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由周恩来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通知》下发之后,摆在贺龙家人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贺龙骨灰的去处。

是的,彼时,贺龙已经去世。1969年6月9日15点零9分,贺龙在解放军301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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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贺龙的夫人和几个子女都到医院和贺龙的遗体做了告别,但之后贺龙遗体火化之后的骨灰存放在何处,他们是不知道的,应该说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贺龙的骨灰并没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所以到了1975年的5月份,贺龙的夫人薛明给叶剑英写信,要求把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

叶剑英对此事比较重视,他批示:“由胡炜同志办理。”

胡炜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他在接到任务之后报告了总参党委,总参党委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和研究,提出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举行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至于具体的方案则出了两套。

经过政治局的研究,最终确定:为贺龙同志举行内部骨灰安放仪式,不公开报道,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拟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中央机关等以及贺龙同志的亲属、部队群众代表等800人参加此次骨灰安放仪式。

有了这一决定,大家开始寻找贺龙的骨灰,虽然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贺龙的骨灰,但顺着贺龙同志在解放军301医院这一条线索,很快就发现了八宝山一处安放普通百姓骨灰的老山骨灰堂有一个编号为0034的骨灰盒。

这个骨灰盒上的名字虽然不是贺龙,但经过大家的分析和贺龙家人的确认,这确实是贺龙的骨灰。

6月4日上午,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到老山骨灰堂办理了贺龙同志的骨灰移交手续,然后换上了新的骨灰袋和骨灰盒,存放在专门的一个保险箱中,由专人看护,只等着6月9日那一天。

等骨灰盒找到以后,骨灰安放仪式的相关工作提上了日程,随后,军委办公厅发出了“通知”:

“定于1975年6月9日下午三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贺龙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届时请参加。”

“通知”发出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想要参加安放仪式的, 有想要送花圈的,有关心贺龙家属的, 由此原本定下的800人参加安放仪式不得不增加到了1500人。

而且在6月7日,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分别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希望能够给父亲补行丧仪。

周总理是在医院里收到信的,因为病情严重,关于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很多事情他之前并没有过问,看了信后,他先是了解了一番,然后致信毛主席,将贺捷生的信作了说明,最后说:“特送上(贺捷生写给周总理的信),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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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不管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都是重病缠身,周总理患癌已经三年,住进解放军305医院也已经一年,而毛主席也是各种疾病缠身,看东西困难、说话困难、吃饭困难、走路也苦难。

但即便如此,在接到信之后,毛主席还是认真想了一些,因为时间紧急,他很快就在周总理的信上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

毛主席批复完,时间也指向了6月9日凌晨,周总理立刻安排下去抓紧安排。

时间虽然很紧,但这样的工作流程本身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安放仪式的准备工作很快就做完了。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大厅中央安放着贺龙同志的骨灰盒,其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则摆满了鲜花,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大厅的上方则悬挂着“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正中央则悬挂着贺龙的遗像。

从布置和安排来看,尽管这是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已经算是一个追悼会。

上午十点左右,参加安放仪式的三百多位领导人就陆续到来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将军、老同志,很多人都是在家人或者身边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的。

岁月果然不饶人,当年驰骋战场的青年,转眼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间的印记爬上他们的眼角眉梢,唯有心中的信仰不曾改变。

他们都等在那里,等待着安放仪式的开始,等待着和贺龙同志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在等待的过程中,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总理没有来,其实他的不来,是大家预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中央也的确没有安排他来参加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

原因就是考虑到周总理的身体,他自1972年五月份检查出膀胱癌,身体就明显地垮了。

周总理的病,最开始并不是不能治愈的,第一次手术也进行得很成功,但周总理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养病,不可能停下来好好做化疗,因此很快癌症复发,病情越来越严重。

到了1974年的夏天,周总理不得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之后再也没能离开医院。到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之时,周总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他做了三次大手术,最近的一次是在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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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原本以为这个肿瘤是癌细胞转移的结果,却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肿瘤是一个新生的癌症病灶,这几乎就是完全断了癌症痊愈的可能。

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手术后的周总理不过是减轻了部分的痛苦而已。

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1975年六月份周总理的身体情况究竟到了一个程度,这里附上周总理在6月16日给毛主席的信中内容:

“我现在身体还禁得住,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周总理并没有将自己身体上遭受的折磨和痛苦告诉主席,但他还是如实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体重只剩下了61斤。

他是怕主席担心,毕竟主席的身体情况也不乐观,周总理写完这封信之后,还特意给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这就是周总理,他总是为别人想的多,心里却从来没有自己。

尽管周总理的具体病情,很多人都不知道,能知道的也只是少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如若不然,他不可能一直在医院里住着。

所以他无法参加贺龙骨灰的安放仪式,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中央也的确没有安排他来参加。

最开始,周总理也确实没有表示要参加,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也怕去一趟八宝山身体吃不消,给大家带来麻烦,所以一直没有决定要去。

但他心里是一直想参加的,他和贺龙相交41年,是有深厚的情谊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意识到我党有必要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反被动为主动,很快武装斗争就提上了日程,经过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我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想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

由此,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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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周恩来到了武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去见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这虽然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见,但早就知道彼此,并且还彼此钦佩。两人真的是一见如故,仿佛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尽管当时两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友。

周恩来是我党领导人之一,而贺龙当时还不是我党的一员,他是北伐军中的著名将领,而且是支持工农运动的将领。

周恩来此次前来就是争取贺龙,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党对局势的看法和主张,让贺龙很是感动,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反动集团拼到底。”

两人的这次见面,谈得很愉快,随后贺龙决定追随我党,当时白色恐怖已经降临,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在离开武汉之前,尽己所能保护我党同志,随后领着二十军各部先到了九江,又在7月27日全部到达南昌。

第二天,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再次和贺龙相见,这一次,周恩来是以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前来和贺龙商谈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的,并请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得我党如此信任,贺龙很是感动,他激动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就这样,周恩来和贺龙,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书记,一个是起义军总指挥,再加上朱德、叶挺、刘伯承等人,他们在8月1日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起义之后,周恩来主持了部队的改编整顿,然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往南进发,准备攻进广州。也是在南下途中,贺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党员,将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而在这场起义中,周恩来和贺龙的命运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战场上建立起来的情谊是牢不可破的,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为着同一件事情肩并肩,将后背托付,生死与共。

这是属于战争的洗礼,也是属于友谊的考验,由此建立起来的情谊更是非同寻常。

尽管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和贺龙能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他们都将自己奉献给了革命,建国之后,贺龙很长时间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是周总理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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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同志、是战友、是同事、也是好友,四十年风雨一起走过。

有如此的情谊在,周总理又怎么可能不出席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想要去的,他想亲自去送一送老战友,这算是一个正式的告别,一个迟到了六年的正式告别。

如果身体情况允许,他一定会去。

6月9日这一天,周总理觉得自己的身体情况还不错,可以支撑去一趟八宝山,遂将自己要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决定说给医护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家自然都是不同意的, 谁也不敢拿总理的身体开玩笑,但架不住周总理口才好,他最终还是说服了身边人,让他离开医院。为了显得精神一些,他还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乘车去北京饭店找朱殿华师傅为他理发。

当然,也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能成为负担,不能在安放仪式上出现任何问题,所以周总理尽量减少在外的活动时间,同时也考虑到自己参加必然得提前通知,不至于因为他的到来而打乱原定的程序。

所以,下午两点20分,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出现引起了部分人的注意,因为他当时是负责周总理的警卫工作的,他现在到了八宝山,是不是意味着周总理要来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呢?

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去询问:“周总理要来吗?”

邬吉成点了点头,对大家表示周总理会带病来参加此次骨灰安放仪式,希望大家能等一等总理,必要的时候可以稍微推迟一下时间。

他的出现是出乎大家的预料的,这不可谓不突然,然而大家很快反应过来,叶剑英对大家说:“今天的骨灰安放仪式请总理讲话。”

随即大家将原定的程序略做了修改,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周总理住院之后,已经有很多人很久没有见过周总理,大家都想见见周总理,看看这位为国操劳一生的总理身体情况究竟如何。

两点45分,周总理的车到了八宝山,他在车上整理了一下,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下了车,身边跟着邓颖超,下车之后,周总理没有让工作人员扶着,他坚持独自往前走。

他不想让大家为他难受,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形象,那是一种数十年坚持下来的习惯,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改变。

他一步步缓慢地往前走,每一步都很艰难,但他坚持着,庄重而有力,衣服笔挺熨帖,不见一丝的褶皱,面容干净,如果忽略掉他瘦弱的身体、苍白的发丝、满脸的皱纹,他还是那个自信潇洒的总理,步履稳健、熠熠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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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缓步走进礼堂,服务人员给他佩戴上黑纱,又递给他一支笔,这是要在签字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不知道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是心中太过激动,周总理拿笔的手抖得很厉害,他很艰难地将笔贴近签字簿。

礼堂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总理的异常,但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在沉默着,有的甚至闭上了眼睛,不知道是不忍再看还是默默祈祷总理的身体能够早日好起来。

周总理拿着笔艰难地靠近纸张,然后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字,这三个字与往常完全不同,但周总理是真的尽力了。

签完字之后,周总理进了第一休息室,早已等在那里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迎接周总理的到来,叶剑英上前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问:“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出来了?”

叶剑英是少数清楚周总理病情的领导人之一,正因为知道,他才震惊于周总理的突然到来。

听了叶剑英的问题,周总理神情悲凉的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

周总理这样说,大家都沉默了下来,一种悲凉的气氛在第一休息室弥漫开来,叶剑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将手中的几页纸交给了周总理,请周总理来致悼词。

这是叶剑英第二次做这样的事了,1972年陈毅追悼会上,原本的规模不大,但因为快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决定参加,周总理紧急提高了追悼会的规格,在毛主席到达八宝山之前安排好了一切。

原本定下的是叶剑英致悼词,因着毛主席的参加,他自觉自己致悼词已经不合适,就将悼词交给了周总理,有周总理来致悼词。

三年之后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又因为周总理的突然参加,叶剑英再次将悼词交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没有推辞,他接过悼词认真看了起来,还掏出笔在一些地方做了小的改动。

随后,周总理又和邓颖超到了第二休息室,那里有贺龙的家人,贺龙的夫人薛明和几个子女都已经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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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看着进来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她紧紧拉着周总理的手,哽咽的开口:“总理……”,只说了这么两个字就已经哭出了声,她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或许只有眼泪能表达她的情感。

周总理也落了泪,他忍着心中的悲痛,嘴开了又合,合了又开,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说了出来:“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因着周总理的话,第二休息室中哭声一片,贺龙的长女贺捷生走到周总理的面前,扶着他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总理静静地看着贺捷生,仿佛通过她看到了昔日的战友,这让他有片刻的恍惚,嘴唇跟着动了起来,沉重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患癌三年,还有谁比他更了解他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避无可避的一个话题,周总理的健康从来不是他个人的事情,所以医生对他不敢隐瞒,也不能隐瞒。

周总理的这句话太沉重,谁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些什么,但邓颖超却流着泪上前拥抱着薛明,像是在安慰薛明,也像是在寻找慰藉,更或许是在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很快,骨灰安放仪式正式开始,有邓小平主持,周总理致悼词。

在邓小平宣布开始,并请周总理致悼词后,周总理拿着悼词缓步走到话筒前,他慢慢扫过全场的同志们,然后低下头看着手中的悼词,哽咽的声音在礼堂中响起。

那薄薄的纸张重逾千斤,那是对贺龙一生的评价,所谓盖棺论定即使如此。

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说:“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那一字字,一句句,都是对贺龙的深切悼念,大家静静地站在那里,低着头,有人在低低饮泣,有人在默默流泪。

这一刻的悲伤,压得空气都沉闷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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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致完悼词之后,邓小平又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当人们抬起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周总理的一个反常举动,只见周总理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弯腰致哀,又连续鞠了四个躬。这样再加上和大家一起鞠的三个躬就是七个躬。

周总理向贺龙的遗像鞠了七个躬,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举动,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想问,但找不到机会,一来,周总理当时患癌住院,很多人没有机会见到他,能去看他一面都是奢侈;二来,即便能见到他,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还那样忙碌,没有人忍心问这个问题,因为问这个问题就很可能引起周总理的悲伤情绪。

所以一直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而仅仅半年后,即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随着他的离世,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到了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周总理对着贺龙的遗像七鞠躬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然,有一种说法是,根据后来贺龙夫人薛明的回忆,当时周总理很可能是鞠了8个躬,这或许是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周总理和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谊持续了四十一年。

这种说法未尝不是一种可能,但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周总理是鞠了7个躬,至于周总理为什么要这么做,则至今成谜,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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