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多大（赵一曼原名李一超）

赵一曼烈士

1928年11月，莫斯科到海参崴的火车上，有6名急着赶回中国的共产党员。

他们其中还有一名身怀六甲的孕妇，丈夫陈达邦留在了莫斯科，她不时会回想起两人分别时的场景。

这位孕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抗日烈士赵一曼，那时她还叫李一超。

几天几夜上万里的路程，尤其是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时，窗外是一片白雪皑皑，他们无心欣赏这北国风光，内心焦急地在思考着如何跨过国境线。

彼时，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尤其他们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员，在入境的时候肯定会受到严密的排查。

赵一曼及其子宁儿

为此6个人商定，到达海参崴的上一站的时候就下车了。而后他们徒步前往海参崴，这样可以避开在火车站的盘查。

冬天的苏联，风雪是常态，他们一行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跋涉着。最苦的莫过于赵一曼，毕竟她正身怀有孕。

经过两天两夜的步行，他们终于来到了海参崴。

为了躲避国境线内侧国民党的排查，他们没有走大路，而是装扮成了被苏联驱逐出境人员，他们最终成功徒步穿过了国境线。

让赵一曼倍感欣慰的是，肚子里的孩子居然安然无恙。

站在国境线上，赵一曼最后眺望了一眼被白雪覆盖但内在宛如红花的苏联，便义无反顾地冲向国内的白色恐怖中了。

赵一曼革命烈士证明书

她的内心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纠结。

那时的她并不知道，与丈夫陈达邦的这一别后即是永远。

赵一曼和丈夫陈达邦相识于上海。

那是1927年的8月，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一片肃杀之中，暂避在老乡家里当佣人的赵一曼接到了党组织的正式决定，她将要奔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彼时，赵一曼还用着她的本名李淑宁，从名字里不难看出，家人和父母都向往着一种美好和安宁的生活。

可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哪里是安宁祥和的呢？姐夫郑佑之，在她渐渐长大期间，时常给她一些进步的书籍或者报刊，她的内心逐渐明白，必须要靠斗争，安宁的生活才能获得。

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

1927年的2月6日，赵一曼正式考入了黄埔军校。北伐军已经解放武汉，黄埔军校在武汉的分校也正式开班，她属于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

巧合的是，来自湖南的陈达邦也是这一期的黄埔学员。

和赵一曼一样，陈达邦也是一名充满热血、心向革命的有志青年。

他的妹妹陈琮英甚至比他还要早几年参加革命，她的丈夫就是任弼时。

1926年，任弼时和陈琮英给在长沙老家的陈达邦写信，动员他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就这样，陈达邦也成为了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

赵一曼烈士画像

虽然是同学，但二人在武汉的时候还未认识。而且就在求学期间，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一时之间学校里人心惶惶。

赵一曼还在1925年的时候，在宜宾就加入了共产党，陈达邦则是在黄埔期间加入的。

1927年7月毕业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赵一曼去了上海。又一个月后，她接到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志。

当时她不知道，陈达邦也接到了相同的通知。

1927年9月，载着40名学员的苏联货轮，缓缓驶出了吴淞口，驶向了一个充满革命激情，但对学员们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在前往苏联的途中，40名学员每10人分成一个小组，赵一曼所在小组的小组长，正是陈达邦。

武汉黄埔军校分校

虽然刚刚从军校毕业，而且身体还算强健，可赵一曼毕竟还是个女孩子。

尤其是来自西南内地的她，第一次漂洋过海，经不起海上风浪的颠簸，很快就因为晕船而吐得一塌糊涂。

身为组长，而且又比她年长5岁，陈达邦自然而然担负起了照顾她的重任。

一路上，正是陈达邦的尽心照料，两个人彼此间萌生情愫。经过两个多月、上万里程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莫斯科。

彼时，莫斯科全城正在欢庆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他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很快也被这种欢乐的气氛所感染了。

黄埔军校学生进行劈刺教练

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中苏之间合作的产物。这是由苏联人出资创办，冠以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

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小平、蒋经国等一大批中国的青年精英，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

不过，彼时的中山大学对外处于保密状态，学校既不挂牌，也不对外自由招生。

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每个学生除了各自的中文名字，还有一个苏联名字。

赵一曼在到达中山大学后，中文名字已经改为李一超，苏联名字则叫科斯玛秋娃。

为了让新到的学员充分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学校组织学生们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的盛大游行活动。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11月7日，已经改名为李一超的她，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红场。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一片欢呼声中，她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那种激越额高声欢呼的场面让她终生难忘。而在她的心底，未来新中国的模样，也应该是如此。

为此，赵一曼下定了努力学习的决心。

平静的学习生涯正式开启，相比于混乱和条件简陋的国内，苏联的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条件都要好许多。

在学校，赵一曼的校徽编号为807，陈达邦的是805，近在咫尺，两颗年轻的心更为激动。

只是在学业上，赵一曼很快有了很大的障碍。她与陈达邦从小生活的书香之家不同，赵一曼11岁的时候才开始读私塾，然而仅仅两年后，因为父亲的离世，大哥李席儒便不再让她读书了。

幸得姐夫郑佑之经常用通信的方式教授她，并且在革命思想上给了她很多启蒙。

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

但纵然如此，她的基础课程依然学得不扎实。尤其来到中山大学后，尤其之前在国内根本没有接触过外语，因此她学起俄语来非常吃力。这种时候，陈达邦适时地站出来了。他文化功底厚，不但俄语学得好，法语和英语学得也不错。

在课堂上，只有他能够和苏联的老师对答如流，其他学生听不懂，他就翻译给大家。久而久之，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陈院士。

陈达邦经常能看到赵一曼拿着课本，独自一人在学校的操场上用功，他决定好好帮助她。

在陈达邦的启发和引导下，改变学习方法后，赵一曼的外语课进步很快。

在彼此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两个人对各自的情况也越发了解。

莫斯科中山大学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山大学女学生很少，还不到20人。他们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像赵一曼这样能出国留学的佼佼者，自然会引来各方同学的侧目和关注。

不过随着她和陈达邦的交往，两个人的内心都已心有所属心有所依了。

从秋天再到来年的春天，从上海到莫斯科，几个月的交往，赵一曼对陈达邦的感情愈发明晰。

尤其身处异国，孤独、烦闷时常来袭，于是在莫斯科的春天到来之际，赵一曼向陈达邦挑明了这层关系。

她的身上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而在感情的抉择上，又有四川辣妹子果决的一面。

陈达邦和妹妹陈琮英

甜蜜和幸福立时笼罩在这对恋人的周围，关系的更进一步，使得他们日常的学习更加得心应手。

1928年，在草长莺飞的四月份，经过中国共产党旅苏支部的批准，赵一曼和陈达邦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过随着赵一曼的怀孕，她的妊娠反应不但愈发剧烈，而且还患上了肺病。

为此在那年的暑假，在丈夫的陪同下，两个人去了苏联的克里米亚，在黑海之滨，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

彼时，国内的情况也已经出现了剧烈的变动，毛泽东等人已经率领队伍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各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也亟待建立，需要大量的干部。很快，赵一曼便接到了组织通知她回国的消息。

赵一曼写给儿子陈掖贤（宁儿）的信

而在这个问题上，陈达邦和妻子出现了分歧。妻子赵一曼怀孕已经四个多月，身体情况才刚刚好转，他的意见是即便回国，也要等到孩子出生后再回去，或者现在两个人一同回去。

但是，赵一曼对于丈夫的这两项建议都不同意。

在她看来，孩子可以回国后生，主要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再有，丈夫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错，这时候中断学业回国损失很大。

所以她觉得，只要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哪怕暂时的分开也没事。实际上，根据她当时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请求暂时不回国，但她还是坚持自己克服困难，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

赵一曼进行抗日活动的珠河县侯林乡

就这样，赵一曼和丈夫陈达邦分别于寒冬之中的莫斯科。临别之际，陈达邦将自己的怀表送给了妻子，彼此的牵挂、思念以及过往的美好情愫，从这一刻开始就要烟消云散了。

1928年的冬天，在海参崴成功越过国境线后，赵一曼和其他同志又辗转从东北搭乘货轮来到了上海。

由于她身怀有孕，身体状况又不太好，其他回国的同志到了上海后立刻奔赴各地，而她迟迟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安排。

其实，组织上当时想把她派到湖北宜昌去，那里是上海党中央沟通大西南的重要联络点。

由于当地的党组织被军阀夏斗寅破坏得十分严重，因此当地的交通联络站必须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鉴于赵一曼此时的身体情况和宜昌当地的艰难局面，组织上一直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

赵一曼之子陈掖贤全家福

赵一曼得知这一情况后，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派往宜昌。

毕竟动身回国之前，她就知道情况很紧急也很危险，假如她真的害怕这种局面，当初就留在莫斯科了。

于是在组织同意后，赵一曼即刻从上海奔赴宜昌。

虽然分娩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但赵一曼依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处奔波。到达宜昌后，她租住在长江边上的一户人家，房东是个非常守旧而且还十分迷信的老太太。

赵一曼故居

1928年年底，距离春节还有8天的时候，赵一曼感到自己快要分娩了。可是，房东老太太却要将她往外赶。

因为按照迷信的说法，一个陌生人在自家生孩子是非常不吉利的。

她不顾赵一曼的苦苦哀求，还是狠心地将她赶出了家门。

周围万家灯火，可赵一曼此刻却无处可去。没有办法，她只好在屋外的一堆乱草里蜷缩了一夜。

第二天，邻居一个搬运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她带进了自己家里。当天晚上，她平安地生下一个男孩儿。

陈达邦题字的1953年版人民币伍元券

她给孩子取名宁儿，这名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丈夫陈达邦共同取的。代表着夫妇两人永远忠于列宁，永远忠于共产主义。

当然，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宁字也代表了安宁，在一个母亲的潜意识里，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安宁更重要了。

然而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泱泱中华哪里有安宁祥和之地呢。孩子出生不久，赵一曼为了减轻这个工人家庭的压力，忍痛卖掉了丈夫陈达邦在莫斯科送给她的一枚戒指。

不料她的身份暴露，遭到了全城缉捕，赵一曼只好带着未满月的宁儿，连夜离开宜昌去了上海。

陈达邦设计，1953年发行的5元人民币纸币

此后，赵一曼带着宁儿又在上海、南昌等地奔波。

1929年12月的时候，南昌的江西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逃脱抓捕的赵一曼身无分文，她得带着宁儿赶回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将丈夫陈达邦送给自己的怀表送人，又以逃票的方式才带着宁儿辗转回到上海。

赵一曼很清楚，带着孩子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危险。

为此在1930年的时候，她将宁儿寄养在了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里。

有哪个母亲愿意割舍自己的亲骨肉，然而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母子平安，赵一曼只能这么做。

陈达邦在法国主持印刷发行的《救国时报》

1931年，还在莫斯科的陈达邦，收到了妻子写来的一封亲笔信，随信还有一张儿子的照片。

看着妻子的手迹还有孩子，陈达邦沉浸在幸福之中。

可他哪里知道，从此之后20年，他的心上人将再无消息了。

彼时的陈达邦，已经在莫斯科担任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

而且此后他又远赴法国巴黎，主持《救国时报》的印刷和发行业务。在此期间，他和国内的联系时断时续，根本不知道妻子改名赵一曼，在1931年奔赴东北抗日战场的事情。

赵一曼的长孙女陈红参加赵一曼烈士纪念馆开馆仪式

一直到1942年，陈达邦才从巴黎动身回国。那时候，赵一曼已经牺牲6年了。

然而，由于国内混乱的战争局面，陈达邦回国之后，并不知道妻子的确切下落。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可电影的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的确切身份。

又过了3年，周恩来总理收到了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封群众来信，来信是打听李一超的下落的，并且说明李一超当年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过。

然而周恩来左思右想，实在记不起来这个李一超究竟是谁。

就连当年在上海工作过的蔡畅和刘亚雄，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赵一曼纪念馆

不过，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对李一超了解，可她不知道李一超后来在东北抗日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联系在一起。

又过了两年，1955年年初的时候，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给陈琮英写信，告诉她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原来《赵一曼》的电影上映之后，各地关于烈士的辨别材料一直不断。经过当年抗联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对照片的辨别和确认，最终认出了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东北抗联战士

那时候，为了国内人民币的印刷任务，担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的陈达邦，又一次远赴苏联，从事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刷任务了。

直到1957年底，陈达邦从苏联返回国内，他才知道了妻子李一超的确切情况。

此刻，距离他与妻子莫斯科分别，整整过去了29年，距离他收到妻子最后一封来信，也已经过去26年了。

千头万绪萦绕在丈夫心头，陈达邦仿佛又回到了1928年两个人依偎相拥的时刻。

东北抗联纪念馆

当年，赵一曼在东北奔赴前线时，曾写下一首《滨江述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半身雕像

正因为有像赵一曼这样千千万万烈士的奉献，如今的中国已经旌旗如花了。这份舍弃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继续屹立不倒的脊梁，更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