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讲古代文体几种（思考的胆量和阅读的技巧）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媒体的力量，明清小说的出版和改编蔚为大观，象“金学”、“红学”，日益走下学者们研究的神圣殿堂，成为世俗共同的话题。

不管是看门道，还是看热闹，总得讲究个游戏规则，尤其面对《金瓶梅》一书时，颇需要些思考的胆量和阅读的技巧的。

陈独秀说过：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独秀文存》卷三）

在第一奇书《金瓶梅》中，这两大毛病有了自己的奇遇：

前者因有着“少儿不宜”的幌子，便使无数读者发生更广泛的兴趣，后者却滋养着专门研究者花开两朵，形成“瓶内学”和“瓶外学”。

《金瓶梅》的普通读者被原著有招有式的描写撩拨得神智错乱，接着又被一班资深望重的评家有招有式的论说拨弄得神智不清，总之，目前回归到对《金瓶梅》文本的解读才是重中之重。

《致命的狂欢——潘金莲与西门庆新说》， 石钟扬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在《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一书里，著者石钟扬凭借着思考的胆量和阅读的技巧，用力于文本的解读，则拨开层层迷雾，廓清诸多误解，该著堪称一部力作。

多少文学研究者称自己的研究言必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结果是武断抛出命题，简单套用公式，这样的一言堂式的印象治学多了，仿佛造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实都没有什么生命力，

而真正的文学审美则需要历史地、逻辑地揭示，《致命的狂欢》在阐析《金瓶梅》男女两大主人公的形象和性格时，就对文本一直做全息透视，有了这一阅读技巧，无形中增强了作者思考的胆量，尤其是对现时两种流行观念的质疑与论辩，深厚有力。

“万恶淫为首”，历来把潘金莲作为“天下第一淫妇”来审判，接着此起彼伏的骂评立即简单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入情入理的文学审美了。

《致命的狂欢》一书著者则要求读者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好去分解“红颜祸水”论的确切与否。

要对潘金莲做入情入理的审美，作者则主张“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方能持平”（《致命的狂欢》P25）。

作者摘引原著文句，又不时旁引文史资料，从而使坚实的引证与理性的审美相得益彰。

《致命的狂欢》历历列出潘金莲的色艺双全、智敏真率的特性，如此一个“虎中美女”不由自主错配给了“纸虎儿”武大郎，此时，该严责的是人妻厮守的痛苦无悔还是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无边？

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热恋，鼓动起生命的激情，之后，潘金莲不过是众妾之一，“她是个唯性、唯欲、唯情主义者，舍此种种，别无所求。

她以性为命，为情而生”（《致命的狂欢》P85），无钱无势无子的潘金莲在封建妾媵制度和男权主义双重锁链下生存拼打，最后，在“金瓶梅”世界里，这一最为风流的女性，命运与结局却最为悲惨。

既然说中国小说第一毛病是描写淫态，过显露，这也正反映了妇女一直处于淫威歧视的被玩弄的困境中，潘金莲“以性为命，为爱而亡”，她为妻不如意，为妾不安宁，始终做不安做不稳奴隶，这不正写出了历史时代的更深层次的悲剧意义吗？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石钟扬反复精读文本，多元审视文本，这样他的思考结果就不是空穴来风的臆语，也不是人云亦云的搬演，而是掷地有声的洪音，是力透纸背的椽笔。

当前，由于浓烈的男权主义心态导致的对《金瓶梅》中女性的骂评甚是流行，《致命的狂欢》一改前辙时调，其思考的胆量何其可贵！

石钟扬的一番话很是发人深省的：

“对于女性的评论，我既不持女权主义，也非‘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却主张至少可以‘妇女之友’（非金莲之友）的立场，设身处地去解读她们。以慈悲为怀，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切忌以骂代评”（《致命的狂欢》P18）。

对那些习惯骂评而未明了审美的研究家们而言，这也不啻是逆耳忠言。

思维的惰性因为缺乏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成为科学研究的死敌，在《金瓶梅》研究中，就有了：男权主义心态宿构了对潘金莲的骂评，时下的主流文化图解出对西门庆的盛誉。

文学是人学，《金瓶梅》研究者们动辄以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文化来图解原著，似乎马上就抬高了自己研究的价值所在，西门庆就成为他们忠贞不渝的“新兴商人”。

很快，那种对潘金莲的极其抽象的道德观念转化而来的审美印象，就在西门庆身上失效了。

这个集权势、金钱、美色三种欲望于一身的新型流氓摇身一变为“悲剧”的“新兴商人”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石钟扬就指出，西门庆“从官场到商场到‘情场’……方方面面，表现了一个流氓的极度狂欢”（《致命的狂欢》P182）。

西门庆的狂欢，是腐败的封建官僚主义的狂欢。

“他是流氓国家的产物，同时又是流氓国家的破坏者”（《致命的狂欢》P219），他无所不狂，终为性亡，他无恶不作是其流氓的本能行为，他的死咎由自取！

一旦对西门庆这个十六世纪新型流氓定位好了，人们才可以发掘他的喜剧价值，“你想研究旧中国吗？请研究流氓；你想研究流氓吗？请研究西门庆”（《致命的狂欢》P163）。

小说读者学无疑是文学接受美学中的重头戏，小说研究就要将文学作品文本与审美接受对象有机联系起来，使读者能够对文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阅读与欣赏、理解与评析。

正是出于这样的出发点，《致命的狂欢》一书在品读西门庆时，就注重紧扣原始文献，在事实的基础上论说，于是不断有真知灼见呈现给读者。

《致命的狂欢》全书通过“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来论说《金瓶梅》，诚如石钟扬在导言中坦言：

“我主张切实从文本实际出发去解读《金瓶梅》的两大主人公，平心而论，既不溢美，也不贬低。……我对《金瓶梅》是在看中思、在思中看，看了思了，然后更懂得珍爱生命、珍爱女性、珍爱人性；欢快地告别昨天，从而更珍惜今天，轻捷地迈向明天。”（《致命的狂欢》P18-19）

以西门庆、潘金莲为代表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旧中国流氓、奴隶的一个集中缩影。

人们对长篇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的阅读和论说，经由入情入理的文学审美，将还会对传统的文化、今天的建设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致命的狂欢》P1）。

《人性的倒影》 石钟扬 著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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