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彩虹眷村”一角（在台中市，有一个眷村因为遍布七彩“涂鸦”而被称为“彩虹眷村”，成为当地的热门景点，创作这些画作的是被人们昵称为“彩虹爷爷”的退伍老兵黄永阜） 资料图片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行走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行走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彩虹眷村”一角（在台中市，有一个眷村因为遍布七彩“涂鸦”而被称为“彩虹眷村”，成为当地的热门景点，创作这些画作的是被人们昵称为“彩虹爷爷”的退伍老兵黄永阜） 资料图片

书名：《夜听潮集》作者：林贤治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1内容简介:这是林贤治先生最新出版的一部随笔、评论集。本书沿着作者一贯的路向，笔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诸领域。其中有重大事件的记述，有珍稀史料的钩沉；有社会世相的显影，有私人记忆的重现；有古今人物的素描，有中西书籍的评介。作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往往借打通时空的限界，寻绎诸多事象的勾连。所以，即使各篇取材不同，形态各异，却因致力于追寻事物的本源，而在诗性的语言之下，展露出某种思想的深度来。

新文化周刊Z1版~Z4版

编者按

《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曾说过:“虽然随着自由行的开放，两岸年轻人的走动越来越频繁，但是台湾和大陆的青年都在彼此想象对方，误解还存在。”

我想，这误解肯定不是花三五天的时间随便走走看看就能解除的。不过，借由一些书籍或文章，或可了解一点情况、解除一些疑惑，本期封面文章正有此作用，若你有意向台湾走起，不妨来读一读。

封面文章

■牛角

关于旅游，我有一点想法，那就是要了解一个地方，你得花大把的时间待在那里，走马观花是不成的。说起来我就很羡慕我的一个同学，他读博士的时候获得了一次交流机会，去台湾一年，这个时间跨度，我想是了解台湾，甚至只是了解台北的一个起码的底线了。那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呢？

在一个地方生活和旅游完全是两个概念。旅游的人，花着钱占着时间，所以必须要仔细感受，希望在这仅有的时间里深切地了解他所行走的地方，所以他对所见所闻都印象深刻。然而也是因为时间上的局限性，旅行的人对于一个地方的认识往往充满了偶然，这种偶然又会被旅行者那种深切渴望放大，最后简单地形成成见，或好或坏，但很可能不真实。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完全相反了，他们不会因为偶然的见闻对家乡产生或好或坏的成见，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地方，去纠正所有的误解。

大陆客

音乐人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述关于台湾的历史，开篇语这么说：“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里保留了我们的过去，并预示了我们的未来。”打从两岸开放旅游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文化人拜访了台湾。而他们又无一不对台湾印象良好，比如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台湾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我们这边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断裂了。作家韩寒的原话是这样的：“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共识，就是不少人在台湾丢了钱包都被找回来了。诸如此类的具体印象，让高晓松们得出了“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样的结论。

当然，也有人会反思大陆人对台湾的这种观感，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台湾，还是添加了我们的视角？比如蒋方舟，她在文章里写道：台湾人的确很好，温良恭俭让，亲切友善温和有礼。其中有多少是源于大陆人对台湾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们，正如台湾钱永祥教授所说，“台湾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陆人所投射的期望。”“换言之，大陆人乃是台湾人的‘有意义的他者’”。就好像罗永浩说的，既然牛已经吹出去了，我也只好努力向那个境界靠拢。但问题在于，台湾的美好主要来自大陆人不由分说的赞美。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吗？”

台湾仔

写出《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就说：“整个大陆的年轻人都喜欢用台湾去投射大陆社会。比如前几年说台湾社会是温良恭俭让，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蒋方舟和韩寒去了台湾，都会丢手机丢钱，然后又找到了，白岩松也在台湾丢过东西，也找到了。很奇怪，我在台北丢了手机，就从来没有被人送回来。”对于丢东西这件事，蒋方舟倒是解释过，台湾当地警方之所以那么积极，主要是因为蒋方舟大陆游客的身份，这里有面子问题。当然，我想要谈论的不是丢东西的问题，而是廖信忠和他的新书《我们台湾这些年2》。

廖信忠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仔。说土生土长，是因为他是地道的“本省人”。2007年的时候，廖信忠因工作关系，被公司派到上海。闲得无聊，他就在天涯上写自己在台湾的成长史，结果写出了《我们台湾这些年》（2009年11月出版），畅销百万册。我没赶上天涯的连载，是后来看的书籍。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书，不如说是个人回忆录，讲述的是时代烙印在他自己身上和身边的故事。语言也轻松活泼，类似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火大了，这是廖信忠始料不及的。他俨然成了台湾的代言人，这让他惶恐起来，他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了某种使命感，作为两岸青年沟通的一座桥梁，他有责任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来讲述台湾。于是就有了如今这本《我们台湾这些年2》。

当然，态度上的严谨并未破坏文字的轻松。廖信忠并没有放弃他的小人物视角和讲故事风格。他说：“的确有很多写台湾的书，但那些都是很宏大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视角，其实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小人物的身边事。所以我的书里，都是从一些民间传闻、都市传说、街头巷尾的耳语之类的，去拼凑出整个时代气氛的转变。”

民风彪悍

我个人以前对台湾的了解，或者说对于台湾的兴趣，是起始于1949年的。因为这之后的台湾历史与大陆发生了深远的联系，而这之前，这个小岛上的故事，我其实是不怎么关心的。比如台湾的原住民，在看电影《赛德克巴莱》之前，我的印象仅止于他们的歌曲。在高晓松的节目里，对于1949年以前的台湾史，也是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就带过了，显然他知道观众真正想听的是什么。

台湾的族群问题，可能是台湾历史中最重要而又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部分。我们更多关注和了解的是“二二八惨案”以及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而这之前，本省人自己的矛盾，我们往往不感兴趣。但实际上，是本省人的历史，塑造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如果我们细看这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候的台湾人跟“温良恭俭让”真是毫不沾边，用“民风彪悍”来形容可能更恰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道理不仅仅适用于生物的进化，在人类社会中也是适用的。台湾作为一个岛屿，上面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移民，原住民也不例外。汉族人去台湾，主要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在海运不发达的年代，去台湾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当时谚语有云：“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所以那个时候，台湾海峡也被称为“黑水沟”，而朝廷政策的反复，又让渡海者有了政治上的风险。而且并不是到了台湾就万事大吉了，你还要生存，还要竞争，你要对抗水土，还要抢夺资源。你想想，在这样残酷的淘汰下，能在台湾繁衍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有勇气、有毅力、还得身强力壮。

闽南与客家

早期汉人和原住民的关系，特别类似于早期北美殖民地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原住民的土地渐渐被汉人蚕食，要么被同化，要么就向穷乡僻壤里移民。这让我想起罗永浩的一个段子：我们管人家叫“高山族”，那是被汉人赶到山上去的，猴子才住在山上呢。

更激烈的竞争爆发于汉人内部，来自福建的闽南人和来自广东的客家人。闽南人主要来自于福建漳州和泉州，他们移民台湾更早，人口也更多。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的潮汕地区，当时在台湾的移民人数也就是闽南人的十分之一吧。据说客家人移民人数少的原因是康熙年间收复台湾的施琅坚决禁止客家人迁台。所以客家人的移民谚语比闽南人惨烈多了：千个人去无人转。因为客家人没有户口，所以也就没有土地，他们主要是给闽南人做佣工。这关系你说好得了吗？而真正让他们变成世仇的，则是几场战争。比如康熙末年的朱一贵抗清事件。

朱一贵是漳州人，养鸭大王。为了反抗台湾知府的压迫，打着明室后代、反清复明的旗号率领闽南贫民起义了。而另一个潮州人杜君英，带领着他的客家佣工也起义了。很快两家起义军兵合一处，打败了清兵。然后狗血的剧情又开始了，朱一贵为争夺起义军领导权，给杜君英设下鸿门宴，杜君英侥幸逃脱，但他的客家大军只剩下一万人了。他派人突破封锁，回到客家聚集地，告诉客家人他们被闽南人屠杀的情况。客家人立刻对周边的闽南村庄实施血腥报复。朱一贵一看闽南人被客家人屠杀，于是决定派兵南下。客家人人少自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客家人选择了拥护朝廷。在客家人和清兵的合击下，朱一贵起义被绞杀。这件事有两个后果，一个是清朝解除了粤籍人来台的限制，此后潮州、惠州客家人纷纷渡台。另一个后果则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就此结下了血海深仇。也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多少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悲剧。

在很长一段历史里，闽南人和客家人的争斗不断。而当权者为了统治，往往选择纵容这种矛盾。台湾地方史就常有“治时闽欺粤，乱时粤侮闽”的记载。即使是到了国民党来台之后，面对“外省人”的强大势力，双方仍然难以和解。比如在闽南人眼里，台湾人的组成是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客家人被剔除出本省人之外，而客家人对于各种不公正也十分敏感。前不久发生一件事，台湾公职人员考试，国文科出现闽南语民歌《补破网》歌词的阅读测验。客家人不干了，纷纷抗议。最后考试院屈服于政治压力，宣布该题不算分。客家人抗议的，不是考试没有客家话的题目，而是出现了福建佬话试题，是可忍孰不可忍。

宝岛一村

早听说过“眷村”这个名字，具体了解细节是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伟忠妈妈的眷村》。伟忠姓王，是台湾著名的综艺节目制片人。王伟忠拍这部片子，是因为他生长的嘉义建国二村即将拆迁，而王伟忠父母一辈，在这里居住了五十几年，其中的感情可想而知。

所谓眷村，就是来台军人及其眷属聚居的村落，有点类似于大陆这边的部队大院。在全台湾的部队附近几乎都有眷村，而在本省人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眷村类似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当然按照军种和等级，眷村也有好坏之分，好的类似于美国郊区的小区，坏的则和贫民窟相仿。然而不管是哪个等级的眷村，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员构成复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一个眷村，就像一个小小的中国，于是形成了特有的眷村文化，而眷村最著名的文化，是乡愁。

最初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想过会在这里住一辈子，以为过不了几年，就可以跟着“蒋总统”去“反攻大陆”了。王伟忠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讲父母当年的事儿，当初他爸爸带他妈妈去台湾，跟他妈妈的父母保证去玩玩就回来，结果直到最后开放大陆探亲才能再回去。他母亲回去哭着跪在伟忠姥姥面前，老人说，你会玩呀，一玩就是40年……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描述这种离别，“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王伟忠的眷村情结很深，除了这部纪录片，前几年他还和戏剧导演赖声川合作了一部舞台剧《宝岛一村》，这部剧在大陆巡回上映后引发了大陆观众对眷村的极大兴趣，感觉眷村的生活是如此美好，简直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地步了。那是眷村吗？那是桃花源。大陆观众的反应也把台湾的外省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生出了“哪有那么好”的感叹。

究其原因，一方面怀旧这种思绪往往容易让人把过去美化，只留住美好的东西，而忘掉苦难的记忆。另一方面，王伟忠出身的建国二村乃是空军眷村，条件在眷村里本来也是好的。起码在廖信忠这样的本省人的眼里，眷村远没有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那样美好。

眷村里最惨的，莫过于基层的单身老兵。一开始出于战争考虑，他们不被允许结婚。到了后来政策改了，他们却找不到对象了。本来外省人中女性就不多，而且主要都是家眷。而本省人，即便不谈族群的隔阂，谁愿意把女儿嫁给这些又穷又老的老光棍啊？

最后那些嫁给老兵的台湾女人，有一部分是智力或肢体障碍者，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原住民妇女，有一部分是家庭贫困想靠女儿“改善家境”的人……像高金素梅，她的父亲就是外省老兵，母亲是原住民。廖信忠说：眷村始终是台湾重度智障与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区，在台湾各地的精神科门诊（尤其是东部地区或荣民总医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几岁的荣民父亲（指退伍老兵），带着他智障或精神疾病的妻子，来探视刚刚发病住院的子女，那是个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场面。

这才是眷村的一体两面。而更大的误会在于，人们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只占了六分之一。所以，“伟忠妈妈的眷村”不代表眷村的全部，而眷村的生活方式，也代表不了整个外省人群体。

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台湾历史的残酷一面，那是因为这一面往往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但这又是真实的一面。不了解这一面，我们又怎么敢说自己了解台湾？张雨生有一首歌叫《心底的中国》，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叫中国，我曾经没有把握。”对他们这代人来说，中国是属于他们父辈的乡愁，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很遥远的地方。

一切印象都是主观的，都是情绪化的，都是道听途说的。直到有一天，你能亲自去看看，听那里的人讲讲，你才能得到一个血肉丰满的印象。对台湾人如此，对大陆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然后彼此执手相看泪眼，感叹一声：大家都不容易啊！

书名：《我们台湾这些年2》

作者：廖信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内容简介：这本书的内容，就像作者自己说的那样：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真是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在这本书里，我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讲述三十多年来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与小八卦，与您分享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作者简介：廖信忠，1977年出生于台湾，在台湾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后被派往上海，从而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32岁的廖信忠因《我们台湾这些年》几乎一夜成名。时隔五年后，《我们台湾这些年2》又得以出版。

编辑：李艳华美编：姜恒校审：周伯令

近日最为畅销的书，大概就属《耳语者》和《小于一》了，这两本书在各种年度书单中的提及率都是颇高的，而且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与前苏联有关，前者记录的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后者的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因被前苏联政府当局强制遣送离境，才前往美国定居，成为俄裔美籍著名诗人。这两本书缘何受到关注，相信是那份厚重的历史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快意。

无独有偶，诗人林贤治在其最新推出的随笔集《夜听潮集》中，也以对珍稀史料的钩沉，呈现出了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在这里先推荐一段书摘，以理解一位书写者的使命。 ———编者

1980年年底，得知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逝世的消息后，远在美国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着手准备一篇诗人遗孀的悼词。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3月初的《纽约书评》上，后收录于散文集《小于一》，成为了哀悼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与诗人的遗孀最有名篇章，它的开篇值得我们反复吟诵：“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60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被驱逐的诗人布罗茨基

诗人的遗孀，没有比这种更为讽刺的说法了，换句话说，诗人之死成就了一种遗孀文学，写诗在俄国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或者用布罗茨基的另一个说法，写诗是死亡的练习。布罗茨基没有死在那里，这是因为他足够幸运，当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断将诗人放逐或者投入劳改营之时，他还没有出生。他也足够不幸，斯大林之死并未终结这种荒诞的恐怖体制，作为诗人生活在这个国家，注定会有着卡夫卡一般的梦魇经历。1940年出生的布罗茨基，一岁时在母亲的襁褓里，在枪林弹雨中逃离被困的彼得堡。十五岁时辍学，做过工人、地质勘探队员、太平间看护员等各种杂役。十八岁时作为诗人出名，被扣上不劳而获的帽子。二十岁第一次被捕，二十三岁坐牢，被关进疯人院，成为第一个因为写诗和不劳而获罪被判流放的诗人。1972年，即在诗人三十二岁时，他被驱逐出了自己的祖国。

这也许是诗人不幸中的万幸，至少他没有成为遗孀文学凭吊的对象，诗人之死没有完成时。还是苏珊·桑塔格说得好，布罗茨基着落在了美国，着落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善良导弹，承载着不仅是他的天才，还有诗人源自俄国文学崇高而严苛的威严感。布罗茨基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但他始终是一位伟大的俄语诗人。换句话说，当诗人无法通过写诗来生活的时候，他学会了用英语写作散文，用英语教授诗歌。当然，他所教授的诗歌源自他青少年时期仰慕和学习的俄国诗人，1987年，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在演讲词中提到了他青少年时期令他受益的那些伟大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大部分是俄国诗人，还有英国诗人奥登、弗罗斯特等。对这些诗人的回忆和诗歌解析构成了散文集《小于一》中大部分篇幅的内容。

《小于一》中最后一篇《一个半房间》是布罗茨基回忆父母的温情之作。布罗茨基说，我用英语写这篇文章，是想让父母获得多多少少的自由空间，因为这是他们看见儿子和美国的唯一机会。布罗茨基离开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双亲，他们梦想着可以去美国探望自己的儿子，一次次穿梭于国家机关面前，祈求可以获得一次机会，而国家告诉他们这样的探访最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数次在冰冷机关面前申诉，直至他们老去，这个重复的场景在布罗茨基的脑海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

“一个半房间”的家庭生活

当然，这篇散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就如同这“一个半房间”，就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核心意义所在。布罗茨基在回忆中写到，我们三个人住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里：父亲、母亲和我。一个家庭，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这里，布罗茨基用了一个很讽刺性的说法，他觉得他们一家人很幸运，尤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幸存者。

这个“一个半房间”就是战后前苏联普通家庭生活的常态配置。苏维埃革命后，为了配合把资产阶级“密集化”的政策，公寓都被切割成碎片，每个家庭用一个房间，人均居住面积是九平方米。在奥兰多·费吉斯所著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中，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有更细腻深刻的描述。

《耳语者》是城市版的《古拉格》

费吉斯说《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的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这部厚达七百多页的著作，通过数百个普通的苏维埃家庭，把1917年之后及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书写。如果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关注的是古拉格的流放者，那么费吉斯的《耳语者》关注的则是流放者的家庭———那些留守者如何在破碎的家庭中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生活。《耳语者》是城市版的古拉格群岛。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所谓“耳语者”的含义已经注明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处。俄语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词汇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另外一种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者。在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和留守者的常态，或为第一种，或为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

由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公共公寓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必需，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资产阶级家庭，以便监视。

在费吉斯看来，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共用公寓几乎造成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费吉斯采访的一位幸存者居民回忆在共用公寓的生活：“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家庭曾经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保持自己私人生活的最后居所。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致力于粉碎家庭所保存的最后一缕温情，让每个人放弃留守自己的最后一点隐私权，完全成为服务于国家和集体的效忠对象。在他们的统治秩序中，革命的对象可以完全成为一个大公无私者，每个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家庭，为了破坏家庭，他们建造共用公寓，他们实施各种监控和告密，对儿童进行集体化生活的教育，把任何反对集体化进程的人流放至古拉格等等。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

《小于一》与《耳语者》受到热捧，不言而喻，我们不是在阅读书籍，我们只是想驱散历史的迷雾，从而对未来充满希翼。

文/思郁

■摘读

幽暗的书写者

七八年前，因为要编一个年度文学选本，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学杂志。文字重重叠叠，气闷中，顿觉有一道霹雳，击破这一大片混沌的水雾。那是署名夏榆的一篇文章：《失踪的生活》。

原来，我与这位作者在《南方周末》的一次聚会中见过面，不过从来不曾联络过，其实在当时，彼此也没有过什么交谈。论印象，他没有那种文人做派，敦实的个子，木实的模样多少让人感到亲近，只是想不到他能写这样的文章。

我以集束的形式编发了夏榆的散文，并且置于选本的卷首位置，向读者做了推荐。两年过后，我又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白天遇见黑暗》。在我所编的年度选本里，几乎每年都选入他的文字，为此曾经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责备我对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偏爱。我承认，我是一个偏执主义者。对于文学，我始终坚持一个观念论原则，就是：书写幽暗乃最高意义上的写作。

文人喜闲适。上世纪30年代有过“京派”与“海派”之争，这“京派”，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典型。近些时候又有人标榜“新京派”，走的是同一条传统的路子。可是，夏榆的文字是无法叫人适意的。他的集子是一个打开的洞穴：黑暗，静寂，充满广大无边的虚无。在那里，不时响起瓦斯的爆炸声，救护车的尖锐而疾速的鸣笛，黑衣人震天的哭号，当然还有被淹没的无声的饮泣……夏榆把自己的家庭深深植入矿区的生活，然后无情地撕开，让我们看见暴力、叛卖、暧昧、压抑、惊恐、焦虑和苦痛。他写了自己，从顶班下井的小矿工到京漂一族，那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史和追寻史。孤独中，因为遭逢一些特异的物件，比如书籍、半导体收音机，他中了外部世界的蛊惑，愈加不满于眼前幽暗；目睹大面积的伤亡，包括自戕，离奇入狱与神秘失踪的种种，终于使他下定决心逃离———其实那是一种艰难而动荡的前途未卜的生活。

在夏榆的叙说里，赵松的歌声，L用铅笔小心勾画的政治明星的肖像，张明亮的《大悲咒》，让我过目难忘。前些年，由于接连发生的矿难，我曾经追踪阅读过相关的报道。在新闻记者那里，我看到的是灾难外部的可怕的框架，生命的脆弱和卑贱；而在夏榆这里，才洞见了内心的黑暗，幽暗中人性所作的沉潜的绝望的反抗。

当夏榆远离矿区，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的时候，所见依然幽暗。长期生活在幽暗中的人，已然习惯于凝视幽暗。幽暗是一种实存。沿着不断向前延伸的铁轨，他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流亡者、上访者、妓女、拆迁户。场景和故事不断转换，而幽暗是同一的。记者的生涯，让夏榆走得更远，也走得更深。他不但深入到荒瘠的中国腹地，现实中的幽暗地带，还深入“文革”，深入那些早已沉沦于岁月深渊中的集体记忆，直到域外的奥斯威辛和柏林墙。他寻找不幸的人，也寻找倾心的人物；寻找幽暗，也寻找光明的源头。在他那里，国家和民族，轮廓分明而又没有限界。他以悲悯，以理性，以对自由的渴望和人道主义的热情，从中发现人类血脉的联结。

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提醒说，值得注意的，不应当只是拉美的文学表现，而是这块孤独的大陆的异乎寻常的现实本身。正是这一现实，每时每刻都决定着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的创作的源泉。他说，他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一个数码，因此毫无例外地属于这一源泉。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新进的作家群起模仿《百年孤独》，殊不知那魔幻、那荒诞，并非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而是直接来自拉美的现实生活。马尔克斯说过：为命运所决定，作家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夏榆的写作多属纪实之作，即使小说，也不像那类凭空臆想以炫示“才华”的作家。他深知，他是被矿工和广大底层的命运指定的数码，因此，宁可受困于现实生活，也不愿委身于无根的想象。他说，“我成了一个被真实生活所裹挟的人”，“也是一个被真实生活所救赎的人”。为幽暗而写作成了他的宿命。

就是说，夏榆自始至终走不出矿区。矿区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原型，一个隐喻，一个象征。幽暗、封闭、压抑。要勇于面对，而且看清其中的所有一切，作家的内心必须有光。夏榆曾经称引过俄罗斯天才的黑暗书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黑暗也是一种真理。”这种真理特别严酷，接受它，首先需要经受道德良知的考验。

读夏榆的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自然、准确、坚实有力。毫无疑问，他把写作当成了个体生存的一部分。在这里，艺术表现不是什么修辞学、风格学的东西，而是作者的生命质地和生存状态的外铄。所以，我们看到，夏榆是朴素的，不是华美的；是明朗的，不是含蓄的；是掘进式的，不是呈碎片化的。在许多篇章里，我们看到他的用笔散漫无依，甚至离题万里，如《我知道黑夜的悲伤》和《在天之上，地之下》，其实这正是上下求索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貌似疏离，却仍然有着同一的方向，同一个场。

我与夏榆之间，谈不上亲密的关系，十年中不过见面几回，平时也很少书信来往。不过，依靠书报，我可以不断地读到他的书写幽暗的文字，这些文字，会唤起我深切的同感。今天，当他的又一部幽暗之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愿意写下多年阅读的感受，献与作者，连同众多喜爱光明的读者。

（摘自《夜听潮集》林贤治 著）

《白夜行》梗概

《白夜行》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代表作，该小说于1997年1月至1999年1月间连载于期刊，单行本1999年8月在日本发行。故事围绕着一对有着不同寻常情愫的小学生展开。1973年，大阪的一栋废弃建筑内发现了一具男尸，此后19年，嫌疑人之女雪穗与被害者之子桐原亮司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跻身上流社会，一个却在底层游走，而他们身边的人，却接二连三地离奇死去，警察经过19年的艰苦追踪，终于使真相大白。

小说将无望却坚守的凄凉爱情和执著而缜密的冷静推理完美结合，被众多“东饭”视作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无冕之王，被称为东野笔下最绝望的念想、最悲恸的守望，出版之后引起巨大轰动，使东野圭吾成为天王级作家。

（图片由左至右依次为韩影版、日剧版、日影版）

日本悬疑大师东野圭吾的代表作《白夜行》，以极动人的爱情和极恶的人性，以及极其特殊的写法成为现代悬疑小说的经典之作。而这部小说极具视觉感，被日韩两国的电影人和电视人在短短几年间就翻拍成了两部电影、一部电视剧，而这三个版本给人的感觉，就像站在不同的地点，看到了三种不一样的风景。

日剧版率先问世，它把一部悬疑犯罪小说改编成了纯爱犯罪日剧，去其悬疑，只剩浪漫。《白夜行》小说最特殊之处，就是男女主角虽然命运息息相关，但三十余万字里，他们却一次也没有碰面，足以令人称奇。可是在日剧版里，从小到死，男女主角始终都相依相伴，甚至还有一次亲密接触，这就把小说中最精彩的悬疑部分尽数抛弃，而是把笔墨放在男女主角如何与警察斗智斗勇，十分令人遗憾。不过，日剧版令人夸赞的是女主角雪穗的选角，扮演童年雪穗的小演员福田麻由子与小说中人物同龄，年仅11岁，但演技非常成熟，为其后的故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年雪穗的扮演者绫濑遥的外表和气质与原著人物契合度很高，美貌优雅，而其他配角选角大部分也贴近原著，也因此让该日剧成为原著粉丝心目中的第一经典。站在日剧角度看，《白夜行》是一部爱而不得的爱情悲剧，那些血腥的犯罪，黑暗的人性，也都不过是扭曲的爱罢了。

《白夜行》的第二个版本来自韩国，朴信宇导演携手孙艺珍、韩石圭、高洙等人奉献了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版本，它把原著小说中的日本名字改成了韩国名字，唐泽雪穗变成了柳美皓。如果抛开《白夜行》这个故事，作为一部犯罪题材的影片，韩版《白夜行》值得一看，这个版本的主角不再是苦恋的男女主角，而是刑警，整部电影都是从刑警的角度讲述，甚至凭空创作了一个帮助警察破案的美丽女秘书角色。男女主角的年纪同时被改大了很多，女主角内心被重新解读，她不再单纯为了爱，除了爱她更需要另外一样东西———钱，柳美皓比原著更冷酷、贪婪，加上孙艺珍绝世的美貌，她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蛇蝎美女，如果没有看过原著，韩版《白夜行》就成了美丽女人勾引童年男伴犯罪的故事。而真正的男主角戏份不多，故事没有任何展开，性格也不明晰，成了似是而非的“酱油”，这就让两人之间的爱情缺乏着墨，导演更是为两人各自安排了一场大胆床戏，反而显得糟粕。站在韩版的角度，《白夜行》是一部美丽女性高智商犯罪的艳情故事。

在这两个版本之后，日本电影版《白夜行》出炉了。与韩国电影版很多地方都借鉴日剧版不同，日本电影版尽量回避了日剧版的戏说，而是采用高度还原原著的策略。但是电影的篇幅太有限了，它根本无暇容纳原著中那么多情节，段落跳跃式的零碎剧情，把其变成了小说的有声读物一般，连电影基本的脉络都没有。此外，女主角雪穗选了当红女星崛北真希出演，这样一位姿色平庸的女星塑造起依靠美貌操纵人心的唐泽雪穗实在吃力，她没有演好雪穗的魅惑、优雅和冷酷，反而把雪穗塑造得宛如女鬼。电影中人物众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笔墨描绘，每个角色都没有塑造完整，因此看着每个人都有点儿神经质，生得惴惴不安，死得莫名其妙。男女主角的感情更是支离破碎，根本看不到任何爱情，就像两个天生犯罪狂，只是为了犯罪而抢劫、强奸和杀人罢了。最令人期待的日本电影版反而成了最糟糕的版本，如果没看过原著，我甚至怀疑是否有人看得懂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在这个版本看《白夜行》，仿佛在看一部拙劣的鬼片，哦，还可以换一个贴切的说法，像在看国产恐怖片。

小说《白夜行》中有一句名言：“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而这三个版本就仿佛站在不同地点仰视着不同的太阳，日剧中太阳温暖着男女主角的爱情，韩版中的太阳映照着男女主角对未来的向往，日影版的太阳照亮的是女主角前行的路。无论三个影视剧版本针对个体来说是否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一部现代小说能够被拍摄出三个不同的影视版本，对观者来说都是新奇又令人兴奋的体验，是面对同一处秘境，在不同地点看到的不同的风景。

■殷维

相信即使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也一定看过他的纪录片，耳闻过一些他的故事，最损QQ表情里也存过一张他吃大虫子到爆浆的表情。他就是“求生专家”贝尔·格里尔斯(Bear Grylls)。他因在电视节目《荒野求生》中所食用的东西太过惊人，而被冠以“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的称号。近日，贝尔出版了他的第14本书《极限重生》，新文化记者为此电邮专访了这名传奇人物。

关于新书

“是《荒野求生》的升级版……我介绍了我心中的冒险英雄的冒险故事”

贝尔1974年出生，在英国的威特岛长大，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法语。1998年成为英国最年轻的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活着下来的人。此外，他的《冰洋历险记》一书曾经入选英国年度的最佳运动书籍，并获得英国皇家海军致赠谢金。贝尔的这些经验对人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和最成功的励志演讲家之一，同时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主持人。

新文化：《极限重生》讲的大概是什么？

贝尔：《极限重生》（Escape From Hell）是《荒野求生》的升级版，主要是讲述普通人的求生故事。在本书中，我介绍了我心中的冒险英雄的冒险故事，他们做出了很多鼓舞人心、挑战人类极限的壮举，令人看后既感动又热血沸腾。

新文化：你的电视节目已经全世界皆知，为什么选择用出书这种方式与读者交流？

贝尔：我一直想写书与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它不光适用于探险，也适合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很简单，人人都可以学会，但最重要的是你得有求生的技巧和意志。因此，我的这些书可以看作是《荒野求生》技术的指导思想来源。这些书中的许多体悟都来源于我的冒险经历以及我父母的建议。我由两位如此优秀智慧的父母抚养成人，对此我总是心怀感激。

新文化：现在对您来说，出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个理想？还是为了赚钱？或者……攀升人气？

贝尔：对我来说，写书是一个分享的过程。我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和求生技能分享给大家。事实上求生只是人们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对大部分人而言，我们不可能遇见那么多极限的环境。但生活又与荒野求生何其相似：我们需要的就是那种勇敢和坚持———即便身处地狱，也要笑对风雨，永不言弃。

新文化：新书发行后，您是否会来中国做签售？以前来过中国吗？

贝尔：我很喜欢中国。长春我还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欢迎我。我去过中国的海南岛，那里有热带风暴。去年10月，我到了北京和杭州。如果有机会，我很希望能再去中国，与中国的粉丝们一起分享我的求生经验。

关于冒险

“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冒险……但是，探险可能是最合适我的工作了，也是我唯一做得最好的工作”

2005年6月，贝尔打破世界纪录，在高空举办晚宴，餐桌就悬吊在约7500米高处的热气球下方。他从热气球的篮子垂降至餐桌旁，身穿全套海军制服吃完三道菜，然后举杯向女王致敬，并跳伞降落地面。他希望藉此颂扬王子信托基金会及爱丁堡公爵奖学金的慈善义行。对于贝尔而言，好像只有不断冒险才是他的生命。记者很想洞悉这样的一个人，每次是用怎样的心情完成冒险。

新文化：您是1974年出生，您觉得您现在的体魄达到人生的怎样的一个状态？

贝尔：我觉得保持自己的强健体魄非常重要。我每周锻炼六天。一天跑步（在山上和我的狗一起跑），然后做一些循环训练，一周还做一次瑜珈。我尽量保持吃得健康，大部分时候，我几乎不吃奶制品或者肉或者鱼，除了周末和生存需要的时候，这样，我才能确保自己达到了一种最佳状态。

新文化：您从服兵役到做求生节目，受过多少次伤？现在做节目是否很担心再受伤？

贝尔：从我服兵役到现在，受过的伤不计其数。1996年末，在南非的一次自由伞降事故中，我摔伤了背，我在英国的军事康复中心花了一年时间才得以痊愈。在《荒野求生》这个新节目中，我和我的团队将走过那些逃生英雄曾经深陷的陡峭的峡谷、寒冷的雪山、广袤的海洋和茂密的丛林，重现当时的生存场景，告诉人们遇险后正确的求生方法，我也会展示错误做法的后果，以免我们因为求生方法错误，受到更多伤害。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活着、平安归来是我们的唯一使命。

新文化：您作为一名勇者，面对大自然或者猛兽时，是否有过害怕的时候？

贝尔：和你们一样，面对大自然或者猛兽时，我也会恐惧和害怕。恐惧一般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某些事情，公开演讲、速度、高度等等。只需花点时间习惯和适应一下，认知可以克服恐惧。在我23岁那年，去喜马拉雅山攀登珠峰的时候，每天都很害怕，但我知道，害怕没什么，重要的是要继续前行，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晚，都不能停止，直到三个月后一切结束，你最后平安归来。你绝对不能放松，虽然这很难，但我想，这次旅行最终的目的是看你有多想要，以及你能忍受多寒冷多不舒服的环境。

新文化：您是否是一个心理压力过大的人，用不断的冒险来解压？

贝尔：在野外的生活教给了我无比珍贵的人生经验。要想在极端环境中生存，我们被迫去争取任何一个可能的求生机会，直面危险，并学会依靠勇气和爱。但是，要想度过一段有追求、有影响力的人生，我们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就需要你把你的勇气激发出来，让它引领你，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

新文化：您是否结婚？您的家人开始应该是很反对你做这么多冒险行为的，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是否很支持你？

贝尔：1998年1月1日，我在冰冷的苏格兰海裸泳，结果遇到了莎拉。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天！后来，这个美丽的女孩成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钻石、挚友和鼓励，是我相伴一生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三个漂亮的儿子，杰西、马默杜克和哈克贝利，他们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新文化：你是用什么让他们理解你的冒险行为的？

贝尔：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冒险。以前，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母亲就限制我和他外出探险。现在是莎拉。但是，探险可能是最合适我的工作了，也是我唯一做得最好的工作。他们都很理解我，我爱他们，所以一工作完，我就回家，安然无恙，快点回家，维持家的快乐，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新文化：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哪位歌手或者乐队的歌？

贝尔：我喜欢和两个孩子玩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游戏了。我不用再开山凿林了，可以尽情享受家庭生活，这也是我工作动力的很大一部分。我在外面工作得越辛苦，就越享受回家后的生活。我们的家很温馨，我为我的家人而自豪。我最喜欢英格兰歌手詹姆斯·布朗，他原来是一位硬朗的军官，但是，当他拿起吉他，用他忧郁的嗓音带给我们略带伤感让人难以释怀的音乐。

新文化：你的孩子长大后如果也走您的路，做一名冒险家，你会对TA说什么？

贝尔：我的孩子比我有更强的判断力。杰西在3岁的时候对我说，他想当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这真是个大新闻。虽然我的梦想是教他们爬山，不一定要爬什么了不得的高山，就是一起爬山。我的父亲告诉我，只有两件事是最重要：追随你的梦想，照顾你的朋友。我希望能把这两点也传授给他们。

贝尔·格里尔斯

爱德华·迈克尔·格里尔斯 （Edward Michael Grylls），1974年出生在英国，是个登山家、畅销书作家、国际演讲家、空手道黑带、前英军特种兵，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法语。1998年成为英国最年轻的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活着下来的人。他的《冰洋历险记》一书曾经入选英国年度的最佳运动书籍，并获得英国皇家海军致赠谢金。

贝尔还是美国探索频道制作的写实电视节目《荒野求生》的主持人，他的历险包括攀登珠穆朗玛峰、围绕着英伦岛屿玩水上电单车、乘坐小艇跨越结冰的北大西洋等，去过的地方包括：哥斯达黎加丛林、犹他州沙漠、太平洋群岛、内华达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肯尼亚还有阿拉斯加。

关于生活

“我很喜欢动物。在我爸妈的农场里，我们喂养了很多动物……

我平时喜欢吃牛油果”

很多人是在追寻了多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但贝尔却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辈子都是要走冒险这条路了，并且长大后，也完成了这一梦想，并成了忠贞不渝的工作。

新文化：您是从多大开始坚定自己要做一名冒险家的？是什么触动了你，让你走上这条冒险之路？

贝尔：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和父亲组成了一个探险二人组，一到假期，我们就到处探险。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和父亲一起爬山，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最好和他一道儿爬一次山。也正是我和父亲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化：在节目中，您吃过那么多的动物，很多是常人无法下咽的，你是真的吃，还是当镜头一关闭你就吐掉？

贝尔：这是我一个真正的表现。我吃过很多种类的动物，它们大部分都很难吃。在伯里兹我吃过长达3米多的鞭尾蝎，它们是狼蛛和巨蝎的杂交品种，生活在黑暗的岩洞里。你会感到惊讶，大自然居然能孕育出外貌这么狰狞可怕的物种，但它却很有营养。还有大蟒蛇，蛇肉能让我吃上一个星期。在多米尼加，我曾在吊床上发现过一只狼蛛，我用藤蔓做了一个吊床，早晨醒来，一只像我手掌一样大的狼蛛在吊床上爬着，它成了我的早餐。最适合野外求生的食物必须要比较容易获得，没有危险，且能给你充足的营养和能量。

新文化：您最喜欢在哪里睡觉？为什么？

贝尔：床上。在野外我受够了。新文化：您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家里正在养的宠物是什么？为什么？

贝尔：我很喜欢动物。在我爸妈的农场里，我们喂养了很多动物。我还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一只叫奥利的驴非常调皮，生气的时候能穿过栅栏和树林，把四角门给撞开。雅森是一头很胖的大母猪，平常它几乎一动不动，但有时，它能在五秒内跑了一百米。我们的大公鸡阿伯拉罕喜欢拍打翅膀。还有些鸭啊，鸡啊，非常热闹。

新文化：您在上节目时，背包里会准备很多求生工具，请问在平时生活中，比如穿着西装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时，口袋里会揣着求生工具吗？

贝尔：我尽量不这样做，上节目是我的工作，一工作完，我就回家，安然无恙，快点回家，维持家的快乐，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在节目中，我展示了很多求生的技能，那些技能不仅适用于荒野，也适用于生活。要知道，并非人人都具有专业的求生技能，那需要体能、天赋以及长时间的训练，但是一个人是可以靠着爱和勇气脱困的。

新文化：你平时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喜欢中国菜吗？

贝尔：我平时喜欢吃牛油果。在家不外出的时候很少吃奶制品和肉类，吃的是一些非常健康的食品，在野外可能会将就一下，为了生存。平时会很注重健康饮食。我吃中国菜的机会比较少，如果有机会，我很乐意尝试。

关于工作

“我拍摄的地方越多，就越明白，地球上还有那么多独特、美丽和艰险的地方”

贝尔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在中国也留下过很多难忘的回忆，提及在中国的回忆，他向记者讲述了爬上运猪车的惊险回忆，经历在讲述时往往都是动听的，可在经历时，却真的不怎么美好。

新文化：毫无疑问，冒险会为您带来很多财富，你很享受当下吗？

贝尔：父亲经常对我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有两件，一是完成梦想，二是照顾好家人和朋友。这两件事一直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母亲是一个古怪而有爱的严母，比如她认为，如果你想得到，你首先必须审视周围，看看有什么是你可以给予的。我儿时要想获得新的玩具，就必须把旧的玩具捐出去，虽然小时候我很不情愿，但这个规定让我受益颇多，特别是当我有了一点名气的时候，它让我免遭了金钱和名誉的控制。

新文化：现在还有没有最想征服的山脉或者河流？

贝尔：很多地方。我拍摄的地方越多，就越明白，地球上还有那么多独特、美丽和艰险的地方。我曾经以为自己去过最可怕的地方，但做得越多，我越意识到，天哪，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以前曾说过，我们需要十辈子，才能抓到世界的皮毛。迄今，我都会为此而惊叹。

新文化：近期的冒险计划是什么？

贝尔：每次探险归来，当记者问及：你的下一个目标是？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都是懦夫的答案。往往我们却没有说实话的勇气，勇敢到能大声说出：“现在我非常脆弱，我不确定我已经决定好了。”有时候我发现人们会通过探险家去感受自己的梦想。这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逃离，是用一种安全的方式满足自己对危险的渴望。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再为了满足人们的渴望，而赌上我的身家性命？但我可以确定的是，生活远不是凡事都要争第一，或者说这一次一定要比上一次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希望可以一直生活在美丽且相对与世隔绝、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之中，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我当然也希望与人保持接触，不管是在一艘小船上还是在高山上，面对听演讲的观众还是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甚至通过我的书认识我的读者。最重要的是，这能给予他人以关怀，也能残忍地面对真正的自己，甚至是面对自己的伤口。对我来说，有时这真是一个挑战。我只希望大家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和大家一样，我也有很多疑问、挣扎，有时也会十分懦弱，但只要我们能坚持不懈，就能克服困难，也许还能发现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一些。

新文化：中国有您大量的拥趸，将来会不会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国？

贝尔：中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到处都是人，也很热情。第一次涉足这个国家还是在珠峰南坡上。那次拍摄节目，刚刚遭遇一场台风，无法乘坐直升机，我只好扒上一辆运猪车，前往我需要拍摄节目的场地。在中国可以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来中国做。我在全球跑过很多地方，平心而论，中国是世界上极其多样化的地方，像是非常开心的娱乐场一样。

新文化：想对中国的读者、观众说些什么？

贝尔：很高兴我的书再次在中国出版。感谢中国的读者们喜欢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到中国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与那些已然看清人生真谛的朋友们进行一次深入交流。在这本书中，我探寻来自世界各地的最离奇的真实求生故事。他们是普通人。历经九死一生，排除万难，生存下来。这一次，我要演示他们的故事。如何帮助你在艰险地带求生。我还会展示我所学到的野外生存技巧，我的终极求生秘诀———极限重生。

我深信，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干大事的能力和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强悍，就像葡萄一样，你若不使劲挤它，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有那么多汁水。

新文化记者 郭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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