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必须的制度（公司制度的发展）

什么是公司？定义上的争论很多，按照《民法典》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指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由此可见公司的本质即为营利性法人，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的定义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者营利性社团法人相吻合，也是目前主流观点。

说到定义不得不追溯到公司的起源，公司的起源虽然众说纷纭，但是都认可公司作为一种商事组织源于欧洲，诸如古罗马时代的索西艾塔斯即类似于现代的民事合伙制度，以协议为基础成员之间共同经营，共享收益以及风险，但是各成员之间没有代理权限，各自对各自签署的协议负责，不因其他成员签署的协议而负担义务；而后因为大型政府工程的出现，小型的索西艾塔斯已经无法满足投资的需求，方才出现公共索西艾塔斯的组织，随后随着古罗马的陨落商事活动陷入停滞。

而后随着航海贸易的兴起，开始出现康帕尼的商事组织，其原理即各成员财产责任无限连带而非按比例分摊，之后发展成为成员之间相互拥有代理权限，均需要对成员之间签署的协议负责，只是这种组织前期存续的时间较短。之后又出现康孟达的商事组织，其原理即为航海贸易的人缺少至今的支持，而内陆的资金方缺少较好地投资机会，两者之间的碰撞就产生了康孟达组织，由船长负责航海以及贸易具体事务，待航海贸易返程后按照船上售卖的货物利润然后由投资方以及船长进行分配，但是这种组织的存续仅限一次航海贸易。之后随着航海贸易距离的越来越远，原有的航海康孟达组织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的经济发展，后来荷兰率先赋予其东印度公司永久存续权，股东们不能每次航海贸易结束后要求清算资产，而是通过售卖其航海贸易的份额来获取其投资的利润需求，可以说英国与荷兰特许存续的联合股份公司基本已经具备了现代公司的诸多特征。

而后联合股份公司的优势逐步体现出来，民间商人因为无法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许可，故而仿照该模式执行建立相应的“联合股份公司”将合伙与信托结合起来，这也就形成了代理经营的理念，最终英国国会于1885年通过了第一步公司法，是的组建公司成为普通权利而不再需要国家特许。美国作为因果的殖民地模仿英国通过特许设立公司，但各州享有独立的决策权限下，反倒使得美国的公司数量急剧增加，而后衍生出固定的公司设立格式文书，也就是近代公司法制度的最早的模样。

我国的公司制度发展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因为受到清末外国侵略被迫改变原有重农抑商格局后出现的系列公司制度；而后即中华民国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公司制度；最后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公司制度，前两个阶段并非本文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司制度的发展是本文的重点。

第一阶段：

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公司律》，计131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交的公司法，其中诸多内容涉及到公司类别、股份、股东权利各适宜章节等内容，该规定历史上首次对公司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公司章程也进入我国公司法律之中，“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此外还纳入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制企业模式由此开始在中国发展，但很遗憾因为清末的灭亡该决议未决。

第二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在1914年《公司条例》基础上参酌德法等国公司立法制定《公司法》，并于1929年12月颁布，该法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公司立法，于1931年7月1日施行。

而后1946年4月由立法院商法委员会修订公布的《公司法》引进了有限公司制度，并首次增设了外国公司章节，为规制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提供了便利，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最为完整、成熟的公司法。

而我国台湾省对该法进行多次修改，至1970年修正后的公司法是台湾现行公司法，计9章449条

第三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基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的性质，1950年12月30日由中央政务院通过的《私营企业暂营条例》施行，条文之首即规定该条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特制定本条例，而该条例对于企业的组织形式也明确规定了企业的组织方式及责任承担方式分别为“一人独资”、“二人以上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七种方式，放到如今看该分类受限于当时国内对于公司制度的认知水平，尽管分类上不科学，但从该规定来看至少当时对于公司制度的存在已经初见雏形。

然而很遗憾的是随着公有制改革以及随后的文革活动可以说我国公司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阶段，这一点可以通过1954年后宪法的颁行以及逐步修订即可窥见，幸得1999年《宪法》认识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重要性通过宪法予以认可其社会主义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从原先的指导、帮助和监督变更转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

相应的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首部意义上的《公司法》，1994年7月1日施行，公司立法也逐步趋于规范化，该部公司法明确了公司法限定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同时为填补空白相应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算是填补了我国整体的公司制度的空白，虽然首部公司法从现在的角度看，设计较为僵硬，操作性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立法技术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后的公司法历年的修订已经逐步开始将上述缺点予以完善，诸如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设计到认缴制度的出现即为最显著表现，同样最高院相继出台五部公司法司法解释也将实务中公司法的诸多问题予以完善。

同样值得期待的是2021年12月20日出台的《公司法》修订草案，该草案新增了法定代表人行使职权的法律后果并细化了股东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股东未如实出资的失权制度、明确了董监高人员监督股东出资责任、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扩大董事会职权引入职工董事以及设立审计委员会有限责任公司可取消监事选项、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并配合民法典明确了清算义务人的范围，尽管正式文本尚未出台，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立法技术、立法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进步，我国公司制度的也必将保有其强大生命力为新的十年规划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