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林他的太太是著名演员贺小书（李亚林贺小书相濡以沫37年）

1961年，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风靡全国，观众被农村年轻人迸发向上的精神打动，更为新中国的大好前程欢喜。

片中的男主角高占林，朴实的外表加上精湛的演技，一时被观众认定是新农村的代表人物。

这是李亚林第二次扮演正面人物，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里程碑的角色。

只是李亚林没想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长达十余年的闲赋，他们一家五口被下放到了吉林的一个小地方。

富家子弟的报国梦

1931年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痛，从这一天开始，日本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此时，辽宁丹东的一个富足的大家庭里，也在为日本人的入侵忧心忡忡，全家老小坐在一起讨论，是否有必要举家迁移。

这些年，日本虽然时不时会来侵扰，但还都有所顾忌。

现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肯定避免不了，为了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家里的年轻人提议，举家迁往对面的俄罗斯。

但这个提议，却遭到家里老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放下话，即使做亡国奴，也绝不离开故土。

尚在襁褓中的李亚林，也参加了这次家庭会议。

谁也没想到，这次家庭会议，影响最大的却是他。

李亚林的童年，是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度过的。

尽管家里的日子比周围百姓要好上很多，

但家里长辈有时不得不点头哈腰地面对日本人的场景，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李亚林。

爷爷喜欢给他讲甲午战争，讲邓世昌的英勇就义，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慢慢地，在李亚林的心里，萌生了做一名像邓世昌那样的海军将领的愿望。

1945年，日本人终于投降了，李亚林随着父亲一起去了北京。

14岁的他就读于北京二中，在老师眼里，他是学校有名的进步青年，

为了向党表明决心，李亚林还和家里脱离了关系。

他积极地为自己的海军梦做准备，

可天不遂人愿，当李亚林踌躇满志地报考了海军学校，却因身体原因，在体检环节被刷了下来。

得知结果的李亚林嚎啕大哭，老师安慰他，现在是新中国，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在其他岗位上，也能发光发热。

最后在老师的建议下，李亚林报考了刚刚创建的中央文化部电影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

于是，成绩优异的李亚林，顺利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

与她一起考上的，还有贺小书。

贺小书比李亚林小2岁，祖籍四川，在考上表演艺术研究所之前，她已经在上海行知学校学习了两年的戏剧表演。

在表演方面，李亚林就像一张白纸，因此对贺小书不免有些刮目相看。

在李亚林看来，贺小书话不多，眼神里却透出一股要强，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女孩子。

从相知到相爱

李亚林只看到了贺小书的“不好惹”，却不知道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子。

贺小书原名杜小书， 在她8岁以前，像现在大多数孩子一样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父亲杜重石和母亲贺韵书在大学相识相恋，在战争年代，任何人都免不了颠沛流离，杜重石夫妇也一样。

杜重石做过中学校长，后又任川军少将参议，还参加过淞沪抗战，1939年，他去了延安，随后进入抗大学习。

不管世道怎样，一家人却始终都在一起，平淡而幸福。

杜小书最享受的，是每晚临睡前，爸妈轮流给她讲故事。

但这一切在1941年戛然而止。

一个偶然的机会，贺韵书发现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知识分子的傲气，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与杜重石分开了。

似乎为了断绝和杜重石的一切联系，她还偷偷带走了不到8岁的杜小书。

不久，她把杜小书的名字，改成了贺小书。

当手头上不多的积蓄花完后，贺韵书开始为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发愁。

尽管她有大学文凭，但那个年代，真正属于女性的工作并不多，

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拖着孩子的单身母亲。

不久，被生活所迫的贺韵书嫁人了，贺小书也随母亲到了一个新的家庭。

尽管母亲就在身旁，但小小年纪的贺小书却有寄人篱下的感受，

加上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在学校被同学冷嘲热讽，贺小书既自卑又胆小。

这样的环境，也养成了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她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离开这个家，贺小书进入了上海行知艺术学校学习戏剧表演。

学校时不时有表演任务，贺小书也慢慢有了些微薄的收入，慢慢摆脱了那个她不想回的家。

工作半年后，有一天，母亲贺韵书来剧团找她，递给了她一张报纸，上面有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招生简章。

虽然生活不易，作为母亲，贺韵书还是希望女儿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就这样，贺小书和李亚林在北京相遇了，成了第一批科班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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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后的生活虽然丰富了，但却并不轻松，至少贺小松是这样认为的。

年轻的新中国朝气蓬勃，在影视领域却还是一片荒漠，他们身上肩负着让电影走到群众中去的特殊使命。

每天六点起床，先是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吃完早餐后开始上专业课，下午排练，晚上练功，直到10点熄灯。

除了周日能休息一天，从周一到周六，基本上都是这个作息时间。

每天的朝夕相对，李亚林对上海来的贺小书有了好感。

贺小书话不多，被老师点名表扬时，脸还会微微红。

但恰是这份害羞，让李亚林有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欲望。

他总会在她身后默默地望着她，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适当地出现。

而相同的家庭背景，也让贺小书对李亚林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三年的同学相处下来，李亚林的踏实和诚恳感动了贺小书。

相濡以沫37载

毕业后，李亚林和贺小书被分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还叫东北电影制片厂。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影厂出口了包括像《平原游击队》《钢铁战士》《白毛女》《董存瑞》等观众熟知的影片。

作为长影厂新进的科班人才，李亚林和贺小书很快就登上了荧屏。

1955年，李亚林拍摄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虎雪追踪》。

片中，李亚林扮演一个狡猾狠毒的特务，令人印象深刻，也由此拉开了他扮演反派角色的序幕。

接下来的几年里，李亚林相继出演了不少电影，但扮演的角色，无一例外都是大反派。

很多电影看得多的群众，一看到李亚林出场，就能猜到他是一个大坏蛋。

这种贴标签的现象，不管是在当时，还是放到今天，对演员来说影响都不太好。

李亚林很苦恼却无能为力，他只能尽力演好每一个上级指派下来的角色。

好在他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1958年，李亚林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中，青年导演于彦夫力排众难，首次让李亚林在片中扮演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

而李亚林不负众望，将片中侦察科长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受到一致好评。

这个角色的成功，为李亚林接下来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次年，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长影厂立项，李亚林形象能力出众，力压多名候选演员，成了复员军人高占武的扮演者。

今天说起《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多人会觉得很陌生，

可郭兰英的经典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这首歌曲正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的插曲。

这首歌随着电影走红，很快在全国唱开了。

当然，最火的还是属李亚林，到哪里都能被人认出来，他成了另一个高占武，也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

在外是全民偶像，但在家里，李亚林却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取景在山西，李亚林一走就是四个多月，当他回到家时，女儿都快三个月了。

在抢先争优的年代，大家都把最大热情放在工作上，李亚林也不例外，家里的事务，自然全都压在了贺小书身上。

生产女儿时，贺小书大出血，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但这一切，贺小书都瞒着李亚林，不想给他添加心理负担。

每次通信，贺小书都是报喜不报忧，长春冬天长，每到冬天，贺小书的手就会生冻疮，碰水后又痒又疼，贺小书从不叫一声苦。

不过贺小书还是欣慰的，因为只要李亚林在家，碰水的活他都承包了。

一家人虽然聚少离多，但也是其乐融融。

在事业的成就方面，贺小书不及李亚林。

但不可否认，贺小书的可塑性性十分强。

她在《董存瑞》中扮演过农村姑娘，也在《特快列车》中扮演过医生，

在《红领巾的故事》里扮演过学生辅导员，还扮演过各类母亲。

几乎每一个角色，贺小书都能稳稳地接住，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在两人对事业充满憧憬，渴望塑造更多不同角色时，时间来到了1966年。

李亚林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被下放到了吉林农村插队，此时，小女儿还不到半岁。

本来贺小书是不用去的，但她不放心李亚林，更不想一个家就这样被拆开，

她不顾自己的政治影响，毅然决然地带着孩子，追随丈夫去了农村。

就像《父母爱情》里的安杰和欧阳懿，再苦再难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条件十分艰苦，李亚林和贺小书两人挣的工分，经常不够一家人吃饱肚子。

陌生的环境，令他们举步维艰。

但很快，朴实的农民们就朝这家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除了在农活上时不时给两口子搭一把手外，对三个孩子也没有少关心。

有时他们回来得晚，三个孩子就被邻居接到家里吃饭了。

大家的条件都不好，孩子总去蹭饭，李亚林夫妇有些不好意思，想给他们饭钱，但都被婉拒了。

夫妇俩和农民交上的朋友，也了解了他们的苦与乐，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农民盼望过上好日子的信念。

每到深夜，孩子们睡着后，两人都会卧谈一会，聊聊家常，

不过两口子最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对农村生活的感悟，以及以后在塑造农村角色时，怎样表演才是最真实，接地气的。

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一定还会回重返舞台。

1975年，三线建设还在西南如火如荼地展开，很多知识分子离开大城市，扎根三线建设。

李亚林和贺小书也不甘落后，当厂里支援三线建设的通知发出了后，他俩第一个报了名。

剧照

就这样，李亚林，贺小书，金迪等知名演员，一起来到了四川的峨眉电影制片厂。

相较长影厂，峨眉电影制片厂还是年轻的，不过也意味着机会更多。

李亚林放下曾经的光环，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峨眉电影厂，哪怕只是一个小配角，他也没有半句怨言。

在拍摄《十月的风云》时，需要照明方面的专家，电影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专家，

李亚林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关系，积极帮忙去北京借调。

他为这部片子的筹备忙活了大半年，最后留给他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他也没说什么。

不过也正是在这部电影的筹备中，领导发现了他的全面统筹能力，而他对电影的理解，领导也都看到眼里。

1980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剧本提上日程，厂里点名让李亚林执导。

接到任务的李亚林有点受宠若惊，但更多的是踌躇满志，他将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这部电影上。

与李亚林一样，进入峨影厂后，贺小书也参与了很多影片的拍摄，已经步入中年的她，在表演方面虽然还未获奖，但演技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当《将爱情遗忘的角落》筹备小组成立后，李亚林就把贺小书要了过来。

而贺小书凭借自己的实力，顺利拿到了荒妹母亲菱花一角。

除了扮演菱花这个角色，在片场，贺小书还有不少额外的工作。

除了照顾李亚林的生活，贺小书还是一个打杂工，基本上哪里缺人她就上。

她既是演员，也是李亚林请来的免费杂工。

只要没有她的戏， 她就在片场忙来忙去。

但这却并不影响她在片中精彩的表现。

菱花在片中的戏份不算多，但却对主题的升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菱花年轻时是一个对封建包办婚姻强烈反对的人，她破除万难最后嫁给了心仪的长工沈山旺。

但到了她女儿这一代，受特殊时代环境的影响，菱花竟差点成了女儿包办婚姻的罪魁祸首，直到荒妹指责她是在卖 女儿时，她才醒悟过来：日子怎么又过回去了。

贺小书朴实的外表，凭着对农村苦与悲的理解，拿下了金鸡奖最佳配角奖。

李亚林虽然没有获奖，但该片获得了当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的导演能力也得到了峨影厂的一致认同。

生死两隔

1985年，李亚林执导的《为什么生我》获法国巴黎电影节雄狮奖，当时他正在执导另一部片子《巴河镇》，

在那个人人都盼望出国的年代，李亚林却婉拒了巴黎电影节组委会的邀请，将全部心思放在《巴河镇》的拍摄上。

他总逢人就说：趁着还没有退休，多拍几部片子。

但命运的河有时并不会遵循内心的期望向前奔流，当李亚林觉得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可以大展身手再干几年的时候，病魔却找上了门。

一开始，他只是觉得手脚发麻，到后来，右腿开始慢慢失去知觉。

正在片场拍摄电影《井》的李亚林，抽不开时间去检查，他只在每天收工后，不断给慢慢失去知觉的右腿按摩，希望能快点好起来。

此时，贺小书正在成都陪即将高考的小女儿，李亚林对她是报喜不报忧。

有同事悄悄给贺小书报了信，贺小书安顿好小女儿后，匆匆赶到了苏州。

望着一脸关切的贺小书，李亚林笑着说：没有事，你看我是不是好好的。

不放心的贺小书不顾李亚林的反对，坚持把他拉到了医院。

在上海，医生建议李亚林住院观察，可剧组停工一天就要损失上万，上百名演员在等着他，

李亚林甚至都等不及做CT,就匆匆赶回了剧组。

贺小书清楚拗不过李亚林，她转而求其次，让李亚林在苏州当地做了一个CT。

但可惜的是，这次CT并未检查出什么异常，这让李亚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厢情愿地相信，拍完电影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检查出结果没有问题，但并不影响李亚林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

从拄着拐杖到坐到椅子上再到半躺着，李亚林在片场的工作状态，预示着病情正在一步步加重。

有一天，准备起床的李亚林，发现自己右半边身体不能动弹了，他急忙叫醒贺小书，让他扶自己下床走走。

李亚林最不想看到了一幕出现了，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站立。

当再一次就医时，李亚林是躺着进医院的，一进院就办了住院手续，

这一次，他知道自己是真的生病了。

又做了一次CT，这一次，医生发现了藏在李亚林脑子里的肿瘤。

得知李亚林患了肿瘤，而且可能已经时日不多时，贺小书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

尽管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却没想到病得这么重。

她站在医院外面，任凭眼泪肆无忌惮地流，哭了一会，她擦干眼泪，洗了一把脸又回到病房。

担心李亚林知道结果后会不配合治疗，贺小书故意把病情往轻里说，还叮嘱他好好养病，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人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时候是最轻松的，李亚林得知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病，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他拉着贺小书的手说：我再拍10年电影，就陪你安度晚年，你想在成都，或是回上海都行。

听到这话，贺小书的眼泪又出来了，她用力地点头说：嗯，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快点好起来。

可病魔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仅仅几个月后，李亚林就撒手人寰了，留下悲痛的母女四人。

办完李亚林的后事，贺小书很快振作起来，她要帮丈夫完成遗愿，拍完这部电影。

在二女儿李童的帮助下，贺小书勇敢地担起了李亚林的工作。

在贺小书的努力下，《井》圆满地杀青了。

但杀青还不到一个星期，贺小书却病倒了。

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病得下不了床，把三个女儿吓坏了。

贺小书不仅病得下不了床，而且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一看到李亚林的照片就忍不住哭。

几个女儿明白了，妈妈是想爸爸了。

为了分散贺小书的注意力，女儿们把她送到了上海外公身边。

此时75岁的杜重石身体依然健朗，他理解女儿的丧夫之痛，更心疼痛苦中的女儿。

贺小书和父亲杜重石

哪怕贺小书早年一直痛恨父亲，但不得不说，亲情是化解痛苦的最好方法。

父女俩每天朝夕相处，一起回忆过去的往昔，一起洗菜做饭。

在父亲的关怀下，贺小书慢慢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回到成都后，女儿们早已帮她安排好了工作，除了要帮忙带外孙，二女儿还委托朋友，帮妈妈接了不少戏。

贺小书几乎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对李亚林的思念，也慢慢没有那么浓烈了。

2001年，《大宅门》热播，剧中詹王府的老福晋，戏份不多，但独特的气质还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老福晋眼熟，老福晋的扮演者，正是我们熟悉的贺小书。

这部作品，几乎是贺小书90年代后生活的一个缩影，她参演的很多剧，往往在剧中只有几句台词，观众还来不及认出她，就已匆匆下线。

但对于热爱表演的贺小书来说，这已经够了。

2018年12月，贺小书和许还山，金迪，袁霞等老一代表演艺术家，出现在了第17届华表奖闭幕式上。

镜头前的贺小书尽管已经85岁，但精神矍铄，步伐有力，身披红色大围巾，整个人看起来活力十足。

这是贺小书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次露面，从中不难看出，她这些年生活得不错。

从少年相知到中年相守，共度难关，李亚林和贺小书的爱情，放到今天是弥足珍贵。

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个年代吃苦也要在一起的纯朴感情，

他们可能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但那份相濡以沫的坚守，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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