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成生平简介（缅怀曹汛）

曹 汛（1935—2021）

周宇舫 摄于2019年10月19日，中央美术学院

曹汛（1935—2021），辽宁盖县人。

1955年入学清华大学建筑系，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至黑龙江东北林学院森林采伐和运输工程系。

1964年底调入辽宁省设计院，“文革”时随设计院一起到省五七干校，1970年从干校调入辽宁省博物馆。

1975年发表首篇学术文章《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

1985年归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全省古建筑调查研究保护维修；协助哈建工侯幼彬先生在辽宁指导学生古建测绘实习，先后完成沈阳故宫、北陵各一部分建筑，以及沈阳东陵、新宾永陵、北镇庙等古建筑群的全部测绘（测绘图纸收录于202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关外三陵和北镇庙》一书）；为辽宁省文物干部举办三次古建测绘培训班，主持维修大批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古建筑。

1983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85年辽宁省博物馆分家，作为考古队队员归入考古所，后被增选为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省文物保护研究会会长，同时被破格聘为博物馆顾问。

1992年被委任为古建事务所所长，因保护理念不合递交辞呈，后于同年底调入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建筑史、古建测绘、文物考古概论、古建保护规划设计；协助设计和规划教研室教授高年级剧院设计、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1997年退休。

1999年任台湾树德技术大学特聘教授，正式首开建筑考古新学课和中国建筑史、古迹建筑社区保护规划设计等课。

2003年受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为新办的古建筑专业开授建筑考古新学课。

受王明贤、于志公等编辑力邀，在《建筑师》杂志辟专栏“问学堂论学杂著”，发表成组的系列文章，从2001年4月《建筑师》98期起开始开出专栏，到2008年8月发到134期，共发文30篇。

“文革”后二三十年间，在四十几种刊物和十余种报纸上总共发表文章200多篇（含应邀打杂参加编著中的文章），共约200万字（不含三四部个人专著），其中建筑史、园林史、建筑考古约占一半的数量，文字总数则占一大半。

先生文章赢得海内外学人好评和广大青年学子的喜爱，网上也不时有热烈的讨论。身在美国的赖德霖教授推奖曹先生强调的史源学；在英国的何晓昕先生说安排好孩子上学还要回国跟曹先生学建筑考古；法籍的学者朱达先生说每期必读曹先生发在《建筑师》上的文章；同济大学常青院士说他记得先生二十年前所印的挖井诗；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被王明贤先生推荐获得世界学术贡献金奖；《寻找一个散方》被资深编辑、著名散文作家、评论家韩小蕙女士推荐，收入《世界学术名著·华人卷》；《走进年代学》被中科院文献信息中心评为优秀论文，编入《中国科技发展论坛·2004年卷》，又被中国精神文明系列丛书编委会作为优秀论文收入丛书《和谐中国·文明典范卷》；《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被译成法文，收入《Le Jardin du Lettré》；个人专著《建筑速写》获辽宁省和东北三省优秀科技图书奖两个二等奖；杂文《风水先生风水教授》获《建设报》全国杂文征文一等奖，又由该报推荐参评获《工人日报》全国副刊征文二等奖。

(以上内容采自杨永生，王莉慧编. 建筑史解码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34-239.)

编者按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建筑史学家、文史学学家、园林史学家曹汛先生于12月6日仙逝，学界同殇，我们亦深感悲痛。

曹汛先生是我刊最早的一批作者，先后在我刊发表论文、札记、杂著等研究成果近40篇。现刊发此文与读者共同缅怀先生的学问成就，先生一路走好……

（本文1982年刊载于《建筑师》杂志13期6-19页。）

计成研究

——为纪念计成诞生四百周年而作

曹汛 文

计成是我国杰出的造园叠山艺术家，他所造的三处园林，当时较为著名，他所著的《园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全面论述造园叠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造园学专著。计成以《园冶》一书蜚声中外，名传千古。

《园冶》一书，有计成自撰跋语云：“崇祯甲戍岁，予年五十有三。”以此反推，计成生于明万历十年，当公元1582年。今年适逢计成诞生四百周年，学术界应该编制出美丽的花环，献给这位杰出的造园叠山艺术家。关于计成和他的《园冶》，国内外都有过一些研究，但是还不够深入。值此计成诞生四百周年之际，我只能勉为其难，结撰此文，以志纪念。

本文论述计成的生平事迹，他的交游以及知交对他的评价，还有他所造的三处名园和几处假山，力图以此勾勒出这位造园叠山艺术家的形象，他的为人，他的成就，以及他的命运、他的时代。关于计成的《园冶》，它的成书、出版和流传，《园冶》中的造园叠山理论，以及《园冶》行文散骈兼行[1]的特点和骈体文散文小品化的风采等等，当然也都与计成研究有关，这一部分我将另撰为《园冶研究》一文，是为此文之姊妹篇。

计成的生平事迹

计成其人，惹人注目久矣。但是遗憾得很，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一直都还没有查到任何一段关于计成的原始传记材料。计成的生平事迹，仅能从《园冶》的自序自跋，以及书中自叙事迹出处的片言只语，还有同书所收阮大铖《冶叙》、郑元勋《题词》等，略见梗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计成交游诸人，如吴玄、阮大铖、曹履吉，郑元勋等人，这些人的诗文当中，都曾直接间接提到过计成，或与计成生平事迹直接有关的一些事情。计成主持建造的大江南北三处著名园林，常州吴玄的东第园、仪征汪士衡的寤园和扬州郑元勋的影园，实物虽已不存，有关的文献记载，内涵却极为丰富，是我们探讨计成造园叠山艺术实践的好材料。

研究计成的生平事迹，还得先从他的姓氏、名号和里贯说起。郑振铎先生旧藏明崇祯原刊《园冶》残本，正文首行题书名二字，二行下题“松陵计成无否父著”。正文之前有自序，序末钤有朱文章一，曰“计成之印”，又有白文章一，曰“否道人”。因知计成名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江苏吴江县人。《园冶》自序又称中岁以后“择居润州”，即今镇江，故又为镇江人。

计成字“无否”，又号“否道人”，字与号中两出“否”字。字、号的全意，一个否定了“否”，一个又予以肯定，弄得迷离扑朔。“否”为双音字，两个“否”字该怎样辨读，学术界也迄无定说。今按“否”读Pǐ时，意为坏、恶，“否”(Pǐ)是《易经》里的一个卦名，《易·否》云：“象曰：‘天地不交，否’。”“否”读fǒu时，意即否定，相当于口语的“不”，有“无”之义。《大学》：“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十注云：“言事之必无也。”我以为“无否”之“否”，当读fǒu，取其有“无”之义。无——否二字连用，颇有点类乎今日所说“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之否定是肯定，有“成”的意思，古人的名与字，取义每有连属，“成”与“无否”就具有互相阐发、互相解释的意味。“否道人”之“否”，则当读Pǐ，取天地不交，时运不偶之意。计成自取这样一个别号，寓以解嘲，是在他中年以后，它的命意，则约略有如陶渊明“命运苟如此”，以及后世鲁迅“运交华盖欲何求”那一类的意思，是很有感慨的[2]。

计成自署籍贯曰松陵，松陵即今吴江的古称。计氏本为吴江大姓，明、清时候籍出吴江的诗人画士很为不少。明有计从龙，字云泉，幼习山水，兼长写貌。明末有计大章，字采臣，隐居澜溪之滨，黄道周亟称之。明末清初又有计东，字甫草，号改亭，茅塔村人，著有《改亭集》，其子计默字希源，有《菉村诗草》。计东、计默父子为吴江一时文望，与当时名流多有交游。计成的谱系今已一无可考，是否会与同县之计从龙、计大章、计东他们有些瓜葛，今亦不能确知。澜溪在茅塔西南，现在那一带计姓人家已不多。茅塔的邻村西库，计姓较多，且有过不少大户人家。茅塔附近又有计家坝，以姓名村，也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计成可能生在一个没落家庭，中岁以前“游燕及楚”，自称是“业游”，“而历尽风尘”，推测很可能是依人作幕。计成一生没有做过官。

计成自幼学画，工山水，《园冶·自序》云：“不佞少以绘名，最喜关同荆浩笔意。”《园冶·兴造论》的最后说：“予亦恐浸失其源，聊绘式于后，为好事者公焉。”讲完了园林的规划设计，还要绘成图示，表示怎样“巧于因借、精在体宜”，那么计成的原稿无疑是有一批园林山水景物图，可惜这些图面在后来正式刊版时都被删掉了。曹履吉《博望山人稿》载有《题汪园荆山亭》一诗，汪园即汪士衡寤园，是计成为之设计建造的，这个荆山亭图应该就是计成所绘寤园景物设计图，此图今亦不存。计成的绘画作品，至今一件也没有发现，计成原是一位山水画家，却是毫无疑义的。

计成兼工诗。阮大铖《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一首，诗云：“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阮大铖《冶叙》又有“所为诗画，甚如其人”之语。我们读《园冶》，觉得《园冶》的骈体文幽深孤峭，似乎也正是具备有秋兰吐芳那样一种格调。阮大铖是个臭名昭著的人，诗作得还可以，他来评价计成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诗，用不着捧场，也不至于胡说八道。如果我们不是因人废言，阮大铖的话倒也值得参考。计成工诗，格调还不太低，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可惜计成的诗作，也是一首也没有留传下来。

计成中岁以后，即以造园叠山名家，吴玄、阮大铖、曹元甫、郑之勋等人，都是亟口称赞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他所造的吴园、汪园与郑园，当时都是颇负盛名，可是三百年的沧桑，都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遗迹，故此依稀，只供我们凭吊而已。计成留给后世，得以保存至今的惟一遗产，就是他那部总结当时和他自己造园叠山艺术的专著《园冶》。

计成从事造园叠山，是半路出家。中年以前他在外面游历，“中岁归吴”，在镇江偶然为人叠过石壁，受到称赞，遂以此为契机，转行为人造园叠山。计成第一个完整的造园叠山作品，是在常州为吴玄建造的东第园。经考证，吴玄的东第园建于天启三年，这年计成四十二岁。以此反推，计成“中岁归吴”，在镇江为人偶叠石壁，则应该是天启初年之事。计成以一个诗人画士，半道改行，正式为人造园叠山，实自天启三年始。《园冶》卷二《栏杆》一节有云：“予历数年，存式百状。”《园冶》成书在崇祯四年，从天启三年到崇祯四年，前后是七、八年的时光，与“予历数年”之语恰合。

计成为吴玄造园之后，便一举成名，紧接着就为汪士衡造了寤园，寤园最后建成于崇祯五年，计成自谓“与又于公所构，并驰南北江焉”。实际上汪氏寤园比吴氏东第园名声更大，当时名流无不交口称赞。

计成在为汪士衡建造寤园的同时，利用工作余暇，著书立说，完成了《园冶》一书的草稿，初名《园牧》，当时的一个名流姑孰曹元甫，看了原稿，以为是“千古未闻见者”，于是许为开辟，为改题曰《园冶》。但是《园冶》这书没能立即出版，直到崇祯七年，才拿到阮大铖那里刊版印行，所以书首列有阮大铖的序。阮序之后，又列有郑元勋《题词》一篇。郑序作于崇祯八年，可见这时《园冶》还没有刊刻完工。崇祯七年至八年这一段时间，计成正在扬州为郑元勋建造影园，郑元勋对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钦佩得五体投地，所以赶制一序，誉之为“国能”，并且预言此书后来必定成为造园的“规矩”而脍炙于人口。

计成家境贫寒，阮大铖有《早春怀计无否张损之》诗云：“二子岁寒俦，啼笑屡因依”。实际上计成的情况与张损之很不一样。阮大铖的诗集中与张损之有关的诗达三十首之多，张损之曾数入阮大铖他们的诗社，与阮大铖一伙作诗唱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帮闲清客。计成“依”于阮大铖，其实是以造园叠山技艺传食朱门，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自食其力的谋生手段。后来找阮大铖刊刻《园冶》，也是一种谋生手段。《园冶·自识》中说：“欲示二儿长生长吉，但觅梨栗而已。”那时计成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承继着乃父的造园叠山事业。计成说是出这部书，不过是指示他们，让他们以此糊口，挣几个小钱。《园冶》刊刻临成的时候，计成并没有再到阮大铖那里去，也未能对全书作最后的校勘，所以书中就有一些错字，图式也有一些错误。更足以证明计成自己未能亲自进行最后校勘的一条证据，是前引《兴造论》中“聊绘式于后”那几句话，既然所附的图式未予刊刻，那么这几句话不是显而易见地也应该删掉吗？

崇祯八年计成为郑元勋建成了影园，《园冶》大约也就在这年内刊成。此后计成的行踪事迹已不可考。这个时候，正值“时事纷纷”，李自成的起义军进逼安徽，阮大铖举家避“难”于南京。又过了几年，明王朝覆亡。在明、清甲乙之际，像计成这样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造园叠山艺术家，在那样的动乱时期，当然也就不大被人注意了。

关于计成的生平事迹，迄今所知，基本梗概就是这一些了，但是实际上又可以说是不止于此，因为计成的事迹，又都与他的社会交游，和各个知交对他的评价，尤其与他所造园林所叠假山，都是密切关联着的。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下面将一一论述。

计成的交游

根据现在已经掌握到的情况，计成交游诸人有吴玄、汪士衡、曹元甫、阮大铖和郑元勋五人。吴、汪是计成为之造园叠山的园主人，曹是推崇计成造园叠山技艺的人，阮、郑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一章论述计成的交游，只说阮、曹、郑三人。

(一)阮大铖

阮大铖其人向为士林所不齿，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

阮大铖字集之，号园海、石巢、百子山樵，安徽怀宁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间为吏科给事中，侧身魏珰，与杨涟、左光斗等人为仇。天启七年魏忠贤失势，阮大铖名挂逆案，失职家居，并往来于南京、怀宁间。崇祯八年为逃避农民起义，举家侨居南京。这个时候，正是“时事纷纷”，天下多故，阮大铖却认为是“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于是在南京大肆活动，并以新声高会，招纳游侠，妄图反扑。时有复社名士顾杲等人，作《留都防乱揭》逐之。甲申之变，阮大铖依附马士英，谋立福王，诛杀东林，拜江防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弘光元年升兵部尚书，尝衣素蟒服誓师江上，观者以为梨园变相。不久弘光宵遁，马士英逃走，阮大铖逍遥湖湘。清使至，加以内院使职衔，同贝勒协剿金华，大张告示，内言“本内院虽中明朝甲科，实淹滞下僚者三十余载，复受人罗织，插入魏珰，遂遭禁锢，抱恨终身。今受大清特恩，超擢今职。语云：‘士为知已者死’，本内院素秉血性，明析恩仇，将行抒赤竭忠，誓捐踵顶以报兴朝。恐尔士民，识暗无知，妄议本内院出处，特揭通衢，使众知悉”。金华城破，阮大铖搜朱大典外宅，得美女四人，宣淫纵欲，过仙霞岭中风，偃仆石上而死。阮大铖工诗，有《咏怀堂诗集》，并著有《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九种。

阮大铖《冶叙》称：“兹土有园，园有冶，冶之者松陵计无否，而题之冶者，吾友姑孰曹元甫也。”“兹土有园”指的是仪征汪士衡寤园，阮大铖是在汪士衡的寤园中结识了计成的。阮大铖结识计成，是由于曹元甫的介绍，曹元甫为阮大铖同年，二人同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收有《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一首，诗云：

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一起江山寤，独创烟霞格。

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精卫服麾呼，祖龙逊鞭策。

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

露坐虫声间，与君共闲夕。弄琴复衔觞，悠然林月白。

阮大铖在汪士衡的园中看到了计成所叠的假山和计成的诗作，不免有些倾倒，所以对计成的为人和他的叠山巧艺备极推崇。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正集和外集均为崇祯八年刊成[3]，集中诸诗均按编年次序排列。以此诗的编排次序考之，当为崇祯五年所作[4]。这时寤园刚建成，计成还未离开，汪士衡请阮大铖、曹元甫去观光品评。在这之前曹元甫已经结识了计成，而阮大铖则是初次与计成见面。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又有《宴汪士衡中翰图亭》五律四首，夸赞汪氏寤园景物及造园设计的意境，其中第三首有这样两句：“神工开绝岛，哲匠理清音”。神工、哲匠均指计成而言。以这首诗在集中的编排次序考之，为崇祯六年所作。

阮大铖《咏怀堂诗集》卷二又收有《早春怀计无否张损之》诗一首，诗云：

东风善群物，侯至理无违。草木竞故荣，鸿雁怀长飞。

二子岁寒俦，睇笑屡因依。殊察天运乖，靡疑吾道非。

凿冰还弄楫，春皋誓来归。兹晨当首途，遥遥念容辉。

园鸟音初开，篱山青且微。山烟日以和，及时应采薇。

古人无复延，古意谁能希。

这首诗对于研究计成的家世和出身，他的为人和思想，以及他与阮大铖之间的关系，还有这种关系的后来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奇怪的是，早年阚铎著《园冶识语》，已经引录了阮大铖《宴汪中翰士衡园亭》及《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二题五首，惟独没有引录这更为重要的一首。这会是无意中漏掉了吗？当然不是，这是有意回避掉了。阮大铖说计成“睇笑屡因依”，好像表明计成是阮的门客，阮大铖为计成的《园冶》作序，已被认为是白璧之疵，如果再翻腾出来这么一首诗，让人知道计成确曾依附阮大铖，岂不是更为耻辱？出于一种为贤者讳、为所爱者讳那么一种善良想法，于是这首诗就压根儿不再提起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觉得这种避讳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研究计成也好，研究计成的交游也好，最终目的，只是为的知人论世，为的研究《园治》和当时、尤其是计成自己的造园叠山艺术，历史的真实是用不着回避的。再者，我觉得这首诗不但不会给计成增添耻辱，恰恰相反，诗里还可以看出他和阮大铖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裂痕，这对于我们研究计成其人，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史料。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更不应该回避了。

《早春怀计无否张损之》一诗，收在《咏怀堂诗外集》乙部，当然也是祟祯八年以前的作品，从它在集中的编排次序考查，实为祟祯七年所作。诗题早春，诗中又有“凿冰还弄楫”之句，表明月令是在二月。我们知道，阮大铖的《冶叙》末题“崇祯甲戍清和，届时园列敷荣，好鸟如友，遂援笔其下。”清和月在汉魏六朝时候是专指二月而言，唐、宋以后多指四月，阮大铖说“园列敷荣”、“好鸟如友”，是四月的景象。这就是说《早春怀计无否张损之》一诗，与《冶叙》是同年所作，前后只差两个月。

阮大铖的诗里面说：“殊察天运乖，靡疑吾道非。”可见计成对于阮大铖的为人颇有微辞，看法并不好，这一点阮大铖也已经有所察觉，所以才自己加以辩白。正是二人关系中间有了这样一个裂痕，所以阮大铖生怕计成不会来，这才写诗召请，结果计成还是来了，于是阮大铖就很高兴，为《园冶》亲笔题词作叙，并安排在安庆阮衙予以刊版。阮大铖有求于计成的，是找他掇山叠石；计成有求于阮大铖的，是为的刊刻《园冶》。

值得注意的是计成在《园冶·自识》中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自叹生人之时也，不遇时也。武侯三国之师，梁公女王之相，古之贤豪之时也，大不遇时也! 何况草野疏愚，涉身丘壑，暇著斯冶，欲示二儿长生长吉，但觅犁栗而已。故梓行，合为世便。

《自识》这一节是《园冶》付印时计成自己写的后记。阮大铖为计成刊书，并写序赞扬，计成在后记中却只字未提，反而说了一大堆含糊其辞的话，什么“大不遇时”啦，“草野疏愚”啦，什么“欲示二儿”啦，“但觅梨栗”啦，等等，话里话外，似乎是颇有难言之处。这“大不遇时”之类的一席话，一方面是对于阮大铖“殊察天运乖，靡疑吾道非”那一类指责的搪塞回答，含蓄而又微妙；一方面更寓以他自己的牢骚和表白，痛苦面又凄凉。阮大铖说计成“人最质直，臆绝灵奇”，计成《自识》中的这段话，既是质直之言，又故作狡狯。计成早在崇祯四年已写成《园冶》一书，但是一直没能找到地方出版，迁延三年以后，只好再来找阮大铖。计成不得不找阮大铖印行此书，本为传世，也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养家糊口。当时社会上偷翻他人之书、剽窃别人成果的事很多，刊刻专著，多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我国明崇祯初刊本《园冶》，第三卷末页有“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的印记，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跟着而来的又有另一个问题，就是阮大铖此际已罢官家居，为什么还能给人作强有力的靠山呢？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因为阮大铖虽然在朝中已经失势，但依旧是地方一霸。当时的吴应箕有《之子》一诗，就是揭露阮大铖的，诗云：“之子何纵横，华轩耀通都。童奴妖且研，宾客竞承趋。谈笑有机伏，高会逞雄图。昔时既炫赫，恭显相持扶。时易不自戢，意气益腆膴。 ”[5]阮大铖虽然罢了官，但是丝毫没有收敛，仍然意气自得，腆着个大肚子，横行乡里，气势汹汹。

阮大铖赠计成诗云：“殊察天运乖，靡疑吾道非。”这表明计成是清醒的，对阮大铖的歪道是有看法的，他到时候不去，似乎也是想与阮大胡子决裂的，但是计成毕竟是个穷愁潦倒、软弱无能的知识分子，为了能印行《园冶》，最后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可是把书稿交给阮大铖付印以后，计成却写了那么一篇苦辣酸甜不是滋味的后记，然后就一走了事，到扬州去帮助他的朋友郑元勋建造影园去了。

崇祯八年以后，阮大铖的诗里再也没有提到过计成。阮大铖《咏怀堂诗·戊寅诗》另有《谢张昆岗为叠山石》一诗，时为崇祯十一年。《咏怀堂诗·辛巳诗》卷上又有《寿张昆岗八十》诗，时为崇祯十四年。崇祯十一年时张昆岗已经七十七岁了，而这年的计成，算起来只有五十七岁。张昆岗工于叠石，但是无论如何，成就总不会赶上计成，阮大铖不找五十七岁的叠山名家计成为他叠石，而另找七十七岁的张昆岗，这表明那时的计成根本就不到阮大铖这里来了。

阮大铖《早春怀计无否张损之》云：“二子岁寒俦，啼笑屡因依。”实际上后一句话只符合张损之的情况，加在计成头上便成了不实之辞。计成与阮大铖的交游，只有崇祯五年至七年这短短一段时间，顶多不过到过安庆阮大铖那里两三次而已。阮找计不外是造园叠山，计找阮是为的出书，计成与阮大铖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什么啼笑因依，阮大铖硬是那样说，只表明他自己的卑劣。

(二)曹元甫

曹元甫是计成的伯乐。

崇祯四年《园冶》初稿写成，初名《园牧》，曹元甫见了，以为是“千古所未闻见者。”曹元甫以为这样的专著是计成的开辟，不应该谦称为《园牧》，因而为之改题曰《园冶》。曹元甫为《园冶》题名，并见于计成《自序》及阮大铖《冶叙》。《园冶》这部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造园学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造园学专著。曹元甫许为开辟，题之曰冶，可见他颇有眼力，这个改题，极为允当。

曹元甫名履吉，当涂县人，为东南文化界的名人。康熙《当涂县志》、《太平府志》和乾隆《当涂县志》都有他的传。康熙县志云：“曹履吉，字元甫，号根遂，行健长子也。幼颖敏过人，应童子试，受知于邑宰王思任，曰：‘东南之帜在子矣!’丙午领乡荐，春官不弟，省亲辰溪，陟衡岳泛洞庭，携诗文就正于大宗伯郭正域，郭奇之，中丙辰会魁，授户部主事，升佥事，督学河南，转光禄少卿，忌者以迁出不次为嫌，投劾归，年未五十也。”曹元甫工诗文，善书画，一生著述甚多，有《博望山人稿》传于世，另有《渔山堂稿》、《携谢阁稿》、《青在堂稿》、《辰文阁稿》等俱已不存。曹元甫又“旁通诸技能，吴歈、宋绣、品竹、弹丝，皆曲尽其妙。”(康熙《太平府志》)曹元甫“负人伦鉴”，喜甄拔人物，作学官时“经其甄拔者，多连翩捷去。每于出案时列在一二等者，皆求割截卷面，得其品题，以为至宝。”(康熙《当涂县志》)《园冶》受到曹元甫的赞赏，并改题书名，这对计成来说，都是不胜荣幸的事。’

曹元甫与汪士衡知交，时常到汪氏寤园去，《博望山人稿》收有《信宿汪士衡寤园》及《徐昭质相晤真州汪园赋赠》诸诗。计成《园冶·自序》提到曹元甫在汪士衡园中读到他的《园冶》初稿，是崇祯四年的事。曹元甫的《信宿汪士衡寤园》一诗，正是那一次所作，诗云：

自识玄情物外孤，区中聊与石林俱。选将江海为邻地，摹出荆关得意图。

古桧过风弦绝壑，春潮化雨练平芜。分题且慎怀中简，簪笔重来次第濡[6]。

这首诗夸赞寤园景物，同时又夸赞了寤园的规划设计者。计成的《园冶·自序》里面说：“姑孰曹元甫先生游于兹，主人偕予盘桓信宿。先生称赞不已，以为荆关之绘也，何能成于笔底？”我们知道，计成《自序》一开头就说起他早岁学画时“最喜关同、荆浩笔意”，“每宗之”，后来即以荆关笔意为人掇山叠石，曹元甫诗所说的“摹出荆关得意图”，正是夸赞计成的造园叠山。计成转述的曹元甫“以为荆关之绘也，何能成于笔底？”与曹元甫此诗甚合，很可能就是指这一首诗而言的。当然，曹元甫“称赞不已”，恐怕还有别的话，不止这一首诗。

《博望山人稿》卷六又收有《题汪园荆山亭图》一首，诗云：

斧开黄石负成山，就水盘蹊置险关。借问西京洪谷子，此图何以落人寰。

这首诗对于考证计成的生平事迹，以及曹元甫对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之评价，也很重要，需作深入探讨。曹元甫为当涂县人，邻县芜湖有大荆山、小荆山，大荆山有鹤迹石，云古仙所遗，又相传为卞和得玉处。但综观曹诗全意，诗中的荆山亭，并非是仿荆山景致造亭。诗中有“借问西京洪谷子”之句，洪谷子即荆浩，荆浩隐居太行山之洪谷，遂自号洪谷子。诗中又有“斧开黄石劈成山”之句，指的是用黄石叠山。全诗所夸赞的是用黄石仿荆浩的笔意掇山造景，配以关亭等建筑物。“借问西京洪谷子，此图何以落人寰”，又正是“荆关之绘也，何能成于笔底？”一样的意思。计成喜欢荆浩笔意，又喜用黄石叠山，《园冶》《选石》一章说：“时遵图画，匪人焉识黄山。”翻译出来就是说，人们尊崇以画家皴法叠石，非精于此道者，就不可能知道黄石的妙用。《选石》章中的《黄石》一节，又说：“俗人只知顽夯，而不知奇妙也。”可见计成对于黄石叠山，本是大力提倡、而又颇有成就的。曹元甫《题汪园荆山亭图》所指的汪园，对照《信宿汪士衡寤园》、《徐昭质相晤真州汪园赋诗》等诗，显然是指的汪士衡寤园，系计成为之建造者。而当时的造园叠山艺术家，不论是画家出身的，还是兼通绘画的，每在为人造园之时，多要画出园林景物图。例如和计成约略并时的造园叠山大名家张南垣在为朱茂时建造放鹤洲时，就曾画有《墨石图》。张南垣之子张然在为冯溥建造万柳堂时，就曾画有《亦园山水图》(亦园即万柳堂之别名)[7]。这种园林景物图，本是山水景物的设计图，其实画出来也就是山水画。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恍然大悟，曹元甫《题汪园荆山亭图》所指的荆山亭图，正是计成所绘，是计成为汪士衡造园时所作的寤园景物设计图之一。旧日造园，建成以后，或另请名家绘制园图，这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竣工图。这样的园图多为全景，不会只画一处小景。

多才多艺的曹元甫，是一个知名园林鉴赏家。探讨计成与曹元甫的交游，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曹元甫同时也了解张南垣。

张南垣是与计成并时的造园叠山大名家。计成生于万历十年，张南垣生于万历十五年[8]，但是计成中岁以后，才改行从事造园叠山，成名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张南垣从事造园叠山的时间较早，三十岁已经成名。计成活动在大江南北，张南垣活动在江、浙一带。计成的《园冶》总结当时的造园叠山艺术，其中关于叠山的一些理论，也恰与张南垣的立论相同。张、计两人是否见过面，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彼此应该是互有了解。董其昌、陈继儒都曾亟口称赞张南垣的造园叠山艺术，而董、陈二人又都是曹元甫景仰的人物，三人过从密切，曹元甫又亟口称赞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有着这样的中间媒介，两个并世的造园叠山名家，怎能不至少也是互有所闻呢？崇祯六年，张南垣为金坛虞来初建成了豫园，虞来初请阮大铖、曹元甫前往观光品评，阮大铖有《虞学宪来初筑园甚适招余洎元甫往游先之诗》一首，看过之后，阮大铖又有《题虞来初豫园》诗八首[9]。曹元甫与阮大铖同游，也应该作了一些诗，可惜没有留传下来。

(三)郑元勋

郑元勋称计成为友人，说他们两个人“交最久”。计成于崇祯七年至八年曾为郑元勋建造影园，崇祯八年郑元勋为《园冶》题词，对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倍加推崇。

计成一生所造名园，见于记载的共有三处，依时间先后的顺序，为天启三年常州吴玄之东第园，崇祯四年至五年仪真汪士衡寤园，崇祯七年至八年扬州郑元勋影园。三个园子的主人，身世各不相同，吴玄是一个陷入帮派体系的失意官僚，汪士衡为流寓仪真的安徽盐商，只有郑元勋工诗善画，风流倜傥，是最理想的园主人。

茅元仪《影园记》云：“画者，物之权也。园者，画之见诸行事也。我于郑子之影园，而益信其说。”[10]茅元仪认为，只有像郑元勋这样精于绘画的士大夫，才能“迎会山川，吞吐风日，平章泉石，奔走花鸟，而为园。”郑元勋的影园，主人自己也曾参与规划设计，但《题词》有云：

子卜筑城南，芦汀柳岸之间，仅广十笏，经无否略为区画，别现灵幽。予自负少解结构，质之无否，愧如拙鸠。

可见影园虽为计成与郑元勋二人合作之产物，主要还是计成为之规划设计。郑元勋《影园自记》云：

是役八月粗具，经年而竣。尽翻陈格，庶几有朴野之致。又以吴(吾)友计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无一失，故无毁画之恨[11]。

按旧日建造园林，常常因为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规划设计这一环节，往往边筑边拆，边拆边改。计成为郑元勋建造影园，胸有成竹，事先作出周密的设计，所以工期极短，一气呵成，避免了一般造园边建、边拆、边改那样一种弊病。

郑元勋《题词》云：“予与无否交最久”。计成生于万历十年，郑元勋生于万历二十六年，二人相差十六岁，郑元勋《题词》自称“友弟”，二人差不多算是忘年交。丁孕乾《寄题影园》诗云：

犹似临风下笔时，一邱一壑一经思。绿杨影里春归早，黄鸟声多客散迟。

有幽心交石丈，不将清课任花师。园林久即扬州梦，此日相寻梦亦疑。[10]

此诗所谓的“交石丈”，即请人掇山叠石，石丈正是指计成。栽种花木，郑元勋可以自己拿主张，掇叠山石，则非依靠计成不可。《题词》又云：“无否人最质直，善解人意”。可见郑、计二人在建造影园的过程中配合默契，两个人很合得来。

郑元勋为《园冶》题词，称赞为“今日之国能”，“他日之规矩”，预言该书将脍炙于人口，后来的实践果然证明，郑元勋的预言是十分正确的。郑元勋为《园冶》题词，尤其是在阮大铖题了《冶叙》之后，这本身就也是一件非同小可、别具意味的事。

郑元勋为扬州地区著名的历史人物，元勋字超宗，占籍仪真，家江都，康熙《仪征县志》卷八《义烈》有传。传云：“郑元勋字超宗，甲子领乡荐，癸未登进士。性孝友，博学能文，倜傥抱大略，名重海内。居心灭城府，荐举不令人知，面折人过，无所嫌忌。甲申闻国变，谓扬州为东南保障，破家资训练，勉以忠孝。时高杰分藩维扬，初至而扬民疑之，遂扃各关不得入，撄杰怒，勋单骑造杰营，谕以大义，词气刚直。杰心折，乃共约休解，时城内兵哗，遂及于难。”为了乡人的安危，他在关键时刻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了地方著名的义烈之一，赢得了后人的长久怀念。

郑元勋生前的名望就已很高，杭世骏《明职方司主事郑元勋传》云：“当是时，中朝门户甚盛，士人矜尚气节，工标榜，元勋名震公卿间，各道上计京师者，诸大僚必询从广陵来见郑孝廉否，或愕眙不即答，则涕唾弃之。明怀宗锐意人才，命大僚各举所知，直指与淮督，交章以元勋应诏，元勋以母老辞不去。”郑元勋这样的人物，为计成的《园冶》题词，对计成的为人和他的造园叠山艺术备极推崇，无疑是给《园冶》生辉不少。

《园冶》初刊本首列阮大铖《冶叙》，紧挨又列有郑元勋的一篇《题词》，这种巧妙安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前面说过，计成找阮大铖刊书，乃是出于不得已，计成对阮大铖其人颇有微辞，阮大铖作叙一年以后，计成另请郑元勋作一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的抵消或平衡一下阮叙。阮大铖和郑元勋代表着当时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物，吴应箕的《之子》诗末尾说：“名节道所贵，君子慎廉隅。一朝苟失足，高陵荡若污，所以鹄与蝇，趋舍不同途。”计成曾公开怀疑阮大铖的“道”，却又不免软弱妥协，还得找阮大铖出书。阮大铖写了叙，计成又写了《自识》，转弯抹角发了一通牢骚，说出了事实真相，然后又另搬出郑元勋的《题词》，表明他的心最终还是向着正直知识分子这一边。阮大铖说计成“臆绝灵奇”，计成这一系列安排，真是妙不可言。

阮叙郑词虽然一样都对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加以褒扬，但是阮叙说计成“人最质直，臆绝灵奇”，郑元勋《影园自记》则说计成“善解人意”，这两种大不相同的说法，也足以表明他们各自与计成的交往关系，一个较生涩，摸不透，一个很融洽。

《淮海英灵集》丁集卷四收有施朝干《影园图》一诗，诗中有这样几句：

丞相梅花岭，陪京燕子笺。薰莸他日恨，褒罚后人权。

后人题郑元勋影园图，说起史可法与阮大铖两类有如薰莸不可同器的人物，是耐人寻味的，郑元勋正是史可法一样的人物。计成的《园冶》，列有阮大铖《冶叙》和郑元勋《题词》，也正是“薰莸他日恨”的事情，可我们现在评论《园冶》，往往注意到阮叙之成为“白璧之疵”，却常常忽略了郑词所增添的光彩，后人褒罚之权，可要注意拿准哟。

计成所造名园

计成一生所造名园，见于记载者，共有三处，现依年代次序，考述如下。此外计成还为人叠过一些假山，并附述于后。

(一)常州吴玄东第园

计成为吴玄造园，事见《园冶·自序》。《自序》云：“公得基于城东，乃元朝温相故园，仅十五亩，公示予曰；‘斯十亩为宅，余五亩可效司马温公独乐制’。”因知吴玄此园即在其宅第之旁，正是《园冶》所谓的“傍宅地。”计成接受了这个设计任务之后，勘察了地形，“观其基形最高，而穷其源最深，乔木参天，虬枝拂地。”于是提出方案：“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落成之后，主人大喜。

吴玄字又于，《园冶·自序》称吴玄为“晋陵方伯吴又予公”，又予的予是个误字[12]。晋陵为武进古称，“方伯”指吴玄曾任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吴又于本名玄，清康熙以后的地方志为避讳改玄为元。陈植先生《园冶注释》出注语谓“吴元，字又予”，名与字全误。

吴玄为吴中行子，《明史》无专传。《吴中行传》所附吴玄事迹颇为简略。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十四：“吴元(玄)字又于，武进人，万历进士，改授湖州府学教授，历任湖广布政，性刚介，时党局纷纭，元(玄)卓立不倚……刺东昌、严州，具有卓政，所著有《率道人集》。”

吴玄所著《率道人集》，本名《率道人素草》，现存。吴玄生平事迹，多可于《率道人素草》中考知。吴玄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中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初任河南南阳府儒学教授，后任刑部本科、刑部广西司、贵州司、浙江司，历守东昌、严州两府，巡守岭东、河北两道，荐升湖广参政，改江西参政，分守饶南九江道。

《明史·吴中行传》谓吴玄任江西布政，《园冶注释》出注语因之。考明代官制，布政、按察二司，以辖区广大，由布政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谷，称为分守道。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左、右参政无定员，从三品。吴玄只作过从三品的江西参政，分守饶南九江道，没有作过从二品的江西布政。《园冶·自序》称“晋陵方伯”，方伯虽然等于说是布政使，然而布政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有时亦可简称布政，犹如现在把副省长也叫省长一样。

康熙《常州府志》谓吴玄“性刚介，时党局纷纭，元(玄)卓立不倚。”府志这个说法是回护乡人，与事实大不相符。实际上吴玄侧身魏珰，是一个在帮派体系中陷得很深的官僚。吴玄罢官后，著有《吾征录》，汇辑万历、天启间之奏疏，皆攻讦东林之文，玄复为说以扬之，颇肆诋毁。吴玄在士林中的名声并不好。

《园冶》卷一《相地》章《傍宅地》一节有这样两句话：“轻身尚寄玄黄，具眼胡分青白。”“轻身”指罢了官，俗语云：“无官一身轻。”“青白”指青白眼，是用阮籍分青白眼看人的典故。后来清初有徐石麟，著《古今青白眼》三卷，辑录子史说部中评骘人品之事。计成所说具眼青白，专指评骘人物。计成在《傍宅地》一节忽然写上这么两句，显得很突兀，其实是说吴玄。我们知道，计成为吴玄所造之园，正是傍宅园，《自序》谓吴玄得基于城东，仅十五亩，曰：“斯十亩为宅，余五亩，可效司马温公‘独乐’制。”《傍宅地》又云：“五亩何拘，且效温公之独乐。”可见《傍宅地》一节，多半是计成为吴玄造傍宅园的经验谈。吴玄《率道人素草》卷四《骈语》收其自撰联额，有这样一段：

东第环堵

维硕之宽且 ，半亩亦堪环堵；

是谷也窈而曲，一卷即是深山。

碧山不负我

(以下三行墨涂，当是挖版，挖去一副联语)

白眼为看他

看云看石看剑看花，间看韶光色色；

听雨听泉听琴听鸟，静听清籁声声。

世上几盘棋，天玄地黄，看纵横于局外；

时下一杯酒，风清月白，落谈笑于樽前。

吴玄《吾征录》《规则》之末，钤有闲章一方，文曰：“青山不负我，白眼为看他。”计成所说的“轻身尚寄玄黄，具眼胡分青白”，显然是有意针对吴玄当时的思想情绪而说的。计成信手拈来吴玄自己的话，加以剪裁翻造，另成一种命意，复用以规劝吴玄本人，说是你虽已罢了官闲居在家，但你毕竟还是生活在这个天玄地黄的多变世界上，你对人的好恶，还是不要那么分明罢。“轻身尚寄玄黄，具眼胡分青白”这两句之下，又云：“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这还是继续规劝吴玄，千年百岁是用古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典故。杜甫《偶题》诗云：“文章千古事”，计成所说的“固作千年事”，还是指的吴玄著《吾征录》事。

计成这样的态度，表面上是劝吴玄摆脱政治，不要再去管当时政界的党争，一心享受园居之乐，实际上又是表明他自己的处世态度，等于是作了一个含蓄委婉的声明：他为吴玄这样的人造园，但却不同意吴玄的处世态度。《园冶》里的行文，与吴玄自撰联语所表露的思想情绪，有这样微妙的关系，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吴玄可算是常州有名的历史人物，但是他的宅园，在地方志中却未见记载。

吴玄《率道人素草》卷四《骈语》收有《上梁祝文》一篇，全文云：

梁之东，瑞霭高悬文笔峰。城映丹霞标百雉，井含紫气起双龙。

梁之南，泽衍荆山八代传。坊号青云看骥附，都通白下待鹏抟。

梁之西，六秀庚从江水湄。麟题武曲黄金筑，虹带文星苍璧移。

梁之北，汪汪福泽开溟渤。象应台前玉烛调，名传阙下金瓯卜。

梁之中，独乐名园环堵宫。王公奕叶三槐植，窦老灵株五桂丛。

梁之上，龙成六彩光千丈。显子桥头坡老翁，狮子巷口元丞相。

梁之下，此日生明成大厦。寿域驻百岁丹砂，圣恩赐三朝绿野。

按旧日上梁祝文，每有一定格套，梁之东西南北，要描述四望方向之吉相，实即远处之借景，即使是望不到也没关系，不过取个吉利。本祝文所说东方文笔峰，即今城东红梅阁公园中的文笔塔，相传为本郡文笔峰，每祥光腾现，开甲第之先兆云。西之虹带文星指虹桥，在西门外。旧传怕河道冲了风水，建文成坝拦水，也是希望后人中功名。最后的梁之中、梁之上、梁之下，这才说到本建筑物的具体所在。这一部分的描述很具体，和《园冶·自序》相应的一段完全吻合：“独乐名园环堵宫”与“十亩为宅，余五亩可效司马温公独乐制”相合。“狮子巷口元丞相”与“得基于城东，乃元朝温相故园”相合。根据这篇上梁文，参照《园冶·自序》，就会很容易找到吴玄东弟园的位置。狮子巷之名今尚存，即今常州旧城城里东水门内水华桥北，此地旧有五条南北小巷，靠东两条称东狮子巷、西狮子巷。

吴玄此园园名亦失考。前引《率道人素草》卷四《骈语》有这样一联：“维硕之宽且 ，半亩亦堪环堵；是谷也窈而曲，一卷即是深山。”这与《园冶·自序》所说“予观其基形最高，而穷其源最深，”“不弟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正相符合。匾额曰：“东第环堵”。这也与《自序》所说“得基于城东”，《上梁祝词》所说“独乐名园环堵宫”，全都相合。吴玄此宅，当时应该是称为“东第”，傍宅的五亩小园，匾曰“东第环堵”，园名不妨就叫做“东第园”，或可迳称之为“东第环堵”。

东第园中的园林景物，已不可详考。

吴玄东第及其附属小园之建造年代，亦未见明确记载。《上梁祝文》及联语等文，均载在《率道人素草》，《素草》《自叙》题“万历庚戍”，即万历三十八年，第八册末又附有“甲子朱明跋”即天启四年。检读《素草》所收诗，起自万历十四年，止于天启六年，《素草》《示约》又有《率族士夫公书》题丁卯，是为天启七年，可见《率道人素草》之最后成书，乃在天启七年。《率道人素草》卷四《祝册》有《小宗祠成覃恩 赠祝文》，文曰：“天启三年岁次癸亥冬十月甲子朔越二十八日甲申孝孙玄敢告于显高祖考、显高祖妣，显曾祖考、显曾祖妣，显祖考、显祖妣，显考、显妣”云云，是知小宗祠为天启三年建成。此种小宗祠，当然是附属在东第宅旁，或傍宅园内。这也就是说，吴玄的东第，应该也是天启三年建成的。《上梁祝文》最末一段云：“梁之下，此曰生明成大厦。寿域驻百岁丹砂，圣恩赐三朝绿野”。吴玄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中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此所谓三朝，殆指历仕万历、泰昌和天启。“生明”指孟夏四月，这就是说吴玄东第的宅堂建筑是天启三年夏四月上梁的。东第园很可能是同年完工，或者至迟是次一年即天启四年完工的罢。

《园冶·自序》说他自己是“中岁归吴，择居润州”，偶而为人叠过一处石壁，一试成功，“遂播闻于远近”，接着就应了吴玄之约，为之造了东第园。计成为吴玄造园叠山，始于天启三年，这一年计成是四十二岁。吴玄的东第园，是计成改行从事造园叠山以后的第一处完整的园林作品，是计成造园的处女作。吴园建成，计成遂一举成名。

(二)仪征汪士衡寤园

汪士衡其人在计成造园叠山事业的发展上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计成为汪士衡建造了寤园，与吴玄的东第园“并驰南北江焉”。寤园使计成进一步成名，计成的《园冶》就是在寤园中的扈冶堂写成的。曹元甫是在汪士衡的寤园看到了《园冶》的初稿《园牧》，为改题曰《园冶》，阮大铖也是在寤园里通过曹元甫的介绍而结识了计成的。

寤园之名见于阮叙，又见之于《园冶》卷一《屋宇》章《廊》一节：“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婉蜒无尽。斯寤园之‘篆云’也。”

寤园之名，亦屡见于阮大铖诗，如《咏怀堂诗集》卷二有《杪秋同李烟客周公穆刘尔敬张损之叶孺韬刘慧玉宗白集汪中秘士衡寤园》，《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罗绣铭张元秋从采石汛舟真州相访遂集寤园小酌》。此外《咏怀堂诗外集》乙部又有《宴汪中翰士衡园亭》，《咏怀堂诗》卷三又有《客真州喜杜退思至即招集汪氏江亭》，也都是指的寤园。寤园的主要楼阁名湛阁，《咏怀堂诗》卷二有《同吴仲立张损之周公穆集汪士衡湛阁》。《咏怀堂丙子诗》卷下，有《坐湛阁感忆汪士衡中翰》二首，诗云：

晴浦列遥雁，霜枝领暮鸦。寒情何可束，开步入蒹葭。

触物已如此，伊人空复遐。尚思磅礴地，高咏响梅花。

千尺春潭水，于君见素心。露花迎夙梦，风莜寄荒吟。

鸡黍期如昨，人琴感至今。何堪沙浦上，啧啧听寒禽。

据此二诗诗题诗意，此时汪士衡已物故。阮大铖旧地重游，见景伤情，思念故人，而作是诗。诗成于崇祯九年，计成为汪士衡建造寤园，事在崇祯四年至五年，过了四、五年园主人便已故去，这恐怕是汪氏寤园所留记载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汪士衡其人无考，康熙《仪真县志》共有三种[13]，都未有汪士衡的传。士衡是字，不是名，三种康熙县志中也没有查到汪某字士衡这样一个人的传。

康熙七年《仪真县志》卷五《选举志》《明·应例》栏有“汪机：奉例助饷，授文华殿中书”的记载，康熙五十七年《仪真县志》卷四《选举表》《应例》栏有“(崇祯)十二年，汪机，文华殿中书”的记载，道光三十年《仪征县志》亦有崇祯十二年汪机授文华殿中书的记载。古人取名与字每有联系，杨超伯先生《<园冶注释>校勘记》以为晋有陆机字士衡，汪机在崇祯间挂中书衔，与“汪士衡中翰”姓氏官职俱符，因而推测汪士衡即汪机。康熙五十七年《仪真县志》卷二《名迹》：“西园，在新济桥，中书汪机置。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名公题咏甚多。”汪机的园称西园，在仪征城西钥匙河上的新济桥附近，这与《园冶·自序》所称“汪士衡中翰延予銮江西筑”语亦相合，这不但进一步证实了汪机即汪士衡，而且表明了寤园又名西园。几种县志都记载汪机在崇祯十二年奉例助饷，授文华殿中书，但是在崇祯四年写成的《园冶·自序》中已称汪士衡为中翰，崇祯九年汪士衡已经故去，可见崇祯十二年汪机授中书的记载有误，或是误衍一个“十”字。

康熙七年《仪真县志》载李坫《游江上汪园》诗云：

秋空清似洗，江上数峰兰。湛阁临流敞，灵岩傍水含。

时花添胜景，良友纵高谈。何必携壶 ，穷奇意已酣。

李坫字允同，以明经授山东日照县令，家居后应县令姜埰之请，修《仪真县志》十卷，事在崇祯年间。李坫此诗所咏之“江上汪园”有湛阁，必是汪士衡寤园无疑。

康熙五十七年《仪真县志》卷十六载：“荣园：在新济桥西，崇祯间汪氏筑。取渊明木欣向荣之句以名，构置天然，为江北绝胜。往来巨公大僚，多宴会于此。县令姜埰不胜周旋，恚曰：‘我且为汪家守门吏矣’。汪惧而毁焉。一石尚存，嵚寄玲珑，人号‘小四明’云。”杨超伯先生《〈园冶注释〉校勘记》引之，疑此汪氏荣园即汪士衡寤园，并引施闰章《荣园诗》一首[14]，然后说：“可见园之胜处，在于叠石，确曾名躁一时。”杨先生认为寤园“在县志为‘荣园’、‘西园’，是否始称寤园，嗣改荣园，尚待续考。”此说虽持矜慎存疑态度，但是倾向已很明朗。今按县志之“西园”确系“寤园”之别称，但“荣园”却别是一处。阮元《广陵诗事》卷六：“汪中翰士楚，家素封，所构荣园名动京师，有南北经过者，率至此留连竟晷，李樗人有‘扁舟白发闲来往，惟有当年旧夕阳’之句。”据此则荣园本为汪中翰士楚所构，此园“名动京师”，“南北经过者”“留连竟晷”，正与康熙五十七年县志“构置天然，为江北绝胜，往来巨公大僚多宴会于此”的记载相合。汪士衡之寤园又称西园，在新济桥，汪士楚之荣园在新济桥西，两园相近。士衡，士楚都是素封之家，又都是以赀报中书者，两汪园易混，是应予考辨清楚的。

寤园景物，见于各家诗作及《园冶》者，有湛阁、灵岩、荆山亭、篆云廊、扈冶堂[15]等。阮大铖《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宴汪中翰士衡园亭》五律四首，于园中景物和意境描绘甚详。

(三)扬州郑元勋影园

郑元勋的影园在已知计成所造三处名园之中，按建造时间来说是最后的一处，按艺术成就来说是最高的一处。影园建成后，郑之勋有《影园自记》，茅元仪有《影园记》，黎遂球有《影园赋》。

影园始建于崇祯七年，这时计成的《园冶》早已写成，同年交付刊版。影园于崇祯八年建成，同年，郑元勋为《园冶》题词。又过两年，郑元勋写成一篇《影园自记》，文中热情地描述了计成为影园所作的贡献。从《影园自记》的景物描述来看，影园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很多地方都是按着《园冶》所提出的造园理论，去付诸实践的，因此就更值得注意。

据《影园自记》所记相地选址情况，其他无山，但“前后夹水，隔水蜀冈，蜿蜒起伏，尽作山势。环四面，抑万屯，荷千余顷，萑苇生之。水清而多鱼，渔棹往来不绝。”“升高处望之，迷楼、平山皆在项背，江南诸山，历历青来。地盖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间”，董其昌“因书影园二字”。这样一块地势，具有造园的优越条件，天启末年归了郑元勋，规划设计又“胸有成竹”，到崇祯七年动工，“八阅月而粗具。”

从《影园自记》所描述的布局和选景、造景特点来看，可以说影园是很巧妙地体现了《园冶》总结出来的“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这八个字。影园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其地多水，就利用这些水面；其地无山，但隔水蜀冈，蜿蜒起伏，尽作山势，又可远借历历青来的江南诸山，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另叠造高大的假山。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说：“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计成讲造园，一再强调“巧于因借”，计成之“善于用因”，早在为吴玄建造东第园时已有体现，影园的“善于用因”，更体现得最为典型、最为完善。郑元勋的社友刘侗曾为《影园自记》作跋语云：“见所作者，卜筑自然。因地因水，因石因木。即事其间，如照生影，厥惟天哉。”影园的“善于用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园又巧妙地利用了借景，不仅近处的“隔水蜀冈”，远处的“江南诸山”等自然风景，尽收为借景，而且从玉勾草堂望出去，“阎氏园、冯氏园、员氏园皆在目，虽颓而茂 (按：此处疑或脱一林字)竹木若为吾有。”这样把别人的园林、别人园林中的茂林竹木等人工景物也收为借景。因为是人家的园景，借了过来，所以郑元勋裁词，说成是“若为吾有”，这个“若”字，十分传神。

计成造园，“巧于因借”，于是便可以事半功倍，郑元勋说他的影园，“芦汀柳岸之间”，“经无否略为区画”，便“别现灵幽”。[16]不用说，这完全是“巧于因借”的结果。

《园冶》强调的“精在体宜”，现在一般理解，都把“体宜”当作一个概念，实际上“体”与“宜”应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概念。《园冶》又有“得体合宜，未可拘率”的提法，是“体宜”二字的辩证解释，今本“率”字坏成“牵”，《园冶注释》遂成误解。[17]建造园林，要有一定的章法和规矩，体式和格局，不能率野胡来；又要灵活机动，因地制宜，不能死板拘谨。影园注意“因借”，也很注意“体宜”，即“得体合宜”。《影园自记》中说：“大抵地方广不过数亩，而无易尽之患。山径不上下穿，而可坦步。皆若自然幽折，不见人工。一花一竹一石，皆适其宜，审度再三，不宜，虽美必弃。”

影园中的景物，“尽翻陈格，庶几有朴野之致。”建筑疏朗素雅，能与环境结合，“荷堂宏敞而疏，得交远翠。”建筑装修，“皆异时制。”这些也都正与《园冶》所强调的屋宇要“常套俱裁”，栏杆要“制式新番”，完全相合。《园冶》讲掇山，主张“散漫理之”，“或墙中嵌理壁岩，或顶植卉木垂萝，似有深境也。”计成反对那种三峰一壁，下洞上台，炉烛花瓶，刀山剑树一类的俗套。影园的实践也正是这样，藏书楼前庭，“选石之透瘦秀者，高下散布，不落常格，而有画理。室隅作两岩，岩上多植桂，缭枝连卷，谿谷崭岩，似小山招隐处。”(《影园自记》)影园的门窗洞口形制，也每多按着《园冶》的成例采用，如六方窦、月亮门、栀子窗等，不一而足。此外如虎皮墙，卵石地等也多与《园冶》的提倡相合。

影园建成后，成为江北名构。郑元勋邀名流题咏，还征诗于各地。影园被公推为扬州第一名园。顾尔迈跋《影园自记》云：“南湖秀甲吾里，超宗为影园其间，又秀甲南湖。”[10]陈肇基《寄题影园》诗云：“广陵胜处知何处，不说迷楼说影园。”[10]丁孕乾《寄题影园》诗云：

秋气遥生曲径松，溪桥课酒石留踪。传更未至鱼先觉，简字虽勤鹤易供。

三绝从来归郑子，一毛今复见超宗。谁开水国径千里，却借名园作附庸。

万时华《寄题影园》诗云：

闻君卜筑带高城，鸥地凫天各性情。画里垂帘兼水澹，酒边明月为楼生。

踏残芳草前朝影，吟落官梅独夜声。一自晾花萧素后，此中花事属康成。[18]

崇祯十七年明亡，动乱之中，郑元勋死于乡难。入清以后，郑元勋家世式微，影园随之荒败，康熙年间，已经是旧址依稀，只可供人凭吊了。当时汪楫有《寻影园旧址》诗云：

园废影还留，清游正暮秋。夕阳横渡口，衰草接城头。

词赋四方客，繁华百尺楼。当时有贤主，谁不羡扬州。[19]

乾隆年间，地方知名诗人吴均、江昱等人，也都有寻影园故址并吊郑元勋诗，江昱《寻影园故址》诗云：

卜筑曾闻在水湄，当年树石总无遗。江湖白鹭盟初践，城阙青磷劫早移。

丛荻烟波春外影，奇花风露梦中诗。荒畻一片关兴废，洛下名园作记谁。[20]

乾隆三十五年，郑元勋玄孙、内阁中书沄，请王蓬心作《影园图》，施朝干为赋诗，咏郑元勋义烈事迹、影园景物及兴废故实，如能与园图合观，兴废之感，要比后人追记的一篇园记，强烈得多呢。王蓬心的《影园图》今亦不存，施朝干诗过长，此亦不能尽录。[21]

(四)其他

计成“中岁归吴，择居润州”，即今镇江，在镇江为人叠过一处石壁，是改行后的第一件叠山作品。《园冶·自序》里说起此事，沾沾自喜。《自序》里又说：“别有小筑，片山斗室，予胸中所蕴奇，亦较发抒略尽，益复自喜。”可见计成在为吴玄造园之前后，为人叠造过的零星山石还不少。

计成还曾为阮大铖叠山理水，但他自己避而不谈。阮大铖《冶叙》云：“予因剪蓬蒿瓯脱，资营拳勺，读书鼓琴其中。胜曰，鸠杖板舆，仙仙于止，予则(着)五色衣，歌紫芝曲，进兕觥为寿，忻然将终其身。甚哉，计子之能乐吾志也，亦引满以酌计子。”阮叙作于崇祯七年，当时他家居怀宁，有石巢园和百子山别业。审其“剪蓬蒿瓯脱”之语，显然是扩建一处旧园，请计成为其经营“拳勺”，以此阮大铖酌酒为谢。崇祯八年，阮大铖举家避居南京，后来在库司坊建有俶园。俶园叠石出自张昆岗之手，计成没有参加过俶园的建造。

1982年2月初稿于沈阳

同年7～8月改定于沈阳—承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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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近人每称《园冶》为骈体文，实际上是只有一些精彩章节用骈体文，其余皆为散体文，也有一些章节是骈文散起。

［2］计成“历尽风尘”，“中岁归吴”，四十二岁为吴玄造园叠山。吴玄自号率道人，计成自号否道人，“率”和“否”都是《易经》中的卦名。吴玄《率道人素草》《自叙》之末，钤有阳文“率道人”章，《园冶》《自序》之末钤有阳文“否道人”章。二章布白结体甚为相近，都是“道人”二字占左半，“率”和“否”字都拉长自占右半。计成自号“否道人”，推测当在中年以后。

［3］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丙子诗·自序》：“自崇祯乙亥后，系日咏怀堂某年诗。”乙亥为崇祯八年。因知《咏怀堂诗》正集四卷、外集甲乙两部，均为崇祯八年编成，收崇祯八年以前诗。崇祯九年以后，另编为丙子诗、戊寅诗、辛巳诗等。

［4］此诗以下第五首题为《雪夜小酌用损之韵》，第六首为《岁暮柬谢明府修吉》，第八首为《癸未元夕》，因知此诗作于壬申秋，即崇祯五年秋。

［5］《楼山堂集》卷二十一。

［6］《博望山人稿》卷四。

［7］详拙著《清代造园叠山艺术家张然和北京的‘山子张’》，载《建筑历史与理论》第2辑。

［8］详拙著《张南垣生卒年考》，载清华大学《建筑史沦文集》第2辑。

［9］《咏怀堂诗外集》乙部。

［10］《影园瑶华集》下卷。

［11］《影园瑶华集》中卷。

［12］吴玄字又于，《园冶·自序》作“又予”，近世各种刊本均误，明刊原本亦误。吴玄《率道人素草》《自叙》题“延陵吴玄又于甫草”。又钤有四字阳文闲章曰“玄之又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语出老子《道德经》，《率道人素草》书口鱼尾上刻“众妙斋”三字。吴玄字又于，名与字义有连属，“于”字用为后缀，名玄字又于，正是“玄之又玄”之谓也。康熙《常州府志》记吴玄兄弟行的名字，“吴元(玄)字又于”，“吴亮字采于”，“吴奕字世于”。三人单名皆用“亠”字头，双字都用一个“于”字。府志将吴玄书作吴元，是成书时避康熙讳所改。

［13］康熙七年胡志(胡崇伦修)，三十二年马志(马章玉修)，五十七年陆志(陆师修)。

［14］施闰章原诗题为《真州荣园》，共二首，载在《施愚山先生诗集》卷二十四，诗作于顺治八年。《<园冶注释>校勘记》所引“叠石郁嵯峨”是第一首，诗题作《荣园诗》，是县志所改。

［15］营造学社本《园冶》阚铎《识语》以为扈冶堂是阮大铖的堂名，《园冶注释》则以为是计成家中的堂名，二说俱不确。按《园冶·自序》：“时汪士衡中翰延予銮江西筑”，“暇草式所制，名《园牧》尔。姑孰曹元甫先生游于兹，主人偕予盘桓信宿。”序末又自题“否道人，暇于扈冶堂中题。”可见《园冶》一书并序，都是在为汪士衡建造寤园的暇时，在寤园的扈冶堂中写成的。扈冶有广大之义，《淮南子》：“储与扈冶。”注：“褒大意也。”扈冶堂为汪士衡园中的堂名，阮大铖家不闻有此堂，计成家境贫寨，挟一技而传食朱门，他家也不会有这样的大堂。

［16］《园冶注释》误为“别具灵幽”。

［17］喜咏轩丛书本、营造学社刊本、城建出版社刊本俱误“率”为“牵”，明刊原本不误，《园冶注释》未予校出，仍误作“牵”。

［18］雍正《江都县志》卷十二引。

［19］《淮海英灵集》甲集卷三。

［20］《淮海英灵集》丙集卷四。

［21］施朝干《影园图》诗见《淮海英灵集》丁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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