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在水浒传中的形象（从水浒传人物李逵的形象入手）

李逵对梁山兄弟、梁山山寨以及受苦难的人民的爱，就象大地一样的深厚，泥土一样的淳朴。它和李逵的反抗精神是互相激发，互相促进的。两者的结合，构成了这一个古代革命农民形象的本质特征。这就使他既区别于贾宝王、杜少卿等贵族叛道者形象，又区别于郭解、荆轲等游侠刺客形象的李逵独有形象。

为狄太公乔捉鬼；为刘太公赌自己的头；为了李鬼的一句谎话：“家中因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瞻”，“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也顿时心软手软，不但饶怨了他而且还很体贴地给他银子，帮他改业。这些都动人的表现了李逵对受苦难的百姓的爱。而表现得更有李逵特色的，我认为，还应该推“寿张乔坐衙”。

当时，李逵兴致勃勃，乔扮县官审案，“叫县门外的百姓都放来看”，又命“公吏人等着两个牢子装作厮打的来告状。”李逵作了一个纯粹李逵式的判决：“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他走”却指着那个挨了打，不敢反抗，只会告状的原告说：“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李達做得十分认真：他“直看得枷了那个原告的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这可能只是李逵的反抗精神的自然流露。但是，读者却会感到：他是在交给百姓一个伟大的字眼——反抗不是怜悯，更不是施舍，而是反抗，这才是革命农民李逵对百姓的爱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据说“尝摘录《水浒传》黑旋风李逵事，勒成一帙”。特地“名曰《寿张令李老先生文集》”。因为他知道“嬉笑之言，甚于怒骂。”李贽注目于“寿张乔坐衙”，可以说明这一幕风趣的闹剧，确实蕴含着严肃的政治意义。

说到李逵和梁山兄弟、梁山山寨的关系，那可谓是亲密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当他刚参加义军，还没有踏上梁山土地，在白龙庙商议军情时，李逵便俨然以梁山的主人自居。从此以后，在他的一举一动里，都自然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感觉。他对人自称姓名，总要自豪地加上“梁山泊”三个字：“则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这个专讲痛快的黑汉子，毫不嫌这个称呼长得累赘。

有一次他奉山寨军令去请公孙胜，公孙胜非要得到“本师真人”的许可才肯去梁山。李逵就大为不满：“你原是山寨里人，却来问甚么鸟师父。”他当夜斧劈罗真人，心里好生喜欢：“今番且除了害，不烦恼公胜孙不去。”在李逵想来，既然是“山寨里人”，就一切都得听山寨的，还顾什么师道尊严。要是那个防害了山寨的利益，那就是“一害”，李逵就要用斧头除掉他。这就是这个革命农民的公私观。

李逵心口如一，表里一致，对别人是如此要求，他自己也就这样想这样做。为了救梁山兄弟，每次李逵总是抢先挺身而出为了山寨的利益，嗜酒如命的李逵可以滴酒不饮生性直叫直嚷的李逵，可以扮做哑道童，仁人调笑，闭上嘴几天不说话沦州杀小衙内，本是山寨的军令，“不干李逵之事”，但为了团结朱仝，素来不受委屈的李逵，竟能当着众人的面，“拜了朱仝两拜，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有次，李逵私自下山去厮杀，宋江“只得叫苦：‘……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吴用道：“兄长，非也。他虽粗鲁、义气倒重，不到的投别处去。”是的，李逵再也“不到的投别处去”了。他生是山寨里人，死是山寨里鬼，天底下没有什么力量能叫李逵和山寨分离开。

鲁智深的反抗性诚然也很强烈，但是多年的提辖生活，也带给他一些“有本领走遍天下”的思想，使他对山寨有时不免流暴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独有李逵这个赤贫的农民，除了山赛，天下虽大，却再也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了。在大部分场合，梁山兄弟和梁山山寨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逵又将怎样呢

《双献头》在故事情节上和《古城会》很相似：都是场误会，使鲁莽的张飞、李逵，对自己敬爱的结义兄弟关羽、宋江翻脸成仇。但是两人所维护的义又很不相同。张飞怪的是：“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李逵甚至像张飞那样的“理”也说不出，只是“气做一团，那里说得出”，但当我们看到他未上忠义堂“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我们是能体会到这个鲁莽汉子的内心的：玷辱了山赛旗帜的，竟然是最敬爱的哥哥，这使他十分痛心但是山寨旗帜，毕竟高于宋江，他又是刚直的。我们不仅为李逵的凛然大义而喟然赞叹！

​“义”，本来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体系。《孟子》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在这里，“义”直接从属于封建忠君的大前提，有明显的尽义于一人一性的封建性。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也常常借用这个概念，在另一种意义——互助友爱的意义上使用它，这就是所谓“有祸同当，有福共享”。被压迫人民的道德，主要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得到锻炼而发展提高的。李逵正是置身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在“双献头”等某些场合进一步突破“义”的封建性，进一步赋予这个概念以团结反抗的内容。这才是农民阶级的革命的“义”，这才是大“义”!

在同统治者的关系中，李逵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在同梁山兄弟的关系中，李逵也在不少场合突破了“义”的封建性。这两个突破，使李逵形象所体现的民主精神，高扬到了封建社会文学中难得的高度。使他高出于张飞、牛皋、程咬金等一切李逵型的形象。张飞等可以有李逵性格的某些因素，却很难容纳一个赤贫农民的坚决反抗精神和燃烧着反抗精神的义。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正如李逵在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还有其局限性一样，在他同梁山兄弟的关系中，有时也还可以看到“义”的封建性的一面。当戴宗向罗真人介绍时，曾说：“虽死，其忠不改，……因此宋公民甚是爱他。”罗真人在降服李逵后，又特地教训他：“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在这个半神半人的真人面前，也就“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语’”这些地方，终让人感到李逵有时分不清尽义于宋江跟尽义于山赛的界线。

《水浒》作者可能也分不清，他所使用的虽然是同一个道德观念，实质上表现的却是两个敌对阶级的两种对立的道德：有时表现的是农民阶级的“义”，有时表现的是地主阶级的“义”。这对于李逵和作者来说，都是不足为怪的。值得提出的是，有的评论也在这里放弃了阶级分析，笼统地将它都称之为狭隘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