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远（重义气兄弟让位）

荆轲刺秦，想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燕国，奈何秦王也不是等闲之人，荆轲在最后一步失败让人叹息，但荆轲的勇气让人佩服，特别那种是视死如归不屈的精神，可谓是传统文化中的“义士精神”，但荆轲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义士，历史上的“士”从何而来？

义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震撼和感动，但身有“义士精神”之人，难道就是士？

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商朝的孤竹国君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兄长伯夷和弟弟叔齐。自古以来历史都是立长子，但是国君却喜欢小儿子，于是就立叔齐当了继承人。

孤竹国君死后叔齐不肯坐国君之位，希望自己的哥哥让位。但是他的哥哥伯夷说这是父命，于是选择逃走。叔齐觉得自己做君主有失大义，于是也跟着哥哥逃走了。

这两兄弟逃出孤竹国以后，听说西伯姬昌是一位贤君，于是决定到西岐生活。但是他们到了西岐的周部落，周文王姬昌已经去世。

此时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准备发兵讨伐商纣王，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快上前进谏，对周武王说：“您的父亲才去世不久，就立刻起兵打仗，这是孝道吗？您是商朝的臣子，却起兵攻打纣王，这是仁义之道吗？”

周武王身边的士兵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冲上去要杀了兄弟二人，姜太公阻止了周围的士兵，然后说：“他们都是义士！”两人听了扬长而去。后来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们觉得吃周朝的粮食是一种耻辱，于是就在洛阳的首阳山寻找野菜吃，不久后双双饿死。

这是在《史记》中记载有关“士”的最早记录，如果我们将故事进行剖析，会发现义和士之间的关系。

他们感叹以暴制暴的悲哀，喜欢清新淡雅的祥和，这也造成儒家非常推崇伯夷和叔齐，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这兄弟二人，说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齐互相让国是仁的行为，其实这里隐隐体现了孔子的一种政治理想，孔子深知世袭君主的缺陷，儿子的能力可能远远低于父亲，那么像尧、舜一样的禅让制，不失为一种完美的权力转移模式。只是孔子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自我道德的修行上，对政治制度的设计显得很淡漠。

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度，只有一种禅让制的参考模式，没有给孔子提供其他扩大想象力的素材。因此“让国”除了在个人行为上是仁的表现外，在政治上的仁更是孔子所赞誉的。

不食周粟以至于饿死首阳山是义的表现，这是一种不屈的人格，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低眉折腰地以求生存，这是义土的行为，同时也是孔子赞叹的。

这种人生价值观成为后来知识分子的内在要求，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更是打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家园。孔子曾给士下了定义:“士志于道”，也就是有理想有大义者才被称为“士”。

春秋战国是义士纵横天下的黄金时代，很多义士都在各君国中做门客，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是门下士者最多的四位人物。他们动辄收养数千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是为了满足口足之欲当门客，更多的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纵观历史当中，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众多能人志士，知识和能力有了一定的地位，士者帮助国君解决问题，而士者获得尊重和地位，这是最早的“知识”置换，在此情形下，很多国君为了能够得到士者的帮助，甚至免去了君臣之礼。

如秦王对范唯，“敬执宾主之礼”；梁王对邹更是在城门外迎接，“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魏公子信陵君屈身拜请侯赢、毛公、薛公也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土的典型。

在谋略和知识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士者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此之下出现了“士”者变得高傲起来，这是这段历史士者必然经历的过程。

不屈，仁义，高傲，这是“士”在历史初期最为直观的表现，当历史不断发展，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士者的地位又发生了变化。

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士的作用，君主不再注重于外部的斗争，而是拼命加强一家一姓的政权巩固，士不再具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从帝王角度的立场上考虑，有才能的士为我所用尚可，一旦不能为我所用就变成了对政权的威胁，这种只能为帝王服务的狭隘空间，极大的限制了士的发展。因此从秦汉开始，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主要活动的是名士和方士，名士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方士则把希望寄托在成仙上。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士的称谓被一些家族所把持，成为进身之阶，渐渐形成士族势力，士的含义已经完全扭曲。

“士”的出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在诸多“士”的影响下，秦国才能够一统六国，从单个人为“士”到后来的“士族”，也是历史改变了士的表象，但士的内在还是寄希望于实现自我价值，“士”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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