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健在（也同欢喜也同愁）

一条路可以通往星辰大海，一座房子也可以改变家族命运。

2022年8月7日~12日，我和二哥带着小崽，分别从成都和北京回到辽东庄河市老家。庄河位于大连和丹东的中间，有一百多公里的黄海海岸线。

在抵达庄河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原来生活过的村子看看老宅。1978年，爷爷奶奶带领全家从黑岛镇王庄搬到金场村，此后购买房产，至2012年搬迁，我们一家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

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当年常走的小路，已长满了野草。老宅的房屋也早已坍塌，院子里一片荒芜，只剩一段红砖院墙立在那里。走进时，忽然发现，当年奶奶种的一株萱草花竟然还顽强地生长，花开正盛。

几株萱草花，让思绪回到30多年前。摄于2022年夏天

山一程，水一程。这座老宅，是家族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父辈和我们这一辈故事的起点。

01 迁徙

老王家祖籍山东。清顺治十年（1653年），朝廷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其中有“所招民每名口给月粮一斗，每地一，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开启了第一轮的闯关东大潮。

王家先祖从山东登州府（现在的山东威海文登区）渡海迁徙到辽东。几经演变，我们这一支，最终落户到庄河黑岛镇，因族人繁众，渐成村落。聚居的区域也被称为“王庄”，就是后来的黑岛镇于粉房村王庄屯。黑岛镇外的黄海海面就是当年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西南端，后来发现了北洋海军“经远”号的沉船遗骸。

从山东到辽东的迁徙路径图。

到了爷爷奶奶这一代，经历过改天换地的王朝兴替，也经过翻天覆地的魔幻苍黄。作为那个时代最底层、最普通的家庭之一，他们在历史的夹缝中努力生活。

爷爷奶奶育有六子一女，当时曾祖还在世，家中丁口多，吃饭的嘴也多。更重要的是，孩子们都逐渐成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到了1977年，正值改革开放的前夜。一天，上中学的四叔对奶奶讲起：同学某某家搬到附近的村镇，家庭条件变好了。奶奶之前也在思考这件事，听了四叔的话，奶奶说：“是该想一想了。”晚上，奶奶跟爷爷商量搬家，爷爷不同意，但也没说理由，只有一句：“搬什么搬？”像我们的家庭一样，爷爷也是中国万亿农民中的一员，一辈子勤勤恳恳，解放前做过盐工，当过长工，干过小工，吃尽了苦。但时代的惊涛骇浪，居然有那么一朵浪花飘洒到爷爷身上。

2007年寒假回家时，为爷爷拍摄的一张肖像。

1946年5月4日，中共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始在解放区进行全面的“土改”。1947年6月，庄河第二次解放。当年11月初，庄河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召开800余名县区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大会，庄河县的“土改”由此开始。土改中，爷爷被划定为贫农成分。

此后，辽沈战役开始。爷爷成为东北解放军支前担架队的一员，跟随大军转战营口大石桥一带，在多次战斗中救援伤员。

爷爷如何成为一名支前民兵，在他生前我没能问过。不过根据庄河县志的记载，在1948年初，庄河曾组建支前民兵连，历时4个月押送大车（北方常见的双轮马车）1507台、转运担架1010副，被四野四纵兵站评为支前模范连。当年5月6日，《辽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庄河县随军支前的先进事迹。这或许是一条线索。

不管如何，因为爷爷有这份支前的经历，再加上贫苦的历史，组织认为爷爷是一个坚定的无产者，吸纳他进了共产党。爷爷也因此成为辽南地区第一批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青年农民。这份资历，在爷爷80岁以后，每年得到国家补贴一两千元，让邻居羡慕。

新中国成立，在自己的土地上短暂耕种后，很快迎来了合作社运动。到1956年3月，全县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98871户，占总农户的99.5%，“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所谓“高级社”，是以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的经济组织，基本单位是生产队。

爷爷成分好，是党员，还是种地的好手，被选为王庄生产队的队长。直到现在，家里人以及王庄的老邻居，仍然记得爷爷如何干活。“你爷爷以队为家，勤劳肯干，每天早出晚归，不谋一点私利，又处事公道，得到众人的拥护和上级的好评。”二大回忆说。

但对于办合作社，队里不是每家都同意，自然产生纠纷。当时王庄还有另外两姓家族，孙家和宫家。这两家是佃户出身，土改后，分得了原地主东家的田地和牛马。成立高级社，需要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等都划归生产队集体使用，村里率先做爷爷的工作，在大势面前，爷爷无可回避，带头入社。这两家人认为爷爷“带了坏头”。

等到了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黑岛镇就成了黑岛公社。随着“一大二公”席卷全国，没有一个农民可以置之身外，但宫家和孙家依然不满爷爷和王家，互相争闲气，闹是非。爷爷不愿与之争吵，几次提出辞职。但因为是根正苗红的老贫农和老党员，加上为人耿直，一直被大队和公社两级领导劝说留任。

“文革”刚兴起时，生产队重选队长，宫家和孙家联合起来，选了一名宫氏族人。只是这宫家人干得一般，无法服众。1969年，公社领导发现下面很多屯里都有在帮派形势下选出来的领导不能胜任而引发问题的情况，于是下令由大队监督重新选举。选举之前，奶奶专门找到王家族人，跟他们说别选爷爷，家里真心不想再接这份差事。

四叔参军时候的照片，奶奶当年50多岁。左起：四叔、奶奶、四叔的战友。摄于1981年

选举从当天上午开始，第一轮选举，没出结果，第二轮还是没结果。现场监票的大队书记一看这个结果，发起了火：“王自言（就是爷爷，辽南人发音没有卷舌音，从小到大，爷爷的大名王志然都被村里人和会计叫做王自言），这么好的队长，你们为什么不选？”大队书记的动员发言之后，又加了一句，“今天不选出来，中午不准回去吃饭”。

村里人本来就想选爷爷，只是因为答应了奶奶才不选的。听了大队书记的话，第三轮选举毫无意外，爷爷当选。

爷爷大度、不记仇，后来宫家遇到几次大事儿，也是爷爷出面帮着兜了底，大家的关系也逐渐缓和。宫家的一位女儿，后来嫁给了二大，就是我二妈。王宫两家结成了亲家。

时过境迁，回看历史，当年王庄三姓之间的那点小纠葛，不过都是为了自己那点刚分到手的土地能在自己手里多种一两年，打下的粮食能多留点在自家的粮仓里。

从合作化后当队长一直到搬离王庄，除了中间短暂的两年未任，爷爷差不多干了20年的生产队长。爷爷是个老党员，也是个地道的老农民，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村里人吃饱饭。王庄人至今感激爷爷的就是在交公粮上“少估多留”。

改革开放前，农民每年都要交公粮，其实就是祖传的农业税，每年打下的粮食的七八成要无偿上缴国家粮库，留下的才是自己的口粮和种子。这是导致农民30多年不能温饱的主要原因。

当年每个生产队交公粮的基数是根据估产测定的。辽东主产是玉米，估产要在秋天玉米收割前，选一片标杆土地，提前收割一亩或一陇，然后脱粒烘干，最后称重，乘以全队的田亩数，算出全年总产量，再按比例算出要交给国家的公粮。每年估产的这个活都是爷爷指定一个饲养员老吴头跟奶奶去做。他们一般选择肥沃度中游的土地和长势一般的玉米地去砍玉米，脱粒后放到奶奶家炕头尽量烘干到极致。这样估出的产量就是中等偏下，面子上说得过去，上缴的公粮就能少一些，留下的口粮就多一点，村里人因此少挨点儿饿。邻村人都议论：王庄每年都很穷，可没见到哪家挨饿。这是爷爷一生少见的耍心眼，但也依赖奶奶的配合。

可是对于自家人，爷爷就苛刻得几乎不近人情，绝对是天下第一忠诚的党员。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的时候，东北不缺粮，但因为过分交公粮，也导致粮食不够吃。多数大队、小队干部都往家里偷粮食。但爷爷从不偷粮食，导致年幼的二姑因为缺乏营养，病中夭折。晚年奶奶为此常常埋怨爷爷，爷爷也有些后悔。

爷爷80多岁的状态，常年的劳损导致腰早就直不起来了

再说回搬家的事情。爷爷总觉得，人不应该轻易离开故土，在新社会能吃饱饭，就是好生活。奶奶也给爷爷丢下一句话：“不搬？几个儿子拿什么娶媳妇？”这说到了爷爷的痛处。

此后，奶奶开始打听、对比搬家的去处。得知在王庄之西的石山乡，有个作为示范村的良种场（老金厂），办了各类小型乡镇企业，远近闻名，正在招收十里八乡的青年农民。当时还是集体所有制，社员工分高，每个劳动日合计一元人民币，而在王庄，一个劳动日才2毛到3毛钱。亲戚托亲戚，有人带话，我们家里有爷爷、二大、我爸（老三）、四叔四个壮劳力，良种场愿意接收。

但要正式盖章，还需要当时良种场的书记拍板。当时家里出面办事的是奶奶和二大。从1977年秋天到冬天，二大骑着自行车，数次载着奶奶去找书记和其他能说上话的人，攀亲戚，找关系，说好话。最难的是送礼。每次去，都不能空手，人家未必瞧得上那点礼物，但没有礼物，奶奶无法登门。小叔说，当年他十来岁，但也清晰记得奶奶和二大每次出门前滴滴咕咕好几天，东挪西借，想方设法弄点拿得出手的礼物。先是买粉条，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粉条是能摆上酒席的好东西。再就是瓶装白酒和自己赶海晒出来的海鲜干。实在没什么送的，就拿二大手编的精致柳条篮子装上几十个鸡蛋。

叔叔们说，后来了解，书记也不图那点土产，就是相对古板，办事不干脆。加上良种场归当时的石山公社直接管理，有些决策权不在良种场手里。不过，书记还是给了一个通融的办法，就是让二大先到良种场干活“试试看”，干得好，他就有了跟公社说情的理由。二大因此辞了在黑岛公社砖厂的活儿，成为老王家第一个落脚良种场也就是现在的金场村的人。

来到良种场，二大被分配“烧大炉”熬制胶水。作为外来户，其间二大受了不少的嘲笑和欺负。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终于凭借灵巧的手艺和踏实的做派，赢得村民和技术人员的认可。

1977年腊月中旬的一天，奶奶再一次来到良种场求情。刚好，良种场改制前的老生产队长郭言文爷爷正好经过，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了解到情况后，郭言文首先肯定二大活干得好，接着又说了支持搬家的理由：“老王家这么多劳动力，良种场哪家比得过？老王（指爷爷）又干了那么多年生产队长，到我们这里肯定是一把好手。”郭言文爷爷主动说，他去公社找人办这件事，让坐着等一会。说罢，郭爷爷翻过山岗，找到了公社负责人，凭借他的老资历和好口才，真的把我们搬家这件事儿说成了，还让对方当场写下同意的字据。郭爷爷带着字据回来，我们搬家的事情就敲定了。在以后的岁月里，爷爷和郭言文爷爷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在我和二哥出生时，郭奶奶都带着鸡蛋来看我们。

正式搬家的日期是1978年的2月19日。这个日子被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天是农历的正月十三，整个春节都在为搬家做准备。

如今，翻看电子皇历，这一天恰恰是“忌搬新房”。在不信鬼神的年代，没有人会在意这些。

穷家值万贯。这次搬家，共动用了11辆大马车。王庄出了两辆大车，大队里其他每个小队各出一辆。大队的书记跟爷爷说：“够不够？不够还有。”搬家前一天装车时，生产队专门在下午放了半天假，让社员们来帮忙。这是爷爷在村里种下的好人缘。

在搬家前的半年，大爷（大伯、伯父）大妈跟爷爷奶奶分家单过，爷爷奶奶带着其他5个儿子搬走后，老房子就留给大爷大妈，他们已经有了3个女儿，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的大姐二姐三姐和大哥。

大妈大爷的4个孩子。前排左起：大姐、大哥、二姐，后排是三姐

留下房子和部分家当、柴草给大爷大妈一家。11辆马车依然被装得满满当当，其中有4车装的是柴草。晚上完成装车，奶奶和大妈拿出家里的库存，做菜、炸油丸犒赏社员们。

正月十三一早，正是寒冬。四叔回忆，当天天还未亮，他和我爸就早早起床拉着家里的双轮车，把做饭用的锅碗瓢盆和米面提前提送过去。这辆双轮车，经过修修补补，使用了30多年，一直到后来搬迁，才彻底退役。中间二大搬家时，这辆车还再一次发挥作用，为二大家送去农产品和柴草。

天微亮时，搬家的车队出发，全村的青年小伙子自发步行跟车。奶奶押后，在老屋里转了一圈，又看了一眼老院子，才走出院子关上房门。二大骑着自行车，载着奶奶向新家驶去。

奶奶出发时，全村的妇女都来到村口送行。奶奶也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哭得不行。”小时候，奶奶经常讲起这一幕。后来住在临村的四姨爷爷对奶奶说过一句话：“以前你一直说，和村里的妇女‘噶乎’好，我信，但没想到这么好。”

“噶乎”是老家的方言，意思是相处、结交。

奶奶姓吴，是从邻近的吴炉乡桥上村的吴屯嫁到王家的。奶奶家族祖上是从山东莱州府（今山东莱州市）闯关东到辽东的。解放前奶奶家曾蓄有一些田地，雇佣几个长工，土改时被定为富农成分。说是富农，也是个“苦富农”，男人们每天要跟长工一起下地劳作，女人在家做饭，家里人吃什么，长工吃什么。

相比爷爷家，奶奶家此时遭遇更多磨难。当时奶奶家的当家人是她的大哥，土改刚开始，他就外逃到黑龙江当了盲流，家里就由未出嫁的奶奶主持。因为奶奶心地好，一向对长工宽厚，反复向土改工作队求情后得到谅解，家里的土地被分了，但房子留下了，口粮也留了一些。但富农成分还是压抑着吴家三代人。我的小舅爷也就是奶奶的小弟弟，直到1979年快到40岁了才娶上媳妇，差一点成了光棍。

奶奶是爷爷第一个媳妇去世后，在解放后续娶的。当时组织曾找爷爷谈话：“你这么好的成分，又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找一个富农闺女呢？”“我就是不当这个党员，也要娶。”一向平和的爷爷，罕见地放下了“狠话”。好在当时民风还尚淳朴，爷爷娶奶奶虽然有一定压力，但家庭并未受到影响。反过来，爷爷的党员身份和贫农成分也给奶奶家族和我们亲戚家族里成分不好的家庭带来一些庇护和担保。改革开放前，办任何手续都需要填写本人和家族成员的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分，自然，我们整个亲戚圈第一个填上的都是：王志然，党员，贫农。有政治外调（当年术语，指外出调查核实某人过去的历史是否清白），被调查的亲戚也都是指定先来找爷爷核对情况。

作为外村来的媳妇儿，奶奶和村里的邻居相处得极好。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奶奶去世时，她的老姊妹老邻居老亲戚从不同地方赶来，讲了很多她们之间相处的故事。奶奶常说，交人就是交心，这也是留给我们后辈的教诲。

奶奶。摄于2007年

我曾经问过爷爷，为什么当时执意要娶奶奶，爷爷并没有给我一个答案，只说：“你看后来家里的情况就知道了。”嫁到王家后，奶奶操持家务、抚育儿女，老王家原本贫弱的状态很快得到了改善。奶奶是家里最大的功臣。

02 新的生活

新家所在地良种场，距离王庄10多里地，如今都已铺上了柏油路，开车不到20分钟。当年是一条土路，搬家时全靠步行，从早晨7点来钟一直走到中午12点，11辆马车才全部抵达。

奶奶坐着二大的自行车比大部队快，如此才能及时给帮忙搬家的社员做饭。吃完饭，王庄的老邻居和爷爷奶奶告别，老王家就在良种场开启新生活。

让叔伯们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家里养的一条大白狗，也跟着来到新家。这条狗，是五叔捡的。捡到家里时，它还很小。这条狗从小懂事，也没有拴过绳子，搬家时，它有三四岁。搬家当天，也没有人喊它，自己就跟着来了。它在良种场生活了五六年，最后安然老逝。

搬到良种场后，最初是借住在亲戚家里。房间少，地方也小，四叔只能睡在柜子上。作为家里的大件，二大的自行车为防丢失，晚上挂在墙上。后来从良种场要来给下乡知青住的两间平房，地方稍微宽敞。

当时的良种场作为乡里的示范村，发展了一些产业，把村民编在不同的工作队。当时爷爷和爸爸在农业队，主要是种地；二大在工业队，在当时村里的金矿工作；四叔在果树队，当时村里种有数目不少的果树，一年之后四叔参军；五叔和小叔正在读初中。

读书时，五叔和小叔是同级。因为各种原因，五叔初中辍学。1982年6月28日，五叔从家里出发，跟着奶奶老家吴炉公社（现在的吴炉乡）的建筑队到大连，在建筑工地打工，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一员。

搬家后，奶奶和他儿子们的合影。后排左起：小叔、五叔、我爸、二大。摄于约1982年

从1974年开始，庄河的部分公社将分散的木瓦工人组织起来，为社员和集体修建房屋，同时参与一些农村水利工程的施工，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公社成立了建筑队，参与分包国营或集体的建筑工程。1979年，允许农村建筑队进城承包工程后，吴炉公社在1980年也成立了建筑队。当时二舅爷爷（奶奶的二弟）是建筑队里的一名负责人。建筑队后来改名建筑公司，二舅爷爷出任副总经理，常年在大连市区盖楼。因为这层关系，后来大爷、四叔从军队复员回家后，都曾在二舅爷的队伍里干活，常年在大连打工。

五叔出去打工时，良种场还没有解体（庄河从1979年春天起，在全县农村开始推行小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7月改人民公社为乡镇，改生产大会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为村民小组，但良种场改制归属金场村又延后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在农村的社员一天能挣九毛五角到一元。在大连工地上的农民工按级别挣工钱，一共分为6级，1级工一个“工”1元（一个工，就是大约一个劳动日，活儿轻松时一天一个工，活重时一天两三个工），最高的6级工一个“工”可以达到6元。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能挣30个“工”，一年可以干10个月的活。

五叔打工的第一年，一个“工”可以拿到四五元。从1983年开始，工地上也开始实施承包制。更灵活的制度，让工人们得以受益。1983年五叔打工的第一个完整年度，挣了6千多元；1984年，挣了将近1万元，因为干得出色，还另有奖金1000元；1985年，五叔挣了7000多元。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大约能挣8000元。

五叔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这或许也是中国对农民工劳动价值最为尊重的时期。

当时家里急用的现钱、小叔上大学读书的费用、叔叔们几场婚事的花费，都靠五叔打工挣来的。

现在可能难以想象，按照当时的规矩，未婚和分家之前，子女挣到的钱是要交给父母统一保管、统筹支出的。搬到良种场后，家里5个劳力（爷爷、二大、二妈、我爸、四叔）最多一年开资四千多元，先买了4间房，后来逐年又买了西面一排的6间房子，几年后河西于家搬走， 3间房又被买下，至此全部解决了儿子们娶媳妇分家的最大难题。

有了房子，奶奶也开始给儿子们操持婚事。从二大开始，差不多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儿子结婚。

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代初期温总理给农民工讨薪，五叔经历了农民工被欠薪、讨薪被羞辱的全过程。拿到手的工钱越来越少，受得窝囊气越来越多。小叔常常对我们说：其他长辈们不论，从我到你们这些侄子侄女，都欠五叔一份恩情。

父辈们逐次成家，紧接着孩子也陆续出生。二哥和我，四叔家的两个妹妹，五叔家的弟弟，都出生在奶奶买下的这些老宅里。老王家在良种场开始繁衍生息了。

我们兄弟姊妹之间邻着相差也是两三岁。我们这一辈，就成为老王家搬到良种场后出生的第一代人。

后排左起：四叔、我爸、二大、二妈。奶奶怀中抱着的是我的二哥。摄于1983年

最初的时候，最东边的四间房子住着爷爷奶奶和我父母，爷爷奶奶住东间，爸爸妈妈住西间；中间的3间房子住着五叔一家；再往西3间房子住着二大一家，过河的3间房子住着四叔一家。大爷一家还住在王庄，大姑嫁到另外一个屯子，小叔在北京读书、工作。

家人们都住在一条街上，留下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既有兄弟同心的拼家攒业，也有妯娌之间的你长我短。关上门，每家都有各自的故事，打开门都是老王家人。

这一排房子就是奶奶、我家、几位叔叔的家，也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摄于2007年

这次在四叔家，看到了不少老照片。照片上留下了爷爷奶奶在老宅前的音容笑貌，奶奶笑得很开心。也有父辈们成家前的合影，照片上的他们正年轻，生活的磨砺也未留在脸上。还有二妈、我妈、四婶、五婶四位妯娌的彩色合影，他们穿着红色上衣，烫着时髦的卷发，这是婶子刚嫁入王家时的照片。

左起：二妈、我妈、四婶、五婶。妯娌们平时用昵称称呼彼此：分别叫二郎神、三仙姑、小四仙、五神

后来，在二哥8岁的时候，二大一家搬到庄河市里；五叔一家在五弟六七岁的时候搬回王庄居住。

这一条街上，后来就剩下爷爷奶奶、我家和四叔家。我从小在爷爷奶奶的炕上睡到大。

老宅原是生产队给下乡知青盖的房子，屋内和院子都是土质地面，一下雨就满脚泥泞。后因老屋年深日久，虽经家里人悉心维护但仍然有些破败。

小叔每次从北京回家过年看到老宅的面貌如此，就有了翻新的念头。2002年小叔出钱，四叔找施工队把屋里院外彻底翻新了一遍。屋内地面、厨房铺上了瓷砖；院子里铺有地砖甬道，直通大街；又在院东侧盖了一座厦子，专门装杂物，厦子的大梁取自家中后院菜园边的一棵老槐树；红色的砖头，代替了原来的泥石院墙；猪圈也经过设计，全部用水泥铺设，还设置了出粪口，联通院外地下的蓄粪池，解决了农村养猪经常出现的臭味问题。整个小院看起来规整、干净，村里人着实羡慕了一番。

小院修好后，奶奶在门口种下两株枣树，在院子里种下了芍药、萱草等花木。直到这次回看老宅，那株萱草仍盛开于草丛之中。

这是搬到良种场后家里买的第一处房子，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这里。此时的房子已经经过翻新。摄于2007年春节

爷爷生命最后的那几年，在家人的劝说下，终于放下了一部分地里的农活。闲暇时，爷爷总喜欢坐在房前，背靠山墙，看着小院，特别是在冬季，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常常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爷爷在院子里睡着了。摄于2008年2月6日

2009年春天，村里动议搬迁，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村里许可稍晚动迁。2010年夏天和2011年秋天，爷爷和奶奶相继去世。2012年，也是过完春节，最后居住在这里的四叔一如奶奶当年，收拾妥当，带领家人搬到县城近郊的磨石房村的回迁楼上。这座我们住了30多年的老屋，最后也被推倒。

2011年安葬好奶奶后，拍了一张老宅的照片。摄于2011年10月29日

2015年，搬迁后我第一次回老宅。摄于2015年10月2日

这次搬迁，没有像三峡大坝移民那样的宏大叙事，我们这里只是中国在急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极小的一片区域。在我们搬离之后，当地的城镇化工作逐渐停止，原来的农田，依然有人承包种植，宅基地里草木丛生。一街之隔的东院和前院邻居，没有赶上这趟搬迁，如今还住在这里。

植被很快将路覆盖。摄于2022年

在这座宅院里，爷爷奶奶不仅让儿子们都娶上了媳妇儿，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从王庄搬到良种场，这次搬家虽然比不上当年先祖闯关东时的波澜壮阔，但对于家族来说仍然是一次浩大的征程。这份意义，越到后来，越凸显出来。小叔是从这座老宅中第一个走出去的人，到北京读书、工作。日后，小叔又成为我们这一辈的领路人，指引我们一个个得以离开农村的土地，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03 寻旧

在老家，有两座山丘，一座是果园，一座是屋后的老金山。

在四叔家翻看影集时，一张老照片闪过。那是在二哥家搬家之前的一个夏天，小叔从北京回家，带着一台相机，在家中的果园里，给我和二哥、四妹合了一张影。时光一晃30年，这次回家，我们把我们三人的小孩按照当年我们站着的顺序排起来，也照了一张相。特别是四妹的女儿，神情、穿着竟和她妈妈当年十分相像。

左起：二哥、我、四妹（摄于1989年）

果园在老宅东一百米的一座低矮小山丘上。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开启了农村改革运动。这股春风刮到良种场已经快到1990年代了。在村里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后，生产大队级别的良种场解散，恢复成生产小队的良种场屯，归属生产大队改制后的金场村。

家里就在这时承包了这片果园。照片背景里的苹果树都还是小树苗。为了这片果园，爷爷奶奶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除草、施肥、洒药、修剪，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围绕着果园转。果树渐渐长大，一度是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我关于童年的记忆里，果园几乎是永恒的内容，有春天果树开花的芬芳，夏天给果树打农药的浓烈以及秋天苹果成熟的清香。

秋天的记忆是最深刻的。秋高气爽，夜清如水，听着果园里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追赶过去，看到一只小动物在奋力逃跑，那必定是刺猬。几乎每个秋天，都会逮到一只刺猬，抓起养在笼子里。毕竟是野生动物，无法久在樊笼，养了几天便又放了。

果园山顶的最高处有一座用砖头搭成的小庙。奶奶说，里面供奉着“看果佬”，是守护这片果园的神灵，这或许是土地信仰的一种延伸吧。过年过节“看果佬”总要有一份香火，其中有两次非常重要，一次是中秋节，这是一年收成所在。中秋节的晚上，家中照例要进行“圆月”——一种祭祀月亮或月神的活动，以表思念亲人之情和祈盼丰收。月亮升起后，院中会放置一张炕桌，摆上葡萄、桃子等时令水果，还有月饼等点心。仪式完成后，奶奶带上水果和月饼，给“看果姥”也摆上一份。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奶奶一起去。这天的月亮都很大、很亮，走在“大月亮地”里，甚至可以不用手电。满树的苹果已经基本成熟，压着枝头，山路两侧野草的叶子上，凝结着露水。如今回想起来，仿佛仍能听到果园里秋虫的唧唧呢喃。

本次回老家拍摄的“海上升明月”，远眺之处也是甲午海战林永升“经远”舰的沉船处

另一次重要节日是正月十五。奶奶会用豆面做一尊“看果佬”的面像，巴掌大小，还会做一件蓑衣披在他身上，根据我们的习惯，在面像旁边点一盏小豆油灯。冬天的果树只剩光秃秃的树枝，直挺挺地立在那里。北方冬日的夜晚，气温很低，但这是新一年的开始，我们在“看果姥”那里许下收成的愿望。

果园里的苹果以“国光”为主，还有少量的“鸡冠”等品种，后来因为果树品种老化，这里出产的苹果不值钱，家里把果园兑了出去。“看果佬”最终也没能守住这片果园。

这次回家，我们原本还想上山，但上山的路已经被堵死了，听说山上已经处于荒废状态。终于，还是没能上山，不知道“看果佬”还在不在。如今，那些夜晚跟奶奶上山的细节，就像进村的小路，长满了荒草，也愈发生根。

小时候，最开心是两件事，一个暑假，二哥从城里回来，我们一起有一个漫长的假期。一个是过年，小叔从北京回来，大年初一各地老王家人都汇聚到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还在世时，每年大年初一，都会相聚在老宅。摄于2008年2月7日

四叔和小叔在老宅火炕上，冬日的阳光照进老屋，温暖又温馨。摄于2008年2月6日

忘记了从哪一年开始，春节初二爬村后的老金山，成为家里的保留节目。二大、四叔、小叔以及我们一帮孩子，一起爬山。爬到山顶，远望村庄，再从另外一条路下山。每次登山，都是一次回忆之旅，一路上回忆着家中、村中的往事。这样的爬山，持续了好多个春节。

爬山场景。摄于2008年春节

老金山得名于物产，很早就流传着一个关于“金牛”的传说。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勘探队来到这里，探明山上共有10条含金石英脉，其中有三条含金量较高，含金品位最高达到51.46克/吨。1978年，老金山金矿正式开采。1981年，又建成一处选矿场，日选量达到10吨。最初，这些矿石全部运销到沈阳冶炼厂。

位于山脚下的金场村也因山得名。搬到良种场后，二大在金矿上班，不久就和村里几名青年一道，被派往邻近的普兰店王沟金矿学习机械选金。二大学习认真，很有心得，回到村里后，学以致用，矿石选得好，很快被提拔为一个选金作业班的班长。

随着金矿开采逐渐深入山体内部，矿石的含金品位也在降低。在1982年上半年开采的矿石中，含金品位只有4克/吨，达不到冶炼要求。当地便自办工厂，采用氰化法浸金。

直到很多年后，二大仍然会表达一些“惋惜”之意。当年村里金矿采用的是混汞法提取，最后呈现的是一种液体形态的半成品，当地人称之为“水银金”。

二大常常值夜班，半夜提取的“水银金”，办公室工作人员不愿意来收取，就由二大保管。天亮后，再进行交接。

当时二大但凡动点心思，弄点“水银金”易如反掌。如今，他也常常感慨当时人的单纯和忠诚。

金矿存在的时间很短，到了1983年末，因不很符合作业要求，厂矿关闭。事后统计，5年共采黄金29.01公斤，没有赚回办厂的成本，但短期内也让附近两三百农民尝到了赚钱的滋味。

我记事儿时，金矿唯一留下的遗迹就是当年在山脚下铺设的那块巨大的水泥选矿场平台。

老金山。白色的石头，就是当年挖掘金矿留下的痕迹。摄于2008年

这次回家，我们也想再爬老金山。四叔带路，我们把车开到了山脚下。但却找不到上山的路。在我们搬迁后的数年间，庄河把不少海岸线承包出去，商人们围海修建养殖圈，这座山的石土成了修建堤坝的材料。老金山的山脚被挖出巨大一圈，即使相隔很远仍能看到一圈刺眼的黄土色。我们在山脚下还发现，挖土取石后留下的大坑，已经成了水塘，里面长满了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这就是自然的伟力吧，总会找到最适合的方式修补受到的伤害。

现在的老金山，几乎没有路可以上山。摄于2022年

我们上一次一起过春节是在奶奶去世后，2012年的那个新年。大年初一，大家都到王庄的大爷家。那次，也是老王家人搬离王庄后，首次回到祖地的一次新年欢聚。如今大爷已经快八十岁了，他跟爷爷很像，从性格到神情都很像。

大爷（大伯）春节期间在奶奶家。摄于2008年

爷爷生日，王家人齐聚在老宅。摄于2009年

04 隔代的“相逢”

这次回家，正赶上七月十五（8月12日），中元节。这在老家，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要去给逝去的亲人上坟。

七月十三，在庄河城里买好了烧纸、金银元宝、香和白酒。七月十四，四婶蒸好了馒头。七月十五上午八点我们从城里出发，从不堵车的小县城，在这天早晨大堵车。

如今路好了，车子一直能开到山脚下，向山顶再走几步路就到坟茔。我们到时，看到坟前已经有烧过香纸的痕迹，王庄家人们已经早早来过了。

摆放“鲜花”最多的是爷爷奶奶的坟茔，后面是他们上一辈人的坟

这块茔地也有来历。原本在王庄，老王家的祖坟是在自己家的田里。解放后，以“死人不能和活人争地”，各地开始推行平坟运动。1958年，曾祖父王忠海和他的六弟，以及他们三哥的儿子，一起勘山，选定了这块地。

这座山地处王庄和金场村中间，茔地位于山脊背的向阳之处，地势略有凹陷，与山脊形成椅子状，按照老辈人说法，这种地势“主富贵”。茔地的前方偏东有两组天然形成的石排，后来有村里的舆地先生看到，评价说：“这是长城，对家里好”。站在茔地向南望去，正对着黄海上一座名为“蛤蜊”的岛。蛤蜊岛是庄河近海的一座大岛，有百余米高，其东侧礁石拔海凌空，列如屏障。从坟茔望去，岛呈龙形，安卧海中。先生说：“此主上上大吉。”

蛤蜊岛

1968年，六曾祖去世，成为第一位安葬到这里的王家人。1975年曾祖去世，安葬在六曾祖的东侧。

1975年的3月14日，这天是阴历的二月二，龙抬头，当时还住在王庄。这一天在家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曾祖的农历生日。这天中午的伙食里，按辽南习俗，奶奶特地准备了一盘猪头肉，这是家里能拿出来的最好的食物了，也是年猪的最后一顿肉。饭桌上，曾祖高兴地说：“吃了猪头肉，又长了一岁。”吃完饭，爷爷、奶奶在炕上午睡。曾祖出去上厕所，从厕所出来，就走不动了。在院里看小人书的四叔看见这一幕，赶忙呼喊正在灶台刷锅的大妈。大妈向外望了一眼，大喊一声：“爷，你怎么了？”正在屋里给爸爸理发的二大听见，立马跑出去，和大妈一起把曾祖搀扶住，此时曾祖身子发颤，直往下坠，说了一句“头发晕”，再就没声了。这时，全家人都跑出来，把曾祖抬到屋里。

家人们知道曾祖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按照辽南习俗开始在正屋搭门板，给曾祖做最后的穿戴。曾祖躺在门板上再也没有醒过来，正屋就成了灵堂。家里按照俗成的仪轨筹办丧事，把曾祖葬在他生前选定的墓址中。

曾祖是在生日这天走的，无病无痛，家人们都在身边，当时在部队当连长的大爷正探亲在家。村里人啧啧称奇，都说这是曾祖一辈子没做坏事修来的福分。

曾祖出生在1885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一年，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曾祖生了爷爷一个儿子，爷爷又有了六个儿子。

曾祖去世时，按照老家虚岁的算法是91岁，周岁则是整整90岁。在他漫长的生命轨迹中，历经晚清、北洋、伪满、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过战乱、灾荒，但始终乐观开朗。以前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常常指着墙上老寿星的画像说，曾祖跟他很像，模样像，性情也像，总是笑呵呵的。家里人说，曾祖也留着胡子，到了晚年下巴的胡子已经花白了，有20多厘米长，常常拿着瓷碗洗胡子。

关于曾祖，小时候爷爷、奶奶和叔伯们讲过不少故事，有几件记忆深刻。

一是伪满时期的某年，曾祖外出给人家“扛活”（在地主家种地），年关将近，主人家付了工钱。曾祖把钱装在褡裢里。褡裢是一种中间开口、两端装东西的口袋，大的可以搭在肩上，小的挂在腰带上。行走在半路，曾祖要方便，把褡裢挂在厕所的墙头上。如厕后，曾祖继续出发，却忘了墙上的褡裢。待想起时，已经走了很远。曾祖转身急忙赶回，哪还有褡裢的影子。他围着厕所一圈圈地转，一圈圈地找。每次听到这个故事，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画面，冬风萧瑟中，一个庄稼汉佝偻着身子在那里找啊找啊……一年到头，全家都指着这些钱过年，曾祖必定是无尽的自责和懊悔。后来在我和二哥上高中时，小叔在一封家信里还专门写过这件事儿。

另一件事儿说来倒有些“奇缘”。曾祖在附近“尹屯”的一户尹姓人家里扛活。到了年底，尹姓人家居然赖账，不给工钱。爷爷气不过，和曾祖一起到尹家要说法，尹家仗着人多势众竟然打了曾祖和爷爷（爷爷当时16岁），钱也没要回来。后来，兜兜转转，这位老尹头的曾孙娶了大爷家的三姐。王、尹两家也成了亲家。

曾祖还喜欢在院子里种树，路上见到任何树苗都捡回来种上，尤其是果树苗。有一次他在河边看到一棵梨树，移栽到院子里，后来这棵树结了果，每次听叔伯们说起来，似乎都能感觉到那满口香甜。王庄祖居前后成了小果园，有杏树、梨树、枣树、樱桃树和山楂树，因为是原始树苗，没有嫁接过，味道都非常纯正，成为叔伯们时常怀念的美味，也是村里半大小子惦记得不能睡觉的东西，常常半夜三更过来偷。

在曾祖去世十年之后，我才出生，算起来跟曾祖整整差了100岁。没有机会见过曾祖，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甚至我觉得某些性格就是来自曾祖，而非严肃的爷爷。

曾祖的东侧，是四曾祖母的坟。解放后，四曾祖到黑龙江讨生活，并在那里去世。

后来老王家在王庄的其他各房族人，也把坟茔迁到了周围。

我们家的坟地和其他房有明显的差别，就是没有立碑。这是爷爷生前立下的规矩。爷爷说，以前在王庄，祖坟前曾立有石碑，“文革”期间这些石碑被推倒，铺路或者修墙，任人踩踏。爷爷不想家族逝去之人还要遭遇这样侮辱。家族里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王家某个亲族曾家运不兴，后经堪舆先生点拨，认为是墓碑压住了地气，进而影响了后人的运势。

六曾祖的后人，曾想在自家的坟头立碑。爷爷得知后，大为反对，并说：“谁要立碑，我就给砸了。”后来爷爷又交代给四叔：“我活着我来砸，我死了你砸。”

墓前不立碑的规矩，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摆供、点香、焚纸，七月十五正是树木苍绿的季节，也是一年众多节日中唯一可以随便烧纸的一天。看着这团火，便想起散落在各地的老王家人，树有千枝，总归一根，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上坟的每一个仪式，都是血脉传承的痕迹。

原来在王庄的老祖坟，如今连遗迹也没有了。曾祖们选定的这块山地，就是我们家的祖坟。

火渐渐熄灭，意味着仪式结束。向祖宗磕头，下山回家。这一次上坟，二哥和我家的两个小崽崽也参加了，在林间山风之中，他们小哥俩也接受了一次家族史的教育。这一次上坟，也圆了我好多年的心愿。

在老家，那些老人的名字一个个都成了故人。下山后，我让四叔画一个示意图，把坟茔和名字标识上去，这样时间即使过去再久，后辈们也会知道祖先的位置。

这次回家还听到很多好消息，四叔家最小的妹妹国庆节要从杭州带男朋友回来见家长，大姐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摆酒了……这，又是一代人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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