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古墓挖出三本古书（1978年湖北出土一古墓）
1978年2月底，湖北随州城郊一座小山包上，武汉的某军属部门正在准备扩建厂房，开山炸石。
随着一声巨响，烟雾散去，地面突然露出一大片褐色土层，与周围的红砂岩形成鲜明对比。负责现场指挥的领导郑国贤，凭借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怀疑土下埋藏着一座大型古墓。
然而，他没想象到时是，古墓中竟有一樽重达14000斤的巨棺，更揭开了一个传说中古国的神秘面纱……
湖北随州，传说中华夏始祖炎帝神农的诞生地，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是湖北省的北大门。随州城西北约2千米处，有一座小山包依山傍水，藏风聚气，按《藏书》一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令尹斗越椒发动叛乱，在此地与楚庄王的平叛军相遇，楚庄王身先士卒，擂鼓助阵，将士们士气大振，一举击败敌军，平定叛乱。为了纪念这场恶战，这座小山包被命名为擂鼓墩，一直流传至今。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神州大地万象更始、百废待兴之际，位于随州的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正在擂鼓墩东团坡一带扩建厂房。2月的一天，负责现场指挥的领导郑国贤，带领十几名工程兵准备开山炸石。
伴随着一声轰鸣，岩石和尘土四处飞溅，烟雾散去，地面突然露出一大片褐色土层，与周围的红砂岩形成鲜明对比。
野外作业经验丰富的郑国贤判断，从现场的土层颜色和分布形状看，这块土地下面恐怕另有玄机，随即带领士兵们对土层周边进行了初步勘探。
随州地处中华文明腹地，发现古墓本不足为奇，但在勘探完现场后，郑国贤内心还是暗暗吃惊。这座古墓长度超过20米，宽度近7米，面积比1972年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还要庞大6倍。
通常来说，墓穴的占地面积与墓主人身份的尊贵程度高度相关，同时越大的墓穴，埋藏的陪葬品种类和数量越多，其中出现珍品的可能性就越大。想到这些，郑国贤心情愈加激动，难道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国宝级古墓？
他马上叫来工程队长，让他守住现在，自己风风火火地赶往部队，报告这一重大发现。
接到郑国贤报告，考古专家迅速赶赴擂鼓墩，经现场鉴定，基本证实了郑国贤的猜想。随州发现大型古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在考古界和历史学界引发了强烈关注。
1978年3月，随州古墓联合勘探小组正式成立，由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考古专家谭维四担任队长，开始对该墓葬进行钻探发掘。
考古队员们手持探铲，向地下打孔探测，随着探孔越来越多，墓坑的范围也越来越清楚。但很快考古队员们发现墓坑上层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且有地下水溢出来，已经无法进行原封不动地保护了。
谭维四建议立即动手发掘，以最大限度抢救文物，这一建议得到认可。
然而，令人不想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墓坑中部偏北的地方竟然有一个大约0.5平方米的盗洞。糟糕！难道让盗墓贼捷足先登了？
考古队员们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谭维四先让队员们对盗洞进行检查，却发现盗洞似乎已经废弃很久，满是泥浆和石块，像是被水泡过的样子。
现场的很多人都泄了气，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发掘价值的古墓，里面的文物极可能遭到盗掘和水蚀，很难保存完好了。
但谭维四仍然很坚定，他鼓励队员们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在谭维四的坚持下，考古队员们决定继续先前的人工发掘工作。
在考古队员们的努力之下，墓穴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经测量，墓坑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约6.58米，总面积达到了220平方米。
其中，仅放置木棺的椁室就有190多平米，比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大6倍，比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大14倍，比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大8倍。
如此规模的墓葬，此前还从未出现，再考虑到它的结构属于构筑在岩石上的岩坑竖穴墓，此前在南方还从未发现，这足以说明古墓内的这座巨棺，其罕见和珍贵程度达到了国宝级！
随着覆盖墓室的填土被考古队员们一铲又一铲地削去，墓室上层的石板逐渐显露出来，经初步清点，共计47块。这些巨大的石块被考古队员们用起重机搬离，露出下面的夯土层。
夯土层同样非常厚实，在2.5米深的夯土下另有一层约1～30厘米厚的青膏泥，青膏泥下又是一层用于防虫防潮的木炭，这层厚厚的木炭，总量达到6万千克。
考古队员足足用了十天时间才将木炭清除完毕，墓室上层的椁板暴露无疑。
终于到了进入墓室的时刻，考古队员们既激动又紧张，由于之前那个盗洞的关系，他们很担心墓室被严重破坏。
随着起重机揭开石板的一刻，一个队员大喊：“不好！是水！”
只见墓室淹没在一滩浑水中，队员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看！水面上有木棺！”另一个队员大喊。
“木棺外观保存完好，还有希望！”谭维四说，并指挥队员们赶快开始抽水作业。在抽水的同时，为防止木棺将下面的陪葬品砸坏，又动用起重机将漂浮的木棺一一吊出来。
打开棺盖，里面是一些女性的遗骨，经骨龄检测，遗骨的年龄在13岁-25岁之间。正值妙龄的少女，却成为了墓主人的陪葬。更让人恐惧的是，这样的女尸，整个墓穴竟然有23具之多！
随着水位一点点下降，人们发现这是一个竖穴木椁墓，掘于红色沙砾岩之中，平面为多边形，没有墓道。墓坑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深度在13米以上。木椁共有12道椁墙，椁高3.1米～3.5米，由171根长条木板垒成，达380立方米。
墓室按方位分东、中、西、北四室，均为长方形，中、北、东三室宽度一致，均为4.75米。
东室放置主棺，这具“巨棺”连棺带椁重达14000斤，占地面积达到了二百多平方米！顶部棺盖上分布着12个铜钮，棺盖青铜框架由2根纵梁和4根横梁卯榫接合而成。
棺壁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雕饰花纹，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线条流畅。
更为奇特的是，外棺一侧下方开一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棺内之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而特设的。
内棺长2.49米，头宽1.27米，足宽1.25米，高1.32米，用木板接榫而成。内棺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精美的艺术品，两侧绘有惟妙惟肖的龙、蛇、鸟、兽等图案，拱卫着中央格门。
门两侧绘武士，头生双角，躯体像鱼又像兽，手持双戈戟，两眼凝视前方。棺面上绘制的神兽长着鹿一样美丽的角，却有鹤的长颈和翅膀。
经初步鉴定，棺内装殓的正是此墓的主人，他究竟是何身份，竟能享有如此巨大的棺椁，还能让这么多位妙龄女性为他陪葬？
为了确定墓主人身份，考古队员们开始对墓室的陪葬品进行发掘和鉴定，以期从中找出墓室主人的身份信息。
墓的中室放置着随葬的礼器和乐器。考古队员们先是在积水面上发现3组悬挂在木架上的青铜编钟，而在水面之下，依稀还能看到模糊而巨大的影子。
经过粗略测量，这座椁室深3.3米，现在露出水面部分仅1米左右，下面还有2米多深的积水，这意味着这组编钟很有可能超乎想象的庞大。
由于担心钟架失去平衡造成倒塌，谭维四下令放慢抽水的速度，排空整个墓室的水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渐渐地，地底下的甬钟随着水面缓缓下降显露出来，勘探人员也从泥中挖出了西北架上的铜人。
至此，一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编钟终于全部露出了真面目！
编钟是我国东周至秦汉时期的代表乐器。编钟的出土基本框定了这座古墓主人的年代范围，但还不足以确定具体时间。
考古队员们继续探索，在墓室的西室发现了13具殉葬人木棺，北室发现了青铜兵器及车马器等。这些器物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纹饰华美，兼具南方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特点，墓主人身份呼之欲出。
最后，考古队员们在主棺旁发现了一柄战国武器——戈。这个发现，终于解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戈上刻有“曾侯乙之寝戈”的铭文，考古队由此断定棺内之人就是“曾侯乙”，他是战国时期曾国的诸侯，“乙”是他的名字。而此件短戈，就是用作陪葬品的武器。
重达14000斤的外椁震撼了世人，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名录的国宝级文物。
除此之外，曾侯乙墓室还出土了大量的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器、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等文物，共计约15404件，其中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
其中，最著名的文物当属入选了六年级语文课本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青铜编钟。
整套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高265厘米，长748厘米。其中，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曾侯乙编钟以其精准的音效、精细的做工以及凝聚其中的厚重历史闻名于世，代表了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最高水平，堪称“国之瑰宝”！
从音效上看，为了确保音准，这套编钟所用材料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的青铜合金，钟壁厚度、形制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曾侯乙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
整套编钟只比现代钢琴少了一个八度，钟的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
从做工上看，曾侯乙编钟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精美绝伦而又不失庄严与厚重。可以说这套编钟不仅是一项精准的青铜乐器，也是一项卓绝的艺术品。
曾侯乙编钟背后还有着一段动人的曾国历史。
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弟弟夫概一起带兵攻打楚国，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并获得胜利。
楚昭王不得不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寻求到郧国避难被拒，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紧追不舍，率兵直抵随国城下。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劝随侯将楚昭王交给吴国，以除后患。
随侯表示随楚世代友好，拒不交出楚昭王，也不肯透露楚昭王的下落。楚昭王对随侯万分感激。随后楚国援军秦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回到吴国。
楚昭王得以归国复位，为报答随侯的救命之恩，楚昭王下令楚、随世代友好，不相攻伐。
经专家研究确定，随国就是后来的曾国，曾侯乙就是随侯的子孙。这套编钟就是楚昭王的后人楚惠王为了报恩而送给曾侯乙的谢礼。
曾侯乙编钟之上还刻有小篆体铭文，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
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1979年金秋，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这套编钟奏响了《东方红》、《楚商》、《国际歌》等中外乐曲。
这件精美繁复的文物，和曾侯乙墓室出土的其他巧夺天工的文物一样，在淳朴厚重的岁月沉淀下，继续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曾国故事。
曾侯乙墓出现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见证了楚随文化的兴衰，陪伴着一代国君的长眠。
“古今多少事，均付笑谈中”，斯人已逝,生者如斯，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为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豪，但也不能因为曾经的繁盛沾沾自喜。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继往开来，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1]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王晶，通讯员陈虎、张君：《湖北考古界“挖出”一部曾国史》.新华网，2019年8月7日。
[2]《“曾国之谜”揭开神秘面纱：曾国和随国为一国二名》.人民网，2014年12月21日。
[3]《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央视网，2014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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