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案反映了什么（再谈宋刺案）

“宋教仁被刺案”，作为民国初年第一大案、疑案，对民国后续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是引发孙、袁斗争公开化的导火索，也是造成民国南北分裂的重要原因，更是执政者摈弃宪政，以武夺权，引发军阀乱世的开端。

宋教仁 像

大部分人解读“宋刺案”是从寻找真相，纠察真凶出发，但抛开争论不休的案件迷雾，不论是首犯，还是疑从，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他们一定非要致宋于死地吗？或者说，渔父（宋教仁字）必须得死吗？

要想探究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得先了解一下，那一时期的宋教仁，主政各方，以及有些嘈杂的时局。

少年气盛，政星党魁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渔父，这位民初的宪政强人。80后的宋教仁，很早就投身了革命，22岁成为了华兴会的副会长。后来，华兴会与光复会等合并成同盟会，他又被推举为了会庶务，主持同盟会工作。可以说，年纪轻轻的宋，就已经拥有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1912年，民国挂牌营业，宋以其天才的行政能力，一手起草了《临时约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政府组织法》等民国草创初的基本大法，更被任命为农林总长。虽不是实权部门，却也是最年轻（时年30岁）的部级领导，职位与段祺瑞、赵秉钧、蔡元培相当。

临时政府 总长合影

同年，“临时工”袁总统开始筹备国会选举，以期让自己早日“转正”。这一时期，国父的同盟会，实则已经被扫地出门，而想分一杯羹的大小政治团体，却不下六百余家。

少年气盛的宋，当仁不让。他以同盟会为基础，吸收兼并其他小的政团，用不到两个月时间，组建了当时第一大党——国民党，自己当选为党魁。可以说，国民党后来能成为执政党，离不开宋的肇建之功！

而相较于国父海阔天空的思想，宋更像是一位扎扎实实的行动派。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在1913年首届国会选举中，拿下了近半数的席位，这对马上要进行总统选举的袁世凯极为不利。

这里多说一句，老袁虽然也是政坛老炮，但他却搞不定组织政党、争取选民这套新玩意儿，只能玩老路数，抱着五十万的“猪头肉”，去敲宋魁首的庙门，但两人驴唇不对马嘴，根本走不到一起。

在国会选举大胜后，宋教仁的从政热情被彻底点燃。在公开演讲中，他不仅撇开了国父的“五权宪法”，更是全盘否定了袁府的内政外交。但如此多面树敌，对于无权、无兵、无财的宋来说，无异于自陷险渊。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宋是位一流的政治实干家，却是位末流的政客。他不可能认同和理解，一个可以为了个人目的，而丢弃底线的政客所为，但这也为他的终局奏响了挽歌。

疑雾重重，各方纷争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应袁总统邀请北上进京，在上海火车站时，被流氓头子应夔丞买凶（武士英）刺杀，至22日凌晨不治身亡。一时间，案件众说纷纭，真相更是至今都被迷雾笼罩。

宋刺案 报道

对于“宋刺案”的始末和真相，无数前人做了大量详尽的解析，大致有两种声音，其一指袁世凯是首犯元凶；其二就是指陈其美为背后主谋，感兴趣的伙伴，推荐大家去看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审》，我们不在此做过多讨论。

说回今天的问题，不论是袁总统，还是陈其美，他们是不是必须要杀宋呢？

先看袁的政客集团，刺杀的理由似乎很明确，1912年底，国民党在选战中的大胜，让袁府本该铁板钉钉的大总统之位，有了变数，而老袁显然也没办法收买宋，再加之宋主张的是“虚君实相”的内阁制，而非袁所盼的总统制，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太能调和了。

袁世凯 政客集团

权衡利弊，袁的政客集团其实只有3种选择，一是笼络宋，许以高位，但以宋的政治追求和品性，估计难以接受；二是除掉宋，再设法分化国民党；三是听之任之，在选举中竞争总统。杀人也许是最低级的政治手段，但貌似这时候老袁的团体也木得选择。

再看雄居上海的陈其美，他和宋教仁相交于同盟会，如若要加害宋，也必然是受到了一些指示，而非出于私利，且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党内对“内阁制”和“总统制”的政治分歧。

这还是要从国民党胜选后说起。这时候国父忙着修铁路，而宋却是声望愈隆，并且刻意回避宣扬“五权宪法”，主张“三权分立”。但无论如何，国父依旧因为国民党的胜选，成为了大总统最有利的竞争者。

陈其美

国父如果有动机，无非就是两条，其一怕宋被老袁成功收买；其二怕宋组建内阁架空自己。第一条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多做解释；而第二条与杀宋相比，显然利大于弊。不杀，自己则可能当选为大总统，很多事情尚有余地；而杀，则可能引发党争，让组建不久的国民党分崩离析。

因此，我们从宏观视角出发不难看出，宋教仁对袁是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而对国父最多只能算是疥癣之疾。

时局未明，宪政难行

最后，让我们从当时的时局出发，看一下宋的宪政是不是有生存的土壤。大致有两点可说。

其一是，宪政没有实力保障。不论是孙或袁谁当总统，所主张的也将是“总统制”，而宋所力推的“虚君实相”，是任何一个实权派都不能接受的，即便宋有超高的政治能力，但自身即无财力，也无外援，更无兵权，他的宪政主张注定难以推行。以1913年摆平“二次革命”的老袁为例，那时候可谓权倾天下，但他的所想所做，仍是处处受阻。

最后是，宪政意识没有大面积觉醒，要知道，宋案发生的1913年，帝制也才刚结束一年，满清的官僚遗老都还僵而未死，各省的权力也都握在前清的旧官僚手中，他们拥立宪政，更多是把“政党”当成了仕途，抱着入党就是做官的思想。

而那一时期，不单军头们根本整不明白“共和”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四万万的国人中，八成以上也是不识字的文盲，民主、选举、宪政他们眼中，和天书也差不了多少，宪政推行在民智未开的民国初年，难度不言而喻。

综上所言，宋所推行的宪政，以当时之国家实难以施展，而少年得志、略带飞扬的他，在激烈的改革中，恐难免不走向商君和介甫的结局。

1913年3月21日，被刺后的宋教仁忍着剧痛，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诤谏，他向袁表示：“希望能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现在读来，也颇感哀婉。

宋教仁 像

今天我们再谈“宋刺案”，除了被案件本身吸引外，也应看到，在民初那样的烂摊子下，社会面临着转型中的阶段性问题，阶段不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而以宋刚烈之性格，政敌手段之卑劣、时局艰难之多灾，他个人结局的“偶然性”也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行文至此，我想说，“宋刺案”的真相可能难以有争辩的结果，但如渔父这样的在黑暗中，提灯前行的革命者，他们怀无畏之精神，以不屈之斗志，秉革命之信仰，抛头颅洒热血，是否更值得我们在合上案卷后，去深深铭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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