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简短故事（焦裕禄鲜为人知的故事）

【发稿提示】这是本文作者（署笔名：田梦）在焦裕禄同志逝世40周年前采写的一篇文稿。适逢焦裕禄同志逝世58周年纪念日前夕，在头条转发，以缅怀这位县委书记的榜样。

人民日报发表穆青等人采写的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著名通讯

今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58周年纪念日。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近日专程拜谒了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城北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并从焦裕禄的亲人及早年与其一同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现整理归纳成文，以飨读者。

随部南下掂边枪 矿机厂里是内行

焦裕禄生于1922年8月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父亲焦方田、母亲李星英，都是贫苦农民。由于焦裕禄的爷爷不识字，被财主欺骗过，在焦裕禄6岁时，老人家力主全家勒紧裤带供孙子读书，焦裕禄这才勉强上了四年小学。

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同年，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辽宁的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这才返回了日思夜念的北崮山村。

焦裕禄回乡后，很快参加了民兵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他被党组织吸收入党。

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随后，在与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中，在带领担架队支援淮海战役的日子里，在剿匪反霸的激烈斗争中，焦裕禄均冲在前头，且显露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在广大读者的印象中，焦裕禄是一位农业战线的专家，其实，他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已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称得上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优秀管理人员。

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于是，焦裕禄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工厂临时公路建设总指挥。

1954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专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带上简单的行囊，以主人翁的新风貌再次踏上东北的土地。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派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学习车间主任。

焦裕禄（前左三）在大连工作时参加工友欢送会

焦裕禄为尽快掌握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由于虚心学习，刻苦实践，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仅学习了二年，就有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学到的技能和工业管理知识。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焦裕禄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旋即被任命为金工车间主任。

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这种大型卷扬机属国内首次试制。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且技术难度大，新工人经验不足。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

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

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厂党委得知后多次劝他住院。焦裕禄放不下手里千头万绪的工作，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

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问题。

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因此，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

可以这样预言，焦裕禄若是一直在工业战线工作下去，定能成为一名专家型高级管理人才。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地工作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调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尽管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厂里的每一台机器，每一颗螺丝钉，还是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

舞台上能拉会唱 “顺口溜”出口成章

焦裕禄有文化，能读书看报，人也机灵活泼。在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这天，中队一位负责同志找到焦裕禄说：“大队党委决定我们中队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物色演员时，我把你报上了，你愿意为大家演戏吗？”焦裕禄爽快地回答：“演戏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不但愿意，还有决心把戏演好！”

《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们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挤空唱上几句，很快进入了“角色”。

1948年元月，南下工作队到达豫皖苏区党委所在地豫东鄢陵县。在联欢会上，焦裕禄和战友们正式向方圆十几里的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演出了《血泪仇》。

在演斗争田保长群众大会这出戏时，焦裕禄扮演的王东才投入的扮相，字字血、声声泪的唱词，唤起了观众对黑暗的旧社会、罪恶的田保长的极大愤慨，台下不断响起“打死田保长，为王东才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连续演了十多场，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由此，焦裕禄更加体会到了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从此，焦裕禄爱上了戏曲。由于爱戏，他还学会了拉二胡。一把二胡，焦裕禄一直带在身边。

焦裕禄很有文艺天赋，不但能演歌剧，对一些内容比较健康的传统戏剧，也十分喜爱，一学就会。他常常在田间地头，开会间隙，给农民群众来上几段。

青年焦裕禄

据熟悉焦裕禄的老同志回忆，焦裕禄烟瘾不小，但并没吸坏嗓子，他唱起戏来，二簧、京剧、吕剧、豫剧等不少剧种，都是开口即来。由于他嗓音清脆，口齿伶俐，而且略带一点童音，因此，演起戏来别有一番韵味，很好听，不少群众都是他的“戏迷”。

焦裕禄通过演戏、唱戏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广大群众建立了亲切和谐、水乳交融的关系。

焦裕禄不但是文艺演出积极分子，自谦“大老粗”的他平日里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

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

焦裕禄在尉氏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

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还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就在开会时给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焦裕禄顺势又说道：“有目标，当心跑。跑不好，要摔跤。摔了跤，原因找。来来来，大家坐下来谈……”

两段“顺口溜”一说，会议气氛活跃起来，大家的思想疙瘩登时化解。

“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总结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三害’根……”

焦裕禄类似这样闪耀着奋斗精神，且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

重宣传爱写文章 听意见始让照相

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作。

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长篇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在病床上拟定《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

据原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很重视也很善于抓宣传工作，经常运用报纸、广播，树典型、传经验教育干部群众，以此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焦裕禄只要见到刘俊生，总爱问：“近来抓些什么材料？能不能给报社、电台写一篇报道？”焦裕禄看了刘俊生送他审阅的典型报道稿后，总是微笑着说：“让我参加点意见可以吗？”刘俊生听了焦书记的话语，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焦裕禄写稿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他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多数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这源于他勤于学习，有大局观念，能够领会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广大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热潮中的典型事例。

一句话，就是焦裕禄很有“新闻敏感”。

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

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因为当时的农村，农民群众的封建意识很浓，妇女被称做“屋里人”，极少有下地犁地的。王小妹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女，就能够吆牛扶犁在土地上劳作，抓好了这个典型，将大大有利于教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互助劳动，有利于培养妇女参与各项社会劳动的意识，对提高妇女在农村的社会地位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焦裕禄意识到了王小妹下地耕田的典型意义，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呢。

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依然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他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16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

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

会摄影技术的刘俊生跟焦裕禄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典型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就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

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胆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

焦裕禄在泡桐树前留影

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

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叉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焦裕禄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福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

清正廉洁品德高 家人宗戚难沾光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代替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连年灾害的兰考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忙，顾不上打肉，这是特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

焦裕禄和妻子徐俊雅

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

焦裕禄妻子和六个孩子

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副业还能办好吗？”

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东西不好的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别说我身上穿的袄了，就是咱那床几十个补丁的旧被子，也没让你少做针线活。可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

徐俊雅知道说不动丈夫，把棉花票退回了救灾办公室。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

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就说：“400元不够吧，要不要多带几个？”焦裕禄忙答：“连我的工资加一起500多，路上节省点花，足够了。”

临走，焦裕禄笑着说：“老程，钱……我会尽快还你！"

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

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

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

焦裕禄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徐俊雅有个侄子，原在城市工作，1962年经济调整回到农村后，徐俊雅的哥嫂就想让他给焦裕禄这个当姑父的说说，帮孩子安排个单位。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都是徐俊雅的嫂子帮忙带大的，徐俊雅见哥嫂开口相求，心想焦裕禄再不讲情面，这回也会给哥嫂一个满意的答复。谁知，焦裕禄竟然把徐俊雅的侄子直接叫到了家里，亲自做起了孩子的思想工作。后来年轻人心服口服地对父母说：“经姑父一点拨，我想通了，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哩！”弄得徐俊雅和哥嫂都没了脾气。

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凤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

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拒绝。

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厂长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你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

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焦裕禄去世后由郑州迁葬兰考时，当地群众痛哭着参加葬礼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焦裕禄对党和人民的那颗赤子之心，对家人亲友的那颗大爱之心，一如永远也开不败的鲜花，历久弥香。这不败的鲜花，将永远开在人民的心中！

（原载于《党史文苑》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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