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懂感恩的人相处好累（世间罪恶不忠不孝）

作为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墨家，是诸子百家之一，因创始人是墨子而得名。

墨家学派的成员称为“墨者”，多半来自从事生产的社会下层，生活刻苦俭朴。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墨家集团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不仅通行于墨家内部，对于离开墨家活动的成员也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如墨者外出做官得到的俸禄，须上缴一部分供墨者团体使用。

秦汉以后，墨家很快衰微，此后再也未曾出现过类似的思想与学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墨家脱离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与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违背了中华民族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心理情感。

在社会结构上，中国古代是家国一体的，家族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在本质上则是家族的放大或延伸，历代王朝在根本上不外乎皇帝代表皇族、统领百官，对众多家族实行的家天下的统治。

由这种社会结构所决定，社会制度也就只能是家族本位、皇权至上的宗法等级制，无论是三代时期的宗法分封制，还是秦汉以后的宗法君主制，都是如此。与之相应，家族至上也就成为了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一种民族心理。而墨家提倡兼爱，主张不分尊卑贵贱亲疏远近一视同仁，这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宗法等级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其遭到灭顶之灾，便也成为了一个必然。

虽然，汉以后作为理论和学派的墨家中绝了，但长隔近两千年后，作为理论和学派的墨家曾再度复兴：墨翟取代了孔孟，被奉为在中国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宗师；墨家思想被视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墨家思想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及其必然要求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墨家在尽可能大的限度内适应了这一阶段的历史需求，或者说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孕育催化了墨家的复兴。

墨子对于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制度深恶痛绝。因此，墨子对于儒家仁爱理论中那种分亲疏、别等差、由近及远的爱人之道持否定的态度。在墨子看来，如果坚持亲疏贵贱、人我区别，则极易导致争斗和社会混乱。所以他强调指出，平治天下的唯一办法便是“兼以易别”，即打破人我对立，实行“兼爱”。

兼爱是墨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它贯穿于墨子伦理思想的整个体系之中，也是其全部学说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是墨子思想被诟于人的核心概念。

墨子作为小生产者利益的代表，从维系小生产者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兼爱”主张，即普遍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

这种普遍的人人相爱的道德主张，是对宗族亲亲关系和尊卑等级特权的否定。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在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中，它毕竟是把爱的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

在墨子的“兼爱”学说中，所谓“兼”即总全、兼顾的意思，它是对爱的一种规定，也是对爱的方式、状态的一种要求，它说明应当怎样去爱。“兼爱”就是指不分人我、亲疏、贵贱、差等地爱一切人。

墨子要人们转换认识角度，改变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视角。如果视他人与己身为一，就不会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行为的发生。“若想天下人兼相爱，爱人犹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

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身，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视人犹己，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万物犹一体。无有物我，无有彼此之分，谁还争夺，谁还贼害呢？

墨子主张无党无偏。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改变通常以亲疏远近、尊卑高下的宗法原则定赏罚的狭隘作法。墨子主张“爱无差等”、“不避亲疏”。所谓“爱无差等”，就是说在人我、君臣、父子、诸侯之间不分上下贵贱，都要相亲相爱。在墨子看来，均分、赏贤、罚暴，亲戚兄弟与徒之人无异，这才是真正的爱，而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太平。

由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吝颜色的原则出发，墨子坚决反对三代以来的世卿世禄制，而是极力主张“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以示赏罚分明。这就赋予了每个人同等的爱和被爱的机会。“它不以亲情损害公义，也不因与生俱来的身份限制人未来的发展。”

同时，在墨子那里，爱和利也是紧密联系着的。兼而爱之，就是从而利之。

也就是说，要爱人，也要利人，或者说爱人应该表现为利人，而亏人自利在墨子看来是不相爱的表现，而不相爱正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墨子分析说：“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人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不仅伦理道德的丧失起于不相爱，而且社会的混乱，国与国关系的紧张，在墨子看来，也莫不起于爱心的泯灭。他说：“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其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世间一切罪恶，举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安不和，都是不相爱的产物。那么该如何救治社会病症呢？在墨子看来，只能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上》）相爱，可以避免天下祸、篡、怨恨，可带来忠惠、慈孝、和谐、安宁。总而言之，在墨子看来，相爱乃是天下至治之根本，天下太平之关键。若想实现国治民安，非施行兼爱不可。

从兼爱原则出发，墨子对“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深为忧虑。因此，他极力反对贵族的奢靡生活，强调节用，主张非乐，反对厚葬。在墨子看来，衣食、舟车、房屋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不能铺张浪费。因为这些方面过于铺张“将必厚措敛于万民”（《墨子·节用》）。而所以反对厚葬，也是因为厚葬“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墨子·节葬下》）。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墨子敢于揭露、抨击贵族的骄奢腐败，要求保证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除此之外，由兼爱的观念出发，墨子坚决反对战争。在墨子看来，以强凌弱，以众劫寡，以富侮贫等行为，都是与兼爱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故而，应该坚决地加以反对。墨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列国间掠夺攻伐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内部纷争弑夺屡见不鲜。无休止的征伐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是墨子所亲眼目睹的。所以，墨子对此深恶痛绝。在《墨子·非攻中》篇中，墨子一连列举了八个“不可胜数”。即战争使“百姓饥寒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等。墨子认为，这无异于是滔天大罪，是极不道德的。因此，他极力提倡“兼爱”，坚决反对战争。可以说，非攻正是其兼爱主张在政治上的一个具体体现。

墨子的兼爱思想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墨子虽给人们设计了一幅人人相爱的美好图景，但对于如何把其变成现实，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一方面希望统治者不分亲疏，不分贵贱，广施善心，这在阶级社会里面自然只能是一种空想；一方面提出“天志”、“明鬼”理论，作为其实现兼爱的方法原则，希望借助天地鬼神的力量而达成其兼爱的目的，这显然也是苍白无力、幼稚可笑的。从积极方面来看，墨子的兼爱思想也包含有合理的因素，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墨子看来，每个人都同样有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即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人既要自爱，又要爱人；既要自尊，也要尊重他人。墨子痛斥“贼虐万民”的侵略战争，反对数百数千人杀殉的葬礼，抨击统治者只顾自己享受而不顾百姓疾苦的奢靡生活。批判只要子爱父、臣爱君，而不要父爱子、君爱臣的伦理道德。“这些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上由于阶级对立而存在的敌视人、侮辱人，尤其是统治者任意残杀人的野蛮行径的抗议”，体现出了墨子对广大民众人格与尊严的尊重。当然墨子所言之平等只是一种人格平等，而绝非是社会、政治地位的平等。

墨子“兼爱”以“交相利”为旨归，彰显出浓厚的利他精神与民本色彩。墨子的“兼爱”主张是以“利”字为归宿的。“利”既包括“民之利”，也包括“国家之利”、“天下之利”，而对于“亏人自利”的行为，墨子却是坚决反对的。

墨子认为，只有实行“兼爱”，才能使“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

这种对民众生活疾苦的关注及其对自利行为的批判使其兼爱思想带上了浓厚的利他和民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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