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小故事（红色故事）

用文学形式讴歌大理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奋斗、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谱写大理市未来发展新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大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 奋进大理新征程”主题征文活动，共评选出获奖作品18篇。苍洱文苑君将陆续刊出获奖作品。今天选登的是李丽珠的《红色故事》。

周保中的故事

周保中（1902-1964），大理湾桥人，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等职。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

五道岗伏击战

“警卫员，地图！”随着喊声，警卫员立刻跑过来，从包里迅速掏出一张皱折的图纸递过来。军长打开图纸，蹲了下来，微弯着腰，用左手将图纸按在山坡上。顺手捡来一小截树枝，对照地图，面对着群山，一边比画，一边对身边的各部指挥员作伏击部署。

那是1937年8月20日下午，日军驻吉林省桦川县孟家岗（今属黑龙江省桦南县）黑石部队骑兵600余人出动“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获悉情报后，率抗联第5、第8军及独立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打伏击。他们已经赶了一天路，来不及休整，急切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作了详细部署，随后，各部即刻按要求到指定地点埋伏好。此时，这个久经沙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北伐中屡建奇功的周保中在布置战局，等待着日军部队长黑石的到来。连日来，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福岗吃了败仗后，使日军恼羞成怒，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骑上大黑马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想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这个叫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五道岗是通往桦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冈，道路的两侧杂草茂盛，树木丛生，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看到各部已经潜伏到指定的位置，他仰着头，用坚定的目光环视眼前苍茫大地。此时，骄阳已经落下树梢，他用手背轻轻试去额头的汗珠，大步走向夕阳的余晖，他高大的背影渐渐消逝在茫茫丛林……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空已经出现了鱼肚白，周保中双手紧握望远镜，静静地遥望着远方……一个小战士抬头看了看天空，阳光下，他稚嫩的脸庞显得格外明朗。他小心翼翼将干粮袋撰到胸前，用力捏了捏，里边的粮食已所剩无几，他索性解下袋子，将里面的粮食一点一点抖到嘴里。周保中用眼神告诉警卫员，将自己的干粮给小战士递上，小战士摇了摇头，他知道，在断粮的日子里，每一粒粮食都是那么金贵，他不能要，更何况军长还有艰巨的重任。“这是命令！”周保中将目光移向小战士，然后点了点头，那目光里有慈爱，有坚定，还有鼓励。小战士小心翼翼将粮袋捧在手里，抓了一小把喂到嘴里，他发现了撒落的粮粒，伸着舌头，轻轻在杂草上添着。侧着头，一朵野花映入他的眼帘，看着灿烂的花朵，他的世界充满了希望。小战士姓张，是周保中在日军屠刀下救下来的，他的父母已经被日军残杀，孤苦伶仃的小战士就这样跟着周保中。周保中双手紧握望远镜，他的目光紧紧盯住岗口。突然前面有情况，他全身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然而，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早已识破了敌人会用火力侦察，他将部队潜伏在敌军火力射程之外，待到敌人的火力侦察之后，借助火烟，迅速前移。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以为安全，开始继续前进。“打！”随着周保中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猛烈，顷刻间把日军直接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日军，还没回过神来，一大片尸体已经横七竖八倒在了公路上。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地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此时，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看到情况不妙，日军狼狈撤退，周保中一跃而起，跳上战马，挥舞着双枪，冲向敌人，大白马狂奔着，驰骋在最前，顷刻间，如同离弦之箭的骑兵队从山上包抄而来，枪弹声、喊杀声伴随着急促的马蹄声响彻山谷，最终骑兵包围了来不及撤退的日军。就这样，周保中和第5军将士们面对强敌，临危不惧，运用智谋，完成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战斗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钟，近6个小时。在这次五道岗战斗中，周保中的第五军歼灭日军一共是370多人，伤50多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胜过昔日关云长

1932年5月，周保中一行十六人，奔走在前往东满的路上。五月的东北大地，春暖花开。山谷里，黑杨粗壮的树干间，冷杉、云杉、雪松、千金榆等都已走出寒冬，大地上红、橙的百合以及鲜红的石竹星星点点撒落山林，蜜蜂、黄蜂在野花中忙碌着……周保中他们已经走了整整一天，一百七十多里。到了宁安东南叫榆树沟的屯子里，人困马乏，大家都需要休息了。原宁安县委书记胡仁领着他们悄悄进了屯子，来到一家姓赵的堡垒户家里。这里是宁安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胡仁在任宁安地下党县委书记时来过，这家的儿子在救国军柴世荣部下当兵。

环顾四周，他们轻轻敲开这户家门，说明来意，主人将他们迎了进来，吃完主人家给他们煮的小米饭，已是后半夜了。部署好岗哨后，便上炕休息，准备第二天天黑后起身。下午，突响的枪声，惊动了整个屯子，已经起来的周保中顾不急思索，一下拔出腰间的手抢，从房间冲了出来，他边跑边指挥同行的同志即刻投入战斗，柴世荣紧随其后，正在爬上屋顶时，一颗子弹飞了过来，周保中的腹部中弹，他的身体晃动了一下，即刻感到腹部火辣辣的疼，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受了伤。从房间跃出的胡仁见周保中腹部的衣服已被打通，鲜血直往外溢，肠子流了出来，大吃一惊，连忙冲去搀扶，周保中一把推开胡仁，并高声对他喊“快！消灭他们！”。周保中左手按住肚子，右手捏着抢，不顾伤痛带头追击敌人，他一枪打倒了一个正掉头逃跑的敌人。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大脑袋，手握日本式步枪的敌人看到周保中他们追了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弟兄”，正想逃跑，周保中瞄准了他的脑部，一枪将他当场毙命，这人便是伪中队长马海山。马海山带着他的几个“弟兄”到山上打狍子，顺路来找村口和他暗里来往的女人 ，那女人告诉他：半夜听到狗叫，她从窗户看到，有几个背枪的人进了赵家。马海山一听，便带着几个随行，直奔赵家……这场小战斗干净利落，四个敌人全被击毙。消灭了敌人，大家围到了周保中身边，用热水为他清理伤口，他们将伤口上的血迹一点一点擦拭干净，幸运的是肠子没有被打通，胡仁迅速宰杀了一只鸡，取来一块鸡皮，敷在处理好的伤口上，用纱布缠上。稍作调整便动身，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十几天后，伤口居然奇迹般愈合。

抗日战争中，周保中英勇作战，曾多次身负重伤，每一次在伤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都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指挥，坚持战斗……那是1932年周保中在“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中担任总参议（总参谋长），10月9日，周保中率5600余人分五路向宁安县城展开进攻，并在五路攻城部队之上组织三个攻城别动队，夜晚十一点，战斗打响了，各路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城内挺进。

当双方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时，周保中当机立断亲自组织了“敢死队”，“敢死队”的战士一个个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地向着城门扑去，终于攻入城内。当周保中率队冲入城内敌人军火库，与敌人激战时，被一颗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左腿部，顿时血流不止，他随手扯下了绑腿上的一块布条，将伤口勒住，“冲啊，同志们快冲呀！”强忍剧痛，他仍然坚持着指挥战斗，不多时，鲜血又浸透了出来，拖着伤腿，他艰难地往前移动，地上留下了斑斑血痕，卫生员看到，躲过雨点般的子弹，匍匐到他的身边，给他简单的包扎，之后周保中又继续投入了激烈的战斗……看到敌人一个个倒在了他们的面前，脸上露出了微笑。此次战斗救国军在县署前击毙包括日军大尉2名在内的大量敌人，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缴获子弹1万余发。

直至战斗全面结束，他才被抬下火线，回到宿营地后一检查，发现一颗子弹穿过了肉体，卡在他小腿的腓骨与胫骨之间。

“干脆点，用刀子挖，拿钳子夹！”周保中咬紧牙关，用低沉的声音，斩钉截铁地对医生说。医生捏手术刀的手微微颤动了一下，他知道，他的每一刀下去，这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将会承受多大的痛苦。周保中强忍剧痛，硬是让医生用铁钳子把插在两根腿骨之间的子弹夹了出来。为了防止伤口感染，他又让医生把伤口上被子弹打烂的肉用刀子一点点刮了下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一粒一粒滚了下来，浸湿了他的衣襟，他却一声不吭，旁边的人都被惊呆了。就这样，周保中在没有麻药和医疗手术器械的情况下，让医生为他进行了常人根本无法坚持的治疗。从此，“周参谋长刮骨疗伤，胜过昔日关云长”的故事广为流传，在东北抗日队伍中名声大振。

宋文骢的故事

宋文骢（1930-2016），男，祖籍大理，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0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航空报国金奖、国防科学技术特等奖、航空航天月桂奖终身奉献奖获得者。在航空工业战线奋斗50年，先后参加过东风113号机、歼7、歼8、歼9、歼10飞机等多个飞机型号研制，是中国著名的歼10战斗机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歼10之父”。

歼10诞生记

2016年3月22日，宋文骢先生逝世，媒体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先生的报道。方知宋文骢先生竟是大理人。有位昆明朋友打电话说：“你知道吗？云南驿机场上起飞的那些飞机就是歼10，宋文骢就是‘歼10之父’。”

关于歼10的研制，有个背后的故事。

1982 年的歼10方案选型，“611”所既早有准备又毫无准备，原本已基本内定“601”所进行新歼研制，但最后局面又戏剧性的翻盘。之所以说早有准备，是因为在1980年、1981年，“611”所连续收到了“逐步展开第四代（三代）歼击机预研总体工作的通知”和“关于下达1981年预研计划的通知”。尤其 1981年通知明确提到了具体的“新型气动布局（短间距鸭式布局），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损伤容限设计研究和高过载座舱等”。“611”所对新歼的技术走向是做了扎实功课的。而说毫无准备，是因为当时新歼基本上已经预定由“601”所负责研制。1982年2月，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的新歼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上，只给了“611”所4个人、2个房间的名额，而“601”所有二三十人参与会议。

当天预备会后，时任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找到宋文骢：“正式会上你们有没有方案汇报？”

宋文骢反问：“不是只是通知我们来参加会议，评审新歼方案的吗？”

王若松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评审新歼方案，但并不排斥有其他更好的新歼方案，你们过去不是搞过好多个新歼方案么？”

王若松强调，这次会议从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到航空部都很重视，又来了这么多专家，“611”所组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毕竟也是战斗机研究所啊！既然来了，机会难得，后天的会上，你们把对新歼研制的基本想法谈一谈吧。此外，南昌陆孝彭他们也带有变后掠翼的方案，“607”所的雷达、“606”所的发动机他们也要谈一谈。

为了应对临时性的发言，宋文骢等只能临时从资料中摘抄图形、数据、性能曲线制作成幻灯片，其中新歼方案三面图和性能表由谢品徒手绘制而成。

第二天的会场里摆放了一个“601”所方案的模型，周围挂满了飞机示意图、设计数据图，由“601”所的主讲人讲解了整整2个小时。尔后，会议主持人点名宋文骢发言。宋文骢此前和王副局长只要了15分钟的发言时间，所以发言非常简短。发言大意从世界战斗机发展现状、未来空战如何进行谈起，引出我国新歼究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战术技术指标，而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又需要何种气动飞控和相应的拦射火力系统。最终拿出了幻灯片展示“611”所的鸭式布局方案，表示该方案是有希望满足要求的。全场沉默之后，便是热烈的掌声。

宋文骢的一个朋友私下和他打招呼：“老宋啊，你这十几分钟的汇报，把人家费力气搞的方案给搅黄了。”

原本已经定下的局面开始变得混沌起来，方案评审会变成了研讨会，接下来的几天对新歼的战术技术指标、气动布局飞控系统、火力系统进行了激烈细致的争论。会议的决定最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暂不确定方案，两个总体设计研究所继续做新的方案，3个月以后再开会进行论证。

1982年2月26日会议结束，宋文骢等4人从北京回到成都所，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方案论证准备。“611”所的新歼方案的气动很自然只能以歼9为基础。歼9气动累计近万次的风洞试验中虽然对鸭式布局进行了完整的流谱试验和机理分析，但是新歼方案需要更进一步的精确数据。当时安县的风洞试验基地任务排得很紧，全国各单位的人都住在当地排队做试验；宋文骢找到实验基地的领导反复求情，说动实验基地在晚上、半夜为新歼方案进行试验，才保证了试验计划落实。

最终这三个月内，宋文骢拿出了2个历经2轮优化的鸭式布局气动方案，鸭翼带锯齿，机翼带锥形扭转，腹部进气的被称为新歼I号方案，两侧进气的称为新歼II号方案。事实上当时没有鸭式布局的称呼，而是叫“无尾 前翼”布局。

1982 年4月，第二次新歼方案评审会在北京大雅宝空军招待所召开。这一次的人员阵容比上一次有了很大改观，“601”所还是30多人；但“611”所的与会人员从上一次的4人增加到了20多人。“601”所当时认为宋文骢的方案难以实现，风险太大，最终获得选型胜利的可能性很低，并没有对此前的方案进行较大的调整，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完善。

具体的体现就是第二天的方案汇报从上一次会议的2个小时增加到了6个小时。“611”所的方案汇报中，针对当时主要的技术风险太大（主要在是否放宽静稳定度上）的争议，提出了基于新歼I、新歼II的几个衍生方案。其中新歼III方案特点是放宽静稳定度、缩小机翼面积，作为最乐观的目标方案；而歼V方案，则是作为退路的静稳定、缩小鸭翼面积的备用方案。经过5天按照总体气动、动力系统、飞控系统、武器系统等按专业组划分的充分讨论后，在场的领导专家实际上已经一边倒地倒向了“611”所。最终会议决定，两边的方案各自继续深化，开展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总体方案报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审批。

第二次选型会之后的1年，宋文骢带着总体气动专业组的人始终忙着模型生产、风洞试验、数据处理、曲线绘制、结果分析、布局改进的循环中；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流谱观测试验。基本上歼10的机翼复合扭转就是在这时候打下的基础，机翼复合扭转的计算、设计程序以及复合扭转机翼表面加工的工程化问题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1983年3月，航空部正式下发开展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从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惯性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其他机载设备系统和复合材料几方面进行论证的项目要求、负责单位、参加单位、完成日期，9月，新歼发动机选用方案评审会在北戴河召开。提供了5种发动机备选，最终选择了涡喷15作为新歼的配套发动机。1984年2 月，航空部在河北涿县桃园宾馆召开新歼布局方案会议，国防科工委、空军、相关专家119名到会。“611”所的鸭式布局方案获得一致好评，被确定为新歼方案。1984 年5月，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关于新歼研制总体单位定点问题的批复，确定新歼研制总体单位为“611”所和“132”厂。6月，北京再次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宋文骢作方案汇报，并和空军最后商定了新歼的重要指标，审查确定了新歼的初步设计。

2004年4月13日，歼10飞机最终通过国家航空委的设计定型审查。整整二十年过去，歼10终为中国空军服役，从而大幅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

发电专家让火箭上了天

1958年11月，一场秋雨一场寒，上海的冬天似乎来得太早。王希季刚从课堂下来，便被校长叫到办公室：“王教授，你马上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

“为什么调我走，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从美国回来的。”王希季感到很委屈。

“这是上级的通知。咱们学校也舍不得你啊！”校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的表情。

王希季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教授。

他惴惴不安地来到上海机电设计院，这是个秘密单位。刚到设计院，院长便立刻约谈了他：“王教授，调你来是国家有关部门的安排，让你主抓运载火箭，咱们要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天。”

“可我学的是火力发电，与火箭风马牛不相及啊！”王希季感到很为难。

他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把卫星送上天去，和在火力发电厂发电，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有着天壤之别。

“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正因为相信你能做到，才调你来。”

“好吧，我定全力以赴！”这个来自云南高原的白族汉子，他个子不高，却意志坚定。

稍事安顿后，王希季便坐在窗前，陷入沉思。

王希季祖籍大理市上末村，1921年7月26日生于昆明。他在兄弟7人中排行老三，父亲是商人。王希季读书的时候喜欢打球，中学时，他参加了一个戏剧社，还演过街头剧。初中毕业前，王希季患风寒休了半年学，病刚刚好就去参加昆明市会考，成绩是全市第一名。王希季的父亲要他学门手艺，于是，他便进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大概读了一年，去参加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1942年毕业。大学毕业时，正值中国抗战，王希季进了一家兵工厂。几年兵工厂生活，使他看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太落后，他于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于1947年考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1949年10月，当王希季正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他很快找到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要求立即回国。当时美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提出了许多优厚条件。而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每人只能优待300公斤小米。不少同学都劝他读完博士再回去，有的甚至劝他干脆就留在美国。但他考虑到自己留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祖国统一了，自然应该回国效力。于是，在留美科协的帮助下，1950年春天，他率先踏上了“克里弗兰总统号”商船回国。王希季回国后，先在大连工学院担任副教授，后又任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教授，接着，又被安排到上海机电设计院。

此时，十一月的风哗啦啦地吹，梧桐树的枯叶在地上旋转，有些吹到空中，就像手掌敲打着门窗。

说干便干。没有火箭的专业知识，从头学起；没有技术资料，想方设法去找；没有国际援助，那就独立思考。王希季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小青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遇到的有些问题，他自己先琢磨，头天晚上啃本本，第二天就给大伙上课传授。许多基本条件不具备，他们就土法上马。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器，有时把算盘都搬出来拨拉，很多数据都是靠人力硬算出来。小青年们戏称王希季是“账房先生”。经费紧缺，他就把厕所改造成发动机实验室，还带着大家把一个日军废弃的旧碉堡改装成火箭发动机试车台。他们想遍了办法克服困难：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一个7元的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

火箭发射试验是“难中之难”。火箭发射场有多简陋？只有一个发射架。王希季的“指挥所”是用麻袋沙包堆积成的，里面既没有步话机也没有电话，指挥得靠扯着嗓子大声喊叫，并要借助挥舞手势。应了那句“通讯基本靠吼”的俗语。当时自动跟踪火箭的仪器也没有，测试人员用的是需要几个人手把着才能旋转的人工天线。电力也没有，便向附近的部队借了一个50千瓦的发电机发电。加注条件也不具备，火箭推进剂是用打气筒打进去的。条件虽然如此艰苦，但每一个步骤在事先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有图纸、有计算、有程序，也有口令。整个工程上的步骤都是计划周密、计算准确，安排有序，力求做到精准。

很难想象在基本条件完全不具备的状态下，王希季是如何搞出火箭来的。

在王希季的主持下，半年后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研制、总装完毕，经历了第一次的发射失败，王希季不气馁，他认真总结经验后再次上阵。

1960年2月19日16时47分，第二枚“T-7M”发射试验成功。T-7M的飞行高度虽然只有短短8公里，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奔向太空的征程迈出关键的一步。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时激动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个天翻地覆！”

半年后T7研制出来，飞行高度60公里。T7之后就是T7A，T7A飞行高度达到 130多公里。T7A之后，探空火箭发展到高度320公里。

这以后，王希季又带领助手相继研制成功了“和平2号”、“和平6号”固体燃料气象火箭；“T-TA（S1）”、“ T-TA（S2）”生物试验火箭，将大白鼠和小狗豹豹、珊珊先后送上蓝天，又安然无恙地返回地面，使中国在宇宙生物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65年，王希季主持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王希季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火电专家变成运载火箭专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而他却隐姓埋名数十年。

2021年7月，王希季在北京度过了他的100岁生日。

滇西北武装斗争的故事

背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所领导的滇西（北）人民的武装斗争，是滇西（北）各族人民解放斗争光荣史一页。1947年，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武装斗争，派黄平为特派员，领导开辟滇西工作。1949年4月2日，中共滇西工委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在剑川举行武装暴动，在滇西解放了第一座县城，它标志着党领导的滇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地下斗争为主转入以武装割据为主的新时期。

1949年4月2日晚10时许，在滇西北的剑川坝子，正酝酿着一场武装暴动。

当日晚10时许，地下党在金华区组织29人，持大小枪8支和利斧、大刀、长矛、汽油筒、鞭炮、军号首先集中到城西的文庙。在东岭区组织30人、在九河沙罗箐组织的19人、在西湖区组织10多人先后到达文庙，甸南区也派部分队员赶到。巩北区委率暴动队先攻占乡公所，收缴了12支步枪和两箱子弹，完成任务后，疾驰到文庙按时集中。

至3日凌晨1时，暴动队员集中近130人，携带着32支长短枪和其他武器。凌晨2时，暴动队分两路英勇神速地进了城门，收缴了守卫土兵的枪支。在防守士兵的配合下，双方均未鸣枪，暴动队到达县政府大门口会合时，敌方毫无察觉。县自卫队任分队长的民青成员张洋恩喊开了县政府大门，杨新纪指挥暴动队伍往里冲，遇守门警察抵抗，在抢夺了两名警察的枪支后，另一名警察死抱枪支不放，被参加暴动的党员杨能裕用手枪托猛击其头部后嘶声大叫，大门内右侧保持警戒的警察局闻声开枪抵抗，甸南暴动队员陈祖芳中弹牺牲，队伍受阻退出，敌警察又将大门紧闭，双方对射相持，难以攻入。

在此情况突变之际，杨新纪、王宁当机立断，改变进攻路线，派遣周发文、李竞芳带领一小分队，从金小后院攻取县政府南侧门，他俩亲自带领大部分队员，攻取县自卫大队部后门。在一片枪声、喊杀声、“机枪声”(由金华队员在汽油筒内放鞭炮)、军号声中，两路队伍用斧头劈开两道后门冲入，两路合兵，锐不可挡。敌兵惊慌失措，有的投降，有的躲逃，不敢再抵抗。

王宁带头冲入县自卫大队部，在彻夜守候、负责内应的赵占午和军人反战同盟成员的配合下，收缴了步枪80多支，子弹2万多发，手榴弹200多枚，军衣50多套和一批军用品。县长张积厚躲进厕所未被擒获。凌晨4时许，暴动队撤离县城。陈祖芳烈士的遗体抬至龙门邑，交西湖区委秘密安埋。队伍取道西湖、江长门至羊岑。顺路收缴了西湖乡公所步枪7支，羊岑乡公所兵丁已闻风携械逃匿。

队伍转住甸南合江村，王宁就近按预约到甸南街向欧根汇报了情况。4日，队伍进驻沙溪。在沙溪党组织配合下，活捉沙溪镇长，收缴镇公所枪支，查封积谷仓。沙溪党组织负责人王有力，带领党员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6日，欧根亲赴沙溪带领部队，宣布滇西工委决定，参加暴动人员组编为剑川人民自卫大队，政治负责人王宁，军事负责人杨新纪，现有人员编为两个中队。县委从沙溪、金华、东岭、巩北、甸南、西湖、中学、沙罗箐抽调一批党员、民青成员、农抗会员参军，队伍增至150余人枪。

这次暴动，在滇西、滇西北解放了第一座县城，建立了滇西北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第一个人民政权，吹响了武装斗争的号角，点燃了斗争的烈火，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促进滇西及滇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全面开展武装斗争和解放云南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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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丽珠

图 / 梅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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