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的逻辑依据（我的马列主义认识论）

我的马列主义 认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

显而易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出现的种种紧张关系，诸如在实证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之间，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人道主义或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等等，都源自于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矛盾心态和倾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能从他的著作中推断出：（1）他的认识论的观点和（2）关于超越马克思主义并对它内部的两分法予以部分解释的认识论的观点。

关于（1）马克思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论题：（甲）对客观现实的强调，即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强调自然形态的独立的现实性和社会形态的相对独立的现实性，这就是在本体论或“不可及”范围内的现实主义；（乙）在认识过程中对工作或劳动的作用的强调，从而强调其产物即认识的社会性和不可简化的历史性，这也就是在狭隘的认识论或“可及”范围内的“实践主义”。（甲）是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实际变化相一致的；至于（乙），马克思则认为它依赖于有目的人的中介作用即实践。从一个主体的生产活动和一个社会过程的再生产或改造这种意义上看，对象化过程必须既跟（甲）那种作为外部存在的对象性相区别，又必须跟在特定的社会中具有历史特点的即异化的劳动形态相区别。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对象”及其同性物便有四层意思了。上述的这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论题——对象性和劳动，也就从认识论上排斥了经验主义、唯心主义、怀疑主义、教条主义、超自然主义以及反自然主义等等。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对唯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时而还是非常精彩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他个人历史上是他从哲学走向实在的社会历史科学的手段，并且为了解他的新科学的内容提供了钥匙。然而，马克思却从来没有对经验主义进行过等量齐观的批判。他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言论，只能从《资本论》所包含的科学现实主义，从方法论上进行实际的、非理论性的阐述中找到，以及散见于少量哲学篇章中。这种在批判上的不平衡状态，其后果之一便是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实在论的一头跟实践论的一头对比之下，便相对地落后了；同时还使马克思的认识论在精巧的唯心主义〔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只有（乙）没有（甲）〕和粗糙的唯物主义〔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只有（甲）没有（乙）〕之间浮移不定。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其中还结合了对先验论的猛烈批判）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费尔巴哈阶段里，观念被看作是有限的、肉体的头脑的产物；在第二个阶段即别开生面的马克思阶段里，这种肉体化的头脑则被设想为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产物。第一阶段包含着对黑格尔的主语一谓语颠倒、把存在归结为认识（“认识论的谬误”）以及使哲学脱离社会生活（“推测的幻想”）等方面的批判。第二个是反个人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费尔巴哈的关于一种固定的人的本质这种人本主义或本质先于存在的论断，则被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社会性的论断所取代。“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还认为生产力、资本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每个个人所遇到的既定的东西，是“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基础。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想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由此可见，马克思力求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过程的再生产和改造是在人的实践中并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而实践本身则反过来受这个过程的制约，并由这个过程赋予它以可能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是否曾设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从而使社会过程融合在实践之中呢？这一点很难证明。不管怎样，《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不是人的实践，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关系、矛盾和倾向。“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马克思从来不大怀疑朴素的物质对象的现实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物质对象不取决于对它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然而，对于科学现实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科学思想的对象乃是真正的结构、机制和关系，认为尽管这些结构、机制和关系通常跟它们所产生的表现形式、表象或事件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是截然对立，可是它们在本体上对于后者却是不可缺的——，马克思却是逐步地、有起伏地并且是相当晚地才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左右，科学现实主义的主题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唱段：“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马克思自认为他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真正内在关系、因果结构以及动力机制进行科学的阐明来反对庸俗的经济学，而同时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恰如其分的（非拜物教的、历史学的）阐明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包括如下三个方面：①一般的科学实在论；②一个领域——特定的（或批判的）自然主义；③一个主体——特殊的辩证唯物主义。在①这方面，马克思跟任何科学家一样，关心的是对他所接触的现象作出首尾一贯、无懈可击、令人信服、并且以经验为依据的解释。在②这方面，他的自然主义的特点是具有一系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它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调查研究）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形态对实践、观念、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的依存关系，还有历史的反射性；后者其所以需要，是考虑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历史所描述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对理论的经验性检验既不能靠实验室的方法来确立，又不能在封闭的系统中自然地发生，面是要依赖于解释性的、非预见性的虚虚实实的准则。（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所乞灵的“抽象力”，既不能取代“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又无济于他的真正的经验性实践）。在③这方面，马克思的各种解释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采取了对所调查的对象进行解释性批判的形式，根据这些解释，所调查的对象被揭示为辩证矛盾的东西。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实体（经济理论和范畴以及各种表现形式），又涉及（Ⅱ）需要这些实体或对它们作出解释的对象（各种结构关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实体是纯然虚构的（如工资形式），拜物化的（如价值形式），否则就是有缺憾的；就后者而言，马克思的解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逻辑上会导致对产生这些实体的对象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并且认定它们会发生实际的变革。马克思把特殊系统的辩证矛盾（诸如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本质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现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矛盾引起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矛盾，而后者既有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原则的倾向，又为用另一种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动机和手段，在这种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据马克思看来，如果唯心主义是哲学的典型的缺憾的话，经验主义则是生来缺乏常识。马克思决心既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各种形式、思想和观念（连同它的概念的或宗教的总体），又反对经验主义本体论的既定的原子的事实及其固定联系，他主张把真实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有结构、有差别并且是在发展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存在，就是我们认识的可能的对象。因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对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实质。在于反对它使现实非社会化和非历史化，认为它充其量只能够促进而不是能够维持“科学性”。还有，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终稿和其它地方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顶峰——黑格尔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其实质在于反对它扰乱了科学的层次并且使现实非历史化，认为它只能促进而不能维持“历史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新的历史科学在认识论上具有两个要点：以唯物主义标志其一般形式（作为一门科学），以辩证法为其特殊内容（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然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事实来说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融会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还是割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在认识论上都落后于马克思的见解。这类哲学的辩证法实质上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模型铸造出来，而它的唯物主义则基本上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形式。

马克思（还有恩格斯）通常把教条主义跟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怀疑主义跟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决地否定了两者；他们宣称他们的前提“不是教条”，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同时，他们还嘲笑那些“现代革命哲学家”的思想，说他们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可及的范围内），他们所首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一个在经验上没有止境的研究纲领提出的；另一方面（在不可及的范围内），他们确定自己对一种具有超越事实的活跃的结构的客观本体论的信仰。

关于（2），马克思对待认识论的立场也是围绕着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来转动的：即强调（甲）认识过程的科学性和（乙）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当然，新的历史科学的主题是用来给认识论增加分量的）。一方面，马克思使他对自己表现为在从事一种科学的创建，因此他看起来是在致力于建树若干认识论的前提（例如制定划分科学跟思想意识或是艺术之间的界线的标准）；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学，包括他自己的，都设想为历史形势（和在历史形势中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有力动因）的产物，因此必须探求从历史上对它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甲）和（乙）构成了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内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只有（甲）没有（乙），会导致科学主义，即科学跟社会的历史领域脱节并势必形成缺乏历史反射性；而只有（乙）没有（甲），则会陷入历史主义，即科学被归结为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并势必导致在判断上的相对主义。以上这两个方面，是统一在一个对具有历史特征的认识论进行解释性批判的规划之中的。

然而，正如在他的科学领域中所表现的那样，马克思从其哲学走向科学所经历的道路的特点是，他对内在领域的探索实质上仍然没有化为理论。的确，马克思在早期阶段中从无产阶级身上看到哲学的实现并认为必须通过该阶级来完成，可是紧接着，他这种明确的观点却在第二个即实证论阶段上突然停顿下来，在这个阶段里，哲学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被科学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种有关哲学的抽象的综合的概念，被晚期的恩格斯所册立，成为第二国际的正统观念。不过，在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却存在一种独特的矛盾，这是因为他的实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只是一名受雇佣的低级劳工——一种显然为马克思所赞同的洛克功能。还有，只要社会条件不仅引起哲学上的“认识问题”，而且把认识作为实践的、历史的问题提出来，那就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摆脱认识论的干预以及如何处理由此引起的种种观点的。无论如何，如果在马克思的实践中含蓄着第三种观点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把哲学（以及一种有力的认识论）设想为依赖于科学和其他社会实践，也就是设想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形态的、融实践与认识于一体的要素。这种哲学，无论跟老黑格尔的“德国学者概念联系法”还是卢卡奇—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毫无共同之处；它倒不如说是一种以其独到的全面优势为特征的自然主义科学。

晚期的恩格斯在哲学上所进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干预，其主要特征如下：（1）把一种实证主义的哲学概念跟一种前批判的科学形而上学结合起来；（2）把一种不可简化的、自然发生的宇宙学跟一种一元论、程序化的存在辩证法实行牵强的综合；（3）给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辩证法本体论配上一套反射性的认识论的轭具，在这里，思想被想象为实际的反射或对实际的临摹；（4）对主观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强调自然的必然性，同时强调在实践上对怀疑主义的批驳。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反杜林论》；这时期，自然辩证法跟反映论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哲学的标志，它被普列汉诺夫（继狄慈根之后）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不幸的是，恩格斯对因果关系的偶然性所进行的批判，并没有辅以对它的现实性进行批判（休谟所同意的黑格尔的一种观念），或者是在同等的程度上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实践对自然的必然性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尽管他对科学史的特殊事件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例如，他的那篇堪称奎那以后的杰作——《资本论》第2卷序言），可是他的反映论所起的作用却是对可及的范围进行斧削并且倒退回冥思苦想的唯物主义。因此，反映在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等人著作中的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潮，充其量只不过是去拥抱一种实证主义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宿命论的进化论（以考茨基为例，在他那里达尔文的论点较之马克思的论点有过而无不及），而且所关心的主要是把马克思的著作系统化，而不是发展它，或者是扩充它。自相矛盾的是，由于恩格斯进行干预的主题是唯物主义，这种干预所表现的意图是为了确立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的自主状态，然而其结果却是出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跟恩格斯所从事批判的超自然的一元论（海克尔、杜林等人的“机械的”、“简化的”、唯物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列宁的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坚持了哲学干预的实践性和利益性，以及比较明确地认为这种干预对于日常的科学具有一种相对和自主性；以上这两个方面都部分地改善了恩格斯思想中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阵容。列宁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反映论的论战性著作的发表，为的是遏制马赫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的传播（例如通过波格丹诺夫）；而在《哲学笔记》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那种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对照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把位置让给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之间的对照。苏联在2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激烈的、然而却是为时短暂的辩论，这次辩论发生在诸如德波林这些人和布哈林这些人之间，前者强调的是辩证法的一面，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成份。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认识论遗产中的两个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尽管曾被伯恩施坦所否定，但是却被列宁在不同时期加以强调，具体化为苏联哲学界在德波林和机械论者（他们在斯大林时期被册封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之前）之间的内部对抗，并且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对立思潮。

在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一种自觉批判的认识论；如果以康德的用语来表达的话，这有两层意义：从类比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像牛顿一样，已经有可能形成康德的一个问题，即社会化为什么是可能的？从直接的意义上说，就是社会性已经是经验是可能性的一个条件，正如空间、时间以及各种范畴在康德那里一样。对于阿德勒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应作为一种经验控制的批判论来理解。这种理论的对象——社会化的人类——是受类似自然规律的那些规律支配的，而这些规律是要依靠有目的的、以价值为指导的人的活动来起作用。

在我们以上所考察的思想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门科学。然而，与此同时，却很少（如果有的话）有人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真正辩证法或黑格尔的成份。其原因，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马克思的著作的艰深来负责的（例如他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理论的阐述以及后来发表的其他主要著作的内容）。可是，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改变了。的确，曾促进法兰克福学派工作开展的卢卡奇在其所阐明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在戈尔德曼创始的结构主义中，都给马克思提供了几乎跟恩格斯具有同样影响作用的典范解释；而在科尔施的著作和葛兰西的著作中，则已经截然改变了恩格斯的传统所主要强调的东西。

他们的认识论的一般主要特征可归纳如下：（1）历史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工人阶级的理论表现，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引起劳动认识过程的内在范围的瓦解，与此同时，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而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自己的广泛汇总的观点的、自给自足和自主的哲学或社会理论；（2）反客观主义和反反映论。这是建立在世界是由实际构成的思想之上的。这种观念导致科学的不可及范围的瓦解或是有效的中立化，并且相应地导致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判断上的相对主义；（3）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和批判方面的恢复（包括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要成分的重新发现：拜物教的理论），而这些方面都曾被第二国际的实证论的科学主义所淹没。

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主体的表现，而不是对一个客体的认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此外，它不仅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具有“为构成世界的完整概念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而且正是和仅仅是通过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而出类拔萃。因此，卢卡奇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在于是否把经济动机放在首要地位，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这个论点卢卡奇后来在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还一再强调）……整体对其各部分的无所不至的崇高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方法的实质”。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科学本身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片断的、具体化的视象，它创造了一个由分隔在不同的局部领域的、跟任何有意义的总体性不发生联系的纯粹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这样一来，卢卡奇也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历久不衰的传统，即将科学跟它的实证主义的错误表现混为一谈，并且赤裸裸地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跟分析性的思想相抗衡。

对于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是同一的历史主体和客体，而历史（根据卢卡奇的循环论法）则是这个事实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即按照（这种循环论法）无产阶级由于变得不断自觉而赋有的意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依靠的商品的地位，因而开始去改变它。卢卡奇认为：《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对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本身包含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整个自我认识，这种认识应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卢卡奇的认识论是理性主义的，而他的本体论则是唯心主义的。更为特别的是，他的总体性（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是“表现性的”，因为它的每一阶段或部分都隐含着全体；它还是目的论的，因为它预先认为现在只是对着未来（实现了同一性的未来）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的本体论所具有的是结构，而恩格斯的本体论（突出过程）和卢卡奇的本体论（突出总体性），两者都缺少结构。

对于葛兰西来说，自在的现实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残余，事物的对象性必须根据人们普遍的内在主观性来重新确定；这种主观性也就是认识的一致性，它像渐近线一样在历史上临近，而只有一种实践完成以后，才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葛兰西指出：“根据实践的理论，人类的历史显然不能用原子论来解释，恰恰相反，原子论如同所有的其他的科学假设和见解一样，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包含着双重的瓦解：从不可及到可及的范围的瓦解，从内在到外在范围的瓦解。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葛兰西的见解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蒲鲁东的话，说像他这样一位“真正的唯心主义者”，他无疑相信“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葛兰西十分愿意坚持的关于我们认识的历史性（还有这种认识的各种对象的独特的历史性）并不能驳倒我们认识对象（还有它们的历史性）的他性观念，而实际上却是依赖于这种观念。

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全都反对任何像恩格斯那种类型的自然辩证法；不过，卢卡奇这样做是为了提倡一种二元论的、浪漫主义的反自然主义，而葛兰西和科尔施这样做却是为了提倡一种历史性的、具有人的形态的一元论。卢卡奇把辩证法看作是原始的主体跟异化的客体重新实行统一的过程，主张只能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领域；而葛兰西和科尔施则认为，我们所了解的自然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辩证的。在葛兰西的那种存在和认识实现了统一的理论中，不可及性已经完全丧失。在卢卡奇的那种同一性是有待实现的历史后果的理论中，不可及性保留在两种形态中：（Ⅰ）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无活动力的自然，它被想象为跟人类解放的辩证法不发生任何整体的联系；（Ⅱ）作为在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实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中的异化领域。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属第二代）以及他们的伙伴们的“批判理论”，其认识论的主题主要是：（1）对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绝对历史主义进行一种修正，重新强调理论的相对自主；（2）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进行某种批判；（3）强调对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

（1）这个主题是伴随着无产阶级作用的逐渐分散的现象而提出的，这种现象最终导致失去任何有历史依据的解放媒介，这样的话，像是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一种追忆，革命理论呈现为个人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阶级的表现），它被放置在像费希特所说的那种“Sollen”即“应该”的规范水平上。这种势必发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裂现象，曾被马尔库塞辛辣地表达如下：“社会的批判理论不具备能够填补现在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由于不能把握未来和显示成就，他仍然是消极的”。这就突出了一种悲观主义和判断主义、这种东西（连同它关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分析思想的完全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和非辩证法的概念）把它的社会理论设想为（如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样）认识论的真正的宝库，然而它却是在相当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的理论。不过，这倒使它能够去阐明那些被马克思本人的乐观的理性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所模糊了的问题。

（2）批判理论在一种解放的动机和一种纯技术或工具性的动机之间所进行的关键性比较——从霍克海默的《传统和批判理论》（1937）到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在逐步进行，终于起来反对马克思本人对劳动的强调和他把自然纯粹当作人类的开发对象的概念。因此，马尔库塞所设想的解放的社会，其特征既不是合理调节必要的劳动，又不是创造性的工作，而是使工作本身能够升华为美感爱欲的游戏。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马克思认识到劳动及其所起的作用之间的区别，这从他分清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区别可以看到，但是他却把自身的实践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曲解，从而把人类自身的形成归结为劳动。不过，可以提出来争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活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经常发生在一个具有历史特点的社会中并通过这个社会来实现的活动，因此，不是马克思，而是哈贝马斯对劳动采取一种错误的、不加批判的实证主义论断，即把它看成一种通常属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活动，也就是可以用演绎一法则论的模式来恰当地加以表现的活动。

（3）哈贝马斯企图把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作为纯粹自然过程的一种结果的人类的概念；另一个是包括自然（它构入人类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来构造）在内的现实的概念。哈贝马斯的这种企图反映了任何超验的实用主义的二律背反。因为它导致这样一种二难推论：如果自然作为一种被构造的对象性而具有超验地位的话，那它就不能成为从事构造的立体的历史场所；相反地，如果自然是主体的历史场所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单纯地成为一种被构造的对象性——它必须是自在的（而且，从偶然性上看，对于我们是一种可能的对象）。这样一种观点，看来是深为阿多尔诺所赞许的（从他坚持对象性对于主观性的不可简化性来看）。实际上，阿多尔诺是把第一哲学（包括马克思的认识论）所固有的弱点加以孤立，把它看作是把一对相互间不可简化的对立面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实行削减的一种经常性倾向（如在恩格斯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之于存在，以及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存在之于意识），他反对把思想奠定在无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任何尝试，并且主张一切批判的内在性。

如果我们把以下这些作者的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是比较方便的。（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E.弗洛姆，H.勒费弗尔，R.加罗蒂，A.赫勒，以及E.P.汤普森；（Ⅱ）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萨特和梅洛——庞第；（Ⅲ）东欧的修正主义者，例如L.科拉科夫斯基，A.沙夫和K.科西克；（Ⅳ）南斯拉夫的《实践》集团，例如G.彼得罗维奇，M.马尔科维奇，S.斯托扬诺维奇等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尽管以上这些作者们的组合和志趣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都赞成重新强调把人和人的实践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对于这个问题的强调，在斯大林时期曾被忽视，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应当归功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归功于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新的人道主义的诠释（例如由A.科叶夫和J.依波利特所提倡的）。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认为人性和人的需要虽然在历史上已被调节，但却不能够无限量地揉合在一起；第二，重点在于强调人类并不仅仅像是像经验所反映的那个样子，而是具有一种规范的理想——诸如脱离异化、不断完备、自我发展、充分地发挥创造性并且和谐地参加工作。前一个方面显示着从马克思到费尔巴哈的一种毫无疑问的局部折回。在这一类作者中，萨特的著作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它试图坚持去论证通过个人实践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可以看到，萨特的出发点在逻辑上阻碍着他的目的的实现。如果实行真正的转变是可能的话，那么一种特殊的环境（社会关系的某种特殊的综合）就必须从一开始建立在个人的情况的结构之内，否则的话，一个人就会具有一种不可解释的独特性，一种循环论的辩证法以及对条件的抽象的、非历史的综合（从“罕见”到“实践上的惰性”）。

大体上说，反自然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萨特，都既很少关心本体论的结构，又很少关心经验论的实证。这些偏向，在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哥德利埃）的科学理性主义中，以及在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科学经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中，都分别地得到纠正。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跟E.巴里巴合著的《阅读资本论》）中，人们可以找到以下几个最鲜明的内容：（1）一种反经验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有关社会总体性的新概念；（2）伴随着外在领域（“理论主义”）的崩溃而出现的对认识论进行一种批判的原理；（3）一种受科学哲学家G.巴契拉德和心理玄学家J.拉肯的影响的科学理性主义，其中不可及领域实际上呈中立化，结果形成一种潜在的唯心主义。

（1）阿尔都塞一方面重申了有关结构和复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重申了不可简化的社会性，即把社会的总体性看作是一种多元决定的、偏离中心的、复杂的、预定的、为结构所支配的整体。它反对经验主义，因为它（指社会总体性）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而且它的因果关系的形式不是牛顿式的（机械论的）；它反对历史主义和整体论，因为它是复杂的、多元决定的、但非“表现性的总体性”，它要受一个“主要成分”的影响或者可以用一种同性质的暂时性来说明其特点，而且它的因果关系不是莱布尼茨式的（表现性的）。它反对唯心主义，因为社会总体性是预定的；它反对人道主义，因为它的成分是结构和关系，而不是个人，个人只不过是这些成分的承担者或据有者。然而，当阿尔都塞想要坚持认为总体性是由结构所支配并以此来反对社会学的折衷主义时，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关于结构因果关系的正面概念进行明确的阐述。

（2）尽管阿尔都塞反对把哲学归结为科学或反之把科学归结为哲学的一切做法，而坚持认为科学性的标准对于有关科学来说完全是内在的，可是他却没有阐明哲学（包括他自己的哲学）的明确的作用。看来，他尤其是忽略了有关科学的思想意识之间任何划分标准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对一种有待证实的科学的实践进行批判的问题。对于各种科学来说，它们的认识论的自主性是要跟它们的历史的自主性结伴而行，而且要对后者起巩固作用，而同时科学跟历史过程的脱节则预先测定和表现出思想意识（它被想象为神秘化的东西或虚假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这种观点是跟马克思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3）尽管阿尔都塞坚持现实和思想之间的区别，然而在他的体系内，前者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康德那样的有限的概念，因此它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唯心主义，把不可及范围在诸如“说教理论”中消耗殆尽。重要的是，正如阿尔都塞把斯宾诺莎而不是把黑格尔看作是马克思的真正的先驱者一样，他把数学当作他的科学的示范，把它看作是一门显然是首要的学科。通过这门学科，概念的含意和运用之间的区别，以及数据的理论依附和理论限定之间的区别，都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简而言之，阿尔都塞倾向于保全理论而舍弃经验，正如他为了保全结构而不惜以实践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为代价一样。

如果说，卢卡奇以最纯净的形式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匈牙利思潮的话，那么德拉·沃尔佩则是最精神地勾划出实证主义的命题。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旨在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具体经验为指引的研究工具，以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社会学或“精神上的伽利略主义”。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放在一系列具有首要理由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历史顶峰的位置，这些批判可以包括从柏拉图对巴门尼德的批判到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重新安排了具有“不确定的抽象”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循环——抽象—具体—抽象（A-C-A），代之以具有“确定的理性抽象”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循环——具体—抽象—具体（C-A-C，或更为恰当的是C-A-C1），从而引起一种“从本质到前提，从一种最初的论断到实验性的预测”的转变。“任何名副其实的知识都是科学”，而科学也永远符合这一据说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中所制订的公式。这个公式，根据德拉·沃尔佩的解释，可归结为人们所熟悉的穆勒、杰文斯和波佩尔的假设—演绎法。

至于德拉·沃尔佩在理论重建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出以下四种：（1）这种重建的理论是被设想为既能不加区别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又能应用于自然科学。其结果是对社会科学进行一种超自然主义的阐述，并产生一种实证主义—预辩性的哲学概念，这种哲学概念则是被禁锢在一种一元论的、延续在学科内或跨出学科的科学观点之中，同时强化了这样一种概念，即认为马克思本身的发展是真线性和连续性的；（2）C-A-C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程序，它对许多理论思想都同样地适用，（3）德拉·沃尔佩从来没有明确地把理论先例跟历史原因加以区分，从而用一种潜在的历史主义来巩固他的著作中的公开的实证主义；（4）最重要的是，C-A-C，模式的定义中包含着严重的含糊不清之处。C｀到底是指一个概念化的问题还是指一个具体的客体，也就是说，这个循环所描述的过程到底是从无知开始还是从进行认识开始？如果它是旨在说明两者的话，那么继之而来的经验性的现实主义在把可及领域和不可及领域捆在一起的时候，便使现实失去层次并使认识失去历史性。A到底是像超验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某种现实的事物呢？还是像超验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的事物呢？最后，C｀究竟指的是（Ⅰ）表象，（Ⅱ）试验，还是（Ⅲ）应有呢？（Ⅰ）和（Ⅱ）之间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关于表象和调查之间的顺序的差别；（Ⅱ）和（Ⅲ）之间的区别，就是理论活动和应用活动之间的差别；（Ⅰ）和（Ⅲ）之间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拟定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层次的前提条件和他在《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对决定性的历史时机（《大纲》导言中所指的许多决定因素的综合）所进行的那种分析之间的差别。

在德拉·沃尔佩学派里很有名气的成员科莱蒂，甚至否定了德拉·沃尔佩的那种有限制的、纯粹认识论的辩证法（主张任何辩证法都要把唯物主义排除在外），他批判德拉·沃尔佩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超自然主义的重建中把具体化和异化这两个关键性的命题给省略了。可是，科莱蒂在把这些命题跟他自己的非层次化的经验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和新康德主义关于思想并非存在的概念实行调和时，也有很大的困难。看来，他最后只能落脚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证领域和批判领域之间的一种分裂之上，从而放弃了一种科学批判的概念。在科莱蒂的著作中，也象在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的著作中一样（他们大概可以算是当前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三位最有影响的作者），存在一种广泛渗透的二元论：作为真理的思想和作为情态的思想；作为某种自在之物的对象性和作为一种主体的对象化；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和作为一切物种中的一个类别的人（从宇宙要达到自我意识这种观点来看）。科莱蒂的著作在意大利被人（诸如蒂姆潘纳罗等）批判为忽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面，至于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的倾向，在对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重建方面，总的看来是有弱点的。然而，在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将会永远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因为，一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科学，所以任何一种合适的认识论，在其内在界限方面都要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绝不是唯一的一种社会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就具有比较大的外延的范围。于是，也就始终存在一种要把前者或者后者包含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概念中的情况，从而使认识论受到重大的束缚，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使自己屈从于一种它所要替换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