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里面（迷雾迷雾中的人性）

"恐怖是什么？自然灾害让我们依赖的科技产品无效，内心的不祥预感与死亡预兆，视听限制，密闭空间，人类自身的冲突、欲望、矛盾，可怕生物，无法对抗，死亡，探索，牺牲，噩耗，"以管窥天"的保护之道，感官封闭自卫，逃脱，不明确的结尾，希望。"——史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短篇小说集《被诅咒的手》作者序。

电影《迷雾》发行于2007年，改编自史蒂芬·金《被诅咒的手》一书中收录的同名短篇小说：一个小镇忽然被一阵来路不明的大雾笼罩，雾中似乎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一群人被困在一个超市中，一个志愿者身上系着一根绳子出去，最后绳子断了,有血迹但人却不知去向……充满了史蒂芬·金式的悬疑。兼任该片编剧的法国导演弗兰克·德拉邦特 （Frank Darabont）曾指导了包括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肖申克的救赎》（1994）与《绿里奇迹》（1999）等多部优秀电影，而二者皆改编自史蒂芬·金的作品，导演本人也与原著作者同时担任编剧。

这里不得不谈及史蒂芬·金的作品风格，即在"毁灭"的极端条件下揭露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史蒂芬·金在恐怖的表象下展现出对人性本质的关注与拷问，反映与揭示美国社会中种种令人担忧的现实状况。在他的作品中，"毁灭"并非目的，而是反衬他对人性"善"的寄望，通过对人性的解读来确认人的神性，即人是可以完全了解自己从而战胜自身恐惧和心魔来重塑理性与意志对抗各种外在力量的。

史蒂芬·金的很多小说其实是对某种现实焦虑的一种寄托和排遣。现实中的恐惧和焦虑会在噩梦中反映出来，而史蒂芬·金则在作品中让噩梦回归现实，他揭示了人类内心黑暗的另一半——恐惧与焦虑。史蒂芬·金大部分作品里表现出的令人恐惧的荒诞怪异的世界实质上源自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恐惧，而且还为他的恐怖意境塑造了一个非常立体的情境——完全在一个真实自然的现实环境里表现奇幻故事里面的人的反应。简单来说，史蒂芬·金对恐惧，死亡、毁灭的表现埋伏于平凡的小地方和小人物的细微生活中，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深藏在自己潜意识中的各种阴霾与黑暗。

《迷雾》作为弗兰克·德拉邦特与史蒂芬·金合作多次后的再度联手作品，可谓水到渠成，风格鲜明。影片并非是一部大红大紫、万众瞩目或者以大量特技镜头取胜的科幻片，但也依然在小范围内引起了剧烈的讨论，其中显现出的极端毁灭下的人性善恶对立更是引起了广泛的深思；电影的结局却并非惯常的"正义的一方取得了胜利，邪恶的一方受到了惩罚"，而是坚持抗争、有勇有谋的男主走投无路用光子弹杀死了志同道合的盟友与挚爱之人，独自走入浓雾之中寻求未知的怪物将他从绝望中解脱出来。

有的观众认为这样的结局意在揭示"坚持就是胜利"，但这样的看法常常源自于观众的"上帝视角"偏见，甚至可以说是观影后内心的"憋屈"无处发泄，转而批评电影本身；而另一些观众却将这一结局看作是"古希腊式的悲剧"，壮士断腕、舍生取义而后陷入无边的孤独，也许反而是对"正义"的存在性致敬。

影片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巧妙的一笔，用以揭示人际关系的核心——利益。男主角David和黑人律师邻居Norton仿佛存在私人纠纷，但是却因为David把Norton顺路带到了镇子上并且一路上表现的非常友善，两个人的关系又变得缓和了许多。Norton跟David说"谢谢"，David的儿子问，"你和Norton是不是变成朋友了"，面对一个孩子单纯的问题，David反而不知道如何回答，变得支支吾吾。这其中的转变无外乎是利益的转变，人跟人的关系也因利益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更在之后的剧情中讨论了当利益冲突激烈之时，人更是可以枉顾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人与人的关系更走向剑拔弩张与非黑即白的对立。

从超市地下室修理发电机时的David与超市工人的冲突开始，影片进入了两对主要的冲突之中：男主角David一行人与以黑人律师Norton为首的一群人之间的关于超自然力量存在与否的冲突、以及黑人律师为代表的理性派与宗教狂热分子Mrs. Carmody之间关于"天启论"的冲突。

随着影片剧情的推进，可以看到以"理性"为指导，相信世上绝无超自然力量存在，选择外出寻求救援的黑人律师一行人甚至并未走出超市的范围，被变异后的蜘蛛用蛛网全部困在了徒步可走进的药店中；而发现黑人律师Norton的过程也极富讽刺意味：一面是David一行人将Norton从蛛网上解救下来，一面是Norton大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能感觉到它们"，随后无数的小蜘蛛从Norton身体中孵化出来，冲破了血肉之躯向众人前来。

以"理性"为代表、追求"呈堂证供"的律师，却以自己的肉身孵化出了无数自己坚定不相信存在的"超自然"的生物；而在纵观影片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超自然"的生物，并非"超自然"的生物，正是"理性派"为寻求权力进行军事试验的产物。Mrs. Carmody一角的更像是编剧在"极端毁灭条件的社会学试验下"设置的试验参照。从神枪手与众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Mrs. Carmody在镇子中是有名的"Abnormal"，镇子上的人平日与她的交往相对疏离，孤僻使得她对疯狂笃信上帝以寻找精神寄托、甚至在掌握话语权后开始了 "极权主义"作为对众人平日疏离的报复。

Amanda在厕所问Mrs. Carmody是否需要一个倾诉的朋友的时候，Mrs. Carmody的回答居然是需要"朋友时"只要蹲下就行，因为可以得到"Shit"。

从史蒂芬·金的创作背景来看，Mrs. Carmody应当信仰天主教，天主教经典《加拉太书》中将"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私图好争、分立、宗派"定义为极大的罪行，也是后世极为人熟知的"七宗罪"的出处。

从影片中Mrs. Carmody的表现来看，这一角色无论如何也不能看作是宗教亦或是邪教的代表，而可以看作是为大众所排斥的"反社会型"边缘人物在掌握了极端权力下内心反社会欲望的投射。

在影片前三分之一还受众人忽视的Mrs. Carmody ，在夜晚到来之后因镇定而与怪物近身接触并未受伤之后获得了相当多人的"崇拜"；之前饱受忽视的"天启"言论，也突然被奉为"圣经"，甚至当"生祭"这样原始宗教的野蛮观点被提出时，Mrs. Carmody的追随者也忽视现代美国极为强调的"人权"而趋之如骛，现代文明大厦在此时此刻倾倒。

基督教曾在中世纪展开了长达300年的"女巫猎杀"，生祭良家妇女以打击异神教，维系宗教地位。影片的创作时间在2007年，与中世纪时隔近600年，编剧安插"生祭"这样的情节，可以理解为Mrs. Carmody本人长期孤僻导致的反社会心理的反应，但众人的追随则反应出导演对现代社会的思考：所谓现代文明只不过是人类共同利益作用下的产物，当面临秩序崩塌，人性的自私与虚伪便暴露无遗。

为了接近虚妄的终极拯救者，人们选择牺牲平日里以礼对待的街坊，来获得免除自身被惩罚的机会。Mrs. Carmody像是一把快刀，将她的追随者心中面临未知与死亡的绝望中残存的理性与友善的帷幕割开，露出了深藏在现代文明之下的自私与虚伪。

而对Mrs. Carmody追随者的塑造也是相对模糊的，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系列的"集体无意识"，映射了现实中的许多"信仰者"，他们无力承担自己身上面对生存与自由应付的责任，选择了相信某些极端的"主义"，将自己的需求绑架其中：一群绝望人的紧紧将彼此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牺牲掉任何与本集体利益相悖的人以寻求集体的安定。

试想，如果David一行人不做任何反抗，任由Mrs. Carmody及其追随者鱼肉，当可以Mrs. Carmody 集体之外可以被"生祭"的人祭祀完后，Mrs. Carmody一行人的面临未知恐惧又会迫使这些人互相厮杀，"适者生存"直至最后如同养蛊般留下一个"强者"，而恐惧与绝望也不能获得一丝的平息。

此外，士兵之死之中，军事实验的失败其实和他本身的行为并未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众人内心的愤怒与无助却无处发泄，他们无力去寻找真正的罪魁祸首、将集体行为与个人观念区别看待，选择鲁莽的处死士兵，仿佛这样就惩罚了灾难的创造者，平息了短暂的愤怒，但面临死亡的恐惧却一直萦绕在众人心中难以散去。

这就如同疫情期间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言论，他们藉由混乱，将罪责归咎到中国人身上，歧视甚至伤害身边的中国人以祈求疫情不要蔓延在自己的国家，但却完全忽视掉了这些远离祖国上千公里的"邻居"其实并不危险。

以男主角David为首的一群人则相对应得代表了自由主义，他们追求生存，追求自由，为正义呼喊，为弱者帮扶，他们追寻个人的力量与能动，但也因此没能够如同Mrs. Carmody一样呼朋引伴形成集体。这一点也正印证了美国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所探讨的"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和责任，它就很可能转向极权主义。"人们逃避自由、逃避自己应付的责任，生活在集体中以等待集体为自己负责，寻求内心的安慰、逃避自我追求所带来的孤独感。

影片最后，汽车在巨大的怪物轰然路过上下震颤，这是绝望的象征。车里的人类永远无法战胜它，于是枪声响起。这是悲哀的，David一脉人的自由主义已经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既然都打算要死了，那为什么不干脆出去与怪物搏杀？如果这是人类之间的战争，会在最后自尽前去杀几个算几个，以寻求最终的正义，彰显对胜利的希望。

可是面对铺天盖地的怪物，世界已经全面沦陷的绝望，David一行人的对胜利希望已然破灭，他们选择了最后的抗争——死在人类自己的手上而非无尊严的死在怪物手里。

David开枪杀死同伴及儿子之后，剧情在这里反转，用尽子弹的David冲进浓雾中悲嚎，浓雾却在此时散去——军方开始了解救行动。在男主角被解救后镜头一闪而过，带到了在影片一开始担心小孩在家无人照顾，求助无果选择独自一人离开超市的短发母亲。当卡车路过时男主角与她的眼光相对，让观众也不禁陷入沉思之中，命运原来这般无常。

这一处理沿袭了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悲剧情节，当然，也正是古希腊的悲剧为西方戏剧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

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严肃、坚贞不屈又屡遭失败的英雄形象是古希腊悲剧的主体。当悲剧精神发光时，苦难的警钟才会开始敲响；观众对自然的、命运的、自身局限的思考，也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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