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驻港办（我驻上海办事处）

文/薛士荣

上海永大热水瓶厂：

民国30年，永大新记热水瓶商店首先在华德路(今长阳路)开设。抗战时期,境内热水瓶商店只有4家，民国37年增为18家。1949～1950年,新开设热水瓶店11家。1951～1953年,因新品种竹壳热水瓶上市供应，销售额由1950年的15.43万元，增至1953年的42.26万元，为行业最兴旺时期。1955年热水瓶业有商店16家，1956年7家批准合营。

我原在上海永大水瓶厂跑供销，并兼厂工会主任。1956年至1957年,我为上海四家水瓶厂内迁沙市跑了不少路，赢得了沙市热水瓶厂驻沪工作组几位同志的好感。1957年下半年，四厂内迁工作结束，工作组的刘世珍同志留给我一千元钱，嘱托我办理善后事宜。后来又指定我为沙市热水瓶厂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说是办事处，实际上仅我一人，地点就在我家中-苏州北路996弄69号(1966年迁到北海路的先锋旅社至今)。

1958年，厂里增派原双工玻璃厂私方人员刘志远(迁沙后曾任沙市热水瓶厂供销科长)协助我。刘当时已60开外，身体不大好，家眷都在上海,派他驻上海，是照顾性质的。我30刚出头，年富力强，办事处的事基本上由我一人顶着。“四清”运动开始不久，刘病故，我回厂参加运动，厂里陆续派吴俊、田继祥二同志顶替,大约一年后又派我驻沪至今，前后已32年了。

四清运动前，我驻沪除了基本工资无另外补助，如因公误餐，凭餐馆证明，每顿饭可补助一毛钱。四清后，每天补助三四毛钱。80年代起，按正常的出差标准补助。

在市内联系业务，一般坐公共汽车(我办有月票)，小件小包手提肩扛，只有大件才请三轮车。我们付款方式是:70年代以前先由沙市信汇到湖北省驻沪办事处(50年代末在天津路128号后迁到南苏州路185号)，我再去转账;70年代后，我们在办事处附近一家银行立了户头，直接转帐。

1960年，省驻沪办事处每月组织全省各驻沪采购员政治学习一次，还曾组织我们到附近工厂、农村劳动过，后来就由我们自行活动了。

30多年来，我为厂里采购的原料、材料、设备、配件不计其数。60年代初，全厂的油漆、竹壳、纸箱、纸盒、铝片、设备、配件、销酸银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从上海购回的。生产玻璃的石英砂、白云粉等，也有很多是我从湖南湘潭和浙江湖州购回的。除了为本厂采购原材料外，我还经常帮助一些来沪看病的同志找医院、帮助兄弟厂家购买紧俏物资。

如60年代以前，沙市的纸箱全靠外地购进，1959年，我从上海一家纸箱厂聘请一位叫徐永祥的老师傅赴沙。沙市的纸箱工业因而从无到有，现在不但能自给，而且还可做出口商品的包装。

要及时为厂里提供各种原材料,除了腿勤、嘴勤，还离不开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我长驻沪后，既保持了一批原在永大厂时的老关系,又建立了一批新关系，千方百计保证本厂原材料的供给。比如做瓶壳不可少的铝片，国家供应的是铝锭，上海铝材二厂专门加工铝片。我同这个厂的新老厂长、供销人员包括发货的，关系都不错。由于这些关系，我们的铝锭随到随加工，从不延误。上海的四大保温瓶厂以及其它一些有关的厂家、商店，我都同他们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一些紧俏物资，有时就是通过他们帮忙买到的。还有上海港务局对我也是大开绿灯，货物随到随发走。当然，同这些单位建立关系也不是件容易事，除了平时相互尊重，我也曾自掏腰包买了不少礼品送给他们。

1969年, 厂里决定新建一座马蹄形池炉，以取代寿命已到期的双盖炉，厂长辜振云令我尽快搞一批筑新炉用的浇铸异形耐火砖。

这种耐火砖因形状怪异需重新制模生产，如按惯例定货、提货，起码得一年，而厂里生产迫不及待。接到厂长的命令，我先赶到杭州，向杭州保温瓶厂求援了90吨，又通过上海钢铁一厂、上海人民耐火材料厂、上海耐火材料厂等单位的熟人筹集了两三百吨，解决了燃眉之急。

耐火砖搞到了，又来了新任务:购买吹泡机。多年来，保温瓶胆一直是工人口吹，既费力又费时，产量、质量也不高。

70年代初期，吹泡机的问世可以说是保温瓶行业的一次革命。当我厂新建马蹄炉时，轻工部刚定点南京曙光机械厂生产吹泡机。为了尽快搞到吹泡机，我简直是削尖脑袋，通过江苏省供销社的熟人七弯八拐，从曙光厂第一批出厂的10台产品中“挖”出一台。一台不够，怎么办?

我又想出一个点子:同山西太原保温瓶厂河南新乡保温瓶厂的两位驻沪采购员联合，分头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有关厂家加工吹泡机所需的零配件，然后各自回厂组装。这前前后后，我脚不停步跑了半年，人也脱了一层皮。

从1980年起，厂里增派一位叫楼力平的小伙子给我当助手。我今年63岁,身体还不错，小楼这孩子挺能干，我还可以带着他干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