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是怎么灭亡的（开国上将杨勇的铁骨柔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将名录中, “三杨”威名赫赫。开国上将杨勇即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位是杨成武和杨得志) 。这位叱咤风云、战功卓著的将军, 经历了共和国成立前后几乎所有的战争, 而且百战百胜, 勇冠三军,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不久前, 在位于北京后海的杨宅, 笔者采访了将军的女儿杨菁女士。在女儿眼里, 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 又会是怎样一位父亲?

爸爸原名杨世峻, 1913年9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早逝, 母亲以开小饭馆为生。

爸爸从小就对社会不公非常愤慨, 1927年春, 他组织了童子军并担任队长, 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 爸爸和他的表弟胡耀邦叔叔一起, 考入浏阳一中。当时他们学校里有几位有进步思想的老师, 经常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这让两位少年热血沸腾, 立下了参加革命的志向。而且爸爸一直有‘好男要当兵’的思想, 觉得当兵是男孩子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参军是他的宿命。1930年, 爸爸终于参加了红军,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爸爸嫌“杨世峻”这个名字太过文雅, 难以体现英武之气, 干脆以“勇”字为自己命名。

爸爸常说, 自己能活下来实在不易。加入红军时他们那个连有40多人, 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4人, 其他战友全部牺牲。但爸爸很少讲自己的故事, 他说, 自己从来不回头, 过去的就过去了, 只对未来充满期待。可我从小就觉得, 自己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不一样, 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伤疤, 而每一处伤疤都是一次生死较量。

关于爸爸的历险经历, 我都是后来听伯伯、叔叔们讲的。

爸爸头部中央有一处2公分长的疤痕, 已经不能再生头发了, 那是1933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留下的。当时只有20岁的爸爸担任红三军团40师14团政治处主任, 有一次部队在绚口与敌人遭遇, 他冒着密集的火力, 带头冲入敌群。突然, 一发子弹从他头顶中央飞过, 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和颈部, 但爸爸全然不顾, 继续冲杀。战斗胜利后, 爸爸的表现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称赞, 还荣获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爸爸右侧大腿处, 也有一处伤疤, 被他自己称作“湘江战役纪念章”。1934年10月, 蒋介石为围追堵截北上红军, 设置了4道封锁线, 湘江是最后一道, 30万敌军利用湘江屏障, 阻拦8万红军。当时担任红40师10团政委的爸爸, 率部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敌军压境, 炮火纷飞, 一批又一批战士倒下。团长中弹身亡, 代理团长又壮烈殉国。爸爸急红了眼, 奋勇杀敌。一块飞来的弹片钻入他右大腿, 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 大声呐喊着冲出堑壕。两昼夜的惨烈激战, 10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 保障了中央纵队顺利过江。

爸爸的脸上, 有一个弹窝, 他常笑着对人说这是战争留给他的酒窝, 实际上, 那一次他受伤最严重。1935年1月, 红军在赤水河东岸的土城渡口, 遭遇川军刘湘主力部队。爸爸在带队冲锋时, 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 又从唇部钻出, 顿时血流如注, 疼痛难忍。6颗牙没有了, 爸爸不能用嘴指挥战斗, 就改用笔下达命令, 最终, 还是疼倒在血泊中。这次伤愈后, 爸爸脸上留下了弹窝, 直到30多年后, 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爸爸左肩上还有一处伤疤, 是1937年平型关战役时日寇留下的罪证。

爸爸的战斗经历堪称传奇, 为建立共和国浴血奋战的每一次重要战役, 他都冲在最前线。解放战争时期最后一次大的战役———成都战役, 爸爸参加了;抗美援朝时, 爸爸先后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 朝鲜战争最后一场战役———金城战役, 又是爸爸在最前线。甚至到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爸爸再一次成为指挥官之一。

爸爸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 虽然身经百战练就了铮铮铁骨, 但我们孩子看到的爸爸, 却是个快乐的又有些顽皮的老头, 对妈妈更是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在我们家里, 爸爸的地位排老末。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妈妈张罗, 爸爸也心甘情愿地听从指挥。有一次, 爸爸偷抓了两把磨豆浆的黄豆, 准备喂他饲养的宝贝兔子。他背着双手悄悄地沿着墙根走, 一下子被小孙子发现了, 大叫奶奶。妈妈跑过来一脸严肃地说, 放回去。爸爸就乖乖地把黄豆放回袋子里, 嘴里还嘟囔:“不给兔子吃黄豆, 兔肉能好吃吗?”

我妈妈林彬也是老革命, 不满16岁就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中。听妈妈说, 她和爸爸第一次见面是在课堂上。1939年年底, 鲁西党校正式开学, 兼任鲁西专员的爸爸讲授第一课。当时妈妈带领部分党员也来参加学习。为了开展工作方便, 妈妈那时还是年轻后生装扮, 留着短短的头发, 穿着男人的裤褂, 腰带上别着小烟袋。但这样的打扮仍掩饰不住妈妈的端庄、秀丽, 还是吸引了爸爸, 等学习结束后, 他们已经很熟了, 并且渐生感情。战争年代一切从简, 转年三月, 爸爸风尘仆仆从前线回来, 就与妈妈结婚了。当时爸爸27岁, 妈妈只有18岁。但不久, 他们又不得不各奔东西, 忙碌工作。那时, 每天都在战斗, 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所以短短的相会之后, 彼此都要在生死莫测的担忧中苦苦地煎熬, 谁都不知道下次是否还能再见。

我听妈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 爸爸从前线回来, 浑身上下沾满灰土泥垢, 军装褴褛不堪。妈妈赶忙烧水让爸爸洗澡, 但俩人还没顾上说几句话, 爸爸就睡着了。妈妈心疼地给爸爸盖上被子, 然后找出自己的衣服, 撕开当作补丁, 一针一线地将爸爸被荆棘划烂、被弹片擦破的衣服补好、洗净, 又就着炭火连夜烤干, 整整忙碌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大亮, 爸爸穿上军装就走了。妈妈对爸爸的情和爱, 只有火盆中的余烬知道。

其实, 爸爸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知道妈妈的惦念, 所以总是报喜不报忧, 对妈妈的体贴也很细腻。1945年在冀鲁豫, 妈妈第二次怀孕, 临产前大夫诊断可能是难产。妈妈不在意。爸爸知道后, 再三劝她早去医院, 怕路上出意外, 还让警卫员骑马送她。过了几天, 爸爸用自己劳动分红的钱给妈妈买了10斤鸡蛋, 又向房东借了个大篮子, 和警卫员一起, 在篮子里垫一层草放一层鸡蛋, 生怕鸡蛋碰破了。没想到, 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妈妈很伤心, 那时爸爸妈妈为了回冀鲁豫开展工作, 把刚刚一岁半的大哥独自留在了延安, 现在女儿又夭折了, 妈妈背着人不知流过多少泪。爸爸当然心里也很难过, 他喜欢孩子, 而这个失去的孩子又是他想要的女孩子。可他怕增加妈妈的心理负担, 只能佯装平静地安慰妈妈, 排解她心中的苦痛。

“文革”期间,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爸爸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被关押6年。那时, 妈妈白天在机关里挨斗, 回家又要为丈夫和孩子们担心操劳, 怕给年幼的子女增加精神压力, 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愁苦, 不到两年, 头发全白了。尽管如此, 她也从不在我们孩子们面前流露出伤感惆怅的情绪, 反而常常教育我们:“人要活得有骨气, 愈是在困难的时候, 愈不能落魄、自暴自弃。外力是压不垮人的, 只有自己垮掉。你们是杨勇的儿女, 要像你们爸爸希望的那样, 在苦难中做一个不屈的强者。”

1971年临近春节时, 在宁夏干校劳动的妈妈突然接到一封从河北打来的电报, 说爸爸不慎骨折, 因伤口感染, 持续高烧, 正在石家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妈妈心急如焚, 马上请假, 带着我登上了火车。

相别3年, 原来英俊魁梧的丈夫变得形销骨立、面色枯黄。妈妈心如刀割, 紧紧握着爸爸的手, 难抑激动的情绪。爸爸受伤后, 有关方面指示要就地手术。但当时形势复杂, 人心叵测, 并不排除有人利用手术之机, 迫害处在凶险漩涡之中的爸爸。唯有尽快向中央汇报, 争取回到北京治疗, 才是最妥善的方案。

妈妈没有办法, 只能暂别病榻上的爸爸, 并交给我照料。临走时, 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出什么事, 都不要同意在这儿做手术。我一到北京, 会想办法与你们联系, 北京来电话你一定要亲自去接, 万不可相信别人的转告。”

妈妈回到北京后, 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 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发来一份加急电报或打来一次电话, 一天之内共发来5份加急电报, 打来五六次电话, 内容都差不多, 全是让我们等北京的消息, 坚决顶住, 不要在当地医院做手术。在老战友李先念、万里、边涛同志的帮助下, 妈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汇报了紧急情况。晚上10点多钟, 我们终于盼来了妈妈的电话, 她说总理已经做出批示, 马上派飞机接爸爸回北京。当我和爸爸乘坐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时, 我看看爸爸的表, 正好凌晨4点。从妈妈离开医院算起, 到现在刚好过去26小时。

在我的记忆里, 永远铭刻着这样一幅幸福的画面: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日, 下了一场大雪, 天还没亮, 爸爸就把我们全部从被窝里拉出来, 带着我们在雪地里滚雪球, 一个个雪球越滚越大, 到后来爸爸、大哥、二哥三个人都难推动了。爸爸把我举到雪球上面, 我战战兢兢缩成一团蹲在大雪球上, 爸爸和哥哥们看到我惊慌的样子哈哈大笑。玩够了, 爸爸喊着号子, 大家动手将大小雪球一个个推到新移栽的果树下。爸爸说, 等春天雪球化成水, 果树会长得更好。

爸爸有4个孩子, 三男一女, 我是最小一个, 又是女孩儿, 所以格外得到爸爸的疼爱。我长大以后才知道, 爸爸有这样一个观念, 他自己效力于国家和军队一辈子, 家里的男孩子们也注定必须义不容辞地为国家和军队尽责, 但作为男人们努力一辈子的唯一报偿, 就应该体现在女儿身上, 要让女儿无忧无虑地快乐成长。所以, 我在家里多少有些小特权。那时条件差, 唯有奶奶过生日爸爸才给买蛋糕, 但谁都不许动, 只有我可以在上面瞎搅合, 气的比我只大两岁的三哥直嚷嚷, 爸爸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爸爸始终以工作为重。三哥刚出生三天, 爸爸就赴朝鲜作战去了, 走的那样坚定, 毫不迟疑;而我出生的消息, 爸爸是在朝鲜前线听到的。听说这回是个女孩儿, 他高兴得合不上嘴。爸爸很少休假, 整天整月地开会、看地形、训练军队、外出视察……别看爸爸是个军人, 而且相伴儿女成长的时间并不多, 但亲子之心却很重, 只要能和孩子们在一起, 他就会把所有的爱全部释放出来。小时候, 爸爸多是在深夜我们睡着了的时候来看我们。兄妹几个如果有谁生病夜里哭, 只要爸爸在家, 大多是爸爸把我们抱在怀里走来走去, 哪怕抱着走上一夜, 他也不会心烦。过春节时, 他把我们兄妹叫到他卧室里打扑克, 时间晚了, 我们怕影响爸爸休息, 准备转移战场, 但爸爸坚决不许我们撤。他有一个本事, 能够在我们玩牌时的大呼小叫声中, 很享受地安然入睡。

我上学以后, 学校里有不少烈士的遗孤, 每当星期天回家, 爸爸都要向我们询问这些孩子的情况, 从饮食起居到学习锻炼, 问得详详细细。三年困难时期, 学校食堂伙食很差, 有些孩子吃不饱, 爸爸亲自坐着卡车, 将部队生产的粮食送到学校, 还特地关照要尽量照顾好烈士的后代。部队文工团里, 有不少年轻文艺工作者是刚解放时由战士从孤儿院或街头领来的骨瘦如柴甚至生命垂危的孤儿、流浪儿, 爸爸经常去看望他们, 过年过节他们也带着锣鼓乐器到我们家。那真是快乐的时光, 家里一片欢声笑语, 就像一个有众多子女的大家庭欢聚一堂。这时候的爸爸, 总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爸爸遭遇迫害的最初三年, 甚至与家里断绝了音讯。妈妈和我们也被迫搬出原来的住宅。那时我11岁, 搬家那天, 我锁上房门又突然折回来, 我怕爸爸万一回家找不到我们, 就找了张纸, 留下了几句话:“爸爸, 你如果回来, 赶快到新家找我们, 不要先急着看菜和树了, 这儿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你一定要快点来, 我们太想你了!京京。”我还在后面详细写上了新家的地址。

1970年, 已经到宁夏干校劳动的妈妈回北京接我和三哥。临走之前, 她整夜没睡, 赶写了一封信, 请李先念伯伯转交给周总理。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总理:

我是杨勇同志的妻子,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 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 实在放心不下, 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回北京, 何时能回北京就很难说了。为此, 在我和孩子离京前, 想见一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 恳求予以批示。

林彬 敬上

信发出去的第四天, 我们终于等来了允许去看爸爸的消息。开始妈妈坚持要去, 经过我们大家劝说, 妈妈也考虑到自己病恹恹的样子可能会给爸爸增加精神负担, 因此同意留在家里, 让从东北回京探亲的大哥和三哥去石家庄看爸爸。临行前, 妈妈从箱子里翻出几筒凤尾鱼罐头交给大哥带给爸爸。爸爸最爱吃这种鱼罐头。爸爸被抓后, 妈妈到处托人去买, 可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也买不到。妈妈没有办法, 只好买了点小鱼用油炸了, 藏在辣椒酱里装瓶给爸爸送去。后来, 一位叔叔到北京远郊出差, 在一家小供销店里替妈妈买到了。可是, 当时已经不许再给爸爸送东西了。妈妈十分珍惜地保存着这几筒罐头, 逢年过节找出来, 久久抚摸, 不知何时才能让爸爸吃上。三年过去了, 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和哥哥们心里充满了喜悦, 但妈妈心中的忧伤却丝毫没有减轻。

听哥哥们说, 见到爸爸后, 久别重逢, 父子三人有说不完的话。听到孩子们面对家庭的突然变化都挺过来了, 爸爸很欣慰。他从前最担心的就是生活在干部家庭里的孩子们, 养尊处优, 不能自立, 现在可以放心了。临别时, 父子三人相对无言, 沉默了好一会儿, 爸爸突然想起什么, 翻开棉衣, 从里面的小口袋里取出一叠东西交给大哥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100元钱, 北北和京京随你妈妈去宁夏, 可能需要, 你们带回去吧。”爸爸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 除了吃用外, 还要抽烟, 这100元是爸爸千方百计节省下来应急用的, 我们做儿女的不能为爸爸分忧已经让人痛心, 怎么能再向爸爸伸手!大哥含着泪对爸爸说:“您别太操心了, 这几年家里生活还过得去, 钱留着您自己用吧。看到您身体还好, 我们就放心了。”

1971年9月, 林彪一伙倒台后, 爸爸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1972年5月, 新的任命下来了, 中央派爸爸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已经年近花甲的爸爸, 又开始了新的一次长征。1973年6月, 爸爸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1977年之后, 才回到北京, 在总参工作。1982年, 爸爸患病住进了301医院。

当爸爸得知自己患晚期肝癌并且已经转移后, 没有一丝慌乱和不安。爸爸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面对死亡, 他很从容并且有条不紊地按计划料理完手头工作, 然后, 开始了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战斗。

爸爸对大家说, 医生讲我还能活30天到60天, 就算我还能活45天, 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醒, 5天用来处理私事, 我还有30天的时间可以工作。此后, 爸爸一秒钟也没有迟疑, 为自己在世上的最后几十天, 做出了周密安排。他是要再打最后一个胜仗。

在这临近死亡的30多天里, 爸爸的生活节奏丝毫没有放慢, 被他约到病房谈话的各部门负责同志每天都川流不息, 他在争分夺秒地料理工作, 也在与那些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战友, 和共事时间不长的年轻同志话别。看不出伤感和沮丧, 说话时, 爸爸依然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对方, 似乎没有注意到医生和亲友们回避的目光。连医生们都难以置信, 面前这个说话有力的病人, 肝脏已经大得超出脐下几指, 而且几乎变成了整整一个巨大的癌块。

1983年元旦那天, 爸爸已经非常衰弱。下午, 他把全家人唤到床头, 对我们说:“看起来我是不行了, 趁现在清醒我说几句, 就算是遗嘱吧。人活七十古来稀, 今天我就七十岁了。我仔细想过了, 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党对我很好, 我也无愧于党。‘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不能算数, 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搞的。我死后, 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 努力为党工作, 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爸爸吐音清楚, 一字一字地说。他只用了几分钟就交待了身后事, 谈了对每个子女的看法和希望, 然后, 吃力地挥挥手, 说:“你们去吧, 我要休息了。”说完, 闭上眼睛, 真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走进病房, 竟见他在跟护士学唱当时正在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极度清瘦的脸上, 带着笑容。“今天是46天!”爸爸一看到我, 就兴奋地说, “我今天刮了胡子……”他显得那样满足, 那样心情舒畅, 他这是在告诉我, 要做的事都已做完, 他又多刮了一次胡子!

爸爸比他自己估计的时间又多活了5天, 直到临终, 他的神志都很清楚。医生问他有什么不舒服, 他总是摇头。最后两天, 他常常沉睡不醒, 一旦醒来, 怕别人担心, 总要说:“我没什么……就是疲劳……想睡觉。”

1983年1月6日, 爸爸真的就这样睡着走了, 看上去是那么平静、安详。我轻轻地给爸爸戴上假牙, 生怕惊醒了熟睡中的爸爸。那一刻, 我看到的爸爸全身都表现出一种欢愉的轻松, 仿佛一个经历了长途跋涉的人到达目的地后的酣睡。整整70年, 戎马一生的爸爸终于可以安歇了。

在我眼里, 爸爸实际上就是一位职业军人。他认为当兵是男儿的天职, 也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爸爸这辈子很幸福, 实现了干革命的理想, 也实现了做职业军人的理想。在他的影响下, 我们兄妹4人甚至孙辈, 都有当兵的历史。至今家里聚会, 军事话题依旧是我们家永远聊不完的主题。此外, 爸爸还教会了我们真实和坦荡, 不说假话, 不做违心事。这是我们恪守的准则, 也是我们杨家的一笔财富。

来源：《档案记忆》2016年06期，作者杨菁、紫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