannon P. Bartlett）继续负责，她近期加入执行领导团队，担任该组织有史以来第一位首席多元、公平与包容官。“我真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多元、公平和包容是我们所做一切的关键，”亚纳尔说，“它不仅是我们战略计划中的一条主线，也是贯穿一切的主旋律，被融入我们未来想达成的一切。”

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人类学教授、人权和原住民问题专家巴龙·皮内达（Baron Pineda）对他所看到的情况感到鼓舞。他说：“尽管《国家地理》犯过错，但仍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向读者展示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他自己在孩童时期阅读《国家地理》，他的家人目前仍然订阅该杂志。近年来，该杂志围绕棘手社会问题的报道令他印象深刻。未来，他很想知道每个月寄到他信箱的黄色边框杂志是否真的反映了其不断变化的理事会和员工的人员结构。

▍新的商业模式

就组织的发展过程而言，2001年1月——有线电视频道“国家地理”的亮相——不仅是一个埋下潜在风险的时刻，也预示着该公司在21世纪头几十年将走向何方。

该组织进入电视领域略晚，因为旅游频道、历史频道和探索频道早已存在。几十年来，尽管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了在电视上播放获奖纪录片，但偏于保守的理事会并不想为进入有线电视领域而降低标准。

“那会儿，进入电视领域的成本非常高，”国家地理学会学术图书馆和档案馆负责人蕾妮·布雷登（Renee Braden）说，“我们应该在它成本还很低的时候就进入。我们很后悔。”

快进到2015年11月，这个时间点标志着该组织极具变革意义篇章的开端。他们与21世纪福克斯公司（21st Century Fox）合作，该公司在2019年被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公司收购。作为一家新的合资企业，国家地理合作伙伴（National Geographic Partners）重组了以前国家地理学会的出版业务和媒体资产——将杂志、电视频道、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整合到了一个精简的、追求盈利的架构下。在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分别使用简称NGS和NGP代表国家地理学会和国家地理合作伙伴。后来事实证明，迪士尼是一个绝佳的匹配，不仅与国家地理学会分享了对故事讲述、启发灵感和创新的热情，并且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工具以驰骋商业世界。

亚纳尔说：“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们没有达成此合作，我们的财务状况会如何。”人们可能不知道，随着印刷品消费者将注意力转移到网络上，以稳定广告收入为生的印刷品收入模式很快就崩溃了。《国家地理》从1888年的165名订阅者到1894年的988名订阅者，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1100万订阅者的历史峰值，目前每年的订阅者数量在200万上下浮动。

迪士尼的业务专长、海外扩张以及像Disney （编者注：Disney 是迪士尼流媒体服务推出的在线流媒体平台）这样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通过接触更广泛的、不同世代的受众，帮助国家地理学会扩大了影响力。拥有一套多样化的媒体资产极有帮助，特别是在有线电视收入（包括国家地理频道）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最终，该合资企业帮助国家地理学会完成了两件极具战略性的事情：一是，合资企业允许国家地理学会的媒体业务成为了一个更大、更具规模的媒体集团的一部分。此外，最重要的是，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而言，合资企业提供了一部分国家地理学会运营所需的资金。学会的捐赠基金体量得到扩充（这笔交易注入了7.25亿美元）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还成为一家媒体公司的少数股东（学会占比27%，迪士尼占比73%）。这家合资企业除了拥有雄厚的资金外，其影响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延伸。

如同预期，这种合作关系还清晰地划分了工作任务。“我们一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被授权经营一家媒体公司，”亚纳尔说，“但现在我们是一个与大型媒体公司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了。”她和她的团队现在不再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建立和维护杂志的订阅者群体，而是可以把精力专注于发掘和资助世界上无法发声和被忽视的问题。她说：“事实证明，两者兼顾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亚纳尔的同事布雷登笑称自己是《国家地理》的“无期徒刑犯”。自1987年以来，她一直以不同的身份为该组织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当她开始考虑转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她的电话就会响起，然后被引诱回来，继续留在这里。“这里的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布雷登说，“人们感到与学会有很强的连接感。”她身后的书柜里，摆放着从1888年至今的每一期《国家地理》。另一个珍藏挂在书柜旁，是写着“国家地理时代”的横幅。

有时，布雷登将这个合资企业与学会比作姐妹关系。“肯定有一些姐妹之间的争宠，但我们必须在不同汇报线和组织架构间习惯如何一起工作，”她说，“在糟糕的日子里，它过于官僚，但在好的日子里，它似乎火力全开，勇往直前。”到目前为止，布雷登对组织面向未来的大胆设想满腔热血。

东北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威贝（John Wihbey）认为国家地理学会居于一个十分令人艳羡的位置，特别是与其他媒体类非营利组织对比时。他列举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作为比较对象。

威贝说："他们拥有一个绝对值得信赖的镀金品牌。”同时他指出，即便有可能，也很难用广告费买到国家地理学会的形象和知名度。“在创立伊始就能预见其即将到来的成功，这不单单是品牌的力量，更是它多年的传承。”

虽然一些反对者可能认为他们与迪士尼的合作像是“出卖”了自己，但威贝认为这是一个战略举措——守住底线并维护其501(c)(3)慈善组织的资格，同时不因商业媒体公司的庸俗浅薄而破坏具有非营利属性的品牌。

“我只是希望国家地理学会不会因感到更多的企业压力而失去他们的北极星，”他说，“如果迪士尼拥有73%的股份，它就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那么当核心价值受到侵犯或挑战时，由于企业的底线决定了内容的编辑方向，国家地理学会可能会越来越难以回击。”

▍新的商业模式

作为首席执行官，蒂芬塔勒处于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她几乎不需要像传统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那样为保证持续的现金流而惴惴不安。由于国家地理学会和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合资，前者拥有14亿美元捐赠基金和大约2亿美元年度运营预算。不过，一个出现在品牌方面的挑战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合作关系中“”的非营利性（由NGS经营的非营利组织，“”通常是非营利组织的域名后缀）和“”的营利性（由NGP经营的商业组织，“”通常是商业组织的域名后缀）之间的区别。

国家地理学会原有捐赠基金体量约为2.5亿美元，加上因合资而增加的7.25亿美元，该学会的捐赠基金总额增长至近10亿美元。蒂芬塔勒现在的任务是充分利用非营利和营利组织之间独特且让人羡慕的伙伴关系（每1美元中有27美分属于学会）。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一种慈善文化，并向捐赠人强调每一笔捐款将全部用于支持各类项目，且不会用于支付管理费用或工资，以此吸引更多捐赠人。尽管如此，蒂芬塔勒一直在寻找新的创收机会。“没有收入目标的非营利组织会变得懈怠。”

蒂芬塔勒刚刚加入科罗拉多学院时，她以全校范围内从未发生过的“倾听之旅”开启了她的任期。当她开始接手国家地理学会，她没有根据之前的经验假定自己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作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她做了一件颇具革命性的事情：坐下来，倾听，并认真做笔记。在蒂芬塔勒到来之前，一大批白人男性曾先后在她所处的位置上，大约三十年之前，他们还会在行政餐厅与其他白人男性同事一起用餐。

短时间内，尽管全球蔓延的疫情很快就会以数不清的方式扰乱非营利组织的日常运作，然而工作一旦从线下转为线上，它就会在效率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优势。六个月内，蒂芬塔勒通过Zoom与四分之三的员工（约300名），以及捐助者、探索者（Explorers）、合作伙伴和受托人完成了交流。

“战略规划很容易，”蒂芬塔勒提到，“执行才是最难的部分。2021年6月，该组织发布了一份68页名为《NG下一步（NG Next）》的战略计划。这份公开文件概述了一个 "五年计划，加强组织基础，创造发展动能，将多元、公平和包容融入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并为未来设定一个明确的愿景以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地理探索者克里西·卡兰斯（Krithi Karanth）（左）在印度班加罗尔经营一家野生动物研究中心

▍新探索者

探索者（Explorers）是该战略计划中国家地理学会支持的最重要项目之一。“到2030年，学会将以探索者为主导，因其大胆而有影响力的项目而全球闻名，这些项目将激发数亿人的好奇心，鼓舞他们了解、关爱和保护我们的世界。”探索者项目，就像该组织本身一样，也已经历过变革的洗礼，以进一步推动并实现社会公平。

亚纳尔说：“表明我们在做什么的最透明的方式就是展示我们把钱花在了哪里。”截至2021年，国家地理学会通过探索者计划在世界各地资助科学家、教育家、环保主义者和记者，并实现了性别平等。据亚纳尔说，非美籍探索者占总数的60%，而获得资助的记者里，一半以上来自南方国家（编者注：英文Global South，不特指地理上的南方，而是用于描述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的一组国家。“南方国家”经常用于识别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术语，相较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这些国家大多数是低收入国家，并且往往在政治或文化上被边缘化。）。

克里西·卡兰斯（Krithi Karanth）就是这样一位探索者。卡兰斯生活在印度班加罗尔，是一名环保科学家，也是杜克大学和印度国家生物科学中心的兼职教员。2011年，卡兰斯首次申请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时，她以为自己会被拒绝(目前的通过率约为10%)。不过最后，她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说项目团队想和她谈谈，并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成为第1万名探索者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荣誉。卡兰斯热切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们拥有神奇的能力，能够找到极具创新精神和满腔热忱的人，他们还愿意与你一起成长，”卡兰斯说。到今年10月，是国家地理学会和卡兰斯合作的第10个年头，学会在这10里共计向她提供了10笔资助。

她回忆在她最初申请时，国家地理学会的网站相当糟糕，数十次点击后才找到在线申请表格。今年42岁的她说，多年以前，她决定离开18岁起生活了13年的美国，搬回印度。虽然美国给了她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教育和培养，但她觉得与留在与世隔绝的精英大学里相比，自己在印度可以做的事情和达到影响力会更多。从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后，她于2003年获得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于2008年获得杜克大学的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她曾住在离《国家地理》杂志社20分钟车程的地铁站附近。但当她回到印度，环绕了半个地球，才最终与《国家地理》取得联系。

新公布的战略计划强调了对探索者的持续重视(“被资助人”曾是该组织对申请者的称呼)。自该项目设立以来，探索者总数约为6,000人，其中许多人在多年内获得多次资助。卡兰斯刚刚加入该计划时，据她了解，她是亚洲唯一的探索者。她动情地回忆起新冠疫情之前在亚洲举办的各次探索者节，当时整个大陆的探索者不仅相互建立连接和友谊，也彼此分享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她说：“力量来自被你支持的人。”

卡兰斯负责运营野生动物研究中心，这是一家成立于1984年的印度非营利组织，专注于野生动物教育、保护和研究。探索者计划帮助她实现了长期和短期目标。在她职业生涯早期，为期一年的资助可能是最合情合理的，特别是当时她刚刚起步。但现在，为期三至五年的资助可以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多年来，她获得的资助从1万美元到15万美元不等。卡兰斯目前有一笔大额资助，用于为3500所学校的20万名初中生开发课程，他们将这些材料从英语翻译成六种印度语言，这样既能满足能上网的城市学生，也能满足缺乏网络的乡村儿童。

2012年，她发起了一项环保教育项目，组织了全国各地居住在野生动物园附近的儿童参与其中。她还参与处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解决大象损毁庄稼或危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卡兰斯和她的团队开发了一个辨别大象声音的预警系统。夜幕降临，如果暴力象群潜伏在附近，居民们就会被通知留在家中，以保证安全。

新冠疫情的到来带来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挑战。2021年8月，我们进行采访时，全国各地的学校仍在停课，据估计2.5亿儿童处于失学状态。疫情期间，卡兰斯暂停了作为环保工作者的一部分工作，并专注于更紧迫的任务。尤其是她最担心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学校已经关闭了近两年，那里的女孩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回到教室上课。

2020年9月，当第二波疫情变得特别严重时，卡兰斯组织了一个4000人的疫苗接种团队。她说：“当所有人都在大城市谈论疫情时，没有人了解印度农村在发生什么。”在缺少政府救济的情况下，她的野生动物非营利组织转而成为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印度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基础设施依赖于分布在近三十个地区的初级卫生中心，而它们往往寻求医院治疗前的第一站。但是，当卡兰斯和她的团队发现初级卫生中心资源设备严重不足时，她迅速转移了重心，开始向100多个医疗中心运送个人防护设备、温度计和洗手液。

▍新的宽慰

在直面疫情带来的挑战方面，卡兰斯并非孤军奋战。

自2020年3月起，因疫情而导致的封城迫使每个人在家工作并熟悉Slack（编者注：企业沟通和协作平台）时，亚纳尔和她领导的30人团队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支持与他们有联系的记者。2020年3月27日，国家地理学会推出了新闻工作者应急基金，提供1000美元至8000美元的小额资助。对于那些因疫情而无法出行，但又想为自己所在社区进行报道的自由记者来说，这些资助成为了他们的重要支持。

亚纳尔说：“故事可以改变世界。”国家地理学会是独立记者最大资助者之一，亚纳尔盼望世界上的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也被她列在了自己的愿望清单上。

学会迅速收到数以千计的申请信息。最后，国家地理学会在70个国家资助了300多个项目。乔舒亚·伊万迪（Joshua Irwandi）拍摄的一张令人难忘的照片——在印度尼西亚的医院内，一具裹着层层保鲜膜等待被装袋的尸体，不仅在网上广泛传播，而且入围了2021年普利策奖的评选。

对参与的记者来说，唯一的要求是《国家地理》拥有优先购买权。如果记者们通过了小额资助的申请，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把他或她的内容（无论是照片、广播节目，还是报纸或杂志故事）发布在任何地方。作为回报，学会所需要的只有一句话“在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得以实现”。最终，一些在疫情期间获得小额支持的报道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和《滚石》以及其他渠道。

▍新工作场所

在正常的非疫情时期，学会的工作人员在《国家地理》总部工作，该总部位于白宫以北仅几个街区外的一个近90万平方英尺的园区内，分布在NGS、NGP和国家地理博物馆的三座大楼中。这种宏伟显赫和地理位置突显着它的历史意义。

但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存在，许多新员工还没来线下工作过。蒂芬塔勒说：“德尔塔病毒变种就像一记重拳。”我们8月进行采访时，驻华盛顿的工作人员当时计划在劳动节后返回办公室。但这些计划（包括为期两天的全体员工大会）被延期了。

在疫情期间领导一家非营利组织，教会了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两件事的重要性：空间与关怀。她说：“我从未感到过人们需要更多的共情、支持和怜悯。”

为了留住人才，特别是女性员工（据估计，有超过200万的美国女性在疫情期间离开职场），蒂芬塔勒对在线工作的安排和顺序进行了一些调整。上午9点之前或下午4点后不安排Zoom会议，上午11点和下午1点之间被指定为非会议时间。虽然工作人员目前计划在2022年1月返回办公室，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这家非营利组织的每周工作时间安排可能会异于以往。

21世纪的员工渴望灵活和自由。员工在隔间里连续工作8小时的日子似乎已不复存在。展望未来，蒂芬塔勒设想了一种工作文化，员工可能每周连续三天在办公室工作，两天远程工作，周五则完全没有会议。该组织还计划在7月和8月期间，让其员工可以完全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

一个创新的工作场所鼓励尝试并提倡适应力。据蒂芬塔勒所说，这场疫情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员工不需要老板在他们身边来回走动，对他们的一举一动进行微观管理。虽然社群建设活动和自然发生的头脑风暴（更不用说指导新同事）在缺乏实时、面对面互动的情况下可能更具挑战，但事实证明，Zoom是一个非常棒的平衡工具——没有人坐在桌子的最前面，每个人都拥有了同样的空间。

去年夏天，我与国家地理学会不同工作人员的对话进行到一半，一个认知变得无比清晰。虽然该组织以在探索方面持续突破极限而闻名（想想看：资助探险家攀登珠穆朗玛峰和乞力马扎罗山），但工作氛围却非常保守。事实是，这家位于华盛顿的机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家长式领导文化。

根据蒂芬塔勒的观察，“人们普遍缺乏冒险精神”。员工们经常向最高管理层寻求答案，而不是首先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除了对风险的普遍排斥之外，许多员工表示害怕以某种方式“玷污”这块金字招牌。蒂芬塔勒说：“对继续往前走而言，我们的品牌既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也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这么多年，如果你回顾各种问题，你会发现，《国家地理》有时领先于美国的公众舆论，有时 步调一致，而有时骅骝落后，”蕾妮·布雷登说，“国家地理学会经历了一个个进化和变革的周期。”

▍下一个世纪

在展望未来时，国家地理学会的工作人员展现了不同寻常的反思性。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蒂芬塔勒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其商业模式，当然还有国家地理学会的文化传承。“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希望人们看到我们已经为学会的下一个133年做好了财务上的准备，”她说，“希望到2030年，人们认识我们不仅是因为他们年轻时读过杂志，或浏览过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而且是因为他们帮助过我们的探索者，或者他们自己想成为探索者。"

布雷登展望未来时，她感到很乐观。“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由两位女性领导，其中杂志由苏珊·戈德堡负责，”她说，“在国家地理学会的历史上，女性不仅打开了大门，还踹掉了门上的铰链。”

学会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对于布雷登来说，她的个人使命是致力于帮助儿童培养对学习的终生热爱。随着远程办公的持续，布雷登十分怀念国家地理学会充满活力的工作文化，她在倒数着日子，希望再次走入充满孩子欢笑声的走廊。“没有什么比身处其中更好的了。”

凯特琳·亚纳尔把自己带回到133年前，她认为学会的创始人们虽然“很容易在叙述上被描绘成白人老头”，但实际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亨利·米切尔（Henry Mitchell），学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除了是一名海洋学家和水道测量专家外，也是女性参政运动（suffragette movement）的早期支持者。

“创始人会为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她说，“第一，我们仍然存在。第二，我们拥有这个建筑。第三，我们没有把自己卖掉。"

阿曼达·M·费尔班斯克（Amanda M. Fairbanks）是纽约萨格港（Sag Harbor）的一名记者。她的作品刊登于《纽约时报》、《大西洋》和《旧金山纪事报》等出版物。她的第一本书《蒙托克迷路的男孩：关于渔船迎风号的真实故事》（The Lost Boys of Montauk: The True Story of the Wind Blown, Four Men Who Vanished at Sea, and the Survivors They Left Behind）于今年5月出版。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2年冬季刊

原标题：National Geographic Reinvents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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