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是哪个朝代开始有的 倭寇的出现和消失

现在提到“倭寇”，我们会与明朝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唐宋两朝的史书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倭寇”二字。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历史，倭寇似乎是在明朝初期“突然”出现的，到了明末因戚继光打击而消失，之后整个清朝都没有再出现。

但事实上，据史料记载“倭寇”最早出现是在元朝，它的彻底消失也不是因为戚继光的打击，主要是因为取消海禁，加上日本国内的政治动荡，当时的关白将军，丰臣秀吉下了一道《海贼停止令》。

我们管倭寇叫倭寇，那么日本人管“倭寇”叫什么呢？其实倭寇是指倭国的强盗。我们口中的倭寇日本史书上管他们叫“海贼”或者“恶党”。这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这些人也是体制外的反叛力量。

不过，在日本史中，“海贼”或者“恶党”并不是专门用来指称“倭寇”的。作为海岛国家，海盗在日本一直就有。不过大部分时期，他们只在日本沿海打打杀杀。后来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海贼”才离开日本沿海，盗抢其他国家成为“倭寇”。

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历史条件。元朝时高丽臣服了之后想让日本也臣服于元朝。就有个叫赵彝高丽人对忽必烈进言，说日本国有大量黄金，连宫殿都是黄金做的，应该奉使者前去招降。这位赵彝的想法是：我高丽都臣服了你日本不来算咋回事儿，就要把日本也拉进来，忽必烈听了高丽人的话，于至元三年八月，让人带着国书出使日本去招降，日本当时拿大权的北条时宗不但不降反而加强了靠近高丽的军事防御。这高丽人一看你小日本不但不降反而搞起了军事防御，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就导致蒙古和高丽联合发动了对日本的袭击。

连续几次袭击后虽然没能征服日本，但受“蒙古袭来”给日本西南及九州沿海一带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为这一带是防御蒙古的重点，这里的百姓被大量征收，用来修建规模巨大的沿海工事，战后这些地方经济破产。镰仓幕府又无力补偿这里的武士，导致这些地方陷入全面贫困化，武士破产，百姓流亡。幕府权威因此崩溃，日本进入动荡时期。走投无路的日本武士大批下海，成为“海贼”。

这些“海贼”与日本历史上的其他海盗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非常仇恨高丽人。他们可能在想：我日本臣不臣服关你高丽鸟事，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看我不搞你。因此这些海贼走出国门，远征高丽，在高丽那是烧、杀、抢、夺，奸、淫、辱掠无恶不作。

为什么先骚扰高丽人呢？因为蒙古与高丽联军入侵日本时，高丽人鞍前马后非常卖命，日本人对高丽那是恨之入骨。“早期倭寇活是由于蒙古进攻导致的灾荒和极度贫困，所以他们以劫掠他国财物、人口以及粮食为目的，同时也有报复心里。

据[高丽史]记载1323至1422年的百年间倭寇掠夺朝鲜382次。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而且还深入内地，成为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患。

所以“倭寇”这个名字，最早是由高丽人送给日本“海贼”的，最早出现在《高丽史》1350年的记载当中，这时中国处于元朝统治时期。所以元朝就有倭寇了。

“倭寇”入侵元朝，比入侵高丽晚一些。史书记载，元朝末期的1358年“倭人”入侵辽东的金州、复州。1363年，“倭人寇蓬州”。不过这些入侵规模不大，地域也局限于与高丽相邻的辽东、山东。是倭寇横行朝鲜半岛时附带着骚扰一下，没有引起当时朝野太大的注意。

到了明朝，海禁政策让倭寇把劫掠的主要方向从朝鲜转向中国，且规模迅速扩大。

蒙古帝国覆灭后，在朝鲜劫掠了多年的“海贼”胆子也大了起来。大明王朝刚刚建立的第二年，倭寇就再次出兵抢掠山东。

刚开创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当时非常愤怒，他就派人前往日本，一方面为了“招谕”日本“进贡”，另一方面，专门提及倭寇问题。诏书是这样写的，说我山东地方，倭寇抢掠中国的人口、财物。我告知你们，大明王朝已经建立。接到我这道诏书，请你们好好考虑，如果想称臣就快来，如果你们敢再次纵民为寇，我将派人扬帆进攻，彻底剿灭日本。

招谕诏书咄咄逼人的口气激怒了日本，五名中国使臣被斩杀。朱元璋大惊失色，他没敢如同扬言的那样兴师远征，反而下达禁海令，断绝中外贸易特别是与日本的贸易，希望以此断绝倭寇。朱元璋显然不知道经济规律的力量，他的政策适得其反。海禁不但没能令倭寇消失，反而刺激了他们的发展。因为当时日本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日本很多生活必需品，比如丝绸、布匹、铁锅、钢针及药材等，都依赖中国进口。

元代官方虽然与日本交恶，但民间贸易一直持续进行。朱元璋切断了所有贸易渠道，反而让日本社会对中国物资更加渴求，因此也强化了倭寇入侵的动力。在朱元璋统治后期，倭寇大批扑向中国，对中国沿海一再侵扰，搞得朱元璋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不过到了他的儿子永乐帝上台后，倭寇的侵扰一时间消失了。这不是因为永乐帝征剿有方，而是因为日本南北朝的结束。1392年，足利义满消灭了南朝，室町幕府统一了日本。足利义满羡慕其他国家从朝贡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因此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加入了中华朝贡圈。永乐二年（1404年），中日“朝贡贸易”（也称“勘合贸易”）正式开始。

既然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幕府就得解决中国关切的倭寇问题。为此日本幕府下令。沿海大名迅速出兵扫除“海贼”，随后倭寇在中国沿海一时绝迹。日本为表示诚意，还把抓来的一些倭寇送到中国。永乐皇帝大喜，永乐四年（1406年）专门发诏书表扬日本，大概意思是，我让你消灭海寇，你闻命出师，战果辉煌。看来你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心敬朝廷，实在是一个贤王。如今海波平静，都是你的功劳。

不过倭寇并没有消失太久，1467年后，因室町幕府权威扫地，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明朝发给日本朝贡的官方许可凭证，被诸侯们抢来抢去，最终导致“争贡之役”，中日朝贡贸易由此断绝（虽然日本在嘉靖年间曾经再次尝试，但没有成功）。嘉靖皇帝下令再次严厉进行海禁，企图断绝和日本的一切海上联系。

嘉靖皇帝重复了朱元璋的错误，而且错得比朱元璋还严重。因为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后期，各地经济繁荣，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大增。特别是迅速发展的日本丝织业所需的生丝，几乎全从中国进口。禁海令一下，中国生丝在日本的价格一下子上涨了近十倍。

此时日本来到战国时代，“倭寇”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因为没有统一的政府对他们加以约束，战败的武士又不断加入“倭寇”队伍，甚至还有战国大名暗中支持。“战国大名也为了吸收倭寇宝贵的海上组织和军事力量，对顺从的倭寇采取了宽容和优遇的态度。”更有很多大商人成为“倭寇”背后的推手，比如日本战国时代最著名的自治城市堺市，堺市的商人就纷纷加入海上走私大潮。“毫无疑问，在背后对倭寇加以操纵的有力人士中，肯定有不少以前的权势贵族。”因此倭寇“在战国动乱中迎来了‘黄金世纪’”，有些“海贼”甚至获得“海上大名”的称号。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后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破坏会如此剧烈，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年—1522年）近百年时间，中国沿海倭患很少，有记录的仅17次。但是嘉靖一朝45年里，关于倭患的记录猛增到628次，占明朝倭患次数的80%。

（倭寇）凶猛切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至1560年的10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遭劫村镇不计其数。

到了明朝后期的倭寇不单单只是日本人了，实际上是两国海商与日本“海贼”同流合污的结果。因为在中日走私贸易当中两国商人都有相当大的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这时的倭寇组成已经慢慢的变了。

在日本“争贡之役”以前，中国沿海虽然也有走私现象，但是并不严重。嘉靖的禁海令一下，导致走私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在成化弘治年间宁波一带还没有通番者，航行于舟山群岛的商船就达“一千二百余艘”。福建沿海本来就有很深的海外贸易传统，嘉靖年间的禁海让商人纷纷“私造双桅大船，大量携带违禁军器，远航海外贩卖货物。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商人遭遇台风，仅漂流到朝鲜的就多达一千多人。

由此就导致新型“倭寇”的出现。在嘉靖之前，大多数中国海上贸易商都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一船一主人，自己承揽货物，各自买卖。到嘉靖年间，由于贸易规模扩大，竞争加剧，再加上日本和葡萄牙等海上势力横行，海盗之间的相互抢夺变得极为猖獗，这些海商们不得不开始抱团，组织武装以便自保，开始形成了“五十只，或一百只结为一党，成为分泊在各港口”的海上贸易集团。这些贸易集团的人都是商人不擅长打打杀杀，于是就纷纷雇佣强悍的日本武士来保护安全，有的还“联合有钱有势的倭奴合伙走私”。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势力由此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倭寇”。

现在来看中日贸易对两国其实都是好事。从国家层面来看，中日贸易推动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过程。当时推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另一大动力是美洲白银。事实上，除了美洲白银之外，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白银来源。1530年以后，日本采用了从朝鲜传来的银矿石精炼法，白银产量激增，巅峰时期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至有“银岛”之称。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日本白银通过贸易大量流入中国，有力地促进了明中晚期的经济繁荣。

规模巨大的走私贸易，更带动了中国沿海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在浙江沿海一带，走私是全社会从上到下广泛参与的事业。出任浙江巡抚的朱纨发现，“很多富有的家庭和乡绅都私底下与外国人进行贸易，或是以渡船的名义建造大型的商船来与更远的国家进行贸易，如到马六甲和日本”。宁波沿海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富人还是穷人，都被卷入走私贸易大潮当中：.有钱的出资本，没钱的借钱入股，有办法的冒领官银，没办法的出人力。大船大至三桅，即使一叶小船，通过卖一个西瓜，运一樽白酒，也发家致富了。

福建更是如此。福建九龙江口地区民众以当海盗为荣，

很显然，海上贸易已经深入改变了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的社会运转方式。如果放任甚至鼓励“其俗强狠而野”的福建人在海上与葡萄牙人和日本“海贼”竞争，也许会成为东亚海上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明朝政府对这种社会变化深恶痛绝。他们把这些违反中国政府禁令、背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一概称为“倭寇”。不光参与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人被明朝政府当成“倭寇”，甚至葡萄牙人和东南亚人也被当成“倭寇”的一种。田中健夫在《倭寇》中说：“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作倭寇的同类对待。”

除此之外，东南亚的海商、海盗也一概被纳入“倭寇”当中：“武装走私与暴力抢劫混为一体，海商和海盗难以区隔；倭寇中有真倭、假倭，假倭中又杂夹着中国、朝鲜、彭亨、暹罗、葡萄牙等国的海商与海盗。”

因此，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所谓“倭寇”问题，实际上是贸易问题。万历时期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分析说：“寇就是商，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刚开始禁，禁的是商，把商禁了之后商就成了寇。”海盗就是海商，他们在能贸易的时候贸易，不能贸易的时候抢劫。因此，海禁越严，倭寇就会越多：“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人们带着财产满载而去。”

所以他们主张解除海禁，允许海上自由贸易，这样倭寇自然就会消失，而且国家还能获得大量税收。比如浙江人王文禄说：“要想海口完全平定，必须沿海凡泊船处多设市舶司，有货收货税，无货收船税。船出入港口，给以票证。人都好生而逐利，这样能化寇为善良，而且还可以富裕国用。”

连著名倭寇 王直一开始也曾向明朝政府请求开海禁，说这样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说：“臣就是一海商，，卖货到浙江福州，赚的利益与别人相同，还为国家捍卫边疆，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之事……愿皇上仁慈宽厚，赦臣之罪，臣定效犬马之劳为您差遣。

但是嘉靖皇帝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花岗岩头脑”，他说什么也不开放海禁，大臣们也不打折扣地贯彻他的指示。

浙江宁波双屿岛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走私贸易据点之一。1520年，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沿海，他们向中国政府要求开展贸易遭到拒绝后，就落脚在此，在短短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双屿岛从一个没有常住居民的荒岛发展成为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贸易大港。当时超过一千名葡萄牙商人居住于此，中国、非洲、东南亚、欧洲的货物在此交易，每年交易额高达300万葡元，绝大部分交易用日本银锭支付。

双屿岛一带的许多当地百姓也卷入了这种国际贸易活动，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道：“（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价钱平优。这些人的日常饮食用品都是出钱从我们的民众手中买，如米面、猪、鸡之数，价钱也高于市价。因此边民也非常愿意和他们交易，因为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敌”，所以在官府眼里这些通番者也是“倭寇”。由此可见，许多倭寇实际上是一些对国家没有固定归属感的人。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初七日，巡抚浙江的朱纨命令明军突袭双屿，摧毁了这个海上走私据点，命令填塞港口，使船只不得复入。“被抓的人数有两百零六人，其中有三个头目，十六个白人，四十六个黑人，一百一十二个海盗，二十九个外国女性，另有三十三人被斩首。”

这种做法进一步推动了中日海上力量的结合。王直要求自由贸易不成，转而在日本建立根据地，从萨摩出发来抢掠中国：“自称徽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受王直指使，时不时的遣兵流劫滨海郡县，延袤数千里都遭受荼毒。”

在王直的海盗队伍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中日海上力量结合可以各取所长：中国人以日本武士为先锋，可以让中国官兵丧胆；日本人以中国人为向导，更熟悉中国情况。不过总的来说，在明朝后期，倭寇中日本人即“真倭”的比重下降，而由中国人和朝鲜人构成的“假倭”数量上升，并成为倭寇的主流，16世纪时大规模倭寇活动的领导权更是多由中国海商头目所把持。

因此有人甚至把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看成是“国内的人民起义战争”说他们代表了正义和公平。虽然寇可以转化为商，商也可以转化为寇，但是商毕竟是商，寇毕竟是寇。也就是说，商业行为和暴力抢劫不能混为一谈。倭寇虽然是因海禁而兴，但是对中国沿海的暴力破坏不容辩解。

因此还是杨国桢先生说得比较客观：“我们承认倭患时期并发的‘海贼’活动，是厉行海禁政策影响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产物。……至于参加倭寇队伍的假倭，不是追求劫掠财物，为虎作伥，便是被胁入伙，苟且藏身，更没有开放海禁的要求。即使‘海贼’‘假倭’中有些是名副其实的海商，他们除了接济、贩货带有某种商业性质之外，其诱引倭寇攻城略地、入伙杀人越货，则已是超越经济性质的内奸、帮凶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

嘉靖在海禁问题上拒不退让的结果，让他在军事和财政上付出了惨重代价。嘉靖一朝虽然频繁换将，但效果不大，仅参将以下武职，战死的就达一百多人，死伤军民和军需费用更是不计其数。

这看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明朝在军事上绝非一无是处，在明朝末年与日本的战争即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朝占据上风。明朝与倭寇的战争，并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家与海盗的较量。倭寇并不是啥正规武装，他们各自成股，缺乏统一指挥，也没有大规模协调作战，为什么这么难以对付呢？

原因有三。

第一，倭寇的战法是游击战，以船做为工具在沿海游动，具有随机性和高度流动性，而明朝官军固定于陆上，很难把握其动向。

第二，倭寇虽然经常以小团队作战，但是小团队内部组织严密，协调性强。倭寇的基本战术是以三十人以下的小团队进入村落，这些小团队纪律极为严明，内部又有明确分工，哨探、先锋与后援能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在指挥官的扇子指挥下，团结一心，配合熟练，凸显出日本人的服从性与协作性，因此才能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数量上占优势的明军。

相比之下，明军的组织协调性很差。明朝的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防备蒙古，与倭寇作战的南方部队素质低下，作战的时候基本毫无阵形，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组织，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因此经常遭到失败。

第三，倭寇的先锋以武士为主。日本武士刀法纯熟，个体战斗力强。以这些人为前锋，明军往往一触即溃。不过这个因素只能列在第三，因为武士的数量毕竟有限。

在明代的抗倭将领中，戚继光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独树一帜，屡建奇功，就是因为他能针对倭寇特点，改进明军的战法和武器装备，总结出一套对付倭寇的有效经验。

戚继光部队的最大特点是强化了组织性和协调性。戚继光发明了鸳鸯阵法，

“鸳鸯阵”的特点是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各种兵器分工明确，形成一个有机的集体。因此戚继光强调，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在团队中每个人只要精熟自己的那一种操作，再绝对做到令行禁止，不突出个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戚继光以一体赏罚作为纪律上的保证。在进攻时，如果一个团队中有一人临阵脱逃，则其余人均要被严惩。撤退时，如果团队中还有人陷在敌阵中，则这个人所在的团队必须全部回去救援。戚继光部队的另一个特点是只收朴实的农民而不收市井之人，因为只有质朴可靠的青年农民才能不打折扣地贯彻“鸳鸯阵”的严格战术。

这些显然是借鉴了日本人的经验，“用夷人的方法治夷人”，因此取得了成效。

虽然戚家军武勇强悍，沉重打击了倭寇的气焰，但是并没有能终结倭寇。在嘉靖朝之后的隆庆和万历朝，史书中仍然有很多关于倭寇活动的记载。

不过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中国史书中关于倭寇活动的记载和以前相比，确实明显减少，倭寇对中国沿海的破坏程度也大大降低了。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明朝结束了海禁。隆庆元年，明朝痛定思痛，取消海禁，准许民众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推动倭寇兴起的经济力量减弱，倭寇活动随之明显减少。

至于彻底终结倭寇的力量，则来自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日本恢复了国家秩序，倭寇彻底失去了生存空间。丰臣秀吉在统一的过程中，也没忘了对“海贼”的控制。1588年，他颁布《海贼停止令》，要求沿海大名要完全杜绝海贼活动，“诸国海上贼船之行径，严令停止”。

丰臣秀吉对所有在海上活动、依海维持生计的人进行调查统计，整编海民户籍，同时《刀狩令》的执行也将“海民”手中的武器悉数收缴。丰臣秀吉的命令强硬而彻底，《海贼停止令》颁布后仅仅数年之间，海贼势力便已消亡殆尽。《海贼停止令》颁布第二年，即万历十七年（1589年）之后，明代史书中即基本不再出现关于倭寇的记载。1594年，萨摩武士新纳元忠在游历伊予时，将船停靠于野岛，面对昔日是濑户内海最大海贼势力的野岛城址，不觉感慨道：“昔日盗船横行，是秀吉殿下之御德，今上下通航之船无不安心。”

接下来，日本又进入集权的江户时代，闭关锁国，对沿海管理极其严格，禁止一切日本人出国。这样一来，倭寇自然就不再存在，整个清朝也就获得了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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