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动物城给我们讲了什么道理（审美赋形与价值倾向）

迪士尼动画大片《疯狂动物城》于《乌托邦》发表 500 周年之际，在全球范围内热映并引发对于乌托邦的讨论，可视为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哲学。影片命名的不同选择显示了乌托邦价值立场的分歧。《疯狂动物城》在乌托邦叙事上自觉地尝试艺术选择与突破，把个体成长乌托邦与社会乌托邦交织叙事，构成复合的乌托邦审美与风格，但根本上的缺陷是仍然把乌托邦标签化，有反乌托邦的危险。今天重谈乌托邦的使命就是要超越乌托邦遗产，从新现实中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用新的乌托邦思想和信念来烛照人类向未来出发。唯有如此，人类才能重启乌托邦的伟大史诗叙事。

动画片《Zootopia》遭遇了译名的问题。这并不是生僻和艰难的翻译，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动物园乌托邦或乌托邦动物园，比如中国香港地区译为“优兽大都会”，中国台湾地区翻译成“动物方程式”，中国大陆地区则翻译为“疯狂动物城”。很明显，这几种翻译都回避了“乌托邦”这个直译，大陆也用“疯狂”两字取代“乌托邦”。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华语翻译似乎刻意回避了乌托邦的审美和想象行为，这至少给我们两种感受 : 第一，翻译为“乌托邦”不好，会犯大陆观众忌讳；第二，如果把几种翻译对照起来，可以说乌托邦是疯狂的等义词。

现在“乌托邦”一词原本包含的“美好前景““理想的国家“等褒义色彩在慢慢褪色，贬义在不断加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给乌托邦打上“白日梦””不切实际”“幻想”的烙印，20世纪社会主义命运的波折使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被嘲弄和否定，它甚至被窄化为斯大林主义加以嘲讽、鞭挞和抛弃。从乌托邦主义梦魇中惊醒过来的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

美国历史学家雅各比在其《乌托邦之死》中写道：“我们再也不能够思考根治整个人类的一切牙痛这种主张了，而且它所再次揭示的东西也变得更少了，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乌托邦的终结。”雅各比所言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有过特殊历史记忆的人，似乎很忌讳甚至恐惧谈论“乌托邦”这个词，犹恐避之不及，他们甚至把他们认为一切不合现实或实际的想法都统统斥之为“乌托邦”，把乌托邦和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等语词等同起来，或者用大陆的翻译就是“疯狂”了。

结合到作品展示的内容，作为一所现代都市化的动物园，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城市是乌托邦映像的基本形式”，里面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不论大小， 不论速度快慢，也不论力量强弱，都和谐相处，即使经过一场政治阴谋，最后也会变成大团圆结局。作为动画片，它以动物园来隐喻当代社会和人类，总体基调和叙述模式是欧美童话的模式：故事简单集中，人物形象明确，价值立场鲜明，充满喜感，不“疯狂”。如果真要追究其疯狂的表达，只有朱迪的警察梦想与奋斗，以及狡猾的狐狸性情变为善良的情节。这或许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根本上是当今思想界对乌托邦思想和认知严重分野的表现，它暗示我们当下对乌托邦存在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误解如果仍得不到有效清理的话，乌托邦本身具有的超越性精神和情怀将在时代的误用中被深深埋藏。如此一来，不仅历史仍将在晦暗不明中，而且我们对于未来的思考缺少动力和方向感的一般性指导，乌托邦本身具有的解放性力量就会成为新的压制性力量。

《疯狂动物城》作为一部乌托邦叙事作品，包含了两重审美赋形与价值倾向。

一是从空间维度，通过现代城市人际关系的非情景化设置，幻构了一个消除偏见、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社会。影片不再演绎以杀戮和捕食为叙事焦点的丛林法则，而是动物世界经过进化，掌握现代科技，按照现代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和原则组织起来的和谐社会，是不同形体、不同生活习性、不同食物链的动物们能和谐相处、各乐其乐的文明形态。在动物城里，各种生命形态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有适合耐寒动物居住的冰川镇，有适合耐旱动物居住的沙哈拉沙漠，有小型动物区，城市列车的门有大中小号，公交车上的扶手也高低不齐适合各种体型的动物。

二是从时间维度上，借助成长叙事模式，通过朱迪兔成功实现警察梦想的故事，表达了一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成功梦想，迎合或满足了大众心理最深处对于功名的白日梦。这种模式在美国大片和中国文化市场充斥的青春偶像励志影视片中俯首即拾。比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人生传奇，《功夫熊猫》中拙笨的熊猫阿宝拯救和平谷的奇迹等。这一类好莱坞式的个人成长与以往文艺作品中的个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重点铺垫的是成长者社会属性的合法性和先天品性的合理性，突出了成事首先是做人的伦理诉求，但在前者的人物设定中，主人公的初始状态被置换为能力的弱小和社会地位的卑贱，这与他们渴望想成功的远大目标形成巨大差异。

按照叙事动力学讲，动机和现实的困难之间距离愈远，动机就越有诱惑力，叙事也就越发充满了张力和传奇。朱迪兔要想成功，就必须主观上改变自身的弱势状态，具备警察应有的技能、勇敢、智慧和信仰等，这些素质和能力的获得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的单调过程。以故事艺术的叙述弧线考量，情节突出了三件事：贴罚单、抓小偷、勇查失踪者及揭露山羊副市长的篡权阴谋。可我们要追问的是，除了动画制作技术的精良外，《疯狂动物城》中朱迪兔大受欢迎的秘密何在，恐怕还得要从成长叙事的乌托邦品格上找答案。朱迪兔从小人物逆袭成为大英雄的传奇满足了普通人成功的欲望和渴求。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理性知识和法则告诉我们，朱迪兔的成功概率微乎其微。普罗大众应该也明白，但他们会不以为然地说，咱们偶尔做梦不行吗？这正是文学的审美作用和救赎功能的体现。

想一想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不是也被全世界津津有味地讲了几百年吗？我们相信这个童话还会传颂下去。人们不是在传颂这个传奇本身，他们传颂的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梦想和情感伦理，是他们对现实生活不幸、不合理和有限性不满的曲折发泄，进而在情感和精神上超越的大胆自然的表现，也是疗治和平衡其心灵深处伤痕的手段。这就是乌托邦叙事存在并受欢迎的根本原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明白一些在艺术上平庸乃至粗糙的作品大受观众追捧的深层原因，与其说观众喜欢的是艺术品本身，还不如说他们借助电影满足率了自己的白日梦心思。

整体上看，《疯狂动物城》不仅重视个体的成长乌托邦书写，同时把个体成长的乌托邦与社会乌托邦交织叙事、相互渗透、互为支撑，构成复合的乌托邦审美与风格，无论是从审美想象，还是从哲理蕴含上，都留下了较大的言说空间。这种书写在今天普遍的反乌托邦书写中，不仅具有艺术的创新意义，更具有回归乌托邦叙事的意味。

既要肯定《疯狂动物城》对乌托邦叙事策略和审美取向上的出色表现，也要冷静认识到该乌托邦叙事中存在的危险。在我看来，该片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个体成长的乌托邦叙事中对成长的抽象化处理和偶像化倾向。

朱迪兔的成长故事老套陈旧，可供开掘的意味不多，这并不是成长叙事的模式有问题，而是影片没有思考朱迪为何要成为警察，或者说成为警察对于朱迪的人生意义与价值这一核心命题。通常说成长离不开“他人引导”或者“自我引导”，这个“他人”一定是思想坚定，社会阅历丰富、品质优秀的人，他给主人公信念，和人生的梦想和方向。成长者通过一番锻炼和努力，渐渐成为引导者。这种模式在我国的教育成长小说比较普遍，影响较大，但在朱迪兔身上有所缺失。

其次“自我引导 ”必不可少。在现代社会里，个体通过主导型学习或者人生经历领悟与生命的意义，成为其成长与行动的动力依据，但这样的形式在影片中闪烁其辞，造成了叙事动机合理性的空白，使得朱迪兔的成长叙事落入俗套。有人或许说，朱迪兔的行为与成长经历证明了美国梦的普遍特征，个体的成功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化特征与情感结构表征，但是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欲望和梦想中，只能通过类似的电影来暂时满足白日梦的浅层情感需求，而不是精神乌托邦对于人的超越性的深层追求，是虚假乌托邦。这种白日梦叙事的危险在于，虽然可以一时起到情感慰藉的作用，如果大众不能清醒意识其负面效果的话，它可能成为当代大众文化消费中的精神鸦片。

朱迪兔作为偶像和英雄形象的更大危险在于它与乌托邦反偶像精神背道而驰，朱迪兔逆袭成为动物城英雄是典型的偶像叙事。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偶像在社会结构秩序中往往成为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潜形象”。完全有理由推测，在未来的朱迪兔很有可能成为权威，试想一下，动物城的山羊市长不就是曾经的朱迪兔吗？她最有独裁和野心，她一手策划的谋反事件就是证明。这就是偶像叙事的潜在危险。如果在叙事上不能解决这个难题，乌托邦的审美叙事终将走向反乌托邦之途。

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追求理想、完美和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而这种精神冲动正是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千百年来，乌托邦因和未来密切联系 , 它激发对“美好”和“理想”的梦想和追求，以积极的姿态和力量改变不合理的秩序和个体的存在状态。人类的这种努力和冲动成为文学艺术的重要书写对象和形式，成为乌托邦叙事。因此人类历史上涌现了乌托邦叙事和反乌托邦叙事两种潮流，这两股潮流相互依存、斗争而发展，这也是乌托邦叙事及其思想复杂性的表现。

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在《疯狂动物城》上，简单肯定或者粗暴否定其乌托邦审美与价值取向都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吸取该影片中革命性力量，警惕其压制性能量。由于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凝固，阶层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拉大，社会流动性减弱，在“官二代”、“富二代”的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同时，成功的标准又是简单而唯一的，那就是以金钱为核心。可以说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文坛在这样的处境下涌现出大批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形象，比如涂自强（方方 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张某某（ 马小淘的《章某某》）等。

把“失败青年”形象和朱迪兔成功人士形象对比起来虽残忍，但别有深意。笔者既反对以朱迪兔为代表的所谓廉价抽象的美国式成功梦，也不赞成这种全球化“失败青年”末世幻灭感的书写。乌托邦的成长书写也可以写失败，严峻的现实主义也要给人梦想。文学艺术不能屏蔽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在底层社会生活的艰难与痛苦，需要揭露他们经受的不公平和被剥夺，但是我们还需要给底层青年光明和希望，让他们在苦难中保持微笑。即便是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鲁迅，其笔下也会出现乌托邦意象，何况底层青年的状况还远没有这么糟糕。这并不是说不能写失败青年，而是说作者在书写的时候更需要有现实主义的超越精神，要有“含泪的微笑” 的审美理想，要体现出乌托邦担负的拯救灵魂、拯救历史的重大而深远的使命。

从托马斯 · 莫尔的《乌托邦》到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在文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宝贵的乌托邦遗产。无论是主张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乌托邦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存在。今天我们谈论乌托邦，恰恰是新的现实形势需要重新理解乌托邦，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用新的乌托邦来烛照我们向未来出发。

乌托邦并不是僵死的历史遗产，也不是子虚乌有的虚假想象，它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和历史的踪迹里，开启对于未来的期待，或者说乌托邦自身蕴涵着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紧紧联结的开放性结构。乌托邦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应该是发展的、动态性的，即便在一种文化形态或政治体制内部，也应该充满非冲突性的矛盾，以保证其作为开放性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将其放在现实的空间里展开讨论，而不是做学院派式的思辨。

今天讨论乌托邦最大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多重语境叠合成的乌托邦幻象，让人们沉迷于对现实的满足感或对改变现实的无能为力感；二是致思方式过分倚重以往的思想资源，陷于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乌托邦的对立性思维状态。

在全球化语境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民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即便是穷人，其基本生活也基本得到了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人们普遍得到的物质保障和生活的自由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好得多，不要说托马斯· 莫尔虚构的乌托邦岛国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生活形式已经在部分地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充分实现，就连马克思笔下理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部分实现。

这种早已实现的“乌托邦”让大部分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于是他们就失去了进一步改变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到达“能力的临界点”而演变为新的权力，新权力采用了新策略，先迎合大众选择，进而制造大众选择，最后控制了大众所需要的服务，终于通过民主和市场的选择而实现了权力的新专制。到头来，民主和自由不过是一场虚情假意的游戏阴谋，等大众明白时却像温水青蛙一样难以跳出这沸腾的专制之锅，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其次，对于乌托邦的研究陷于学院派的思辨之中而堵塞了对乌托邦更开阔的视野和行为之途也是今天乌托邦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思路：有的保守主义学者主张让乌托邦回到本体论状态，从而实现灵魂不朽。这虽然可以一定程度避免现代性大规模的乌托邦规划与政治性实践带来的灾难，但历史不会倒回到乌托邦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怀旧中；有的学者主张乌托邦不能实体化，真正的乌托邦应该是精神的乌托邦，强调乌托邦的生命力与活力在于其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升华之中。还有学者因历史上的乌托邦政治实践带来的专制和恐怖后果而反对乌托邦。如果思想不深刻，在历史上也起不到进步作用，在当下复杂的现实面前，则不同程度构成了今天言说和讨论乌托邦的困境来源。

在现实语境和理论资源的困境中，我们认为乌托邦还是可能的。这不仅仅基于严峻的现实可以激发出强大的乌托邦的激情和想象这一常识，也是基于部分学者面对困境给出的智慧思考和建设性探索。

首先，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平等的压迫史，也是一部乌托邦的斗争发展史。历史告诉我们，在压迫和专制最惨烈的时代，就是乌托邦冲动最为激烈的时刻。无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还是我国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人类整体上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思想界都不约而同把救赎的目光重新投向了乌托邦，试图在反省、梳理中重新获得再出发的勇气。

同时，按照现代性自反性理论，资本主义新的权力体系也在产生自己的掘墓人。无论现实多么严峻和困难，乌托邦其实一直藏在现实中，冲撞现存世界不平等的体制和结构。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反对霸权的运动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的斗争与集会等，都在一点一点蚕食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与体制。

其次，按照雷蒙· 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在当今资本主义文化结构中也隐约出现了乌托邦未来的形态。富有活力的现实吸引了一些思想家的灵感，他们探寻未来乌托邦的幽灵身影和丝丝曙光， 为人类寻找可能的理性出路。比如英国大卫 · 利奥波尔德“希望理论”说和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的“天下秩序”重构说等，这些思想正在汇成新的“乌托邦学”，结合历史和现实透露的曙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乌托邦学可以复活思想里长期睡眠的部分，复活政治、历史、社会想象中因不用而退化的器官，复活因长期习惯不行动而丧失的革命姿态。如果能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方面因素, 那么人类重启乌托邦的伟大史诗性叙事就是必然的。

今天乌托邦的境况向我们展示了其作为“疯狂”叙事所蕴含着的价值，透过历史的微光给人类以某种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乌托邦的遗产中早已蕴含了再出发的可能，如何将这一可能变成现实，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