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大学的知青有多少（我是太渴望上大学了）

此愛太假 2023-02-20 18: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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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学的知青有多少（我是太渴望上大学了）(1)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800个作品

作者：杨立伟

40年前我的高考记忆

1977年:犹豫和放弃

1977年夏天，当高考招生制度即将恢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20周岁的我是下乡在黑龙江省抚远县前哨农场16连的知青，我们的连队距中国和苏联的边境界江乌苏里江只有8公里，当时我下乡三年，入党并担任连队干部也快一年了。

考上大学的知青有多少（我是太渴望上大学了）(2)

1977年下乡时的我，时年20周岁

最着急的是我的妈妈，妈妈当时在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医院工作，她到处托关系求人给我找复习资料，要我一定争取考上大学。当时这方面的书和资料特别紧缺，妈妈都是向别人借来，然后抄下来，有些数学复习题还有附图,妈妈都工工整整地照着画下来，给我抄了几大本子寄给我。哥哥、姐姐和弟弟也都来信一个劲地鼓动我。爸爸倒是没说太多，让我自己做慎重的选择。

我是太渴望上大学了。

从上小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在学校都是非常优秀的，小学二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就曾送给我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本让我自学，每天我除了完成二年级的功课后，还要做一份三年级的作业。那时我7周岁,按老师的计划,我小学二年级读完了就可以直接跳入四年级。全家人包括所有关心我的亲友都为我高兴，都在计算我上大学的年龄。但是, 没等我跳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席卷而来，使我的梦想成为了泡影。

读中学时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搞的教育改革，带来一线希望。当时传说大学要恢复考试招生了，学校里也开始重视教学，我找了好多文革前的教材自学，我的作文曾在学校语文竞赛获得一等奖。可是，随后而来的一个“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的日记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以及此后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又粉碎了我的大学梦。

去年也就是1976年，我曾报名上大学，就是在文革时期实行了多年的从工农兵中推荐那种方式。因为我们当时下乡已两年，有报名参加被推荐的资格了。我在招生目录上挑的是为西藏培养教师的一个大专班,我写了一篇要求上大学的申请。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上级刚刚批准我入党和提拔我当连队干部,怎么能放我走。过去听人讲过，在兵团农场不能干得太差，也不能干得太好。就是要表现的不好不坏，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与领导关系又搞得好，这样的人上学、参军、招工才会有份。象我这样的就属于干得“太好”的，单位把你当骨干不愿放，反而什么好事都没份。我写一个报名信，也仅仅是要表达一下心愿，不想放过一个机会罢了，最后我也没去成，大学梦再次破灭。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我怎么会不动心哪？

但是,我却在犹豫，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当时确有扎根北大荒干下去的心.当年我是主动报名来的,我很热爱这种战天斗地的生活,当我看到经过自己辛勤劳动开垦出大片的荒原,先后产出上千吨粮食,亲手打出甘甜的井水,盖出一幢幢房屋时,是从心眼里往外高兴的.我真的爱着北大荒,舍不得这块黑土地.我的责任感很强,真的认为农场和连队离不开我。

二是因为去年我的报名上大学，虽然没去成，但后来才知道，我的报名，引起了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对我产生了误解。他是我的同学，三年前我们从共同的母校一起下乡到这里，在一个被窝里挤过两年，同甘共苦，几乎同时入党提干，他现在担任连队的副连长。出于珍惜友谊，想改变他对我的误解，我想全力支持他上大学。我曾和妈妈谈过这个想法，妈妈不以为然，说:“你们可以一起考嘛，现在提倡鼓励青年人考大学，互相并不影响啊。”我说:“我们都是连队干部，如果都去复习考学，必然影响工作，场里也可能不批准。我把工作担起来，他就可以安心复习，等他考上大学后再说。”其实我是否报名考学，可能并不会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当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最后，我放弃了参加1977年的高考，我把妈妈寄给我的所有复习资料，全部送给了我那位朋友，并利用我在连队担任干部的优势，分担了他的工作，尽可能的给他宽松的学习时间，全力为他的复习应考创造条件。他参加了高考，被哈尔滨一所部属本科院校录取，4年后，他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央某部，现在也是一高官了。

在朋友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下定了决心，开始复习功课，参加1978年高考!

1978年:参加和落榜

我找找剩下的课本和资料开始复习备考，说是复习，实际是重新学习，因为太多内容我们上学时根本就没学过，又毕业了几年!

真要复习功课，又谈何容易?每天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干，直到晚上才能抽点时间看几页书，还常常要被打断，这样能复习好吗?

我放弃了一切休息、娱乐，甚至睡觉。偶尔场部放映队来放场电影我也不看,只要是工作之外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春季播种正要开始，农场却安排连长外出参观学习一个月，他走后，我主持全连工作，我一边安排连队工作,一边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备考。传来消息说，今年要进行两次考试，一次是初考，初考过关后才能参加全国统考。初考可能在5月进行。顿时，连里一些准备参加高考的人们紧张了起来，我尽力安排这些准备参考的人一些复习准备时间。可我自己怎么办?完全脱产学习是不可能的呀，只好自己想办法。

每天早晨，我安排完工作，把统计员找过来，告诉他，”我到农具场烘炉房去看书，你在连部帮我看着点，别告诉别人，天只要不塌下来，你就别来找我!"

就这样总算胡乱看了几天书。但由于连长不在家，连里大事小事都要找我，我也不可能完全"躲起来"，也不可能安心地读书。

初考的日期到了,我和连里准备应考的知青们去场部报到.考试是在场部的中学进行,文科考政治,语文,历史.这3门课我准备的还可以,答题也很顺利.几位监考的老师很注意我的答卷,都说我有希望.

初考之后,春播已结束,繁忙的工作稍有缓解,连长参观学习也回来了.我和连长商量,能不能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专心复习一下功课,他也同意了.这时初考的结果已经公布,我榜上有名,可以参加复试,但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因为我知道我在学校读书的10年,大部分在文革时期,经常下厂下乡劳动,搞政治运动,没上过全天的课,经常每天就上两节课,最多上到四节课.历史课只学历代农民大起义,地理一天没学过,英语只学了26个字母和毛主席万岁等几句政治口号.主科数学和语文学得也很少,特别是数学,许多课程根本也没学过,补习起来很难.

小麦黄熟季节,接到了复试的通知.因我们农场考生少,不能单独设立考场,所以要到200公里之外的秦德利农场去参加考试,全场的考生提前到场部集中,然后场里派车送到秦德利农场.

我因为是连队干部,参加正式的国家统一高考需要农场批准.我到场部后,先去了政治部和组织科报到,政治部的朱主任告诉我,场里曾考虑过不批准我参加高考,但后来经过研究还是同意了.考上了就去上大学,考不上还回来安心工作吧.

参加复试的只有十多个人,场里派了一台南京"嘎司"送我们.大家就坐在车厢板上,汽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一天,沿途的山坡,森林,迎面扑来的风,公路上不断泛起的沙土和一直陪伴我们的天空,云彩,太阳,渐渐平息了我翻动的心潮.

到达秦德利农场已是傍晚,我们住进招待所.这里是上下铺,大家人谈着天,交换着信息,也探讨着一些问题.屋子里乱糟糟的,我却无心参加他们的谈话,一心直想着抓紧时间多看看书,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了.参加高考的连队干部只有我一个人,大家对我挺客气,我也乐得清闲,自顾自地看书.

这些人多半是在机关工作,或在学校当老师,复习的条件都比我要好.但从言语谈吐来看,我觉得多数人没多大希望,只有一个人特别引起我注意.这是个上海知青,是老高三的毕业生,下乡后又一直当老师,数理化外语都相当好.戴付眼镜,文质彬彬的,谈吐得体,略带风趣幽默.在参加这次高考前,他已直接参加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考试,希望很大.有人问他,既已考了研究生,为何还要参加高考,他笑笑说:"双保险嘛!"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大家对于他都很服气,我也觉得他一定能考取.

三天的考试转眼过去，政治、语文、历史这三门我感觉还可以，地理差一些，因为在学校一天地理也没学过呀。等到第三天考完数学和英语，我知道，失败已经定局。

那天傍晚，我沿着山路独自一人慢慢地走着，目送着落日。那天的夕阳血红血红，晚霞美极了。可当太阳一点点落下山去时，我却感到心中的希望也象那太阳一样，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暮色降临，繁星满天，夜风习凉，我就独自一人在这山路上走啊走。夜深了，我才回到招待所，大家都已睡下。我连晚饭也没吃，躺在床上，彻夜未眠。

考完后我们又乘车颠簸一天，回到前哨农场。天色已晚，没有车下连队，我只好在场部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独自上路，走回连队。骄阳似火，路两旁都是黄熟的麦子，麦收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不断有过路的车，但我一辆也没拦，我只想独自走一走，静静心。75里路我汗津津地走了6个多小时，到连队时，许多知青围上来问长问短，我也无心答话。连队正在会餐，原来今天刚开过麦收誓师动员会，连里杀了一口猪，几百号人正在喝酒呢。我自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大家都来敬酒，我也来者不拒，大号的缸子我喝了一缸子半，足有2斤多.，65度的北大荒白酒啊。不知何时已失了神智，酒醒时已是第2天下午了。

一个多月之后，高考分数下来了，我得了289分。语文、政治、历史考得还可以，都得了70多分；地理59分；数学只得了6分!总分距当年的录取线相差11分。

1979年:搭上末班车

1977年放弃高考，1978年没考上，大学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1979年3月，我办理了接班返城手续，回到故乡哈尔滨，接妈妈的班到太平区人民医院工作。工作之余靠读小说打发时间，自学了一些数学和英语，进展也不大。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们也纷纷劝导我，下乡5年回来，已经有了正式工作，该找个对象结婚了。大学不是我们这代人能上的了，如果77年或78年能考上也就考上了，现在应届高中生都正规教育好几年了，你能考过他们?

我好象也默认了这种状况，准备把大学梦彻底埋葬了。

有一天，在单位有人议论起今年高考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这几乎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顿时，儿时的梦在我心中苏醒，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开始兴奋和紧张，还要拼一次!当晚我就又拿起了应考的书本，这时已经是6月中旬，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我向单位请了20天假，回家复习准备应考。

我把这20天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总结去年高考的经验，我的语文底子还算好，不看了；历史和政治去年看的很多，也不用花太多工夫；地理我主攻比较难弄的时区、日界线问题；力争这4科单科平均达到75分左右，4科总分拿到300分，估计就能进录取线了。然后数学得几分是几分，数学想考好是不可能了，我就集中把其中因式分解的部门钻研透，花了很多时间做各种练习题，基本达到只要是道因式分解题我就能拿下的状态，别的只能碰运气了。在临考前最后3天，我拿了一本政治复习提纲，到松花江边公园找一个僻静地方，坐在长椅上面对大江，看一眼书，在心里默记一下，政治就算是复习了。

高考当时是在最炎热的7月里，7日8日9日考三天。我的考场在太平区12中学。由于有去年在农场那艰难的参考经历，觉得今年要舒服多了。每天早上在家吃了饭，骑车早早到了考场外，边看书边等着进场；上午考完后，中午找个小饭馆吃碗面，然后坐在考场门外又翻开下一场要考科目的书本。连续两天，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都顺利考过去，感觉不错。第三天上午考数学，这是我去年翻船的科目，我的滑铁卢啊！我故作镇静地走入考场，打开卷子，第一道大题映入眼帘：因式分解！20分！我就好像看到了大学瑰丽殿堂大门打开了一道缝隙！我迅速地将这每道4分的5道小题认真解出，然后一遍遍验算，直到我确信这几道题肯定正确才停下。我往考卷后面看看，后面的题我基本做不了，只是有一道7分的题，似乎应该用到勾股定理，我就把勾股定理写到那道题下面。我用了不到一小时就第一个交卷出了考场。

一个多月后，考试成绩公布了，是在哈尔滨市太平区政府院子里用大白纸张榜，按考生成绩排名，我的成绩列在太平区第7位。语文78、历史76、政治72、地理71，前4科拿到了297分，数学得到宝贵的23分。看来第一大题20分全拿了,后面写上那个勾股定理也拿了3分，我的总分得到了320分!我终于抓住了人生中难得的机会，搭上了末班车，冲进了大学门!

后来才知道，1979年是恢复高考后三年里最难考的一年。经过77和78两年数量比较大的招生，79年招生数量大减，全国只招收27万人，比上年招生数量减少了10多万人。而经过这两年的预热，全国报考的人数又大增，下乡知青、社会青年和经过结束文革恢复正规教育几年的应届高中生同场竞技，每100个考生只有4个被录取!这个比例在中国高考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考题难度也骤然加大，使得考生的平均考试成绩也下降很多，记得当时新闻节目里还专门提到，说是今年考试命题难度加大了，普遍分数不高，但是录取分数线也会随之调整，希望广大考生不要过于担心云云。后来公布的录取分数线也实在不高，文科265分，理工科只有250分!每科平均50多分就录取了，录取线之低恐怕也是高考史上所仅见。

就这样，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经过1977年的犹豫和放弃，在1978、1979连续两年参加了两场初试和两场复试，终于在1979年9月走进黑龙江大学，成为一名中文系学生，园了我的大学梦。由于我有下乡5年和入党当干部的经历，我被指定为班长。我们中文79全学年三个班93人,大的有文革前老高三毕业生,已经参加工作10年,30岁出头了,小的是应届高中生只有16岁,相差15岁之多! 我那年22岁，年龄排在第33位，那真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大学的特殊时期。

入学后一个月学校进行了一次体检,在测视力和称体重时，我吓了一跳:视力只有0.4和0.5；体重135斤。要知道,就在半年多前我返城时在我的单位体检，视力是1.0和1.2；体重153斤!准备高考这连滚带爬的20多天里，我的视力下降了60%，体重掉了近20斤，平均每天要掉一斤肉啊!

考上大学的知青有多少（我是太渴望上大学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